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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典籍和考古材料都证明，在秦灭蜀以前没有“成都”这个名称和成都城，“成都”名和成都城出现在秦灭蜀以后的战国后期。古籍中记载的所有古蜀地名都是在古蜀文化（文字）已经完全消逝后产生的，均为中原文字及语义。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在军事方面的意味非常明显，所包含的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也就是秦征服古蜀的事实。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实施。“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它包含的意思就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也是“成都”得名系列研究之最后结论。
关键词：成都之名;秦统一战略;中原文字;走向成功之都
关于“成都”得名问题，笔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述“成都”如何得名的文章，从各方面阐述了“成都”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样的涵义是由以下几个基本观点构成的。
一、秦灭蜀以前没有成都城
考古材料证明，在秦灭蜀以前没有成都城。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金沙遗址路。它是中国进入21世纪即2001年的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统计，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1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
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但能不能就此认为“金沙遗址已经将成都建城历史从公元前311年提前到了公元前611年”呢？我认为，根据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下这样的结论。
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大型建筑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最大的一群建筑。其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另外还发现了70余座房址，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置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这些，足以说明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大型聚居地，很可能就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因为没有发现城墙，还不足以说明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城”。
成都有真正的“城”，按目前的资料，只能认为是秦灭古蜀后所筑之城，有夯土城墙，且在规模、布局上都照搬了中原传统。《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这里的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是公元前311年，说得上是确切的证据。即是说，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古蜀国;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需要城垣了，所以秦统治者在公元前311年兴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
退一万步说，就算今后在金沙遗址发掘出了更大型的建筑遗址甚至有城墙遗址证明它有“城”，也只能证明蜀人迁移到了今天“成都”的这个地区并且使之成为较大的聚集地，甚至有了“城”;但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城”就一定会被称为“成都”呢？
二、文献与考古的证明
何时有成都城和“成都”名？查阅先秦文献，发现在许多文献中都是记载有“成都”两字的。例如：
《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管子·治国篇》：“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
《庄子·杂篇·徐无鬼》：“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
《尸子》卷下：“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
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除了《山海经》在“夸父追日”故事中的“成都，载天”（此言是指某座山的名称是“成都”，“载天”即“戴天”，意思是山顶连接着天，形容极高）以外，其余皆是说尧舜禹三帝中的舜因为迁移了一次两次三次，逐渐形成城邑、都城，乃至国家。尧之所以把帝位让给了他，就是在他的迁移过程中看到了人心所向。
可以肯定，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均与后来作为蜀郡首府的成都无关。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年二十以孝闻。……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汉代学术领袖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作為城市名称的“成都”在典籍中的出现，是入汉以后的事。不过，地下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战国后期，其实就出现了作为城市之名的“成都”了。
1985年，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有“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弓形双耳间骹面铸饰一浅浮雕虎像。其一面为虎的头顶和前躯，另一面为虎头的下颚。虎首前端的骹面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刺身脊上另阴刻一“公”字。此矛因铸“成都”二字，故称“成都矛”。 2017年，在成都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群出土“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刃，柳叶形刺身，圆弧形脊，弓形双耳间骹面铸有纹饰，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手心纹。虎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成都”二字，手心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公”字。此件矛与荥经同心村船棺葬出土的“成都”矛形制相似，在成都属首次发现。
1987年，在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出土吕不韦戈，时代为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38年，现藏青川县文物管理所。援中部有凸棱，阑侧四穿，内一穿，援、胡、内有斜刃。内部两面均有铭文，共23字。正面刻铭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为“蜀东工”。铭文表明这件戈为秦国中央政府监造、成都本地“东工”制造。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所见“成都”。《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
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与“成都”有关的相关实物资料，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已有了“成都”这个地区或城市称谓。
《史记》《华阳国志》对何时有成都记载得很清楚。《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二十二年（即更元九年），“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秦惠王二十二年、秦惠王更元九年、周慎王五年，都是公元前316年。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了古蜀国。
秦在征服古蜀后，将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推向了原蜀国辖区：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所以三封蜀侯，而蜀侯又三反;终罢蜀侯而置郡县，原蜀国辖区改称蜀郡，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郡县制的设立，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郡县制当然不能只有郡而无县，在蜀郡之下，第一批建立的就是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按前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作为都市的成都是在公元前311年正式成立的，至今已经有2331年的历史了。
三、古籍中的古蜀地名均为中原文字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有古蜀时期的许多地名：湔山、朱提、江源、汶山、郫、玉山、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华阳、褒斜、熊耳、灵关、玉垒、峨眉、江、潜、绵、洛、汶山、南中、玉垒山、西山，等等。这些地名是古蜀时期就有的？还是后人追记的？
从文字形态看，所有涉及古蜀事的地名，无疑是与古蜀文化无关的中原文字。有没有可能是古蜀读音的延续或者遗存呢？也不可能！因为这些地名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属于中原文化。
史籍已载明，公元前316年，秦灭亡了古蜀，随后便是秦国在蜀地强力推行秦文化即中原文化。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曾经辉煌的古蜀文化甚至可能存在的古蜀文字遂灰飞烟灭。到汉代，连古蜀时期的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急速减少乃至消逝。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消逝而中原文化已在蜀地取得唯一独尊的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才在《蜀王本纪》中下了这样的断言：“蜀之……时人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之所以说古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啊！也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遂使蜀地很快转化为“好文雅”之邦的记载。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是在古蜀国灭亡三百年以后完成的。那时，古蜀文化（文字）已经完全消逝，所以著作者只能用中原文字去撰写。既然是中原文字，那么在其中所涉及到的包括“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等历史，究竟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还是古蜀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名，就成了问题。
虽然《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载有“蜀王徙治成都”之事，不论是《蜀王本纪》所说的是“蜀王五世”，还是《华阳国志》所说的是“蜀王九世”，应该说，都与成都建城立县无关。因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是在古蜀王国灭亡数百年，古蜀文化已经完全消失后由后人根据传说撰写的，但传说不一定是史实;这两本书使用的是中原文字，其中涉及到的数十个地名都是秦汉时期的地名，不可能只有其中的“成都”是古蜀地名;成都的金沙遗址影响很大，但它并没有发现诸如三星堆遗址那样的城墙、街道，还不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大都城;即使“蜀王徙治成都”之事确实存在，那也不过表示蜀王曾经到过此区域而已。正因为是传说而非史实，所以才会有“蜀王五世”与“蜀王九世”之不同的说法。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古蜀时期就有“成都”，那么，《華阳国志》中的九世开明“徙治成都”就可能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对“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的“成都”，应作这样的理解：九世开明王将他的统治中心区域进行迁徙，迁到了今天成都的这片区域。这种用著作者当时的语言、文字、名称，追记过往历史的表述方式是很常见的。例如，“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这句话在今天无疑是正常、正确的话;可是，在李冰时代却是没有“都江堰”这个称谓的。“都江堰”之名，是在《宋史·宗室（赵）不传》里才第一次出现。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都江堰是被称作“离碓”的;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都江堰是被称作“湔堰”的。所以，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是用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名称去描述秦国时期的李冰之事啊！
之所以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311年才有了成都，是因为“成都”的出现与得名是与秦的统一战略有关的。
四、秦的统一战略与“成都”得名
秦始皇能够最后统一中国，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奋六世之余烈”，是在他之前六代君主，长达百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秦孝公开始，连续不断的六代君主，都能够大量选拔秦本土和关东各国的第一流人才，逐步形成一条正确的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使秦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其中，突出的有两人：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司马错伐蜀则奠定了军事基础。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王时期的司马错，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的军事战略思想，并具体指挥了伐蜀战役、平定蜀乱和黔中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为秦横扫列国实现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也有类似记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請闻其说。”…… 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
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策，司马错认为，先南下伐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理由是巴蜀不仅在物资上“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其战略地位更是“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何况当时蜀国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此时南下入侵巴蜀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可以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张仪、司马错率军攻蜀成功之后，秦国不久便将巴蜀的锦绣山川打造成了后方的战略根据地，以此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及诸夏之地。
秦统一巴蜀后，在蜀郡之下设立的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从字面上看，都富含中原文化含义，且文字也是中原文字;所以，必须认定，这是占领蜀地后的秦统治者极力消除古蜀文化，强力推行中原文化的证明。
“成都”的“成”字，按现在的理解，例如《新华字典》的释义：做好了，办好了;事物生长发展到一定的形态或状况;成果，成绩;可以，能行;够，达到一定的数量;已定的，定形的;几分之一，全部是平和之词，所以有学者释“成都”其名为“成功了，成就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成都”的“成”字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写法，翻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就知道，它比现在多一划，是由“丁”与“戈”所组成，所以，《辞源》释“成”字就有“……四、和解，讲和。《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左传·桓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五、平服、平定。《春秋·桓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注：‘成，平也。’六、必、定。《国语·吴》：‘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又：‘吴楚争长未成。’七、并。《礼仪·既夕礼》：‘俎二以成，南上。’引申为整……”这些释义，显示出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的强势意蕴。兵丁、刀枪等在军事方面的意味非常明显，而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说的就是秦征服古蜀的事实。
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实施。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也是秦统治者所确定并实施的。那么，他们为这个新设立的县、新修建的城取名为“成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
从另一方面理解，“成都”两字的含义不仅显示了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也体现了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四川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辉煌的文化。它在数千年的演进历程中所形成的巴蜀文化，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奉行交流与开放、重视文教与科技、坚持统一与安宁、倡行道义与责任。不容置疑，这几个特点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历史上，在为维护祖国统一的统一战争、反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中，巴蜀人不仅冲锋在前，甘洒热血，还多次以巴蜀地作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在《尚书》《华阳国志》等古籍里，都记载说“武王伐纣”中有“巴蜀之师”。《华阳国志》就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蜀之师英勇顽强、一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为历代史籍所载，流芳百世。秦和汉都是以巴蜀之地为后方战略基地，从巴蜀之地开始统一全国的。
尤为可贵的是，历来巴蜀地域内部的统一与安定，还多服从于全国形势的需要，多服从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安定。每当全国呈现统一趋势时，巴蜀总是很“顺从”，服从统一大局的需要。秦攻占蜀地，仅仅一个月就取得胜利，足见抵抗不强烈。虽然后来有蜀王族、蜀大臣的反叛，但很快平息，足证作为蜀人的普通民众是支持统一的。以后三国时期的刘禅、五代十国时期的孟昶等地方政权，都是顺应统一趋势，采取不抵抗方式，使中央政权较为轻松地将巴蜀之地纳入天下统一的潮流。
由此观之，“成都”之名与蜀人始终坚持统一与安定的状况相合，确实体现了秦统一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蜀人始终支持天下统一的历史情结。“成都”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的——这是“成都”得名系列研究之最后结论。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
关键词：成都之名;秦统一战略;中原文字;走向成功之都
关于“成都”得名问题，笔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述“成都”如何得名的文章，从各方面阐述了“成都”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样的涵义是由以下几个基本观点构成的。
一、秦灭蜀以前没有成都城
考古材料证明，在秦灭蜀以前没有成都城。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金沙遗址路。它是中国进入21世纪即2001年的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统计，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1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
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但能不能就此认为“金沙遗址已经将成都建城历史从公元前311年提前到了公元前611年”呢？我认为，根据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下这样的结论。
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大型建筑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最大的一群建筑。其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另外还发现了70余座房址，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置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这些，足以说明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大型聚居地，很可能就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因为没有发现城墙，还不足以说明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城”。
成都有真正的“城”，按目前的资料，只能认为是秦灭古蜀后所筑之城，有夯土城墙，且在规模、布局上都照搬了中原传统。《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这里的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是公元前311年，说得上是确切的证据。即是说，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古蜀国;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需要城垣了，所以秦统治者在公元前311年兴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
退一万步说，就算今后在金沙遗址发掘出了更大型的建筑遗址甚至有城墙遗址证明它有“城”，也只能证明蜀人迁移到了今天“成都”的这个地区并且使之成为较大的聚集地，甚至有了“城”;但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城”就一定会被称为“成都”呢？
二、文献与考古的证明
何时有成都城和“成都”名？查阅先秦文献，发现在许多文献中都是记载有“成都”两字的。例如：
《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管子·治国篇》：“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
《庄子·杂篇·徐无鬼》：“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
《尸子》卷下：“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
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除了《山海经》在“夸父追日”故事中的“成都，载天”（此言是指某座山的名称是“成都”，“载天”即“戴天”，意思是山顶连接着天，形容极高）以外，其余皆是说尧舜禹三帝中的舜因为迁移了一次两次三次，逐渐形成城邑、都城，乃至国家。尧之所以把帝位让给了他，就是在他的迁移过程中看到了人心所向。
可以肯定，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均与后来作为蜀郡首府的成都无关。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年二十以孝闻。……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汉代学术领袖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作為城市名称的“成都”在典籍中的出现，是入汉以后的事。不过，地下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战国后期，其实就出现了作为城市之名的“成都”了。
1985年，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有“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弓形双耳间骹面铸饰一浅浮雕虎像。其一面为虎的头顶和前躯，另一面为虎头的下颚。虎首前端的骹面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刺身脊上另阴刻一“公”字。此矛因铸“成都”二字，故称“成都矛”。 2017年，在成都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群出土“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刃，柳叶形刺身，圆弧形脊，弓形双耳间骹面铸有纹饰，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手心纹。虎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成都”二字，手心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公”字。此件矛与荥经同心村船棺葬出土的“成都”矛形制相似，在成都属首次发现。
1987年，在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出土吕不韦戈，时代为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38年，现藏青川县文物管理所。援中部有凸棱，阑侧四穿，内一穿，援、胡、内有斜刃。内部两面均有铭文，共23字。正面刻铭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为“蜀东工”。铭文表明这件戈为秦国中央政府监造、成都本地“东工”制造。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所见“成都”。《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
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与“成都”有关的相关实物资料，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已有了“成都”这个地区或城市称谓。
《史记》《华阳国志》对何时有成都记载得很清楚。《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二十二年（即更元九年），“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秦惠王二十二年、秦惠王更元九年、周慎王五年，都是公元前316年。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了古蜀国。
秦在征服古蜀后，将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推向了原蜀国辖区：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所以三封蜀侯，而蜀侯又三反;终罢蜀侯而置郡县，原蜀国辖区改称蜀郡，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郡县制的设立，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郡县制当然不能只有郡而无县，在蜀郡之下，第一批建立的就是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按前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作为都市的成都是在公元前311年正式成立的，至今已经有2331年的历史了。
三、古籍中的古蜀地名均为中原文字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有古蜀时期的许多地名：湔山、朱提、江源、汶山、郫、玉山、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华阳、褒斜、熊耳、灵关、玉垒、峨眉、江、潜、绵、洛、汶山、南中、玉垒山、西山，等等。这些地名是古蜀时期就有的？还是后人追记的？
从文字形态看，所有涉及古蜀事的地名，无疑是与古蜀文化无关的中原文字。有没有可能是古蜀读音的延续或者遗存呢？也不可能！因为这些地名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属于中原文化。
史籍已载明，公元前316年，秦灭亡了古蜀，随后便是秦国在蜀地强力推行秦文化即中原文化。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曾经辉煌的古蜀文化甚至可能存在的古蜀文字遂灰飞烟灭。到汉代，连古蜀时期的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急速减少乃至消逝。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消逝而中原文化已在蜀地取得唯一独尊的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才在《蜀王本纪》中下了这样的断言：“蜀之……时人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之所以说古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啊！也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遂使蜀地很快转化为“好文雅”之邦的记载。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是在古蜀国灭亡三百年以后完成的。那时，古蜀文化（文字）已经完全消逝，所以著作者只能用中原文字去撰写。既然是中原文字，那么在其中所涉及到的包括“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等历史，究竟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还是古蜀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名，就成了问题。
虽然《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载有“蜀王徙治成都”之事，不论是《蜀王本纪》所说的是“蜀王五世”，还是《华阳国志》所说的是“蜀王九世”，应该说，都与成都建城立县无关。因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是在古蜀王国灭亡数百年，古蜀文化已经完全消失后由后人根据传说撰写的，但传说不一定是史实;这两本书使用的是中原文字，其中涉及到的数十个地名都是秦汉时期的地名，不可能只有其中的“成都”是古蜀地名;成都的金沙遗址影响很大，但它并没有发现诸如三星堆遗址那样的城墙、街道，还不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大都城;即使“蜀王徙治成都”之事确实存在，那也不过表示蜀王曾经到过此区域而已。正因为是传说而非史实，所以才会有“蜀王五世”与“蜀王九世”之不同的说法。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古蜀时期就有“成都”，那么，《華阳国志》中的九世开明“徙治成都”就可能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对“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的“成都”，应作这样的理解：九世开明王将他的统治中心区域进行迁徙，迁到了今天成都的这片区域。这种用著作者当时的语言、文字、名称，追记过往历史的表述方式是很常见的。例如，“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这句话在今天无疑是正常、正确的话;可是，在李冰时代却是没有“都江堰”这个称谓的。“都江堰”之名，是在《宋史·宗室（赵）不传》里才第一次出现。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都江堰是被称作“离碓”的;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都江堰是被称作“湔堰”的。所以，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是用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名称去描述秦国时期的李冰之事啊！
之所以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311年才有了成都，是因为“成都”的出现与得名是与秦的统一战略有关的。
四、秦的统一战略与“成都”得名
秦始皇能够最后统一中国，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奋六世之余烈”，是在他之前六代君主，长达百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秦孝公开始，连续不断的六代君主，都能够大量选拔秦本土和关东各国的第一流人才，逐步形成一条正确的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使秦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其中，突出的有两人：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司马错伐蜀则奠定了军事基础。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王时期的司马错，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的军事战略思想，并具体指挥了伐蜀战役、平定蜀乱和黔中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为秦横扫列国实现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也有类似记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請闻其说。”…… 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
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策，司马错认为，先南下伐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理由是巴蜀不仅在物资上“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其战略地位更是“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何况当时蜀国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此时南下入侵巴蜀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可以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张仪、司马错率军攻蜀成功之后，秦国不久便将巴蜀的锦绣山川打造成了后方的战略根据地，以此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及诸夏之地。
秦统一巴蜀后，在蜀郡之下设立的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从字面上看，都富含中原文化含义，且文字也是中原文字;所以，必须认定，这是占领蜀地后的秦统治者极力消除古蜀文化，强力推行中原文化的证明。
“成都”的“成”字，按现在的理解，例如《新华字典》的释义：做好了，办好了;事物生长发展到一定的形态或状况;成果，成绩;可以，能行;够，达到一定的数量;已定的，定形的;几分之一，全部是平和之词，所以有学者释“成都”其名为“成功了，成就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成都”的“成”字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写法，翻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就知道，它比现在多一划，是由“丁”与“戈”所组成，所以，《辞源》释“成”字就有“……四、和解，讲和。《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左传·桓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五、平服、平定。《春秋·桓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注：‘成，平也。’六、必、定。《国语·吴》：‘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又：‘吴楚争长未成。’七、并。《礼仪·既夕礼》：‘俎二以成，南上。’引申为整……”这些释义，显示出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的强势意蕴。兵丁、刀枪等在军事方面的意味非常明显，而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说的就是秦征服古蜀的事实。
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实施。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也是秦统治者所确定并实施的。那么，他们为这个新设立的县、新修建的城取名为“成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
从另一方面理解，“成都”两字的含义不仅显示了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也体现了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四川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辉煌的文化。它在数千年的演进历程中所形成的巴蜀文化，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奉行交流与开放、重视文教与科技、坚持统一与安宁、倡行道义与责任。不容置疑，这几个特点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历史上，在为维护祖国统一的统一战争、反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中，巴蜀人不仅冲锋在前，甘洒热血，还多次以巴蜀地作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在《尚书》《华阳国志》等古籍里，都记载说“武王伐纣”中有“巴蜀之师”。《华阳国志》就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蜀之师英勇顽强、一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为历代史籍所载，流芳百世。秦和汉都是以巴蜀之地为后方战略基地，从巴蜀之地开始统一全国的。
尤为可贵的是，历来巴蜀地域内部的统一与安定，还多服从于全国形势的需要，多服从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安定。每当全国呈现统一趋势时，巴蜀总是很“顺从”，服从统一大局的需要。秦攻占蜀地，仅仅一个月就取得胜利，足见抵抗不强烈。虽然后来有蜀王族、蜀大臣的反叛，但很快平息，足证作为蜀人的普通民众是支持统一的。以后三国时期的刘禅、五代十国时期的孟昶等地方政权，都是顺应统一趋势，采取不抵抗方式，使中央政权较为轻松地将巴蜀之地纳入天下统一的潮流。
由此观之，“成都”之名与蜀人始终坚持统一与安定的状况相合，确实体现了秦统一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蜀人始终支持天下统一的历史情结。“成都”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的——这是“成都”得名系列研究之最后结论。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