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丧子——任何家庭最忌讳、最惧怕、最不敢想的问题。在实施了20多年计划生育的中国社会，它已是绕不开的社会忧患。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绿树掩映下一椽白色三层小楼房。二楼有几间子，其中一间放着乒乓台。然后是走廊，墙上贴满了照片，照片里是一张张欢喜的笑脸。尽头的房间最大，摆着一张可容纳几十人的会议桌。
　　这里简陋而平凡，却是300多个成员的希望。每逢周末，或忆起伤心事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这里，坐坐、聊聊，抱团取暖。
　　这里是连心家园。2008年9月，李铭兰出资3万元，建立起这个民间组织。成员之间没有秘密，新成员的“情况”会马上传开，老成员安慰、鼓励新成员。然而，在外人面前，他们又是最讳莫如深的。
　　相聚的时光总是特别热闹。大家有说有笑，都把自己最快乐的一面展现出来、带给别人。但是，有时候，只是一句有关孩子的话题，就会把他们的心情降到冰点、判若两人。
　　这是快乐家园，也是悲伤家园——维系成员心连着心的是他们共同的命运：永远、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讲不出再见
　　1999年3月8日，李铭兰像往常一样和儿子道别，那一天，格外不舍一些。第二天，儿子就要出国了，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留学。8号，是儿子在国内的最后一天。
　　走到门口，马智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说：妈妈，今天“三八节”，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李铭兰欣慰地笑了，儿子总是这么懂事。
　　11点，李铭兰站在武钢研究院窗前往外眺望，阳光打在对面的玻璃窗上，反射出刺眼的强光，她不得不暂时闭上眼睛。研究院和武钢医院只隔了一条马路，她不知道，对面，医生正在抢救自己的儿子。
　　几分钟后，马智因突发性脑出血抢救无效，宣布身亡。这个21岁、身高1.83米、前途一片光明的大男孩，就这样突兀地，没有任何征兆地离开了人间。
　　这个消息对李铭兰来说无疑是晴空霹雳。“不信，怎么也不相信。我说你们把我儿子送到同济协和(医院)去吧，那里条件好些。”没人搭腔，现场一片死寂。李的弟弟小声告诉她，“他死了，人都已经送到太平间了。”她猛烈地摇头，说：“不会的，我儿子没死，你们给他带床被，太平间这么冷，你们怎么对一个病人的
　　”
　　作为一个普通的上世纪50年代生人，李铭兰和丈夫有着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特别听党的话，那阵号召晚婚晚育，一胎过后我马上就结扎了。”儿子马智，曾是这个家全部的希望。
　　那个春天，马智走了，也带走了希望。始终不相信儿子夭亡的李铭兰把自己关在房内，不出门，甚至不下楼。“总觉得别人会笑话，你多晦气啊，把你儿子都克死了。”她怕被别人听到哭声，就把音响打开，整天趴在儿子床上哭。丈夫则在购置新房后一直不愿搬出“儿子魂还在”的旧屋，尽管米桶生虫，蛛网遍墙。
　　儿子不在那天起，李铭兰每天都会拨一个熟悉的号码。她对传呼台小姐说，你给机主留言，就说，妈妈把饭做好了，快回来，妈妈在家等你。BP机和儿子的骨灰盒躺在一起。李铭兰早，中，晚各call一次。然后，静静地等，从天亮到天黑，等儿子回来。
　　不久，她被查出得了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她开始服用镇定剂和安眠药，人变得恍恍惚惚，甚至出现了幻听和幻觉。
　　一天晚上，儿子回来了。儿子说，妈妈我走了，我出家了。李铭兰急忙问你为什么出家啊。儿子不答，却说，妈妈，你要是疯了，傻了，就不能来看我了，以后到了天国你就认不出我了。
　　李铭兰从梦中哭醒了。她爬起床，打开灯，照镜子，看见一张焦黄的脸，又瘦又憔悴。自己还有人的样子么，儿子这是在提醒我啊。李铭兰心碎地想。
　　2000年，李铭兰从武钢辞职下海，东拼西凑借了几十万块钱开办了公司。不料，不到一年便遭遇了皮包公司，100万元货款人间蒸发。她刚刚燃起的一丝生的希望，瞬间被浇灭。李铭兰想到了死。
　　11月的一天，她独自把车泊到江边。天很冷，还着下雨，不一会儿李铭兰的头发湿透了。她沉默地坐在江堤上，江水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一切好像都很符合自杀的“条件”，她自言自语地说，儿子，你等着，妈妈马上就来陪你来了。
　　突然，雨停了。那是傍晚五六点钟，刚落过雨的天空转瞬布满了红艳艳的云彩，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
　　李铭兰看得出神。儿子真来了，他劝我来了，妈妈，你别死，妈妈，你要坚强。
　　
　　我不是不想正常
　　
　　李铭兰借了钱，重新来过，生意越做越红火，公司销售额年年翻番，2005年她被评为武汉市十大创业女性。忙碌的工作与事业上的成功让李铭兰一点点走出丧子之痛，当她发现还有很多和她一样痛失爱子的父母后，萌发了把这些兄弟姐妹都组织起来的想法。
　　为什么要建立连心家园?一个最简单也最真挚的理由是：“我要让同样经历的人知道，这条看似是绝境的道路上，也有人同行。”
　　截至2009年8月，连心家园已有300多个成员。他们和李铭兰一样，也是人过中年、渐渐老去，身体和心理都开始需要依靠的时候，孩子却因车祸、疾病等各种原因，不幸身亡。
　　这个群体还在不断扩大。每年，我国约有4万未成年人或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因各种原因死亡，每一个逝子背后，是一个悲伤的家庭。人口研究专家穆光宗在谈到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五大风险时称：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在母亲过了35岁之后骤然升高，而且随母亲生育能力的丧失和依赖性需求的出现而加剧。一个有着大面积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其实是为自己埋下隐忧的社会。
　　连心家园的人最喜欢说三个字：走出来。可走出来，谈何容易?
　　1999年大年三十，李铭兰和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年饭。妹妹、妹夫开始谈论自己的女儿，如何懂事、聪明漂亮。李铭兰和丈夫一下子哭了。悲伤中，李铭兰想起一件往事。妹妹家养的狗走丢了，他们全家找这条狗找到4点钟，凌晨6点，狗找着了，妹妹的女儿抱着狗当街就哭起来了。“一条狗丢了尚且如此，你们怎么就没想想我儿子走了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李铭兰哭着控诉。
　　第二天，大年初一，夫妻俩离开了武汉，随便订了一张机票去国外，远离这个寒心之地。
　　一天，连心家园组织郊游，李铭兰遇到熟人，这人问她，你在干嘛啊。李铭兰如是这般说了。这人十分不解，“你干嘛成立这玩意儿啊，大家一起哭哭啼啼的有啥好。你自己开公司不挺好的吗，成立这么一个东西，还自掏腰包。你干嘛不和我们一起玩?”
　　渐渐地，李铭兰不大愿意和“正常人”来往了。似乎“正常人”眼里，李铭兰们只能是被同情的对象，而他们唯一的出路，必须是和“正常人”一样，“正常”起来。
　　可能吗?
　　成员李文素今年55岁，她的女儿是9岁那年走的，18年前的事了。李文素一提起女儿还是又哭又笑，一切，好像发生在昨天，“我不敢跟别人说，只能在这里说。我跟那些(连心家园以外的)人一说，他们就说这事过去这么久了，你还提 它干嘛啊。”
　　丧子是父母不愿提及、不敢提及却又说得最多的话题。儿女短暂的生命留给他们的记忆，好像总也说不够，也说不尽。“这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李铭兰说：“不是我们不想‘正常’，而是这是时间不能抹去的痛。他们没有我们的经历，永远感受不了。”
　　
　　希望在明天
　　
　　一起哭、一起笑，李铭兰和连心家园的成员一道，搀扶着走出了最黑暗的那段日子。但是，跟这个群体里的其他人一样，虽然选择了要好好活下去，未来，都已经改变。
　　2009年6月，丈夫因病住院，李铭兰于是买菜准备做顿好的给他送过去。不知不觉她走到了卖鳝鱼的地方，4条鳝鱼花了25块钱，最粗的。回到家她麻利地做起来，酱油、醋、蒜……烧了一大碗。
　　送到医院，丈夫愣了：“铭兰，你不是给我做的，你这是给儿子做的啊……”马智生前最爱吃鳝鱼，因为经常买，小贩都认得他了。
　　夫妻俩抱头痛哭。
　　“关系蛮好的朋友，现在几乎都没有来往了。他们小孩结婚，我都是礼到人不到。因为我怕我去了破坏他们的环境，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他们都是谈的自己儿子、孙子，怎么可爱啊，怎么懂事啊。我听不得，我一听就傻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觉得他们像是在耻笑我似的。其实他们是无意的。但是这种无意会伤害我。”李铭兰说。
　　“逢年过节就逃，就跑，不在家里，就往外地走。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我已经去了40多个国家了，大国都走遍了。”李铭兰无奈地笑。
　　连心家园的300多人因为情绪低落等原因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李铭兰甚至说，他们中1／3都患有癌症。而她本人服用阿普唑仑已经10年，“不吃会怎样?发慌，睡不着。”
　　丧子家庭极易转为困难家庭，如果没有外界支持和帮助，他们很难摆脱困境。连心家园不乏其例。“张纯清，丈夫得病先走，儿子后来见义勇为走的，尸体都没找到。张得了乳腺癌，现在转成肺癌，已经晚期了。”还有张桃梅，儿子走后丈夫中风、失明，下半身也瘫了，她只能靠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微薄收入撑起生活。
　　在看到同伴病重甚至死亡的消息的时候，那种精神上的刺激也就愈发强烈，但也会让他们彼此之间抱得更紧。
　　2007年8月开始，政府部门发布了相关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扶助试点工作，独生子女夭亡家庭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目前像武汉连心家园这样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有3家。
　　时间，也许永远无法真正抹去这痛，但相互搀扶着，或许能忘却一些，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对于他们，片刻也很满足。
　　采访最后，李铭兰和连心家园的成员们不约而同地道出了一个梦想：那就是能有一家专门属于他们的养老院，让他们能够相互扶持着，渐渐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