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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居民是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主体，经济发展加剧了农村居民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农村生活垃圾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而厨余垃圾作为农村每家每户都会产生的生活垃圾，其回收处理情况极大地影响着农村环境。因此，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的发展目标，如何将农村居民原有生活行为向环境友好型生活行为转化是环境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文章从计划行为理论中提取出四个变量，结合问卷调研所得到的数据，采用Logit进行分析，得出影响农村居民回收厨余垃圾行为的4个因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垃圾回收；农村环境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5.231
1 引 言
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现代化、追求经济利益的渠道多元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规模化，加速了农村居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加剧了村民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尤其是近些年来，农村生活垃圾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更为凸显。同时，由于我国对农村生活垃圾的综合管理的关注度较小，所以，大多村民自觉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回收利用的意识不足，这更是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的发展目标增添了困难。因此，如何展开具体实践调查研究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提供学理性支撑也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开始探索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边东圣认为我国城市垃圾存在总量不断增加、构成复杂化，对环境的污染加剧、处置方法不科学、处理体制不合理等问题，应该从完善法律体系、征收垃圾处置费、减少垃圾总量、实行分类回收等方面着手解决。[1]杨晓波等则指出，对于农村垃圾，一方面要对其进行分类处理，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在垃圾处理方面的职能。张静、仲跻胜等则进一步就生活垃圾治理的政策性探讨这一学界聚焦的重点话题，基于对海南省琼海市某村的入户调查，提出可采用村民付费的方式来解决生活垃圾的观点。[2]尹希果，王鹏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指出，微观主体的缴费意愿对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并基于调研数据，对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orderprobit模型的计量分析。[3]还有学者就国外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再研究，以期能够从中找到对我国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的办法。
综观现有研究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研究者众多，成果也较为丰硕，但是，大都是从宏观层面、政策分析的角度展开调查和探究的，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居民的年龄、知识背景、家庭收入等对垃圾处理具有直接影响的微观方面涉及有限。因此，本文拟基于浙江省180多户农民的问卷调查，通过对一些能够直接影响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回收再用的因素运用Logit模型展开实证分析，从而能够得出较为客观和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为美丽乡村、魅力中国的建设提供有效性的理论参考和建议。
2 理论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经典的、广为接受的理论，已被诸多学者用来研究农户行为，其提出者Icek Ajzen研究发现，人的行為并不是百分百地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具体受到个体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等因素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了许多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程琳（2014）基于该理论实证研究菜农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发现农民实施意愿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中间变量的正向影响显著。[4]周利平，苏红等（201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在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意向，而行为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5]侯博，侯晶等（2015）研究发现农户低碳生产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三个主要变量的影响，具体包括认知评价、法规政策、社会舆论、农户禀赋、风险因素及过去经验等六个最终决定因素。[6]同时，钟颖琦等（2016年）研究发现，计划行为理论适用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分析，但不适用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分析。[7]
此外，在关于农户垃圾分类的相关研究上，国内学者此前也有相应的研究。尹昕，王玉等（2017）研究发现，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政策宣传变量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主观规范和情境因素对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8]姜太碧，袁惊柱（2013）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农户居住方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环保意识、污物处置收费、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都有正向影响作用，会引导农户妥善处理生活污物，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居住方式。[9]
基于以上理论和研究，综合考虑垃圾分类在部分地区的开展情况，本文将着重以下几方面探究农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一是个体的行为态度，即农民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总体评价，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若农民对垃圾分类认识不足，势必削弱其主动进行分类的积极性；二是个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即对执行垃圾分类程度时难易程度的认知，也就是农民对垃圾分类是否方便简单的主观态度；三是政策宣传，尤其是个体所在村委的宣传力度，由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许多农民对进行垃圾分类的认识不足，甚至缺乏必要的垃圾分类知识；四是主观规范，即重要的人的行为对其影响，个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周边人群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趋同性，所以周边亲戚朋友在垃圾分类上的行为自觉（也包括劝告、建议等非直接处理方式）对个体的行为也存在作用。结合实际调研获得的一手资料数据，本文将着重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影响因子的分析，并实证度量影响因子的权重，进而为促进农民垃圾分类的行为自觉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3 样本描述
本文调查研究的对象是农村居民，农村作为我国亟待开发的地区，其村风民情都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农村居民的素质问题，则是村风民情的关键性内核，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次实地调研发生于2016年6月至9月期间，小组成员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采取的方式是随机确定调查对象，考虑到调查人员所在地、交通便利程度等情况，本次调查对象基本为浙江省的农户。我们调查了杭州、金华等地的部分农户的个体特征与其厨余垃圾处理情况等相关情况。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5份。样本中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年龄主要分布在30岁以上及20岁以下；高中文化及高中以下文化占比56.7%，大学文化占比43.3%；家庭年收入多分布在5万元以下，占比48.6%，5万元到10万元占比30.3%，其他共占比21.1%。 问卷围绕生活垃圾展开，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基本信息、农户对生活垃圾回收处理的认知与行为和农户所在农村的村风村貌等信息。经过实地问卷调研发现，由于农村占地面积大，农村居民居住较为分散，环卫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成本较高，政府的投入的宣传无法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农村居民对垃圾回收处理行为的执行程度比例非常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会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类的农户仅仅占比14.1%。调查数据中，同意以及完全同意“垃圾分类是一件愉快事情”选项的农户占总体数据的62.7%，这说明大多数农户是同意垃圾分类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的；而调查数据中只有18.4%的农户认为村里对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宣传力度“大”或者“很大”，即使农户对于这种程度上的理解有所偏差或者农户自身忽视这方面的政策宣传，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村民委员会宣传力不够，是导致农村居民垃圾回收处理行为的执行程度低的原因之一。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缺乏正确的引导，即使农村居民大多数对垃圾回收处理行为有较好的认知与评价，选择进行垃圾回收处理的农村居民仍然过少。
本文围绕生活垃圾中的厨余垃圾这一部分进行深入探讨，旨在研究计划行为理论对农户回收厨余垃圾行为的影响。我们假设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控制这四个变量作为影响因素，分别对应问卷中的四个问题：
行为态度：您觉得将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吗？
主观规范：您身边的亲戚朋友经常劝告您处理生活垃圾吗？
政策宣传：您觉得村里对有关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宣传力度大吗？
感知行为控制：您觉得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很方便、很简单吗？
4 模型建立与分析
4.1 模型建立
本文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分类中的4个因素，同时结合受调查者即农户自身的基本情况，采用Logit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针对农户是否对处于垃圾进行回收有两种情况，相应取值为：
y=0不对厨余垃圾进行回收（随意扔掉、不分类、分类扔掉、有人上门收取）
y=1对处于垃圾进行回收 （用作自家饲料、用作沤肥）
4.2 结果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假设的7个影响因素中，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对应的Sig.值分别为0.929、0.833和0.675，分析结果不显著，即农户的年龄、农户的性别和农户的受教育年限不影响农户对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而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控制四个变量，所对应的Sig.值分别为0.014、0.001、0.012和0.003，分析结果显著，即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户对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详见表4。
5 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影响农村居民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居民的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并不是影响农村居民回收厨余垃圾的因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是影响农村居民回收厨余垃圾的因素。
对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加强农村居民的素质教育。年龄不影响农村居民对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说明选择不进行厨余垃圾回收，并非因为年长者观念传统老旧、不接受新鲜概念。而受教育年限不影响农村居民对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则说明单纯的义务制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都不能为农村居民建立厨余垃圾回收的概念。不论是久居农村的年迈长者和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农民，还是见识过新事物的年轻人和受到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自身的素质，引导他们培养环保的意识和垃圾回收的概念，才能影响他们做出保护环境、循环利用厨余垃圾的行为。
加大政策宣传，村民委员会起带头作用。与计划行为理论相结合，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都是影响农村居民回收厨余垃圾的因素。其中以政策宣传为突破口，加大垃圾回收处理的宣传，村民委员会带头，鼓励农村居民进行垃圾回收分类，使垃圾的循环利用不再只是简单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可操作性且有意義的让人感到愉快的具体行为。同时，受到政策宣传带动的农村居民，有一定概率会向周围人宣传普及垃圾回收的好处及可操作性，即有一定概率带动周围人也进行垃圾回收分类。所以加强政策宣传，村民委员会带头进行垃圾回收分类，不仅可以带动直接受到影响的农村居民，也能间接影响更多的潜在的农村居民，形成连锁的宣传效应。
参考文献：
[1]边东圣.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现状、管理及对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5）.
[2]杨金龙.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J].江西社会科学，2013（6）.
[3]尹希果，王鹏，李东宇.城镇污水、来及处理收费制度改革中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2008（10）.
[4]程琳，郑军.菜农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4）.
[5]周利平，苏红，邓群钊，等.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J]. 广东农业科学，2014（6）.
[6]侯博，侯晶，王志威.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4（1）.
[7]钟颖琦，黄祖辉，吴林海.农户加入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6）.
[8]尹昕，王玉，车越，等.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Engineering，2017，25（2）.
[9]姜太碧，袁惊柱.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都试验区”农户行为的实证 [J]. 生态经济，2013（4）.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垃圾回收；农村环境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5.231
1 引 言
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现代化、追求经济利益的渠道多元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规模化，加速了农村居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加剧了村民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尤其是近些年来，农村生活垃圾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更为凸显。同时，由于我国对农村生活垃圾的综合管理的关注度较小，所以，大多村民自觉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回收利用的意识不足，这更是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的发展目标增添了困难。因此，如何展开具体实践调查研究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提供学理性支撑也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开始探索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边东圣认为我国城市垃圾存在总量不断增加、构成复杂化，对环境的污染加剧、处置方法不科学、处理体制不合理等问题，应该从完善法律体系、征收垃圾处置费、减少垃圾总量、实行分类回收等方面着手解决。[1]杨晓波等则指出，对于农村垃圾，一方面要对其进行分类处理，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在垃圾处理方面的职能。张静、仲跻胜等则进一步就生活垃圾治理的政策性探讨这一学界聚焦的重点话题，基于对海南省琼海市某村的入户调查，提出可采用村民付费的方式来解决生活垃圾的观点。[2]尹希果，王鹏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指出，微观主体的缴费意愿对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并基于调研数据，对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orderprobit模型的计量分析。[3]还有学者就国外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再研究，以期能够从中找到对我国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的办法。
综观现有研究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研究者众多，成果也较为丰硕，但是，大都是从宏观层面、政策分析的角度展开调查和探究的，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居民的年龄、知识背景、家庭收入等对垃圾处理具有直接影响的微观方面涉及有限。因此，本文拟基于浙江省180多户农民的问卷调查，通过对一些能够直接影响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回收再用的因素运用Logit模型展开实证分析，从而能够得出较为客观和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为美丽乡村、魅力中国的建设提供有效性的理论参考和建议。
2 理论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经典的、广为接受的理论，已被诸多学者用来研究农户行为，其提出者Icek Ajzen研究发现，人的行為并不是百分百地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具体受到个体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等因素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了许多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程琳（2014）基于该理论实证研究菜农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发现农民实施意愿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中间变量的正向影响显著。[4]周利平，苏红等（201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在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意向，而行为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5]侯博，侯晶等（2015）研究发现农户低碳生产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三个主要变量的影响，具体包括认知评价、法规政策、社会舆论、农户禀赋、风险因素及过去经验等六个最终决定因素。[6]同时，钟颖琦等（2016年）研究发现，计划行为理论适用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分析，但不适用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分析。[7]
此外，在关于农户垃圾分类的相关研究上，国内学者此前也有相应的研究。尹昕，王玉等（2017）研究发现，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政策宣传变量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主观规范和情境因素对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8]姜太碧，袁惊柱（2013）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农户居住方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环保意识、污物处置收费、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都有正向影响作用，会引导农户妥善处理生活污物，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居住方式。[9]
基于以上理论和研究，综合考虑垃圾分类在部分地区的开展情况，本文将着重以下几方面探究农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一是个体的行为态度，即农民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总体评价，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若农民对垃圾分类认识不足，势必削弱其主动进行分类的积极性；二是个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即对执行垃圾分类程度时难易程度的认知，也就是农民对垃圾分类是否方便简单的主观态度；三是政策宣传，尤其是个体所在村委的宣传力度，由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许多农民对进行垃圾分类的认识不足，甚至缺乏必要的垃圾分类知识；四是主观规范，即重要的人的行为对其影响，个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周边人群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趋同性，所以周边亲戚朋友在垃圾分类上的行为自觉（也包括劝告、建议等非直接处理方式）对个体的行为也存在作用。结合实际调研获得的一手资料数据，本文将着重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影响因子的分析，并实证度量影响因子的权重，进而为促进农民垃圾分类的行为自觉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3 样本描述
本文调查研究的对象是农村居民，农村作为我国亟待开发的地区，其村风民情都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农村居民的素质问题，则是村风民情的关键性内核，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次实地调研发生于2016年6月至9月期间，小组成员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采取的方式是随机确定调查对象，考虑到调查人员所在地、交通便利程度等情况，本次调查对象基本为浙江省的农户。我们调查了杭州、金华等地的部分农户的个体特征与其厨余垃圾处理情况等相关情况。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5份。样本中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年龄主要分布在30岁以上及20岁以下；高中文化及高中以下文化占比56.7%，大学文化占比43.3%；家庭年收入多分布在5万元以下，占比48.6%，5万元到10万元占比30.3%，其他共占比21.1%。 问卷围绕生活垃圾展开，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基本信息、农户对生活垃圾回收处理的认知与行为和农户所在农村的村风村貌等信息。经过实地问卷调研发现，由于农村占地面积大，农村居民居住较为分散，环卫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成本较高，政府的投入的宣传无法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农村居民对垃圾回收处理行为的执行程度比例非常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会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类的农户仅仅占比14.1%。调查数据中，同意以及完全同意“垃圾分类是一件愉快事情”选项的农户占总体数据的62.7%，这说明大多数农户是同意垃圾分类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的；而调查数据中只有18.4%的农户认为村里对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宣传力度“大”或者“很大”，即使农户对于这种程度上的理解有所偏差或者农户自身忽视这方面的政策宣传，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村民委员会宣传力不够，是导致农村居民垃圾回收处理行为的执行程度低的原因之一。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缺乏正确的引导，即使农村居民大多数对垃圾回收处理行为有较好的认知与评价，选择进行垃圾回收处理的农村居民仍然过少。
本文围绕生活垃圾中的厨余垃圾这一部分进行深入探讨，旨在研究计划行为理论对农户回收厨余垃圾行为的影响。我们假设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控制这四个变量作为影响因素，分别对应问卷中的四个问题：
行为态度：您觉得将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吗？
主观规范：您身边的亲戚朋友经常劝告您处理生活垃圾吗？
政策宣传：您觉得村里对有关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宣传力度大吗？
感知行为控制：您觉得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很方便、很简单吗？
4 模型建立与分析
4.1 模型建立
本文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分类中的4个因素，同时结合受调查者即农户自身的基本情况，采用Logit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针对农户是否对处于垃圾进行回收有两种情况，相应取值为：
y=0不对厨余垃圾进行回收（随意扔掉、不分类、分类扔掉、有人上门收取）
y=1对处于垃圾进行回收 （用作自家饲料、用作沤肥）
4.2 结果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假设的7个影响因素中，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对应的Sig.值分别为0.929、0.833和0.675，分析结果不显著，即农户的年龄、农户的性别和农户的受教育年限不影响农户对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而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控制四个变量，所对应的Sig.值分别为0.014、0.001、0.012和0.003，分析结果显著，即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户对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详见表4。
5 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影响农村居民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居民的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并不是影响农村居民回收厨余垃圾的因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是影响农村居民回收厨余垃圾的因素。
对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加强农村居民的素质教育。年龄不影响农村居民对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说明选择不进行厨余垃圾回收，并非因为年长者观念传统老旧、不接受新鲜概念。而受教育年限不影响农村居民对厨余垃圾的回收行为，则说明单纯的义务制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都不能为农村居民建立厨余垃圾回收的概念。不论是久居农村的年迈长者和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农民，还是见识过新事物的年轻人和受到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自身的素质，引导他们培养环保的意识和垃圾回收的概念，才能影响他们做出保护环境、循环利用厨余垃圾的行为。
加大政策宣传，村民委员会起带头作用。与计划行为理论相结合，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和感知行为都是影响农村居民回收厨余垃圾的因素。其中以政策宣传为突破口，加大垃圾回收处理的宣传，村民委员会带头，鼓励农村居民进行垃圾回收分类，使垃圾的循环利用不再只是简单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可操作性且有意義的让人感到愉快的具体行为。同时，受到政策宣传带动的农村居民，有一定概率会向周围人宣传普及垃圾回收的好处及可操作性，即有一定概率带动周围人也进行垃圾回收分类。所以加强政策宣传，村民委员会带头进行垃圾回收分类，不仅可以带动直接受到影响的农村居民，也能间接影响更多的潜在的农村居民，形成连锁的宣传效应。
参考文献：
[1]边东圣.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现状、管理及对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5）.
[2]杨金龙.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J].江西社会科学，2013（6）.
[3]尹希果，王鹏，李东宇.城镇污水、来及处理收费制度改革中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2008（10）.
[4]程琳，郑军.菜农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4）.
[5]周利平，苏红，邓群钊，等.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J]. 广东农业科学，2014（6）.
[6]侯博，侯晶，王志威.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4（1）.
[7]钟颖琦，黄祖辉，吴林海.农户加入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6）.
[8]尹昕，王玉，车越，等.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Engineering，2017，25（2）.
[9]姜太碧，袁惊柱.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都试验区”农户行为的实证 [J]. 生态经济，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