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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科学体制化的要件，探讨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的进程：从清末民初的科学体制的初步探索到到民国时期科学体制的形成，新中国的地质科学的二次体制化。从组织、经济及政治等方面分析造成二次体制化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地质科学 体制化
按照科学社会学的观点，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有自己的体制。科学体制是有关科学事务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等方面的总和。科学体制化就是从科学技术活动是社会整体活动的特定部分着眼，强调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管理与制度。
著名社会学家约 · 本 - 戴维（Joseph Ben-David）指出，科学体制化是指：第一，科学的社会功能得到社会承认；第二，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管理方式，并对其他社会活动保持自然性；第三，在科学活动规范与其他社会活动规范之间形成一定的适应关系。科学体制化在社会生活中主要表现为科学学会的普遍建立和自然科学专业报刊的出版、全国性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保护和鼓励科技发明的法制建设。不同的体制对科学进步的作用各不相同。本文即以地质研究机构学为例，探讨中国地质科学体制的变迁及其原因。
20世纪上半页，中国科学摆脱了单纯介绍西方成就的局面，基本具备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能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其中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发展很快，有的达到了世界水平。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够有突出的成就，主要是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它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较少依赖精密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对于矿业及相关产业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地质学等学科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率先实现了体制化，成立了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在地质理论、资源勘察、古生物及古人类、土壤调查与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但旧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又制约了科学的发展，不得不进行二次体制化，重新开启了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进程。
一、中国地质科学的二次体制化
1、民国时期地质科学体制化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纷纷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并派出留学生求学海外。一批中国留学生感于时事，力图救亡图存，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且连同西方的科学技术体制也一并加以移植到中国。他们在科学体制方面的努力主要是成立科学学会和科研机构等学术团体。
1909年，张相文于天津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团体——中国地学会，1910年2月创办会刊《地学杂志》，刊载了地质科学方面的文章60余篇。中国地学会主要是一个地理学，而非地质学的学术团体。1922年1月，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李四光和美国学者葛利普等26人在北京结社，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学会“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作为民间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地质学会定期召开大会，出版学术刊物，设立奖章和奖金，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为推进中国地质学的发展进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会的西文杂志《中国地质学会志》于1922年创刊出版，论文基本上是用英文写成，少数为德文或法文，主要报道中国地质界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提高学会的国际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很有帮助。1936年中文刊物《地质评论》出版，除专门报告及论文外，亦择录一二通俗之作，并且收录国内外地质书报之摘要，以供读者参考。中国地质学界已开始加强对普通读者的宣传，尽量多地培植中国地质学的后备人才。这一点在《地质评论》编辑主任谢家荣的发刊词中表现得非常明白：“夫一国学术之发表，岂得尽恃外国文字，此事乃事理之至明者”。
中国地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等主要是学术交流的阵地，并非科学研究机构。直到1913年，中国才设立了第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
1913年，丁文江创办地质研究所，该所隶属于北洋政府工商部，并改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地质专科培训班，其毕业生很多派往地质调查所任职，地质调查所在成立3年以后才正式开展了其工作。由于全所地质工作者的努力，短短几年内，就在测制地质图、调查矿产以及有关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20至30年代，地质调查所发展迅速，先后建立了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和土壤研究室等，涌现出一批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如地质学家李春昱、地层古生物学家尹赞勋、矿床学家谢家荣、古脊椎动物专家杨钟健等。在很长时间内，这些人都是我国科学界的重要带头人，为我国地质学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地质学学者有6人入选，其中4人出自于地质调查所。1955年、1957年中國科学院选举学部委员，地学部27人中有18人出自于地质调查所。该所研究实力，可见一斑。
除地质调查所以外，主要的地质研究机构还有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于1928年创办于上海，1932年迁南京。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于1942年成立，主要负责全国性的矿产勘测。在这三个研究机构中，地质调查所最为知名。当时全国从事地质工作的学者约有几百人，分布于各地质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地质系中，其中半数以上的学者曾在地质调查所所工作过。到20世纪40年代，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有100余人，是全国最大的地质研究机构。
2、建国初期地质科学的二次体制化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其主要科研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为人民政府所接收，并在此基础之上组建新的国家科学院——中国科院。中国科学体制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地质调查所等科研机构由南京军管会和文教委员会接管。1950年8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地质工作，并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1951年元月，尹赞勋、谢家荣代表地委会到南京正式接管三大地质机构，并首次召开在宁全体地质科技人员大会，宣布成立一局两所，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地质勘探局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学研究所。1951年5月，一局两所在南京宣告成立，原三大机构的地质人员开始合署办公，并统一筹备野外工作。1952年8月，地质部成立，地委会随即撤销。南京原三大机构的大批科技人员，根据工作的需要，开始全面分流。原地质调查所得多数科技人员进入地质部；部分从事古生物研究的地质人员进入古生物所，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地质研究所。原南京地质研究所的部分人员转入北京地质研究所，部分人员进入地质部；还有部分从事古生物研究的科技人员，进入古生物研究所。矿产勘测处的大部分地质人员，调入地质部。 大部分地质科技人员北上，留在南京的地学研究机构相继组成土壤研究所、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北京与南京成为新中国地学研究的重镇。
旧有格局被完全打破，消除了旧中国地质机构遗留的割据局面，实现了地质界的大统一与大团结，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地质科学的二次体制化的原因分析
20世纪上半页，中国地质科学在已经完成体制化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进行二次体制化呢？这离不开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特殊的制约因素。
1、组织因素
根据建国初期对科学界的调查，科学界认为过去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的最大缺点是漫无计划，表现为研究院把目光只局限于自己设立的研究所，从未发挥计划和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机能；而科学研究又是自流式的，只根据各单位主管人的兴趣，而与整个国家政策脱节，同时各研究所之间，哪怕是同一研究院的，也缺乏密切的联系，更谈不上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其结果是容易形成宗派主义，而组织机构重床叠屋的结果也分散了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减低了研究效率。
以地质学为例，三大研究机构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地质调查所属于政府部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属于科研部门；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则属于生产企业部门。三个机构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学术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再加上政治上和人际关系上等复杂因素，彼此隔阂较深，逐渐形成门户之见。地质研究所隶属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因此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得到的政府拨款状况要远远超出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只有20多人的地质研究所每月可得经费是7000元。而每月给拥有110多名员工的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只有6000元，不足它需要经费的四分之一。这些经费只能用于维持地质调查所的基本运转。
组织机构的矛盾使科学家不能尽其全力，因此，新中国刚刚成立，由调查调查所北平分所转变而来的北京地质调查所裴文中等21名地质工作者，就于1949年11月向中国科学院递交了一份对中国地质工作的意见书。意见书中提议：
我们主张政府应该统一地质机构，统一领导、研究调查计划，集中人力、物力，使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以求于短期内造就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基本工作人员，发扬地质事业，为新中国之资源调查开发打下一个基础。
这些意见并非裴文中等少数人的意见，而是中国地质家整体的心声。李四光回国后为了多方听取地质学家的意见，曾发出300多封征求意见信，收回295封，其中90%主张统一领导。地质学家“完全拥护成立一个领导全国地质工作的权威机构，一致认为只有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全面改变原有的组织体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地质科学二次体制化势在必行。
2、经济因素
充足的科研经费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当时中国科研经费情况如何呢？虽然政府也出资支持科学研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瞠乎其后”，民众方面更是“极其冷淡，偶有热心之人，牺牲私财以提倡科学研究者，皆将嗤之以鼻，指为迂腐不求实用”。
地质学研究虽然不像物理、化学等学科，对工业经济等要求较高，但地质野外考察、 科研仪器的添置及出版刊物等仍然需要比较多的经费。根据20年代地质调查所得办事报告统计，所中每人每天需用调查费5—6元。一般一次野外考察时间少则半个月，多则三个月。每个调查队至少要有1—3人从事调查。一般情况下，一次野外考察旅费支出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地质调查所平均每年有十几个野外考察队在野外工作。考虑到当时4—5口人之家每月只要有十几元的伙食费就看维持正常生活，这个开销是很大的。
这样，经费就成为影响地质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学会还是研究机构，当时普遍面临经费不足的难题。
中国地质学会虽然接受机关团体及个人的捐助，量入为出，但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和《地质评论》的印刷费和会议开支还是使学会的经费比较紧张。尤其是1946年以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空前，经济压力空前。1947年12月23日，学会理事会决议事项中有这样几项：“明年印费等费预计约需十亿元，除由会议催交下年度会费外，再由各理事向有关机关募集。” “为节省纸张计，请《会志》编辑主任设法减少《会志》之空白边缘，请《评论》编辑主任设法改用新五号字排印。”
堂堂一国之学会，印刷刊物居然要靠減少空白边缘，用小号字体，该国科学研究环境之恶劣，可以想见。
中国地质学会是民间机构，经费没有保障，似乎情有可原，政府办的科研机构经费应该有保障吧？但这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以地质调查所为例，从1916年到1922年的七年中，全所人员定额月三十人左右，经费异常支绌。20年代，政府每年拨给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共17745元，不到1919年地质调查所预算的26%。30年代中期，政府每月给拥有110多名员工的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只有6000元，不足它需要经费的四分之一。
在政府拨款不足的情况下，科学机构往往寻求私人或者一些基金会来寻求资助。比如，地质调查所的学术研究费用主要来自于政府之外的拨款。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从事的发掘工作，地质调查所支付的经费只占全部经费的15%，85%的经费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
这样，科学研究必须根据金主的资助方向来进行，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资金必须用于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对土壤研究进行资助，但主要是在理论方面，对于怎样改良土壤、提高农作物产量等实用问题，则受制于资助方向而裹足不前。
经费的制约使得地质学的研究工作缺乏长远性、连贯性，科学家难以人尽其才。要发挥科学的功用，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科学体制必须改变。对于地质学等基础科学，国家不得辞其责。
3、政治因素
民国时期，虽然成立了国家科学院，成立了官办的科学机构，但当局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远远低于对战争、金钱的兴趣，科学教育文化的财政支出远远低于军事开支。1933年11月，丁文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科学演讲中估计，“当时我国公私方面用于研究事业之款项，年约400万元。……这与当时世界上科学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当时美国科研经费十亿元，英国二亿五千万元。而且这400万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文化教育的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贵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研究经费也不充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称：“本院经费，以适应研究业务为主，其用于经常行政者甚微，教育文化机关之经费，向不充裕，本院自不例外。”
文化教育经费不足，倒是用于屠杀人民的军事费和用于购买军火的债务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高居榜首。在1927至1936年的十年中，国民党军务费和债务费占实际支出总额的比例，十有九年在70%以上，最高甚至达88.1%。这充分显露了国民党当局反人民的本质，仅把科学研究当作一块遮羞布。在这种态势下，科学发展举步维艰。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中央研究院、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被中国科学院接收了。
和国民政府相反，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拟定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44条确定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范围。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普及科学知识。”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勵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科学发展所确定的基本宗旨，也是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的态度使得中国科学从国民党统治末期的百孔千疮的惨状中解放出来，在短时间内焕发出勃勃生机，地质学尤为突出。中国政府在建国后的头几年里，调整地质机构，调整地质高校，大量进行地质勘探考察，中国地质学的春天到来了。
【参考文献】
【1】（美）约·本一杰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2】于洸，试论中国地质学会早期活动的一些特点，地质学史论丛（4），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3】张九辰，中国近代地质学家群体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3期，第73页。
【4】姚蜀平，中国科学院的筹备与建立，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3期，第59页。
【5】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第78页。
【6】姚蜀平，中国科学院的筹备与建立，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3期，第62页。
【7】陈梦熊，50年代初全国地质机构的一次大调整、大变动，地质学史论丛，第四集，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8】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第79页。
【9】于洸，试论中国地质学会早期活动的一些特点，地质学史论丛，第四集，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10】夏湘蓉、王根元，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出版社1982年，第6页。
【11】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第78页。
【12】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第79页。
【13】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276-277页。
【14】周宁，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1928—1948） 科学学研究， 1989年第3期第59页。
【15】杨萌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69-70页。
【16】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
作者简介：王永（1969-）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史、哲学。
【关键词】：中国地质科学 体制化
按照科学社会学的观点，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有自己的体制。科学体制是有关科学事务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等方面的总和。科学体制化就是从科学技术活动是社会整体活动的特定部分着眼，强调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管理与制度。
著名社会学家约 · 本 - 戴维（Joseph Ben-David）指出，科学体制化是指：第一，科学的社会功能得到社会承认；第二，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管理方式，并对其他社会活动保持自然性；第三，在科学活动规范与其他社会活动规范之间形成一定的适应关系。科学体制化在社会生活中主要表现为科学学会的普遍建立和自然科学专业报刊的出版、全国性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保护和鼓励科技发明的法制建设。不同的体制对科学进步的作用各不相同。本文即以地质研究机构学为例，探讨中国地质科学体制的变迁及其原因。
20世纪上半页，中国科学摆脱了单纯介绍西方成就的局面，基本具备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能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其中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发展很快，有的达到了世界水平。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够有突出的成就，主要是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它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较少依赖精密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对于矿业及相关产业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地质学等学科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率先实现了体制化，成立了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在地质理论、资源勘察、古生物及古人类、土壤调查与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但旧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又制约了科学的发展，不得不进行二次体制化，重新开启了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进程。
一、中国地质科学的二次体制化
1、民国时期地质科学体制化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纷纷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并派出留学生求学海外。一批中国留学生感于时事，力图救亡图存，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且连同西方的科学技术体制也一并加以移植到中国。他们在科学体制方面的努力主要是成立科学学会和科研机构等学术团体。
1909年，张相文于天津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团体——中国地学会，1910年2月创办会刊《地学杂志》，刊载了地质科学方面的文章60余篇。中国地学会主要是一个地理学，而非地质学的学术团体。1922年1月，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李四光和美国学者葛利普等26人在北京结社，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学会“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作为民间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地质学会定期召开大会，出版学术刊物，设立奖章和奖金，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为推进中国地质学的发展进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会的西文杂志《中国地质学会志》于1922年创刊出版，论文基本上是用英文写成，少数为德文或法文，主要报道中国地质界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提高学会的国际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很有帮助。1936年中文刊物《地质评论》出版，除专门报告及论文外，亦择录一二通俗之作，并且收录国内外地质书报之摘要，以供读者参考。中国地质学界已开始加强对普通读者的宣传，尽量多地培植中国地质学的后备人才。这一点在《地质评论》编辑主任谢家荣的发刊词中表现得非常明白：“夫一国学术之发表，岂得尽恃外国文字，此事乃事理之至明者”。
中国地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等主要是学术交流的阵地，并非科学研究机构。直到1913年，中国才设立了第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
1913年，丁文江创办地质研究所，该所隶属于北洋政府工商部，并改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地质专科培训班，其毕业生很多派往地质调查所任职，地质调查所在成立3年以后才正式开展了其工作。由于全所地质工作者的努力，短短几年内，就在测制地质图、调查矿产以及有关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20至30年代，地质调查所发展迅速，先后建立了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和土壤研究室等，涌现出一批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如地质学家李春昱、地层古生物学家尹赞勋、矿床学家谢家荣、古脊椎动物专家杨钟健等。在很长时间内，这些人都是我国科学界的重要带头人，为我国地质学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地质学学者有6人入选，其中4人出自于地质调查所。1955年、1957年中國科学院选举学部委员，地学部27人中有18人出自于地质调查所。该所研究实力，可见一斑。
除地质调查所以外，主要的地质研究机构还有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于1928年创办于上海，1932年迁南京。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于1942年成立，主要负责全国性的矿产勘测。在这三个研究机构中，地质调查所最为知名。当时全国从事地质工作的学者约有几百人，分布于各地质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地质系中，其中半数以上的学者曾在地质调查所所工作过。到20世纪40年代，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有100余人，是全国最大的地质研究机构。
2、建国初期地质科学的二次体制化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其主要科研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为人民政府所接收，并在此基础之上组建新的国家科学院——中国科院。中国科学体制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地质调查所等科研机构由南京军管会和文教委员会接管。1950年8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地质工作，并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1951年元月，尹赞勋、谢家荣代表地委会到南京正式接管三大地质机构，并首次召开在宁全体地质科技人员大会，宣布成立一局两所，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地质勘探局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学研究所。1951年5月，一局两所在南京宣告成立，原三大机构的地质人员开始合署办公，并统一筹备野外工作。1952年8月，地质部成立，地委会随即撤销。南京原三大机构的大批科技人员，根据工作的需要，开始全面分流。原地质调查所得多数科技人员进入地质部；部分从事古生物研究的地质人员进入古生物所，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地质研究所。原南京地质研究所的部分人员转入北京地质研究所，部分人员进入地质部；还有部分从事古生物研究的科技人员，进入古生物研究所。矿产勘测处的大部分地质人员，调入地质部。 大部分地质科技人员北上，留在南京的地学研究机构相继组成土壤研究所、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北京与南京成为新中国地学研究的重镇。
旧有格局被完全打破，消除了旧中国地质机构遗留的割据局面，实现了地质界的大统一与大团结，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地质科学的二次体制化的原因分析
20世纪上半页，中国地质科学在已经完成体制化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进行二次体制化呢？这离不开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特殊的制约因素。
1、组织因素
根据建国初期对科学界的调查，科学界认为过去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的最大缺点是漫无计划，表现为研究院把目光只局限于自己设立的研究所，从未发挥计划和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机能；而科学研究又是自流式的，只根据各单位主管人的兴趣，而与整个国家政策脱节，同时各研究所之间，哪怕是同一研究院的，也缺乏密切的联系，更谈不上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其结果是容易形成宗派主义，而组织机构重床叠屋的结果也分散了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减低了研究效率。
以地质学为例，三大研究机构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地质调查所属于政府部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属于科研部门；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则属于生产企业部门。三个机构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学术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再加上政治上和人际关系上等复杂因素，彼此隔阂较深，逐渐形成门户之见。地质研究所隶属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因此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得到的政府拨款状况要远远超出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只有20多人的地质研究所每月可得经费是7000元。而每月给拥有110多名员工的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只有6000元，不足它需要经费的四分之一。这些经费只能用于维持地质调查所的基本运转。
组织机构的矛盾使科学家不能尽其全力，因此，新中国刚刚成立，由调查调查所北平分所转变而来的北京地质调查所裴文中等21名地质工作者，就于1949年11月向中国科学院递交了一份对中国地质工作的意见书。意见书中提议：
我们主张政府应该统一地质机构，统一领导、研究调查计划，集中人力、物力，使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以求于短期内造就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基本工作人员，发扬地质事业，为新中国之资源调查开发打下一个基础。
这些意见并非裴文中等少数人的意见，而是中国地质家整体的心声。李四光回国后为了多方听取地质学家的意见，曾发出300多封征求意见信，收回295封，其中90%主张统一领导。地质学家“完全拥护成立一个领导全国地质工作的权威机构，一致认为只有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全面改变原有的组织体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地质科学二次体制化势在必行。
2、经济因素
充足的科研经费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当时中国科研经费情况如何呢？虽然政府也出资支持科学研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瞠乎其后”，民众方面更是“极其冷淡，偶有热心之人，牺牲私财以提倡科学研究者，皆将嗤之以鼻，指为迂腐不求实用”。
地质学研究虽然不像物理、化学等学科，对工业经济等要求较高，但地质野外考察、 科研仪器的添置及出版刊物等仍然需要比较多的经费。根据20年代地质调查所得办事报告统计，所中每人每天需用调查费5—6元。一般一次野外考察时间少则半个月，多则三个月。每个调查队至少要有1—3人从事调查。一般情况下，一次野外考察旅费支出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地质调查所平均每年有十几个野外考察队在野外工作。考虑到当时4—5口人之家每月只要有十几元的伙食费就看维持正常生活，这个开销是很大的。
这样，经费就成为影响地质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学会还是研究机构，当时普遍面临经费不足的难题。
中国地质学会虽然接受机关团体及个人的捐助，量入为出，但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和《地质评论》的印刷费和会议开支还是使学会的经费比较紧张。尤其是1946年以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空前，经济压力空前。1947年12月23日，学会理事会决议事项中有这样几项：“明年印费等费预计约需十亿元，除由会议催交下年度会费外，再由各理事向有关机关募集。” “为节省纸张计，请《会志》编辑主任设法减少《会志》之空白边缘，请《评论》编辑主任设法改用新五号字排印。”
堂堂一国之学会，印刷刊物居然要靠減少空白边缘，用小号字体，该国科学研究环境之恶劣，可以想见。
中国地质学会是民间机构，经费没有保障，似乎情有可原，政府办的科研机构经费应该有保障吧？但这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以地质调查所为例，从1916年到1922年的七年中，全所人员定额月三十人左右，经费异常支绌。20年代，政府每年拨给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共17745元，不到1919年地质调查所预算的26%。30年代中期，政府每月给拥有110多名员工的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只有6000元，不足它需要经费的四分之一。
在政府拨款不足的情况下，科学机构往往寻求私人或者一些基金会来寻求资助。比如，地质调查所的学术研究费用主要来自于政府之外的拨款。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从事的发掘工作，地质调查所支付的经费只占全部经费的15%，85%的经费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
这样，科学研究必须根据金主的资助方向来进行，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资金必须用于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对土壤研究进行资助，但主要是在理论方面，对于怎样改良土壤、提高农作物产量等实用问题，则受制于资助方向而裹足不前。
经费的制约使得地质学的研究工作缺乏长远性、连贯性，科学家难以人尽其才。要发挥科学的功用，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科学体制必须改变。对于地质学等基础科学，国家不得辞其责。
3、政治因素
民国时期，虽然成立了国家科学院，成立了官办的科学机构，但当局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远远低于对战争、金钱的兴趣，科学教育文化的财政支出远远低于军事开支。1933年11月，丁文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科学演讲中估计，“当时我国公私方面用于研究事业之款项，年约400万元。……这与当时世界上科学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当时美国科研经费十亿元，英国二亿五千万元。而且这400万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文化教育的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贵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研究经费也不充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称：“本院经费，以适应研究业务为主，其用于经常行政者甚微，教育文化机关之经费，向不充裕，本院自不例外。”
文化教育经费不足，倒是用于屠杀人民的军事费和用于购买军火的债务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高居榜首。在1927至1936年的十年中，国民党军务费和债务费占实际支出总额的比例，十有九年在70%以上，最高甚至达88.1%。这充分显露了国民党当局反人民的本质，仅把科学研究当作一块遮羞布。在这种态势下，科学发展举步维艰。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中央研究院、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被中国科学院接收了。
和国民政府相反，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拟定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44条确定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范围。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普及科学知识。”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勵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科学发展所确定的基本宗旨，也是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的态度使得中国科学从国民党统治末期的百孔千疮的惨状中解放出来，在短时间内焕发出勃勃生机，地质学尤为突出。中国政府在建国后的头几年里，调整地质机构，调整地质高校，大量进行地质勘探考察，中国地质学的春天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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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永（1969-）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