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6日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11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经验和前景”为主题，回顾总结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分析借鉴国外农业农村发展的经验教训，研究探讨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前景与模式。论坛主要围绕农业增长、结构变迁与农业现代化，国际趋势、农业市场和结构变迁，农民收入、消费与社会结构转型，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与管理体制变革等专题进行广泛交流、深入研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等领导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在“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的主题报告中，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他认为百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可分为清末民初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四个阶段。他分析得出的重要经验和启示是：一要深化农村经营体制和管理机制改革，加大农业农村投入；二要加强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快改造传统农业；三要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四要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农业市场发展滞后
　　与会专家认为持续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将刺激对大多数食品的需求，从而对全球粮食供给提出挑战。这些因素会进而推动对肉制品和奶制品的需求，将推动玉米、粗粮等饲料粮和其他膳食价格上涨的压力。生物能源的需求将继续争夺土地和水资源。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和土地稀缺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粮食生产的增长，对粮食安全和人类福祉造成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将使农业发生改变，从而威胁那些依赖作物和畜牧业以保障其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民。对于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国际粮农组织亚太地区部经济与社会政策援助小组协调员Purushottam K. Mudbhary 先生认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研究和推广农业投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大幅增加对小农领域的粮食作物产量。此外，政府必须对食用粮食向生物燃料生产转向进行合理处理。最后，为使穷人免受高粮价之苦，需要加强为他们提供粮食安全保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分析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认为尽管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增长，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的基础还是很薄弱。我国进口的粮食等其他主要农产品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尽管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农业生产资源的保障，对于农业投入的保障，对于农产品供给的各种刺激政策仍然是不能放松的，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仍然不能轻言过关。
　　如何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也是此次会议的讨论热点。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是导致价格频繁波动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认为推动农业发展要建立三大体系，第一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第二是要建立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是要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体系。他认为，解决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问题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二是加快农产品冷链设施建设。三是努力降低流通成本。四是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变农业的产业结构，从而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是未来中国农业农村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待遇需市民化
　　农村人口的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中，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最近一段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一方面给城市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为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二是绝大多数到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三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四是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他认为，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全面短缺的转变，招工难正在由沿海向内地扩散。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保证了我们的就业能力，所以我国不会出现类似拉美的贫民窟现象。”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要让户口与福利脱钩，而且农民工的市民权利不能以土地权利来置换。城乡分割体制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终究会终结，但在这个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失衡问题。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城乡二元体制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韩俊指出，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低，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居住条件；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也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双放弃”，即不愿意放弃农村承包土地、林地和草原，也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的户口。
　　
　　城镇化进程面临挑战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走向何处，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路径将是怎样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指出，我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的几个问题：一是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问题。中国要想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较低的消费率和较低的服务业占比将成为制约的瓶颈；二是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问题。当前农民工严格意义上不是城市市民，所以他们对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对调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没有意义。这种城镇化是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农民没有发展资本的城镇化；三是城镇化和城市管理体制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指出，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内容的进一步的城镇化，应该成为我们未来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来源。农民工有了更充分的社会保障，有了更稳定的生活预期，他的消费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未来中国要通过产业转移，形成在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的雁阵模型，即沿海地区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延续比较优势。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沿海地区的资产占比已经是负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已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马晓河还设计了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政策框架，一是要完成以城市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减少城镇行政层级，优化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城市责权关系，创新城市群治理模式；二是要启动城市群共同体统筹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在一个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的公共设施服务应该没有差别，基础设施建设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关键所在；三是完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体系。
　　
　　土地制度改革需长期坚持
　　对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问题，陈锡文认为，家庭经营能很好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监督费用问题，所以它是世界各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的形式。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粮”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发展，所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与会专家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家庭经营制度，关键是要完善土地制度。为此，陈锡文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遵循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二是要兼顾亚洲农村社会传统的村社制度；三是要兼顾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历史，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尊重现有的法律，这是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有专家分析认为我国通过不断延长土地承包期限，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产权，但基于成员权集体所有制的调地压力一直都存在。集体所有制的成员权不仅有调整土地的压力，也会对集体经济收益产生不断调整分配的压力。因此，要尽快完成产权保护意义上的土地确权、成员权固化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