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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生说：“中国的事搞不好、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
张木生先生出了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以下简称《改造》）。这种“改造”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工程，开工近一个世纪，尚未取得“阶段性胜利”，残垣断壁还到处可见。张木生的出发点却很扎实，这就是副标题——《我读李零》。
李零先生的专业是“三古”：古文字、古文献和考古学，造诣很深。这些是冷僻的学问，外人不容易懂。但李零从这些知识出发，为一般读者写过几本书，都很畅销，其中有《丧家狗：我读<孔子>》、《兵以诈立：我读<孙子>》。这些书是对古籍的严谨解读，但读者仍可以从中观照当今现实。
张、李两位先生从小学时就在一起玩耍，后来一起下乡，1980年代初又一起研究过农村问题。在和别人辩论的时候，两人有分工：李零出主意，张木生登台。现在，张木生写了《我读李零》。与《我读孔子》、《我读孙子》相比，作者似乎更侧重自由发挥。李零或许不能完全同意张木生的解读，甚至根本不希望有人解读他，但这个工作不会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超越左与右
刘源将军为《改造》写了序，题为《读张木生》。他说：“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
确实，回顾历史上重大变革的前夕，每有争论；而争论必须有宽松自由的环境。张木生津津乐道一位“中央领导”的故事。
1980年代，杜润生领着几位青年人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当时已决定放开粮食市场，取消粮票。他们提出中央仍需用保护价收购1280亿斤粮食，而“中央领导”认为只需1000亿斤。一位青年人对自己的研究很有信心，他质问“中央领导”：“中央想什么呢？”
“中央领导”马上向他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让他慢慢说，“中央领导”仔细听。
这样的气度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争论将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
左与右有很多争论。但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也有共识。
在《改造》的相关章节，张木生列举了不少现实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些甚至触目惊心，任何居安思危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些问题，与左右无关。
张木生提出了他的判断或解决方案，例如：反腐要有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国有垄断企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利益集团”；“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是伪命题”；“中国是国家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市场在分配财富”，因此城乡差距世界第一；“来钱快的股市、楼市和钱市，都是政府坐庄”；建立全民社保，“政府卖掉十分之一的资产就能完成这一善举”。
为了国家进步，左右之争必须被超越，直面中国现实，找出切实有效的通往明天的路。
跨越中与西
张木生说：“我写这本书，逢左必右，逢右必左。”指明这本书以“破”为主，“立”在“破”中，试图在左与右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
不过，在如何对待西方这个问题上，他似乎更执意于“破”，而这正是“读李零”可以有很大帮助的地方。
李零的“三古”知识可以引导我们了解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树立自信，这是经济增长不能带来的自信。
有了自信，就不必全力痛批作为他者的“西方”。很多时候那只是批判者自己扎的“稻草人”。当我们探路时，路标应该是好与坏，不是中与西。
有了自信，也不必为今天的问题责怪古人。张木生说：“中国的事搞不好、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
文化自信与民族主义不同。张木生说：“民族主义，自我放大是挺可怕的事。”他也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因为中国仍在“摸路”；大国崛起的宣传也很有害。他认为，这些都是春秋大梦。
沉溺于春秋大梦的是庸人。
张木生自问自答：“什么是庸人？庸人只有一根直肠充满恐惧和希望。”无论左与右，庸人在看西方时肠子最直。
兵以诈立
李零的《孙子》研究独步天下。孙子提倡“兵以诈立”，也为李零所注重。在《改造》中，张木生用了三分之一多的篇幅讨论战争，或“西方杀人艺术”。军事是国之大事，不可不慎。
今天，西方的军事与外交似乎更得孙子的精髓，我们的手段却有些简陋。
近年来，中国的周边环境虽然相对安稳，但也不是那么理想。以前批判美国对华政策时常说，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那将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将因此成为美国的敌人。
现在，我们也应避免做出这样的“预言”，这取决于我们怎样看这个世界。
好战、仇外的言论是有害的。到处都看到“大马猴”，将白白地过多耗费资源，苏联有过教训。“诈”不应是诈自己。
但我们仍然要极力维护国家利益，要看到危机，但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仍需要用兵，但不仅是兵。
任何一个国家，在强硬之后要知道如何收场，在表示友好时不能伤及利益。今天，国家间竞争就是“兵”，是全方位的竞争。“兵以诈立”要求我们有多种手段，运用自如，同时还要坚持和平的心愿、正义的追求。
早年，张木生在北京人民大学附中读书，文革期间到内蒙古插队。插队期间，他就中国农业发展史和世界农业发展史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这段不寻常的阅历，为他在改革开放的激荡年代参与农村改革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埋下了种子，也埋下了对中国前途与命运不倦思考的基因。
读张木生，可以读出清醒，读出责任，读出智慧。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
张木生先生出了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以下简称《改造》）。这种“改造”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工程，开工近一个世纪，尚未取得“阶段性胜利”，残垣断壁还到处可见。张木生的出发点却很扎实，这就是副标题——《我读李零》。
李零先生的专业是“三古”：古文字、古文献和考古学，造诣很深。这些是冷僻的学问，外人不容易懂。但李零从这些知识出发，为一般读者写过几本书，都很畅销，其中有《丧家狗：我读<孔子>》、《兵以诈立：我读<孙子>》。这些书是对古籍的严谨解读，但读者仍可以从中观照当今现实。
张、李两位先生从小学时就在一起玩耍，后来一起下乡，1980年代初又一起研究过农村问题。在和别人辩论的时候，两人有分工：李零出主意，张木生登台。现在，张木生写了《我读李零》。与《我读孔子》、《我读孙子》相比，作者似乎更侧重自由发挥。李零或许不能完全同意张木生的解读，甚至根本不希望有人解读他，但这个工作不会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超越左与右
刘源将军为《改造》写了序，题为《读张木生》。他说：“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
确实，回顾历史上重大变革的前夕，每有争论；而争论必须有宽松自由的环境。张木生津津乐道一位“中央领导”的故事。
1980年代，杜润生领着几位青年人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当时已决定放开粮食市场，取消粮票。他们提出中央仍需用保护价收购1280亿斤粮食，而“中央领导”认为只需1000亿斤。一位青年人对自己的研究很有信心，他质问“中央领导”：“中央想什么呢？”
“中央领导”马上向他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让他慢慢说，“中央领导”仔细听。
这样的气度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争论将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
左与右有很多争论。但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也有共识。
在《改造》的相关章节，张木生列举了不少现实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些甚至触目惊心，任何居安思危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些问题，与左右无关。
张木生提出了他的判断或解决方案，例如：反腐要有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国有垄断企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利益集团”；“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是伪命题”；“中国是国家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市场在分配财富”，因此城乡差距世界第一；“来钱快的股市、楼市和钱市，都是政府坐庄”；建立全民社保，“政府卖掉十分之一的资产就能完成这一善举”。
为了国家进步，左右之争必须被超越，直面中国现实，找出切实有效的通往明天的路。
跨越中与西
张木生说：“我写这本书，逢左必右，逢右必左。”指明这本书以“破”为主，“立”在“破”中，试图在左与右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
不过，在如何对待西方这个问题上，他似乎更执意于“破”，而这正是“读李零”可以有很大帮助的地方。
李零的“三古”知识可以引导我们了解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树立自信，这是经济增长不能带来的自信。
有了自信，就不必全力痛批作为他者的“西方”。很多时候那只是批判者自己扎的“稻草人”。当我们探路时，路标应该是好与坏，不是中与西。
有了自信，也不必为今天的问题责怪古人。张木生说：“中国的事搞不好、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
文化自信与民族主义不同。张木生说：“民族主义，自我放大是挺可怕的事。”他也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因为中国仍在“摸路”；大国崛起的宣传也很有害。他认为，这些都是春秋大梦。
沉溺于春秋大梦的是庸人。
张木生自问自答：“什么是庸人？庸人只有一根直肠充满恐惧和希望。”无论左与右，庸人在看西方时肠子最直。
兵以诈立
李零的《孙子》研究独步天下。孙子提倡“兵以诈立”，也为李零所注重。在《改造》中，张木生用了三分之一多的篇幅讨论战争，或“西方杀人艺术”。军事是国之大事，不可不慎。
今天，西方的军事与外交似乎更得孙子的精髓，我们的手段却有些简陋。
近年来，中国的周边环境虽然相对安稳，但也不是那么理想。以前批判美国对华政策时常说，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那将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将因此成为美国的敌人。
现在，我们也应避免做出这样的“预言”，这取决于我们怎样看这个世界。
好战、仇外的言论是有害的。到处都看到“大马猴”，将白白地过多耗费资源，苏联有过教训。“诈”不应是诈自己。
但我们仍然要极力维护国家利益，要看到危机，但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仍需要用兵，但不仅是兵。
任何一个国家，在强硬之后要知道如何收场，在表示友好时不能伤及利益。今天，国家间竞争就是“兵”，是全方位的竞争。“兵以诈立”要求我们有多种手段，运用自如，同时还要坚持和平的心愿、正义的追求。
早年，张木生在北京人民大学附中读书，文革期间到内蒙古插队。插队期间，他就中国农业发展史和世界农业发展史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这段不寻常的阅历，为他在改革开放的激荡年代参与农村改革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埋下了种子，也埋下了对中国前途与命运不倦思考的基因。
读张木生，可以读出清醒，读出责任，读出智慧。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