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爷爷不知是何方人氏，只听说他带着全家狼狈而逃，一路走一路丢，最后把爷爷扔给一家当学徒。爷爷穷，没人正眼看，只好从逃荒的人群中找了个漂亮姑娘做媳妇，那就是我奶奶。奶奶虽瘦弱，却精明强干，吃苦耐劳，不仅帮爷爷开荒种地，广种多收，而且帮爷爷精打细算，置办家业。
　　


　　爹是长子，爷爷从不让他干活，只让他一心读书。待他长到15岁，经商的姥爷看他稳当，便把18岁的女儿嫁给了他。她就是我娘，从此爹便跟随他的老泰山东奔西走。不知从何时起，爹长出息了：不但来往账目精细，而且结识的人越来越多;不但公开买卖山货，而且还暗里鼓捣药材，让娘终日惶惶不安。
　　爹领着娘住在镇里，那是小日本占領的地盘，进出都要良民证。姥爷家住在离镇10多里的小山村，那是游击队的拉锯区。白天鬼子来了游击队就撤，夜晚鬼子走了就进，高高的山头上总有人站岗放哨。因山村不给鬼子纳粮，故山村人不能出入小镇。爹就不停地赶着毛驴车找各种借口来往于两头，一边把村里的土产山货卖到镇里，一边偷偷把咸盐、药品之类送往山村。
　　1941年秋，就是娘出嫁的当年，老天爷开恩，赏赐给山村一个大丰收。高粱醉红了脸，谷穗压弯了头，就连地上跑的鸡，房檐飞的鸽也肥得流油。民兵队长、妇女主任们大小干部，连开会带动员，让大家赶紧动镰开收，怕的是鬼子上山扫荡。这边紧锣密鼓，快割抢收;那边虎视眈眈，蠢蠢欲动。爹一反常态，闷在家里不出城，不是给这个送礼，就是请那个喝酒。有天傍晚，爹带着一身酒气回来，脱去棉袍，闷闷在地上转悠。娘问爹：“有事？”爹说：“鬼子抢粮。”娘道：“啥时候？”爹答：“明儿。”娘着急地说：“快报信！”爹说：“全城戒严。”爹娘不语。突然，爹匆匆翻出娘贴身戴的红兜肚，用毛笔在上面写了暗语，唤来趴在门口随娘陪嫁来的老黄狗，把兜肚系在狗背上，轻轻地抚摸着它，亲切地吩咐：“回家。”爹顺着水道把狗放走。
　　翌日凌晨，连鬼子带伪军百十号人，骑着马，扛着枪，驾着摩托，套着大车，浩浩荡荡向山村进发。唯一的一条进村“大”路上，鬼子遭遇伏击;漫山遍岗的崎岖小道上，百姓们背的背、扛的扛，扯儿带女藏进深山老林。鬼子损兵折将，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一把火烧毁了小山村，虏走了没来得及躲避的猪鸭牛羊……
　　1942年腊月一个夜晚，寒风凌冽，白毛雪唰唰落地，娘一边搂着刚刚出生三天的哥哥偎在被窝里，一边急切地隔窗瞅着屋外，惦念着外出的爹还没回还。忽然，爹像个雪人似的钻进屋来，紧跟着蹿进一个女人，爹赶紧把她外衣上的雪抖擞干净，把她塞进炕上早就挖好的地洞里。爹把带血的尿盆摆在刚刚站湿的地上，又把带屎的尿布扔了满地，弄来一盆热水，假装洗尿布，遮盖了因雪化而潮湿粘润的地面。
　　片刻，院门被砸得砰砰作响，院内鸡飞狗跳。爹故作斯文地披上风衣，拿把大竹笤帚从雪中扫出一条小道，正好把刚踩实的脚印去掉，慢慢拉开门拴。几个黄狗子冲在前，两个小日本跟在后，不由分说往屋内闯。爹急急拽住领头的，指着门头挂着的红布条说：“坐月子，血屋，男人不能进！”来者不善，几个魔鬼头也不抬就一下挤进来。爹慌忙阻拦，脚步踉跄中“踢”翻了尿盆，娘也假装害羞往被窝里缩，照婴儿屁股上掐了一把，孩子大哭……凶神们在一片狼藉中捂着鼻子，闻着尿臊，踩着泥泞，东挑西翻……臨走撩开娘的被，看了下襁褓中的孩子小脸，骂骂咧咧地又向别处搜查去了。深夜，两个有“头脸”的人将那女人接走，顺便带走爹藏在地洞中的许多药……解放后，那女人成了这个小镇的镇长。
　　算来算去，爹那时刚刚十六七岁，一个白面书生，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竟敢在鬼子面前耍大刀，我为“父亲”骄傲！只因爹是参加抗日战争的一员，只因我是中华民族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