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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中，名校文化面临着艰难选择。名校文化发展意味着逐步克服文化与人的割裂与对立，形成文化与人的积极互动，促进文化世界与文化生命的同步优化。名校文化发展的深层机制在于办学者自身的文化更新，它迫切要求办学者跳出文化小圈子反观自身，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能力，同时善于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处理好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调控好稳定与改革的运行节奏。
关键词：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４０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１）０１-00１４-0５
近些年来，教育界不时拂过丝丝怀旧之风，《逝去的大学》、《过去的中学》、《北大旧事》以及《老大学故事丛书》等相继问世，背后究竟隐含着人们对教育的何种情怀与期待？我们是否在盼望追寻一所所名校的流风遗韵以获得些许慰藉？确实，教育史上虽有一些常春藤般的老牌名校，但也有不少曾经的名校却处于静悄悄的衰变之中。一位研究者曾于２００５年来到他魂牵梦萦的春晖中学作过一番考察，“猛然感到我来到的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白马湖的水已不像当年那样纯净，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１］对此评论或许另可商榷，但它的警示是重要的：一切皆流，名校文化更如逆水行舟。名校文化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特别需要一种旨在“发展”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面临着的文化转型，包含着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变革，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正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回顾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转型，人们最终都会将视线集中于人自身。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点，就经历过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再到人自身的由表及里的进化过程，经历过从“洋务运动”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运动”。当代英格尔斯关于“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的论断以及提出的现代人的１２条特质，启发各个文化领域都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构思、设计和追寻“新人”。“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的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都被崭新化了。我们从总体上称这种崭新化为‘文化转型’”。“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在其实质上应该是人按照更崇高、更美好的自我意识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自觉的自我教化的过程，是人据其对自身进行更完善、更理想的形象塑造的文化过程。所以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应该把启发人自觉地为建设自己的新人格和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而奋斗作为根本任务”。［２］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精神将逐步转化为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近期（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之中：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我们尽管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正坚定不移地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向着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前进［３］。
当代文化转型，在教育领域称为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转轨”、“转向”、“变革”、“改革”，主题即是“素质教育”。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先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２０１０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里明确提出以优化人的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转型的“战略主题”，以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面临着教育文化转型，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校”理所当然地要发挥某种示范和带头作用。然而实际上，由于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旧矛盾交织，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升学竞争压力高居不下，众多名校文化转型步履极其艰难，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良好社会声誉常常成为沉重的包袱。前文引述的对春晖中学的评论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不是春晖中学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有些地方尽管推出了一些素质教育的“典型”，但常会引起置疑与争议，难以让人心悦诚服。有的“名校”早已背离了“宁丢几分，不丢方针”的办学传统，其文化精神发生了可悲的“逆转”：“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４］
在文化转型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重要变化，诸如传统意识形态的淡化，精神追求的迷失，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经济利益的凸现，竞争精神的强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大众文化的兴盛，西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的流行等等。新旧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使得那些曾经神圣与崇高的信仰纷纷消逝于世俗化的文化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中掺杂着大量文化失范乃至以“文化”为名的反文化现象，主流、逆流与潜流，浪花与泡沫，精华与糟粕，交互混杂，扑朔迷离。在教育界，明目张胆的应试教育已成过街老鼠，多被精心包装成素质教育模样以鱼目混珠。能否准确识别这种种现象，正确判断本校文化中何者应当坚持并强化，何者应当调整与改革，是名校文化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车子转弯时总有一些人要被甩下来一样，文化转型是对每一所名校的敏感性、适应力和主动精神的严峻考验。对社会环境的绝对顺应，必然会付出丧失自我的代价；拒斥社会环境的要求，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则会失去对社会的适应，甚至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两难选择面前能否开辟“第三条道路”？能否在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自身的个性特征？此外，对历史名校的另一重压力是，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使得众多的一般学校面临难得机遇：在“重新洗牌”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乘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一大批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学校（例如江苏省的洋思中学，山东省的杜郎口中学等）迅速崛起，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成为新兴的文化名校。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的是一条无法改变的铁律？
二、名校文化发展之内涵
按照“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的理解，文化发展就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的“可能生活”前进。“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可能性文化的建构，这就是重构文化，文化是在走向可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而创造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５］我们无法离开学校真实的日常生活去“重建”文化，无法一边日复一日地过着习惯而舒服的常规生活，一边去“创造”新的生气勃勃的先进文化。创造有文化情调、有精神气质、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无疑需要物质条件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美化诗化，但不应忘记生活方式改进的深层含义是人的本性的改变，换言之，文化发展的根本归属在于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的转化生成。“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性运动，其意义的确定并不在于文化表象的千变万化上，而在于对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６］，亦即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优化上。
关键词：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４０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１）０１-00１４-0５
近些年来，教育界不时拂过丝丝怀旧之风，《逝去的大学》、《过去的中学》、《北大旧事》以及《老大学故事丛书》等相继问世，背后究竟隐含着人们对教育的何种情怀与期待？我们是否在盼望追寻一所所名校的流风遗韵以获得些许慰藉？确实，教育史上虽有一些常春藤般的老牌名校，但也有不少曾经的名校却处于静悄悄的衰变之中。一位研究者曾于２００５年来到他魂牵梦萦的春晖中学作过一番考察，“猛然感到我来到的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白马湖的水已不像当年那样纯净，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１］对此评论或许另可商榷，但它的警示是重要的：一切皆流，名校文化更如逆水行舟。名校文化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特别需要一种旨在“发展”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面临着的文化转型，包含着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变革，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正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回顾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转型，人们最终都会将视线集中于人自身。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点，就经历过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再到人自身的由表及里的进化过程，经历过从“洋务运动”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运动”。当代英格尔斯关于“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的论断以及提出的现代人的１２条特质，启发各个文化领域都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构思、设计和追寻“新人”。“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的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都被崭新化了。我们从总体上称这种崭新化为‘文化转型’”。“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在其实质上应该是人按照更崇高、更美好的自我意识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自觉的自我教化的过程，是人据其对自身进行更完善、更理想的形象塑造的文化过程。所以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应该把启发人自觉地为建设自己的新人格和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而奋斗作为根本任务”。［２］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精神将逐步转化为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近期（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之中：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我们尽管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正坚定不移地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向着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前进［３］。
当代文化转型，在教育领域称为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转轨”、“转向”、“变革”、“改革”，主题即是“素质教育”。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先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２０１０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里明确提出以优化人的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转型的“战略主题”，以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面临着教育文化转型，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校”理所当然地要发挥某种示范和带头作用。然而实际上，由于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旧矛盾交织，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升学竞争压力高居不下，众多名校文化转型步履极其艰难，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良好社会声誉常常成为沉重的包袱。前文引述的对春晖中学的评论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不是春晖中学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有些地方尽管推出了一些素质教育的“典型”，但常会引起置疑与争议，难以让人心悦诚服。有的“名校”早已背离了“宁丢几分，不丢方针”的办学传统，其文化精神发生了可悲的“逆转”：“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４］
在文化转型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重要变化，诸如传统意识形态的淡化，精神追求的迷失，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经济利益的凸现，竞争精神的强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大众文化的兴盛，西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的流行等等。新旧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使得那些曾经神圣与崇高的信仰纷纷消逝于世俗化的文化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中掺杂着大量文化失范乃至以“文化”为名的反文化现象，主流、逆流与潜流，浪花与泡沫，精华与糟粕，交互混杂，扑朔迷离。在教育界，明目张胆的应试教育已成过街老鼠，多被精心包装成素质教育模样以鱼目混珠。能否准确识别这种种现象，正确判断本校文化中何者应当坚持并强化，何者应当调整与改革，是名校文化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车子转弯时总有一些人要被甩下来一样，文化转型是对每一所名校的敏感性、适应力和主动精神的严峻考验。对社会环境的绝对顺应，必然会付出丧失自我的代价；拒斥社会环境的要求，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则会失去对社会的适应，甚至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两难选择面前能否开辟“第三条道路”？能否在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自身的个性特征？此外，对历史名校的另一重压力是，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使得众多的一般学校面临难得机遇：在“重新洗牌”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乘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一大批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学校（例如江苏省的洋思中学，山东省的杜郎口中学等）迅速崛起，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成为新兴的文化名校。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的是一条无法改变的铁律？
二、名校文化发展之内涵
按照“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的理解，文化发展就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的“可能生活”前进。“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可能性文化的建构，这就是重构文化，文化是在走向可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而创造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５］我们无法离开学校真实的日常生活去“重建”文化，无法一边日复一日地过着习惯而舒服的常规生活，一边去“创造”新的生气勃勃的先进文化。创造有文化情调、有精神气质、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无疑需要物质条件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美化诗化，但不应忘记生活方式改进的深层含义是人的本性的改变，换言之，文化发展的根本归属在于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的转化生成。“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性运动，其意义的确定并不在于文化表象的千变万化上，而在于对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６］，亦即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优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