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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禺是一位以悲剧著称的剧作家，在其众多悲剧创作中尤以女性的刻画最为深入人心，较为突出的有《雷雨》中敢爱敢恨的繁漪，《日出》里在清醒中堕落的的陈白露，《原野》中充满原始蛮性的花金子以及《北京人》中具有惊人的爱心与耐力的愫方等。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情感。本文主要以《雷雨》为例，探析剧中繁漪这一悲剧女性形象。
关键词：曹禺；雷雨；悲剧；繁漪
悲剧是悲痛的艺术，它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常常强调以“悲”为美，草木凋零的萧索之悲；物是人非的变迁之悲；闺中怨妇的凄婉之悲；血染沙场的雄壮之悲……雪莱曾说：“我们最甜美的歌就是那些倾诉哀肠的思想的。”曹禺的悲剧美学正是通过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以她们各具特色的女性美，来诉说她们内心的痛苦和不幸；又从阴鸷低沉的生活中绽放出生命的色彩，展示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悲剧画面。曹禺以美的灵魂在深刻的痛苦中毁灭，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悲剧艺术魅力。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使人为美的撕裂而激起感情的激荡。所以，悲剧常常与美、崇高联系在一起。
《雷雨》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部戏剧，它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曹禺在《雷雨序》里，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残酷性：“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2]《雷雨》所体现的，正是“宇宙中斗争的‘残忍’与‘冷酷’”。“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3]作为剧中的灵魂人物，繁漪被称为《雷雨》中“最为炫目的一道闪电”。[4]在曹禺的笔下，繁漪敢爱敢恨，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面对周萍的背叛，发出“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是你的！”的呐喊。这是人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所做的最后挣扎，但是这种挣扎是毫无意义的。她把自己的情感寄希望于周萍，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畸形的，况且周萍并没有真正爱过繁漪。最后被逼上绝路的繁漪，为了爱，把自己连她周围的一切都毁灭了。可以看出，繁漪身上流淌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原始的情绪”：不是爱便是恨。在她的身上，“一切都走向了极端，中间不允许有一条折衷的路。”[5]这也是曹禺戏剧中女性形象的一个共性：充满“蛮力”与“原始情绪”。这与作家本人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体验有关。曹禺早年的生活经历十分不幸，他刚生下来三天，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是一个潦倒的封建官僚，脾气暴躁，在家里经常发火大吵大闹，整个家庭气氛极其压抑沉闷。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曹禺自幼敏感、多疑、处处谨慎小心，同时又感到非常孤独寂寞。成年以后的曹禺依然这样，不爱讲话，耽于幻想，对外界的评论特别敏感。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名声地位高了，却更加在意别人的评论，尤其重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戏剧创作上的自信心衰减了，写戏更多是为了配合形式或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1983年，黄永玉先生与曹禺有过通信，其中一封黄永玉对曹禺有非常激烈的批评，他说：“你是我极其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可见曹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一个天性脆弱的知识分子，却在《雷雨》、《原野》、《北京人》中一再礼赞“蛮性”的原始力量。这也许就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所谓补偿心理。曹禺之所以特别向往“蛮力”，正是出于他自身的心理缺陷。
剧中的繁漪，厌倦了周家单调庸俗的生活，难以忍受阴沉压抑的气氛，加之精神上的苦闷，得不到周朴园的理解和关爱，所有痛苦的潮水一齐向她涌来，她力求摆脱这一切。可是不管她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这“黑暗的坑”，只会越陷越深。于是就有了“挣扎”与“残酷”的发现。曹禺说：“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6]他们一个抓住一个，揪成一团，“正如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7]所以他说：“在《雷雨》里，宇宙正向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发现，在鲁迅在《阿Q正传》中早有察觉。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无家可归的惶惑、面对死亡的恐惧等，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入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这里，曹禺是对生存困境这一现状的重新阐释和另辟蹊径。既包含了对人无论是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的发现，同时又表明了，作者对宇宙间压抑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恐惧。
《雷雨》自上映以来，繁漪一直是个颇具争议人物。她美艳动人，性格上有自私、阴鸷的一面。为了爱情，她可以不择手段地阻挠周萍与四凤的感情，甚至不顾颜面、悄悄地跟踪周萍。为了爱她可以 “如一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但是当她的爱不能实现时，她的恨同样也是让人很可怕的，她可以“不声不响的恨恨地吃了你”。终于因为她的情感爆发，周朴园想要建立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8]崩溃了。繁漪对压迫的反抗、对自由意志的追求，是出于她身上的原始的蛮性，是完全不考虑后果的。沈从文曾说：“人被压迫了，自然要反抗，可是若只有反抗而殊乏温情，或者说没有爱意的反抗，也应该是一种缺乏。”相比之下，繁漪的爱与恨都太过残忍。她对周萍的爱并没有出现高于情欲的个性要求，从她对周萍的过分依赖与执着，可以看出她个性的丧失。
其次，繁漪虽然在心理上排斥周公馆，但她并未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如像娜拉那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冲出封建旧家庭、追求个性的独立与解放。即便是繁漪像娜拉一样走出家门，又如何？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告诫学生，娜拉走了以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虽然精神层面摆脱了封建藩篱的束缚，但妇女的解放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上的独立。而事实上，繁漪对周公馆是存在依赖的，在“张个人”方面，她远不如娜拉那样坚决和彻底。她只有在自己走投无路时，才有摧毁一切的盲目反抗，将一切有罪的、无辜的人燃烧在她愤怒的烈火中，将他们化为灰烬。在她的身上，交织着人类“最不忍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这样看来，繁漪的形象更接近于古希腊悲剧中报复一切的美狄亚，为了复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牺牲自己。
另外，繁漪明知道周冲喜欢四凤，却对儿子的选择横加干涉，提醒周冲说：“她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9]并决然地说：“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繁漪对四凤的偏见，显然不是出于对四凤的憎恨，因为周冲与四凤相爱对她是有利的。这恰恰反映了繁漪的封建等级观念、门第思想。繁漪自己就是封建婚姻的不幸牺牲品，但她仍旧以门当户对的封建标准干涉周冲的婚姻。因此，在繁漪身上并未完全表现出“反封建个性解放的主题”。传统文化的积淀对她的思想和行为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她的意识深层，还潜伏着某些软弱、妥协的因素，她在潜意识中仍然备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这也是繁漪区别于西方悲剧中的女性性格，而呈现出民族悲剧美学内涵的独特之处。
曹禺在塑造戏剧中的女性时，着重发掘她们精神的痛苦。她们对自身的痛苦是清醒地感觉和意识到的，她们的心灵在痛苦中挣扎，都想摆脱这痛苦和不幸，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他们清醒的灵魂最终只能掉进痛苦的巨大深渊。所以有人说：“曹禺的悲剧是用心灵的泪水汇成的一片痛苦的海洋。”
参考文献：
[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雨丝》周刊第15期，第26页。
[2]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0.
[3]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4.
[4]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0.
[5]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17.
[6]《〈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3.
[7]《〈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3.
[8]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2.
[9]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 曹禺戏剧新论》[M].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23.
关键词：曹禺；雷雨；悲剧；繁漪
悲剧是悲痛的艺术，它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常常强调以“悲”为美，草木凋零的萧索之悲；物是人非的变迁之悲；闺中怨妇的凄婉之悲；血染沙场的雄壮之悲……雪莱曾说：“我们最甜美的歌就是那些倾诉哀肠的思想的。”曹禺的悲剧美学正是通过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以她们各具特色的女性美，来诉说她们内心的痛苦和不幸；又从阴鸷低沉的生活中绽放出生命的色彩，展示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悲剧画面。曹禺以美的灵魂在深刻的痛苦中毁灭，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悲剧艺术魅力。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使人为美的撕裂而激起感情的激荡。所以，悲剧常常与美、崇高联系在一起。
《雷雨》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部戏剧，它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曹禺在《雷雨序》里，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残酷性：“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2]《雷雨》所体现的，正是“宇宙中斗争的‘残忍’与‘冷酷’”。“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3]作为剧中的灵魂人物，繁漪被称为《雷雨》中“最为炫目的一道闪电”。[4]在曹禺的笔下，繁漪敢爱敢恨，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面对周萍的背叛，发出“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是你的！”的呐喊。这是人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所做的最后挣扎，但是这种挣扎是毫无意义的。她把自己的情感寄希望于周萍，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畸形的，况且周萍并没有真正爱过繁漪。最后被逼上绝路的繁漪，为了爱，把自己连她周围的一切都毁灭了。可以看出，繁漪身上流淌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原始的情绪”：不是爱便是恨。在她的身上，“一切都走向了极端，中间不允许有一条折衷的路。”[5]这也是曹禺戏剧中女性形象的一个共性：充满“蛮力”与“原始情绪”。这与作家本人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体验有关。曹禺早年的生活经历十分不幸，他刚生下来三天，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是一个潦倒的封建官僚，脾气暴躁，在家里经常发火大吵大闹，整个家庭气氛极其压抑沉闷。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曹禺自幼敏感、多疑、处处谨慎小心，同时又感到非常孤独寂寞。成年以后的曹禺依然这样，不爱讲话，耽于幻想，对外界的评论特别敏感。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名声地位高了，却更加在意别人的评论，尤其重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戏剧创作上的自信心衰减了，写戏更多是为了配合形式或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1983年，黄永玉先生与曹禺有过通信，其中一封黄永玉对曹禺有非常激烈的批评，他说：“你是我极其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可见曹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一个天性脆弱的知识分子，却在《雷雨》、《原野》、《北京人》中一再礼赞“蛮性”的原始力量。这也许就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所谓补偿心理。曹禺之所以特别向往“蛮力”，正是出于他自身的心理缺陷。
剧中的繁漪，厌倦了周家单调庸俗的生活，难以忍受阴沉压抑的气氛，加之精神上的苦闷，得不到周朴园的理解和关爱，所有痛苦的潮水一齐向她涌来，她力求摆脱这一切。可是不管她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这“黑暗的坑”，只会越陷越深。于是就有了“挣扎”与“残酷”的发现。曹禺说：“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6]他们一个抓住一个，揪成一团，“正如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7]所以他说：“在《雷雨》里，宇宙正向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发现，在鲁迅在《阿Q正传》中早有察觉。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无家可归的惶惑、面对死亡的恐惧等，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入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这里，曹禺是对生存困境这一现状的重新阐释和另辟蹊径。既包含了对人无论是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的发现，同时又表明了，作者对宇宙间压抑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恐惧。
《雷雨》自上映以来，繁漪一直是个颇具争议人物。她美艳动人，性格上有自私、阴鸷的一面。为了爱情，她可以不择手段地阻挠周萍与四凤的感情，甚至不顾颜面、悄悄地跟踪周萍。为了爱她可以 “如一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但是当她的爱不能实现时，她的恨同样也是让人很可怕的，她可以“不声不响的恨恨地吃了你”。终于因为她的情感爆发，周朴园想要建立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8]崩溃了。繁漪对压迫的反抗、对自由意志的追求，是出于她身上的原始的蛮性，是完全不考虑后果的。沈从文曾说：“人被压迫了，自然要反抗，可是若只有反抗而殊乏温情，或者说没有爱意的反抗，也应该是一种缺乏。”相比之下，繁漪的爱与恨都太过残忍。她对周萍的爱并没有出现高于情欲的个性要求，从她对周萍的过分依赖与执着，可以看出她个性的丧失。
其次，繁漪虽然在心理上排斥周公馆，但她并未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如像娜拉那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冲出封建旧家庭、追求个性的独立与解放。即便是繁漪像娜拉一样走出家门，又如何？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告诫学生，娜拉走了以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虽然精神层面摆脱了封建藩篱的束缚，但妇女的解放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上的独立。而事实上，繁漪对周公馆是存在依赖的，在“张个人”方面，她远不如娜拉那样坚决和彻底。她只有在自己走投无路时，才有摧毁一切的盲目反抗，将一切有罪的、无辜的人燃烧在她愤怒的烈火中，将他们化为灰烬。在她的身上，交织着人类“最不忍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这样看来，繁漪的形象更接近于古希腊悲剧中报复一切的美狄亚，为了复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牺牲自己。
另外，繁漪明知道周冲喜欢四凤，却对儿子的选择横加干涉，提醒周冲说：“她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9]并决然地说：“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繁漪对四凤的偏见，显然不是出于对四凤的憎恨，因为周冲与四凤相爱对她是有利的。这恰恰反映了繁漪的封建等级观念、门第思想。繁漪自己就是封建婚姻的不幸牺牲品，但她仍旧以门当户对的封建标准干涉周冲的婚姻。因此，在繁漪身上并未完全表现出“反封建个性解放的主题”。传统文化的积淀对她的思想和行为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她的意识深层，还潜伏着某些软弱、妥协的因素，她在潜意识中仍然备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这也是繁漪区别于西方悲剧中的女性性格，而呈现出民族悲剧美学内涵的独特之处。
曹禺在塑造戏剧中的女性时，着重发掘她们精神的痛苦。她们对自身的痛苦是清醒地感觉和意识到的，她们的心灵在痛苦中挣扎，都想摆脱这痛苦和不幸，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他们清醒的灵魂最终只能掉进痛苦的巨大深渊。所以有人说：“曹禺的悲剧是用心灵的泪水汇成的一片痛苦的海洋。”
参考文献：
[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雨丝》周刊第15期，第26页。
[2]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0.
[3]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4.
[4]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0.
[5]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17.
[6]《〈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3.
[7]《〈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3.
[8]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2.
[9]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 曹禺戏剧新论》[M].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