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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塔（Torre David）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区域，是一栋总高45层的摩天大厦。本来，这栋建筑会成为某家银行的总部大楼，却因为遭遇了上世纪90年代的委内瑞拉经济危机，而成为一栋被资本遗忘乃至抛弃的烂尾楼。
时光荏苒，如今，这栋“办公大楼”底部的20层中，已经自发性地住进了750多个家庭。由于没有电梯，尚未安装护栏和扶手的楼梯是人们上下楼的惟一途径。他们也必须爬上这样的楼梯，自己肩扛手搬，把水装进大楼供水系统中的水箱里……
这样的生存条件，使“大卫塔”被一些人称为一个“垂直的贫民窟”。不过，尽管楼内没有现成的配套生活设施，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满足日常居住的共同需求，杂货店、理发室、裁缝铺、健身中心等等，如今在这栋大厦中已经一应俱全。或许，把这里视为一个“非正规的垂直社区”更为妥贴。
不久前举行的第13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上，一个再现大卫塔的装置展获得了“最佳项目”金狮奖。这一奖项的授予，也许正表明建筑业者已经意识到，城市的规划者和建筑的设计者，尽管造出了数量庞大、高耸入云的建筑，却仍然远未能满足部分民众对拥有更好的生存空间的需求。
这个装置展由“都市智库”（Urban-Think Tank，简称U-TT）工作室与英国《卫报》建筑评论家Justin McGuirk共同策划，向外界展示了这栋建筑和居住其间的人们非同寻常、出人意料的关系。而那些呈现在“大卫塔”般的空心砖墙面上的摄影作品，就全部出自摄影师伊万·班（Iwan Baan）之手。伊万·班1975年生于荷兰，曾就读于海牙的皇家艺术学院，后在纽约和欧洲的出版和纪实摄影领域工作，现在是世界建筑界炙手可热的一位摄影师。他是如何与远在南美的大卫塔发生关联的？他又如何看待这栋特别的建筑？……在他给我们邮件采访的回复中，我们或许会了解更多。
你是怎样开始拍摄大卫塔的？
伊万：两年半前，我第一次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听说了这栋建筑，当时我正为U-TT拍摄另一个项目。那些委内瑞拉人把那栋大楼改造成自己的空间，我们商量说，如果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一定会很有趣。我们希望和U-TT一起，去了解人们是怎样把那个地方改造成一个功能齐全的垂直社区的，也希望从建筑师的角度给他们一些建议，帮助他们提升居住状况。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才让住在那儿的人们相信我们是诚心诚意地对他们的居住状况感兴趣，终于准许我们进入那里。
拍摄前对于大卫塔，你有怎样的想象？
伊万：在进入之前，我本来有点担心里面的安全，甚至想象着楼里一片混乱。因为之前在加拉加斯的贫民区里拍摄总是有危险的，我必须带着保镖一起行动。然而居住在那栋塔楼里的人们却都非常好，一旦我们获准进入，他们都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
拍摄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你是怎样克服的？
伊万：拍摄这个项目，最难的就是说服那些居民允许我们进入大楼，去记录他们的生活空间。一旦我们进去了，才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改造非常骄傲，他们允许我们走走看看，包括带着我们四下里参观，直到带我们进入他们的卧室。他们把那栋楼当作自己的地盘，把那里改造成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独出心裁的创造力，实在让我们难以置信。
拍摄是你单独进行的吗？主要使用了哪些器材？
伊万：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我去了那里两三次。因为我不会讲西班牙语，是我在U-TT的一个朋友帮我翻译和沟通。拍摄大卫塔这个项目，我用的是我的常用器材，目前是佳能1DX，镜头的焦段从14毫米到200毫米。我喜欢近距离地拍摄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示他们如何营造那些空间，这时我常用的是标准镜头和广角镜头；对于建筑物和较广的空间，我会使用更广的镜头，这要取决于空间的广度了。
在拍摄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场景或经历？
伊万：今年5月，当我最后一次到那栋楼时，由于种种原因，进入楼内再次变得异常困难。经过数日的沟通，他们终于让我们进去了。之后几天我都没有离开。我住在大楼的第20层，睡在一张床垫上，周围都是那里的住民。
此次威尼斯双年展上，你们在大卫塔的装置展中选用了多少照片？
伊万：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我们用了大约40张图片来展示那栋塔楼、它的环境，并在图片中讲述它和居住者们的故事。在装置展中，我也总是试图用图片来讲故事，力求带领外界的观者穿过布置了照片的展览空间，进入到展览所讲述的空间的故事中。
“大卫塔”项目展览获得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金狮奖，作为提供了全部展览图片的摄影师，你是否感到兴奋？
伊万：大卫塔赢得了金狮奖的确是个很大的惊喜，这不只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对所有生活在那栋楼里的人们——他们在一栋被废弃的、没有完工的办公楼里营造出可以生活的空间，这个奖项也是对他们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的肯定。
你为何会把建筑当作自己重要的拍摄主题？
伊万：建筑成为我的一个重要拍摄题材，那实在是偶然事件所致。以前我主要是拍摄纪实摄影的，直到7年前当我遇见了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中国CCTV新大楼的设计者，才开始与他合作。而那次合作，也把我带进了整个建筑界。
你曾经到很多国家拍建筑题材的作品，拍大卫塔和拍其他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伊万：我总是希望用照片讲述人与空间、城市和语境的关系。尽管在这栋塔楼里，早已经没有多少建筑师介入，我的拍摄主要展示的是人们如何再造和利用这些空间，不过我不认为拍摄这里和拍摄其他建筑作品有什么区别。
你怎样看世界建筑业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你的拍摄工作？
伊万：我经常与世界知名的建筑师比如库哈斯、Zaha Hadid、Herzog & de Meuron等合作，同时在旅途中，我也总是在寻找一些做出了有趣作品、但尚未进入国际视野的年轻建筑师。这也是我6年前偶然开始与中国建筑师王澍合作的原因。至今我已经拍摄了王澍的全部项目。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种非常有新意的方式，即他会使用诸多过去的参照，来应对中国当下的建筑热潮。他是个极具原创精神的建设者和建筑师，让我非常感兴趣。所以当我听说他获得了今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prize）时，我的感觉也很棒。
目前你在做的项目有哪些？
伊万：眼下我正在安徽黄山的黟县，为即将到来的摄影节拍摄那里的古民居。同时我也在准备几本有关城市的书，拍摄对象主要是我们身边的建筑，通常并非由大牌建筑师设计。另外我也在准备拍摄一些其他的新建筑。
能否谈谈你喜欢的建筑师和摄影师？
伊万：我合作过的建筑师，他们的作品我都喜欢，比如库哈斯、Herzog & de Meuron、SANAA、Toyo Ito，不过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说到摄影师，通常我对纪实摄影师更感兴趣，不过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已经太多了。
有媒体说你“无处不在”、“勇敢无畏”，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伊万：我本来就总是带着行李箱四海为家，通常每两天就会在世界上换一个地方去工作，宾馆房间就是我的办公室和卧房。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也就是我的工作室，6个月前在一场离奇的意外事故中被彻底烧毁了。从那以后，我真的就在不断地换地方住，一年365天都住在世界各地的宾馆里。
时光荏苒，如今，这栋“办公大楼”底部的20层中，已经自发性地住进了750多个家庭。由于没有电梯，尚未安装护栏和扶手的楼梯是人们上下楼的惟一途径。他们也必须爬上这样的楼梯，自己肩扛手搬，把水装进大楼供水系统中的水箱里……
这样的生存条件，使“大卫塔”被一些人称为一个“垂直的贫民窟”。不过，尽管楼内没有现成的配套生活设施，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满足日常居住的共同需求，杂货店、理发室、裁缝铺、健身中心等等，如今在这栋大厦中已经一应俱全。或许，把这里视为一个“非正规的垂直社区”更为妥贴。
不久前举行的第13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上，一个再现大卫塔的装置展获得了“最佳项目”金狮奖。这一奖项的授予，也许正表明建筑业者已经意识到，城市的规划者和建筑的设计者，尽管造出了数量庞大、高耸入云的建筑，却仍然远未能满足部分民众对拥有更好的生存空间的需求。
这个装置展由“都市智库”（Urban-Think Tank，简称U-TT）工作室与英国《卫报》建筑评论家Justin McGuirk共同策划，向外界展示了这栋建筑和居住其间的人们非同寻常、出人意料的关系。而那些呈现在“大卫塔”般的空心砖墙面上的摄影作品，就全部出自摄影师伊万·班（Iwan Baan）之手。伊万·班1975年生于荷兰，曾就读于海牙的皇家艺术学院，后在纽约和欧洲的出版和纪实摄影领域工作，现在是世界建筑界炙手可热的一位摄影师。他是如何与远在南美的大卫塔发生关联的？他又如何看待这栋特别的建筑？……在他给我们邮件采访的回复中，我们或许会了解更多。
你是怎样开始拍摄大卫塔的？
伊万：两年半前，我第一次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听说了这栋建筑，当时我正为U-TT拍摄另一个项目。那些委内瑞拉人把那栋大楼改造成自己的空间，我们商量说，如果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一定会很有趣。我们希望和U-TT一起，去了解人们是怎样把那个地方改造成一个功能齐全的垂直社区的，也希望从建筑师的角度给他们一些建议，帮助他们提升居住状况。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才让住在那儿的人们相信我们是诚心诚意地对他们的居住状况感兴趣，终于准许我们进入那里。
拍摄前对于大卫塔，你有怎样的想象？
伊万：在进入之前，我本来有点担心里面的安全，甚至想象着楼里一片混乱。因为之前在加拉加斯的贫民区里拍摄总是有危险的，我必须带着保镖一起行动。然而居住在那栋塔楼里的人们却都非常好，一旦我们获准进入，他们都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
拍摄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你是怎样克服的？
伊万：拍摄这个项目，最难的就是说服那些居民允许我们进入大楼，去记录他们的生活空间。一旦我们进去了，才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改造非常骄傲，他们允许我们走走看看，包括带着我们四下里参观，直到带我们进入他们的卧室。他们把那栋楼当作自己的地盘，把那里改造成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独出心裁的创造力，实在让我们难以置信。
拍摄是你单独进行的吗？主要使用了哪些器材？
伊万：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我去了那里两三次。因为我不会讲西班牙语，是我在U-TT的一个朋友帮我翻译和沟通。拍摄大卫塔这个项目，我用的是我的常用器材，目前是佳能1DX，镜头的焦段从14毫米到200毫米。我喜欢近距离地拍摄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示他们如何营造那些空间，这时我常用的是标准镜头和广角镜头；对于建筑物和较广的空间，我会使用更广的镜头，这要取决于空间的广度了。
在拍摄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场景或经历？
伊万：今年5月，当我最后一次到那栋楼时，由于种种原因，进入楼内再次变得异常困难。经过数日的沟通，他们终于让我们进去了。之后几天我都没有离开。我住在大楼的第20层，睡在一张床垫上，周围都是那里的住民。
此次威尼斯双年展上，你们在大卫塔的装置展中选用了多少照片？
伊万：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我们用了大约40张图片来展示那栋塔楼、它的环境，并在图片中讲述它和居住者们的故事。在装置展中，我也总是试图用图片来讲故事，力求带领外界的观者穿过布置了照片的展览空间，进入到展览所讲述的空间的故事中。
“大卫塔”项目展览获得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金狮奖，作为提供了全部展览图片的摄影师，你是否感到兴奋？
伊万：大卫塔赢得了金狮奖的确是个很大的惊喜，这不只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对所有生活在那栋楼里的人们——他们在一栋被废弃的、没有完工的办公楼里营造出可以生活的空间，这个奖项也是对他们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的肯定。
你为何会把建筑当作自己重要的拍摄主题？
伊万：建筑成为我的一个重要拍摄题材，那实在是偶然事件所致。以前我主要是拍摄纪实摄影的，直到7年前当我遇见了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中国CCTV新大楼的设计者，才开始与他合作。而那次合作，也把我带进了整个建筑界。
你曾经到很多国家拍建筑题材的作品，拍大卫塔和拍其他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伊万：我总是希望用照片讲述人与空间、城市和语境的关系。尽管在这栋塔楼里，早已经没有多少建筑师介入，我的拍摄主要展示的是人们如何再造和利用这些空间，不过我不认为拍摄这里和拍摄其他建筑作品有什么区别。
你怎样看世界建筑业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你的拍摄工作？
伊万：我经常与世界知名的建筑师比如库哈斯、Zaha Hadid、Herzog & de Meuron等合作，同时在旅途中，我也总是在寻找一些做出了有趣作品、但尚未进入国际视野的年轻建筑师。这也是我6年前偶然开始与中国建筑师王澍合作的原因。至今我已经拍摄了王澍的全部项目。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种非常有新意的方式，即他会使用诸多过去的参照，来应对中国当下的建筑热潮。他是个极具原创精神的建设者和建筑师，让我非常感兴趣。所以当我听说他获得了今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prize）时，我的感觉也很棒。
目前你在做的项目有哪些？
伊万：眼下我正在安徽黄山的黟县，为即将到来的摄影节拍摄那里的古民居。同时我也在准备几本有关城市的书，拍摄对象主要是我们身边的建筑，通常并非由大牌建筑师设计。另外我也在准备拍摄一些其他的新建筑。
能否谈谈你喜欢的建筑师和摄影师？
伊万：我合作过的建筑师，他们的作品我都喜欢，比如库哈斯、Herzog & de Meuron、SANAA、Toyo Ito，不过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说到摄影师，通常我对纪实摄影师更感兴趣，不过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已经太多了。
有媒体说你“无处不在”、“勇敢无畏”，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伊万：我本来就总是带着行李箱四海为家，通常每两天就会在世界上换一个地方去工作，宾馆房间就是我的办公室和卧房。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也就是我的工作室，6个月前在一场离奇的意外事故中被彻底烧毁了。从那以后，我真的就在不断地换地方住，一年365天都住在世界各地的宾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