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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静静地看着时光流转，以自身的遭遇，默默地折射着这片国土的荣辱兴衰，矗立在北京西北的废墟，已烙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对于圆明园一去不返的“绝世美景”，公众一直带着遗憾进行想象，是修复那曾经的华美梦境，还是保存这遭受蹂躏之后留下来的断壁残垣？
坎坷的保护之路
大清帝国的同治皇帝无疑是最早的“原址重建派”的代表。1873年，“亲政”刚刚一年的同治就下达了重修圆明园的上谕，此时距圆明园第一次被烧已13年。这个时期，大清帝国对外通过与外国列强媾和，换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对内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湘淮军队，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再加上大兴洋务运动，帝国隐隐有复兴之兆。
即使如此，同治对圆明园工程耗费亦有所知，“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诚恐不敷”。所以“再四思维”，决定“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并专门为重修圆明园筹款发出上谕：“着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其实，重修圆明园的幕后推手应该是慈禧，她重修圆明园的心情比同治更为迫切。在同治发布上谕的当月，她就几次催促皇家建筑设计御用的“样式雷”呈交烫样，并亲自进行修改。这一次的整修计划，最初设计总共有3000多间建筑，包括正大光明殿、九州清晏、上下天光等21个景区。但整修工程并无意准确恢复原状，设计全凭慈禧和同治的喜好，很多建筑都准备大幅改动。
但同治没想到，自己亲政后想要创造的第一得意杰作居然阻力重重。先是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斥。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同治更恼，下令将游百川革职，随后他干脆发了个上谕，勒令群臣不准复言。
即便如此，当时的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大学士文祥、帝师李鸿藻等重臣也不为所动，依然极力反对，君臣矛盾爆发。其结果是：双方互做妥协，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至此，圆明园重修宣告结束。耗费了480多万两白银的这项工程，有100座500间殿阁亭榭动工在建，没有一座完工。实际上，同治时期所谓的“中兴”不过是这个没落帝国的回光返照，羸弱的清王朝早已沉疴难救。
此后十余年间，清朝统治者没有大兴土木。直到光绪年间，再一次垂帘听政的慈禧，为贺自己的六十整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复了原为圆明园附园的清漪园，改名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上演了第二次火烧圆明园，残破的圆明园在战乱中遭到彻底的毁灭。
在此后的岁月里，圆明园又因国人的私欲或无知屡遭破坏：自民国初期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车辆满载圆明园残料离开，此行为共持续了20多年；“文革”期间的1969年，曾有大批军民把圆明园的砖瓦、石料搬去建防空洞；1975年的农业学大寨阶段，圆明园区域内进行了大量的挖山填湖工程，将原来的山形水系改造为农田；上世纪末，由于各种经济原因，圆明园内建起了一些与遗址公园不相符的设施，这些经营项目和活动，也对圆明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今，北京市101中学依旧占用着部分圆明园遗址区域，万春园内的别墅还是照常被租用。
2000年，北京市出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规划也是各方观点争论出的结果——既适度整修，又不盲目行事。《规划》重申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原则，批判商业游乐化倾向，决定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保持大部分遗址被毁面貌，必要的建筑物恢复限定在1/10以内。这些内容足以让“整修派”无比振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规划》出台之后，环保主义者异军突起，成为“废墟派”的新生力量，并且在“废墟派”的发言体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
2008年2月，浙江横店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高调宣布：“按1∶1的比例重造一座圆明园。”豪言一出，遂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和争议。但由于该项目规划用地6165亩，其中3096亩土地不符合横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包括基本农田1057.4亩。圆明新园重建计划在宣布两个月后即被紧急叫停。
重建还是保存？
对于圆明园的复建，“修”“存”之争持续多年，“废墟派”主张应保留圆明园遭焚毁后的残迹，以警示国民勿忘国耻；“重建派”则称重建可恢复民族荣光，抚平历史创伤。“两派”都理由万千、慷慨陈词。
“重建派”认为，圆明园的屈辱史属于过去，圆明园文物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其中某些圆明园设施、建筑要重建，某些历史文物要进行整合开发、合理保护和应用，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文物保护其实是广义的，保留“原汁原味”是一种保护，修建、重建、阻挡风剥雨蚀也是一种保护，两者的“高度融合”才是完美的保护。如果只主张留下“废墟一片”，势必让许多文物的历史价值、教育价值、科考鉴赏价值不能集中、完美体现，既浪费参观人员时间，也不利于埋在地下的文物发挥价值；如果合理地整合、利用，圆明园的文物价值就能全方位展现，对教育国内外民众、缔造世界和平，意义不可估量。埋没圆明园文物的价值是一种资源浪费，也是一种“抱着金饭碗去要饭”的愚昧，更不符合公众的精神需求。而且，合理重建、开发、保护圆明园险境中的文物并不是破坏，反而是更负责任的保护。比如，一些经不起岁月沧桑、水土浸泡的文物，很可能在百余年、几百余年风剥雨蚀中消失殆尽，把它们从露天、掩埋、浸泡中移到复建的建筑中，就能让文物千秋永存，价值倍增，不是更高层、更有效、更负责任的保护么？
“废墟派”则认为，花巨资“复建”“赝品”，对于某些人来说，展现今日要比重现昨日更为主要，更为心切。而一个断壁残垣的圆明园“立”在那里，将永远是国人心中的痛；一个金碧辉煌的“赝品”呈现在眼前，我们更多会感慨古人与今人巧夺天工的本事，并以国运昌盛为自豪———那么，是要用繁荣抹去我们心中永远的耻辱和疼痛，还是要用那一片残破与悲凉来警示现在的繁荣，永远保持一种“盛时要做衰时想，上场要想下半场”的危机意识？如果没有一点居安思危的意识，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难免“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当年，清朝皇帝在修建圆明园时，心里定然有着一种大清帝国繁荣昌盛、穷用不尽的骄负，何曾会有方盛虑衰之意？修建圆明园那150年，恰恰是西方工业发展、帝国主义大步前进的时期；横向比较，大清帝王沉浸陶醉在“盛世”之中时，中国正一步步落后于世界。透视历史深处，纵观中西发展，圆明园在修建之初，似乎已经注定了最终会沦为一片废墟。不可否认，圆明园是难得的“艺术瑰宝”，其艺术成就足以让国人扬眉吐气。但圆明园也是无数人血汗的累积，是国人耻辱的象征，绝对谈不上民族的荣光，而是一块历史的伤疤。所以，保持圆明园一片废墟的历史风貌之历史意义，就在于真实地展示骄奢淫逸的可悲下场，断壁残垣的圆明园才可以担当历史的见证人。所以，复建圆明园还不如“无为”，维持原貌，多做一些保护、考古、文物收集的工作，这样既尊重了历史，又是对后人负责，也才是最大的作为。
作为举世无双的皇家御苑和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圆明园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寄托，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圆明园都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梦幻杰作，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
坎坷的保护之路
大清帝国的同治皇帝无疑是最早的“原址重建派”的代表。1873年，“亲政”刚刚一年的同治就下达了重修圆明园的上谕，此时距圆明园第一次被烧已13年。这个时期，大清帝国对外通过与外国列强媾和，换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对内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湘淮军队，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再加上大兴洋务运动，帝国隐隐有复兴之兆。
即使如此，同治对圆明园工程耗费亦有所知，“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诚恐不敷”。所以“再四思维”，决定“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并专门为重修圆明园筹款发出上谕：“着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其实，重修圆明园的幕后推手应该是慈禧，她重修圆明园的心情比同治更为迫切。在同治发布上谕的当月，她就几次催促皇家建筑设计御用的“样式雷”呈交烫样，并亲自进行修改。这一次的整修计划，最初设计总共有3000多间建筑，包括正大光明殿、九州清晏、上下天光等21个景区。但整修工程并无意准确恢复原状，设计全凭慈禧和同治的喜好，很多建筑都准备大幅改动。
但同治没想到，自己亲政后想要创造的第一得意杰作居然阻力重重。先是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斥。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同治更恼，下令将游百川革职，随后他干脆发了个上谕，勒令群臣不准复言。
即便如此，当时的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大学士文祥、帝师李鸿藻等重臣也不为所动，依然极力反对，君臣矛盾爆发。其结果是：双方互做妥协，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至此，圆明园重修宣告结束。耗费了480多万两白银的这项工程，有100座500间殿阁亭榭动工在建，没有一座完工。实际上，同治时期所谓的“中兴”不过是这个没落帝国的回光返照，羸弱的清王朝早已沉疴难救。
此后十余年间，清朝统治者没有大兴土木。直到光绪年间，再一次垂帘听政的慈禧，为贺自己的六十整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复了原为圆明园附园的清漪园，改名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上演了第二次火烧圆明园，残破的圆明园在战乱中遭到彻底的毁灭。
在此后的岁月里，圆明园又因国人的私欲或无知屡遭破坏：自民国初期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车辆满载圆明园残料离开，此行为共持续了20多年；“文革”期间的1969年，曾有大批军民把圆明园的砖瓦、石料搬去建防空洞；1975年的农业学大寨阶段，圆明园区域内进行了大量的挖山填湖工程，将原来的山形水系改造为农田；上世纪末，由于各种经济原因，圆明园内建起了一些与遗址公园不相符的设施，这些经营项目和活动，也对圆明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今，北京市101中学依旧占用着部分圆明园遗址区域，万春园内的别墅还是照常被租用。
2000年，北京市出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规划也是各方观点争论出的结果——既适度整修，又不盲目行事。《规划》重申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原则，批判商业游乐化倾向，决定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保持大部分遗址被毁面貌，必要的建筑物恢复限定在1/10以内。这些内容足以让“整修派”无比振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规划》出台之后，环保主义者异军突起，成为“废墟派”的新生力量，并且在“废墟派”的发言体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
2008年2月，浙江横店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高调宣布：“按1∶1的比例重造一座圆明园。”豪言一出，遂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和争议。但由于该项目规划用地6165亩，其中3096亩土地不符合横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包括基本农田1057.4亩。圆明新园重建计划在宣布两个月后即被紧急叫停。
重建还是保存？
对于圆明园的复建，“修”“存”之争持续多年，“废墟派”主张应保留圆明园遭焚毁后的残迹，以警示国民勿忘国耻；“重建派”则称重建可恢复民族荣光，抚平历史创伤。“两派”都理由万千、慷慨陈词。
“重建派”认为，圆明园的屈辱史属于过去，圆明园文物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其中某些圆明园设施、建筑要重建，某些历史文物要进行整合开发、合理保护和应用，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文物保护其实是广义的，保留“原汁原味”是一种保护，修建、重建、阻挡风剥雨蚀也是一种保护，两者的“高度融合”才是完美的保护。如果只主张留下“废墟一片”，势必让许多文物的历史价值、教育价值、科考鉴赏价值不能集中、完美体现，既浪费参观人员时间，也不利于埋在地下的文物发挥价值；如果合理地整合、利用，圆明园的文物价值就能全方位展现，对教育国内外民众、缔造世界和平，意义不可估量。埋没圆明园文物的价值是一种资源浪费，也是一种“抱着金饭碗去要饭”的愚昧，更不符合公众的精神需求。而且，合理重建、开发、保护圆明园险境中的文物并不是破坏，反而是更负责任的保护。比如，一些经不起岁月沧桑、水土浸泡的文物，很可能在百余年、几百余年风剥雨蚀中消失殆尽，把它们从露天、掩埋、浸泡中移到复建的建筑中，就能让文物千秋永存，价值倍增，不是更高层、更有效、更负责任的保护么？
“废墟派”则认为，花巨资“复建”“赝品”，对于某些人来说，展现今日要比重现昨日更为主要，更为心切。而一个断壁残垣的圆明园“立”在那里，将永远是国人心中的痛；一个金碧辉煌的“赝品”呈现在眼前，我们更多会感慨古人与今人巧夺天工的本事，并以国运昌盛为自豪———那么，是要用繁荣抹去我们心中永远的耻辱和疼痛，还是要用那一片残破与悲凉来警示现在的繁荣，永远保持一种“盛时要做衰时想，上场要想下半场”的危机意识？如果没有一点居安思危的意识，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难免“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当年，清朝皇帝在修建圆明园时，心里定然有着一种大清帝国繁荣昌盛、穷用不尽的骄负，何曾会有方盛虑衰之意？修建圆明园那150年，恰恰是西方工业发展、帝国主义大步前进的时期；横向比较，大清帝王沉浸陶醉在“盛世”之中时，中国正一步步落后于世界。透视历史深处，纵观中西发展，圆明园在修建之初，似乎已经注定了最终会沦为一片废墟。不可否认，圆明园是难得的“艺术瑰宝”，其艺术成就足以让国人扬眉吐气。但圆明园也是无数人血汗的累积，是国人耻辱的象征，绝对谈不上民族的荣光，而是一块历史的伤疤。所以，保持圆明园一片废墟的历史风貌之历史意义，就在于真实地展示骄奢淫逸的可悲下场，断壁残垣的圆明园才可以担当历史的见证人。所以，复建圆明园还不如“无为”，维持原貌，多做一些保护、考古、文物收集的工作，这样既尊重了历史，又是对后人负责，也才是最大的作为。
作为举世无双的皇家御苑和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圆明园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寄托，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圆明园都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梦幻杰作，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