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引导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美学三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译】
　　孔子说：“聪明的人喜欢水，仁爱的人喜欢山。聪明的人活动，仁爱的人安静。聪明的人常快乐，仁爱的人活长久。”
　　【注】
　　《钱解》：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则为艺术。故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以此二者皆同本于自然也。《论语》中似此章富于艺术性之美者尚多，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俯仰之间，而天人合一，亦合之于德性与艺术耳，此之谓美善合一。善美合一，此乃中国古人所倡天人合一之深旨。
　　【记】
　　用山、水类比和描写仁、智，非常聪明和贴切。作为最高生活境界的“仁”，其可靠、稳定、巩固、长久有如山；作为学习、谋划、思考的智慧，其灵敏、快速、流动、变迁有如水。真正聪明的人之所以常快乐，不仅因为能够迎刃而解各种问题，而且因为了解人生的方向和意义而快乐。“仁”则似乎更高一层，已无谓快乐不快乐。他（她）的心境是如此平和宁静、无所变迁，成了无时间的时间：寿。“乐山”、“乐水”，是一种“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有好几层意思。例如各种体育活动便能发展个体肢体、身体的力量和能力，从社会异化中解脱出来（但今天的某些体育竞技活动却严重地被社会异化了），得到因它本身获得实现而产生的享受和快乐。这种快乐不是社会性的如荣誉、成就等等的快乐，而是身体本身从而使心理也伴同的快乐。第二，即“乐山乐水”，回归自然，免除各种社会异化，拾回失落感。它既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身体—心理状态。第三，即由气功、瑜伽等所达到的人与自然—宇宙节律的同构合拍。总之，“人的自然化”使人恢复和发展被社会或群体所扭曲、损伤的人的各种自然素质和能力，使自己的身体、心灵与整个自然融为一体，尽管有时它只可能是短时间的，但对体验生命本身极具意义。流动不居（水）而又长在（山）。“纷纷开且落”，动亦静；“日长如小年”，静含动；生活情境如同山水，有此意象，合天一矣。此岂道德？乃审美也：主客同一，仁智并行，亦宗教，亦哲学。中国非真理符合论（Plato）、非解蔽发现论（Heidegger），体用一源，非本领主义，均以来源于“太初有为”故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谋划考虑，尽了心没有？交朋友，有没有不信实的地方？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研究过吗？”
　　【注】
　　宦懋庸《论语稽》：说文以阳之一，合阴之二，其数三。《史记·律书》：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盖数至于三，阴阳极参错之变，将观其成。故古人于屡与多且久之数，皆以三言。如颜子三月不违，南容三复，季文子三思，太伯三让，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嗅而作，三年学，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郭翼《雪履斋笔记》：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
　　【记】
　　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需先由自己作起。所以这不仅是交友处世的“君子”之道，而且也是稠密人际关系，并将这关系置放于很高地位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意识。这章特点是反省自己对于这种“主体间性”的忠诚度，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即宗教性道德的追求色调：“主体间性”在這里即是上帝，对它的反省（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即是面对上帝的忏悔。曾子是儒学中宗教性道德的传人。但儒学（包括曾子）又毕竟不同基督教的悔罪，尽管兢兢业业，如临深渊，但中国仍然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罪孽深重的原罪观念，较少恐惧性的自我折磨和摧残。相反，以为宇宙的生存、自然的存在、人的生命都是好的，一种肯定的、积极的情感色调来解述和规范它们，作为最高准则的“主体间性”乃是此岸的人际、人群和人生，亦即不是因为上帝叫你“爱人”因而去爱人，而是“爱人”本身乃上帝，这里的“三省”亦如是。
　　最后一句今天无妨释作：自己所讲授写作的东西，认真思索过、研究过或实践过吗？很好的自警语，今日之“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言行不一，品学分离者，盖亦多矣。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译】
　　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与闻政治，是他自己要求的呢？还是国君们要他过问的呢？”子贡回答说：“先生以他的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而得到，他要求的方式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方式吧。”
　　【注】
　　《吕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所见八十余君。
　　【记】
　　学生恭维老师，强调老师如此美好的品德使国君倾慕，却并未否定还是“求之”的，即孔子是非常主动、积极地要求参与政治的。这也几乎是后世儒学、儒家、儒生所共同具有的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特征，而不同于尽量扔弃或脱离人际关系的出家的和尚（释）、修行的道士（道），也颇不同于后世许多理学家专谈心性修养，轻视“通经致用”。
　　当然，这并非说近日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向孔老夫子学习，都成为古代的儒生。相反，今天，你可以关心或参与政治、社会事务，也可以专攻业务，不问不闻；今天不但需要“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门人才，也需要一批脱开政治、专攻行政的“官僚”科层。因为现在毕竟已不是国难当头、全民御敌“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的时候了，而是走向一个多元发展、各得其所的现代社会。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译】
　　孔子说：“不要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怕的是自己不知道别人。”
　　【注】
　　王夫之《四书训义》：患己知之不早，则屈学以阿世。
　　【记】
　　《论语》屡见此语，第一章即有“人不知而不愠”。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有这个“求名”的困恼。“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因为“名”关系于“不朽”，是人生寄托所在。其实，亿万百姓勤劳一生，并无姓氏可传，虽无名焉，却并不与草木共朽。所以，“群众创造历史”实为石破天惊之说，我至今信奉之，虽责我以死守马克思主义，亦欣然接受也。为求名声而曲学阿世无所不用其极者，如【注】所言，固多见于今日也。
　　真正值得探讨的是今天和未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命运问题，是老扮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启蒙者“先知”或社会批判家的角色呢，还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科技或科层附庸？还是能够逃脱这现实的两难论理？我期望历史的前行将有此逃脱之客观可能。也只有这样，知识者才并不“特殊”，也不再需要“人不知而不愠”的教导、锻炼或修养。这正是我强调“道在伦理日常之中”，并以“情本体”作为拙作《哲学探寻录》归宿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