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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章书院，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
谁如果举报有功，会得到干部名额，成为“学长”，或者缩短在内接受教育的天数。
举报的范围包括：周围同学的违纪行为，同学之间的团体等。
匿名的状况下，大家相互揣测，相互怀疑。
协同采写_赵靖 戴雅婷
程昊已经三天没睡觉了，家被他彻底翻了几个遍，再一一徒劳般地复原。
他努力保持清醒，害怕自己一闭眼，又回到网戒中心的“小黑屋”。
随家人出门，程昊必须事先确认目的地，一路开着手机GPS，看行车路线是否正确。他随身带一把长条形的尖刀，警惕地审视接触到的所有人。
“什么人都不相信，做梦一样。”程昊试图从三个月的军事化模式中脱离，找回归属感。
这一切奇怪的举动，源于程昊在江西南昌豫章书院为期三个月的“戒网瘾教育”。
程昊是被骗进去的。
2016年6月25日，程昊和妈妈在南昌旅游，妈妈带他上了一辆七座商务车，说是直接可以到宾馆。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停下，程昊和妈妈一左一右下了车。当他再转过身拿包的时候，妈妈已经不见了。
程昊被两个男人带走，“参观”古色古香的豫章書院。
程昊跟着两人走过一个蓝色的铁皮门，进去发现是个死胡同。里面三所房间，各有一扇封闭的铁门。跟着程昊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个房门被打开。
“进去干啥”？程昊不解。
学院的教官告诉程昊，是他的父母让他到这儿来戒网瘾，已经签了合同。
程昊想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一圈人围着，没法向外跑，他转身冲进房间。
“一群人冲上来把我按在地上，手机当时就摔地下碎屏了。”程昊回忆，一位教官拿出手铐，铐住了他的左手。
他竭力用右边的胳膊反抗，直到双手被铐上。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整整7天，他再也没从那个房间出来过。
在豫章书院的介绍中，被程昊叫做“小黑屋”的地方，名为“烦闷解脱室”，用来让学员“解烦闷”。
房间很小，大约10平米。屋内昏暗，无窗，灯泡也碎掉了。只有最顶上有个小孔，用来透气，白天，一小撮光线泄下来。
门左侧大概三四步，有一个尿盆，大理石地面上扔了一个粉色的、看不出新旧的枕头，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程昊哭了两天，后来发现已经哭不出来了，“泪流干了”。
他大多数时间是站着的，对困与不困的界限分辨模糊，大脑处于放空状态。实在疲惫的时候就在地上躺一会儿。
“很绝望，在那个环境里，没人跟你说话，这才是最大的折磨。”7天里，每日三餐的时候会有人来送饭，那是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在他们送饭的时候，我问什么他们都不回答”，送饭的人把饭放下就走，表情不屑，“就像看到动物园的铁笼里又送来了一只新动物一样”。
他没怎么吃东西，期间只上了两次厕所。准确一点来说，是在尿盆里解决的。大解的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手擦，再往墙上抹。
“以前也有人在那被关过，墙上有很多排泄物的残留，我去的时候还是夏天，那个味儿……”
当程昊从“小黑屋”出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在飘”。他看一眼南昌的天空，很蓝。
“当时觉得能出来怎么样都行，只要别回去就行”。
后来程昊才知道，每位学员在送进来后，都会被关在“小黑屋”里一周，消磨锐气。
小黑屋是学员的共同回忆，豫章书院里的学员，也不只是网瘾少年，还有打架斗殴、早恋、甚至吸毒的，都会被送到这儿来，接受教育。
跟程昊比起来，刘旭算是“老江湖”了。早在2014年，他就因为叛逆被父母送来，后来因为要参加中考，被父母接回。
2016年4月，他读高一，反感课堂，翘课去玩，跟一些“社会青年”飙摩托车，再次被送回豫章书院。被那里的学员叫做“二进宫”。
第一次作为新生被关“小黑屋”的时候，他骗过教官，悄悄带了手机进去，在屋里给爸爸发短信。但得到的回复是：“听学校的安排”，爸爸不搭理他的求助，反而举报了他。
“新生进来是不允许带东西的，眼镜、腰带、鞋子都得拿走，怕人自杀”，刘旭说，由于之前没检查出手机，当时负责的教官还被扣了工资。
在小黑屋里，刘旭受到的待遇比程昊稍好：地上铺了几块榻榻米，还给了一床被子。
有人递给他一份“学院揭示”，“就是到处抄的文章，让背下来。”那是捱过7天漫长时光的唯一目标。
刘旭说，小黑屋的墙壁上被之前的学员刻满了字。有忏悔书、骂学校的话，还有现代诗、LOL，甚至“代练QQ”的字样。
“之前学校会给笔，但是会有人自残，后来就不给笔了，大家就用小石头刻”，刘旭回忆。
2016年9月底，程昊结束了在江西南昌豫章书院为期三个月的“戒网瘾教育”。2017年10月，程昊决定爆料。他在知乎上找到一个曾经揭发过类似网戒机构的博主，叙述自己在豫章书院的遭遇，称该机构对学员有暴力虐待行为。
于是有了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在知乎、微博上广泛传播，将“网戒中心”的阴暗一面再次展示在公众面前。
豫章书院的公众号这么自我介绍：“我校常年招收10至18岁网络沉迷、厌学辍学、离家出走、早恋叛逆、消化不良、性格缺陷、心理偏差等家长和传统学校难以教育和引导的边缘学生。教学内容饱含40%的文化课同步教学，40%的修身心理教育，20%职业技能及才艺教育。教育期间无任何假期，随到随学。” 然而，程昊却给出了跟官方不同的学校日常“简介”：
早上五点半，他们要起床站在孔子像前背东西，听学校领导训话。接着晨读，一般是《论语》。早饭其间不允许说话，必须等最后一个人吃完才可以走。
早饭后会安排打扫卫生，至于打扫的干净程度要根据教官的心情来决定。“心情好的话，叠各被子就行，心情不好，地砖要用牙刷一点一点刷干净”，程昊说，清洁时间大概一个小时，接着就进入了上午的课程。
在学校官方介绍中，上午的课程为文化课，即语数外等课程。但程昊吐槽道：“那里老师的知识水平还没有学生高，都是做做样子。”
程昊了解到，那里老师的月工资在1000到2000之间，由于工资太低，来学校教书的一般都是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找不着工作的年轻人，教官一般是退伍军人。
下午的课程不固定，官方介绍中所说的“国学、书法、茶艺、礼仪”等课程常常被替换为体能训练。一群男生在操场上排列整齐，做俯卧撑，或者跑步。
程昊去的时候学校在盖新的宿舍楼，比较高大的男生被要求帮助搬水泥。固态的水泥一袋100斤，大家扛在肩膀上往四楼运。
“唯一的奖励就是给一点冰糖吃，或者烂苹果”，程昊说，如果拒绝搬运水泥，会被“记戒尺”，反抗会“记龙鞭”，再不服就关进最初的小黑屋，直到服从为止。
所谓“记戒尺”，即用手机厚度、曰50厘米长的木板，抡起来打手心。“5个戒尺打下去，手都写不了字”，程昊说，在豫章书院的惩罚规定里，“记戒尺”5个起步，上不封顶。
“记龙鞭”则是扒开裤子，用小拇指粗细的钢筋做成的鞭子，往屁股上抽。
跟下午时常变动的课程和训练不同，豫章书院有两个固定的项目，从未间断。
其一，是每天晚上7点钟集体观看《新闻联播》，其二，是每天一次的“批斗大会”。
晚上8点左右，全院一百五十名左右的学生和全体教官、老师先后走进摆满条凳的大教室。白天，他们在这里集体上课，晚上，这里就成了“批斗大会”的现场。
大会开始，同学们需要集体起立，排列整齐，听老师总结当日工作，指出问题所在。然后按照当天记录下的违纪记录，按照不同的犯错程度，对学生进行当众惩罚。据刘旭回忆，“惩罚部分”主要以戒尺为主，偶尔会使用“龙鞭”，而后两项惩罚的使用，需要经过校领导签字同意。校领导掌握着学生是否受重罚的选择权。诗琪作为女生，也曾受过“龙鞭”的惩戒。2014年5月5日，学校难得开荤，为学员做了鱼汤。然而午饭过后，大家集体腹泻，食物中毒。“学校没有给我们吃药，硬让我们喝了一天的盐水”。当天晚上，诗琪把盛盐水的陶瓷碗打碎，用尖锐处割腕自残。
被老师发现后，她接到龙鞭处罚的通知。
诗琪一开始耍了小聪明，在屁股上贴上4片卫生棉。然而没想到，在打龙鞭之前，女教师带她去厕所“脱裤子检查”，被抓了个正着。出来后，在4楼的女生寝室门口，男校长亲自打了她加重后的20个龙鞭。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进行的，”程昊说，豫章学院在全校大面积设置摄像头，家长可以远程监控这里的日常，惩罚只能在那些监控死角。摄像头外，学生的惨叫和遭遇无人问津。
“日子差不都就这么过，高压、无聊、危险，人人自危”，程昊说，跟身体的操练相比，他最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管控：在书院，除了《论语》之外，其他书都不被允许带入。
他从家里带来的那本《曾国藩家书》，被教练烧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叢林”，哪怕是像豫章书院这种封闭式管理、军事化训练的地方，也无法避免。
张旭属于学校里的“老江湖”了。他称：一进宫属于弱势群体，二进宫的时候和社会上的人接触多了，懂得“搞关系”，油了点，日子也舒服了不少。
在豫章书院，学员也会拉帮结派。大致可分为“混混儿派儿”和“本地派”，前者多是一些社会上的无业青年，后者则是厌学、网瘾居多。
由于混混儿们多数比较“油”，灵活，懂得如何讨教官欢心。而本地派的那些“学生党”，一般不会“走关系”，和教官硬碰硬，被教官针对排挤，成了整个学院的“弱势群体”。
程昊说，相比新生，老学员拥有很多特权。“我去的时候，男生大概100多人，洗澡的时候要用一个水压很低的水龙头冲洗，只有一个。在那个水龙头开着的时候，其他水龙头都无法使用。100多号人在半小时内洗完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老学员就排在了前面。”程昊说，新生只能在半夜偷偷溜出去洗，热水已经被用完，全是冰凉的冷水。
在老学员中，权力最大的干部被称为“学长”，受校长直接管理，教官都要给他面子。“每天晚上都有人来给他按摩，有时候家人送来零食，也会有人巴结着拿给他。”程昊认识的那个“学长”，家里人给学校投资了20万，是作为投资人的孩子被送进来的。
在豫章书院，还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谁如果举报有功，会得到干部名额，成为“学长”，或者缩短在内接受教育的天数。举报的范围包括：周围同学的违纪行为，同学之间的团体等。匿名的状况下，大家相互揣测，相互怀疑，“根本不可能交心”，程昊感概，那三个月里的体验，让他看到人性里恶的一面。那种不信任感，潜移默化着他之后的人际交往，无法避免，无处可藏。
另外，班主任掌握着每周评分的大权，直接关乎“戒网瘾教育”是否达标，关乎学员什么时候才能联系父母接回。程昊的“戒网瘾生涯”，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讨好”班主任，得到了优良评分， 才在三个月后结束。
“在那三个月里我从来没反抗过，因为没有用。之前有学员反抗，跟教官打架，但也只是一时解气，最后还是被打，还是没用”。程昊笑着传授“经验”。
出来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怀疑一切，无法融入集体生活，辍学在家。父母带他找心理医生，做了多次咨询，“走出来全靠时间”。 程昊说，时间推移，豫章书院为他心里留下的伤痕慢慢消退。然而，当他在豫章书院的微信推送中看到了同期学员的照片，噩梦一样的记忆又翻滚袭来。
爆料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在网络上刷屏后，豫章书院负责人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在记者10月28日的电话采访中，被问到是否存在小黑屋的情况，学校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复，对记者说：“他（爆料帖撰稿人）就是写个帖子，然后再配上P图的照片。”当记者试图追问具体情况时，电话被对方掐断。
但10月30日，豫章书院所属的南昌市青山湖区公布的调查情况显示，网帖所反映的“豫章书院”为南昌市青山湖区豫章书院修身教育学校，系2013年5月16日成立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2014年1月，经有关部门批复，增加一般不良行为青少年转化工作职能。
经调查，网帖反映的问题部分存在。书院确有罚站、打戒尺、打竹戒鞭等行为和相关制度。
对此，青山湖区已责成区教科体局依法依规对该教育机构进行处罚，对于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下一步，青山湖区将进一步加大对民办教育机构的监管力度。
这样的个案事件并非豫章书院一家，搜索“网戒中心”“戒网瘾”，除了网戒机构的推荐，还会涌现的是层出不穷的事件。
从2006年央视播出“电击治疗网瘾”的新闻调查片《網瘾之戒》至今，该类机构从未从我们身边离开过。
2010年6月4日，淮安一家网瘾戒治中心被爆出一条新闻：14名正在这里接受网瘾矫治的孩子，将教官捆绑后，连夜出逃，原因是无法忍受网戒中心的枯燥生活。事情发生后，孩子、家长、网戒中心展开了拉锯战。孩子们想回家，而家长希望把孩子继续送回网戒中心。
2016年8月，一篇超过10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有人爆料称，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中的使用。而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继续开。
被孩子们在贴吧、微博形容为“集中营”的地方，仍然是无数家长的选择。面对张牙舞爪的、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他们时常束手无策，将期望寄托在“网戒中心”“阳光学校”，希望能用昂贵的费用，换来“治愈”孩子桀骜不驯的良方。
记者找到送孩子去豫章书院接受“戒网瘾”教育的母亲，希望能通过交流探寻家长做出这项选择的缘由，然而，却得到了一个“自说自话式”的答复。
“您好，这两天网络上爆料称里面（豫章书院）存在体罚等不好的方面，您有听说吗？”
“我是不了解豫章书院，错误地把孩子送进去了。这样的书院应该由社会机构来管理，而不是私立。害人不浅，可恨！”
“您觉得孩子回来后有什么变化吗？”
“家长没有错，只是错误的宣传，社会缺少监督所致。这样的地方只会害孩子。”
“ 您是什么时候把孩子送过去的，孩子在里面多长时间？”
“呼吁尽快取缔这样的地方吧，不多说了。”
（为保护隐私，采访对象为化名。）
谁如果举报有功，会得到干部名额，成为“学长”，或者缩短在内接受教育的天数。
举报的范围包括：周围同学的违纪行为，同学之间的团体等。
匿名的状况下，大家相互揣测，相互怀疑。
协同采写_赵靖 戴雅婷
程昊已经三天没睡觉了，家被他彻底翻了几个遍，再一一徒劳般地复原。
他努力保持清醒，害怕自己一闭眼，又回到网戒中心的“小黑屋”。
随家人出门，程昊必须事先确认目的地，一路开着手机GPS，看行车路线是否正确。他随身带一把长条形的尖刀，警惕地审视接触到的所有人。
“什么人都不相信，做梦一样。”程昊试图从三个月的军事化模式中脱离，找回归属感。
这一切奇怪的举动，源于程昊在江西南昌豫章书院为期三个月的“戒网瘾教育”。
“小黑屋”
程昊是被骗进去的。
2016年6月25日，程昊和妈妈在南昌旅游，妈妈带他上了一辆七座商务车，说是直接可以到宾馆。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停下，程昊和妈妈一左一右下了车。当他再转过身拿包的时候，妈妈已经不见了。
程昊被两个男人带走，“参观”古色古香的豫章書院。
程昊跟着两人走过一个蓝色的铁皮门，进去发现是个死胡同。里面三所房间，各有一扇封闭的铁门。跟着程昊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个房门被打开。
“进去干啥”？程昊不解。
学院的教官告诉程昊，是他的父母让他到这儿来戒网瘾，已经签了合同。
程昊想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一圈人围着，没法向外跑，他转身冲进房间。
“一群人冲上来把我按在地上，手机当时就摔地下碎屏了。”程昊回忆，一位教官拿出手铐，铐住了他的左手。
他竭力用右边的胳膊反抗，直到双手被铐上。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整整7天，他再也没从那个房间出来过。
在豫章书院的介绍中，被程昊叫做“小黑屋”的地方，名为“烦闷解脱室”，用来让学员“解烦闷”。
房间很小，大约10平米。屋内昏暗，无窗，灯泡也碎掉了。只有最顶上有个小孔，用来透气，白天，一小撮光线泄下来。
门左侧大概三四步，有一个尿盆，大理石地面上扔了一个粉色的、看不出新旧的枕头，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程昊哭了两天，后来发现已经哭不出来了，“泪流干了”。
他大多数时间是站着的，对困与不困的界限分辨模糊，大脑处于放空状态。实在疲惫的时候就在地上躺一会儿。
“很绝望，在那个环境里，没人跟你说话，这才是最大的折磨。”7天里，每日三餐的时候会有人来送饭，那是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在他们送饭的时候，我问什么他们都不回答”，送饭的人把饭放下就走，表情不屑，“就像看到动物园的铁笼里又送来了一只新动物一样”。
他没怎么吃东西，期间只上了两次厕所。准确一点来说，是在尿盆里解决的。大解的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手擦，再往墙上抹。
“以前也有人在那被关过，墙上有很多排泄物的残留，我去的时候还是夏天，那个味儿……”
当程昊从“小黑屋”出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在飘”。他看一眼南昌的天空，很蓝。
“当时觉得能出来怎么样都行，只要别回去就行”。
后来程昊才知道，每位学员在送进来后，都会被关在“小黑屋”里一周，消磨锐气。
爸爸举报了他
小黑屋是学员的共同回忆，豫章书院里的学员，也不只是网瘾少年，还有打架斗殴、早恋、甚至吸毒的，都会被送到这儿来，接受教育。
跟程昊比起来，刘旭算是“老江湖”了。早在2014年，他就因为叛逆被父母送来，后来因为要参加中考，被父母接回。
2016年4月，他读高一，反感课堂，翘课去玩，跟一些“社会青年”飙摩托车，再次被送回豫章书院。被那里的学员叫做“二进宫”。
第一次作为新生被关“小黑屋”的时候，他骗过教官，悄悄带了手机进去，在屋里给爸爸发短信。但得到的回复是：“听学校的安排”，爸爸不搭理他的求助，反而举报了他。
“新生进来是不允许带东西的，眼镜、腰带、鞋子都得拿走，怕人自杀”，刘旭说，由于之前没检查出手机，当时负责的教官还被扣了工资。
在小黑屋里，刘旭受到的待遇比程昊稍好：地上铺了几块榻榻米，还给了一床被子。
有人递给他一份“学院揭示”，“就是到处抄的文章，让背下来。”那是捱过7天漫长时光的唯一目标。
刘旭说，小黑屋的墙壁上被之前的学员刻满了字。有忏悔书、骂学校的话，还有现代诗、LOL，甚至“代练QQ”的字样。
“之前学校会给笔，但是会有人自残，后来就不给笔了，大家就用小石头刻”，刘旭回忆。
规训与惩罚
2016年9月底，程昊结束了在江西南昌豫章书院为期三个月的“戒网瘾教育”。2017年10月，程昊决定爆料。他在知乎上找到一个曾经揭发过类似网戒机构的博主，叙述自己在豫章书院的遭遇，称该机构对学员有暴力虐待行为。
于是有了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在知乎、微博上广泛传播，将“网戒中心”的阴暗一面再次展示在公众面前。
豫章书院的公众号这么自我介绍：“我校常年招收10至18岁网络沉迷、厌学辍学、离家出走、早恋叛逆、消化不良、性格缺陷、心理偏差等家长和传统学校难以教育和引导的边缘学生。教学内容饱含40%的文化课同步教学，40%的修身心理教育，20%职业技能及才艺教育。教育期间无任何假期，随到随学。” 然而，程昊却给出了跟官方不同的学校日常“简介”：
早上五点半，他们要起床站在孔子像前背东西，听学校领导训话。接着晨读，一般是《论语》。早饭其间不允许说话，必须等最后一个人吃完才可以走。
早饭后会安排打扫卫生，至于打扫的干净程度要根据教官的心情来决定。“心情好的话，叠各被子就行，心情不好，地砖要用牙刷一点一点刷干净”，程昊说，清洁时间大概一个小时，接着就进入了上午的课程。
在学校官方介绍中，上午的课程为文化课，即语数外等课程。但程昊吐槽道：“那里老师的知识水平还没有学生高，都是做做样子。”
程昊了解到，那里老师的月工资在1000到2000之间，由于工资太低，来学校教书的一般都是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找不着工作的年轻人，教官一般是退伍军人。
下午的课程不固定，官方介绍中所说的“国学、书法、茶艺、礼仪”等课程常常被替换为体能训练。一群男生在操场上排列整齐，做俯卧撑，或者跑步。
记戒尺和记龙鞭
程昊去的时候学校在盖新的宿舍楼，比较高大的男生被要求帮助搬水泥。固态的水泥一袋100斤，大家扛在肩膀上往四楼运。
“唯一的奖励就是给一点冰糖吃，或者烂苹果”，程昊说，如果拒绝搬运水泥，会被“记戒尺”，反抗会“记龙鞭”，再不服就关进最初的小黑屋，直到服从为止。
所谓“记戒尺”，即用手机厚度、曰50厘米长的木板，抡起来打手心。“5个戒尺打下去，手都写不了字”，程昊说，在豫章书院的惩罚规定里，“记戒尺”5个起步，上不封顶。
“记龙鞭”则是扒开裤子，用小拇指粗细的钢筋做成的鞭子，往屁股上抽。
跟下午时常变动的课程和训练不同，豫章书院有两个固定的项目，从未间断。
其一，是每天晚上7点钟集体观看《新闻联播》，其二，是每天一次的“批斗大会”。
晚上8点左右，全院一百五十名左右的学生和全体教官、老师先后走进摆满条凳的大教室。白天，他们在这里集体上课，晚上，这里就成了“批斗大会”的现场。
大会开始，同学们需要集体起立，排列整齐，听老师总结当日工作，指出问题所在。然后按照当天记录下的违纪记录，按照不同的犯错程度，对学生进行当众惩罚。据刘旭回忆，“惩罚部分”主要以戒尺为主，偶尔会使用“龙鞭”，而后两项惩罚的使用，需要经过校领导签字同意。校领导掌握着学生是否受重罚的选择权。诗琪作为女生，也曾受过“龙鞭”的惩戒。2014年5月5日，学校难得开荤，为学员做了鱼汤。然而午饭过后，大家集体腹泻，食物中毒。“学校没有给我们吃药，硬让我们喝了一天的盐水”。当天晚上，诗琪把盛盐水的陶瓷碗打碎，用尖锐处割腕自残。
被老师发现后，她接到龙鞭处罚的通知。
诗琪一开始耍了小聪明，在屁股上贴上4片卫生棉。然而没想到，在打龙鞭之前，女教师带她去厕所“脱裤子检查”，被抓了个正着。出来后，在4楼的女生寝室门口，男校长亲自打了她加重后的20个龙鞭。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进行的，”程昊说，豫章学院在全校大面积设置摄像头，家长可以远程监控这里的日常，惩罚只能在那些监控死角。摄像头外，学生的惨叫和遭遇无人问津。
“日子差不都就这么过，高压、无聊、危险，人人自危”，程昊说，跟身体的操练相比，他最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管控：在书院，除了《论语》之外，其他书都不被允许带入。
他从家里带来的那本《曾国藩家书》，被教练烧了。
书院里的“丛林社会”
有人的地方就有“叢林”，哪怕是像豫章书院这种封闭式管理、军事化训练的地方，也无法避免。
张旭属于学校里的“老江湖”了。他称：一进宫属于弱势群体，二进宫的时候和社会上的人接触多了，懂得“搞关系”，油了点，日子也舒服了不少。
在豫章书院，学员也会拉帮结派。大致可分为“混混儿派儿”和“本地派”，前者多是一些社会上的无业青年，后者则是厌学、网瘾居多。
由于混混儿们多数比较“油”，灵活，懂得如何讨教官欢心。而本地派的那些“学生党”，一般不会“走关系”，和教官硬碰硬，被教官针对排挤，成了整个学院的“弱势群体”。
程昊说，相比新生，老学员拥有很多特权。“我去的时候，男生大概100多人，洗澡的时候要用一个水压很低的水龙头冲洗，只有一个。在那个水龙头开着的时候，其他水龙头都无法使用。100多号人在半小时内洗完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老学员就排在了前面。”程昊说，新生只能在半夜偷偷溜出去洗，热水已经被用完，全是冰凉的冷水。
在老学员中，权力最大的干部被称为“学长”，受校长直接管理，教官都要给他面子。“每天晚上都有人来给他按摩，有时候家人送来零食，也会有人巴结着拿给他。”程昊认识的那个“学长”，家里人给学校投资了20万，是作为投资人的孩子被送进来的。
在豫章书院，还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谁如果举报有功，会得到干部名额，成为“学长”，或者缩短在内接受教育的天数。举报的范围包括：周围同学的违纪行为，同学之间的团体等。匿名的状况下，大家相互揣测，相互怀疑，“根本不可能交心”，程昊感概，那三个月里的体验，让他看到人性里恶的一面。那种不信任感，潜移默化着他之后的人际交往，无法避免，无处可藏。
另外，班主任掌握着每周评分的大权，直接关乎“戒网瘾教育”是否达标，关乎学员什么时候才能联系父母接回。程昊的“戒网瘾生涯”，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讨好”班主任，得到了优良评分， 才在三个月后结束。
“在那三个月里我从来没反抗过，因为没有用。之前有学员反抗，跟教官打架，但也只是一时解气，最后还是被打，还是没用”。程昊笑着传授“经验”。
出来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怀疑一切，无法融入集体生活，辍学在家。父母带他找心理医生，做了多次咨询，“走出来全靠时间”。 程昊说，时间推移，豫章书院为他心里留下的伤痕慢慢消退。然而，当他在豫章书院的微信推送中看到了同期学员的照片，噩梦一样的记忆又翻滚袭来。
“电休克疗法”易名继续使用
爆料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在网络上刷屏后，豫章书院负责人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在记者10月28日的电话采访中，被问到是否存在小黑屋的情况，学校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复，对记者说：“他（爆料帖撰稿人）就是写个帖子，然后再配上P图的照片。”当记者试图追问具体情况时，电话被对方掐断。
但10月30日，豫章书院所属的南昌市青山湖区公布的调查情况显示，网帖所反映的“豫章书院”为南昌市青山湖区豫章书院修身教育学校，系2013年5月16日成立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2014年1月，经有关部门批复，增加一般不良行为青少年转化工作职能。
经调查，网帖反映的问题部分存在。书院确有罚站、打戒尺、打竹戒鞭等行为和相关制度。
对此，青山湖区已责成区教科体局依法依规对该教育机构进行处罚，对于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下一步，青山湖区将进一步加大对民办教育机构的监管力度。
这样的个案事件并非豫章书院一家，搜索“网戒中心”“戒网瘾”，除了网戒机构的推荐，还会涌现的是层出不穷的事件。
从2006年央视播出“电击治疗网瘾”的新闻调查片《網瘾之戒》至今，该类机构从未从我们身边离开过。
2010年6月4日，淮安一家网瘾戒治中心被爆出一条新闻：14名正在这里接受网瘾矫治的孩子，将教官捆绑后，连夜出逃，原因是无法忍受网戒中心的枯燥生活。事情发生后，孩子、家长、网戒中心展开了拉锯战。孩子们想回家，而家长希望把孩子继续送回网戒中心。
2016年8月，一篇超过10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有人爆料称，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中的使用。而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继续开。
被孩子们在贴吧、微博形容为“集中营”的地方，仍然是无数家长的选择。面对张牙舞爪的、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他们时常束手无策，将期望寄托在“网戒中心”“阳光学校”，希望能用昂贵的费用，换来“治愈”孩子桀骜不驯的良方。
记者找到送孩子去豫章书院接受“戒网瘾”教育的母亲，希望能通过交流探寻家长做出这项选择的缘由，然而，却得到了一个“自说自话式”的答复。
“您好，这两天网络上爆料称里面（豫章书院）存在体罚等不好的方面，您有听说吗？”
“我是不了解豫章书院，错误地把孩子送进去了。这样的书院应该由社会机构来管理，而不是私立。害人不浅，可恨！”
“您觉得孩子回来后有什么变化吗？”
“家长没有错，只是错误的宣传，社会缺少监督所致。这样的地方只会害孩子。”
“ 您是什么时候把孩子送过去的，孩子在里面多长时间？”
“呼吁尽快取缔这样的地方吧，不多说了。”
（为保护隐私，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