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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宅在家，看书和看剧成为日常消遣。一部能引起多数人情感共鸣的剧会以极快的速度和持久的时间占据社交平台的页面。《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这样一部剧。这部剧关于新闻媒体，关于加害者与受害者，关于犯罪与制裁，关于一些被漠视的群体，关于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抗击新冠病毒的特殊阶段，这部剧中所演绎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现实的“呼应”。
《我们与恶的距离》提供的这个窗口，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网络时代媒体伦理的问题所在。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阶段，每天，无论哪个时间段打开电视、手机，都有数不尽的新闻讯息。各种大大小小的报道，及时地以新鲜度召唤着读者。而无数的网民也乐于参与其中，点赞、评论、转发，然后翻看下一条新闻，最后遗忘。不论人们看到了什么，评论了什么，似乎都与自身关系不大，毕竟新闻里的人、事物隔着屏幕，隔着山河，与自己无关。可是，距离遥远就真的与我们无关吗？是否在一念之间、一个随手的点击之间，我们就参与了某种罪恶？
在过去的一年，社交网络有一句话被传得很广：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里的雪崩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至今仍一直在发生，比如在疫情发生之初，很多人非理性地对待“湖北人”“武汉人”，湖北、武汉成为很多网民的调侃和谩骂对象。伴随着“逃离武汉”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谩骂事态和地域歧视更趋向严重化。一月底武汉“封城”之后，必然会有一些市民抢在最后关头离开这座城市。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不对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罪不可赦。求生是每个人的本能，当离开已成为既定事实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隔离和防护。如有违法行为，交予相关部门进行处罚。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该成为千万名网民的谩骂对象。网络上进行谴责和辱骂是很容易的，但这些声音很可能将当事人推向深渊。人的生命异常脆弱，我们情绪上的不解和愤怒不该演绎为对具体生命的苛责和辱骂，否则，我们岂不是成了病毒的帮凶？这个时候，媒体应该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在报道具体的人物时，要全面，更要抱持一種理解和同情之心，而不是迎合网民的情绪。
媒体是我们了解真实世界的一个窗口，如果这个窗口没有被摆正，就很容易带来严重的、不可预知的后果。要知道，网络上很多网民并不擅于进行理性思考，妄下定论、随口喷人已经成了网络世界里的常态。比如剧中讲到一个伤人少年的事件，剧中的媒体没做深入调查就轻易附和网民的情绪，大肆报道他的罪恶，争抢着对少年进行道德审判。对于这个少年所患的精神疾病、被霸凌的过往，通通不予过问，在无形之中将脆弱的生命推向了深海。
探究真相是媒体记者最基本的职业要求，然而在求点击率，一心追求流量效益的大潮之下，这一基本素养早已被淡忘。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媒体管理者只追求效益，只在乎收视率。“头条观众是为了让观众进场的”。“抢市场，要赢就是要抢快”。看到对手抢先播报了独家新闻，紧张焦虑中更不愿多等几分钟求证，坚持求证的声音在胜负欲中淹没，即使最后求快播出的新闻是假的，剧中媒体人也无所谓，“反正假新闻又不是第一次了，习惯就好”。似乎重新播一则更正说明就可以解决错误的问题。在一次次无所谓的错误中，或许观众不会留下印象，但新闻的精神大厦正在悄无声息地倒塌。
剧中，女主角宋乔安是新闻台的总监，每天都带领着新闻台的人在抢新闻。新闻需要抢，收视率是电视台的一场生存之战。在剧情的开始，宋乔安问刚踏入新闻界的李大芝“为什么读新闻不当记者而是想当编辑？”青涩的李大芝回答：“因为记者每天都在抢时间，抢观众想看的东西。而编辑才能让观众看到世界的全貌。”宋乔安回之以不置可否的笑，她继续问，“敢不敢踏进现实世界？”现实世界里的媒体记者，早已忘记何谓“世界的全貌”，很多媒体人的眼中只有“有用的局部”。前段时间，武汉一位病人去世，留下十一字遗言。报纸宣传时却只截取了前七个字“我的遗体捐国家”，最后那四个“我老婆呢”却被舍掉。前是大爱，后是小爱，是他最后的在意，是人间烟火气。事实上，人们会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大爱而心生敬意，同样也会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种人世间普遍的情感而动容。或许连媒体也很难把握全部的事实，但至少应该把已知的事实进行报道，而不应该去做断章取义、甚至扭曲化的报道。
除了对媒体伦理进行反思，《我们与恶的距离》探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也与我们正在遭遇的疫情相关：谁来关注受害者的心理和精神疾病？剧中的乔安因为儿子的意外离去陷入无限自责与悲愤。原本温柔善良的她逐渐变得情绪不稳定和冷漠无情，伤害在她的身边蔓延——丈夫、女儿、同事。她无法直面失去儿子的心理创伤，只能依赖酒精和工作来麻痹自己，逃避儿子已离开的事实。李大芝原名李晓文，她和家人本该过着平静而有期待的生活，却因为哥哥李晓明犯下的罪行，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成了社会大众眼中“犯罪的源头”“杀人犯的帮凶”。在无光的角落里，李家父母终日以泪洗面，他们也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李爸爸来到受害者的追悼会上想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可当他亲眼见到一张张黑白照片和家属痛不欲生的状态时，他什么也说不出口。因为眼前的悲痛是儿子造成的，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哪怕死上千万次也无法赎罪，区区一句道歉又能挽回什么。后来，他们终于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郑重地向社会公众道歉。人群中没有一个人想听他们说什么，所有人都想上去踩一脚。李妈妈那句“有谁想用二十多年养出一个杀人犯？”是在问自己，也在问社会。无处言说，无人愿知的负罪感日复一日地折磨着这一家人，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对他们来说，幸存的自己宁愿去替代那些死去的生命，活着就是一种罪过。
这样的悲剧不止上演在电视剧里，现实同样如此。新冠病毒肆虐了几个月，如今已基本上得到控制。“封城”后的武汉俨然成了一座空城，空荡荡的像从来没有过那些热闹的街景，但这里仍然是一千多万人的家。城里的人们勤勤恳恳地工作，认真为生活奔波，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甚至连原因都还不清楚，自己就再也见不到那些最爱的人了。他们会不会突然被生活打懵，又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知道为什么是自己要面对如此的不幸？那些被病毒带走的生命，我们已无法感知到他们的痛苦，但是对于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内心会有多大的创伤？尤其对于那些因为自己先染病然后导致家人、朋友被感染被连累的人，他们的精神还在承受着沉重的愧疚感、负罪感。受害者不仅仅是被病毒夺去生命的人，也包括他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每一个被感染又感染了他人的群体。可以说，在这场疫情中活下来的，不是幸运，只是幸存。幸运关联的是喜悦感，幸存指向的是人们难以抹去的伤痛和负罪感。 在剧中，乔安的妹妹乔平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与病人的长期接触让她对病人的难处有着深切的共通感。病人与自己的心理疾病对抗非常不易，乔安一直陷在儿子离开的悲痛和自责中。乔平与姐夫刘昭国一直在努力帮助乔安走出阴霾，他们用温和劝导的方式说服乔安去做心理咨询。刘昭国又带着乔安重温以前约会的地点，试图寻回过往的美好回忆。在一系列铺垫下，刘昭国把乔安带进了那个她一辈子都不想看见的大剧院——她的儿子丧生于此。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在她脑海中涌起。在情绪崩溃中，乔安哭着对丈夫说如果当时她没有走开，就不会丢下儿子一个人了……直面伤痛的做法，从表面看是极为残忍的，但当撕开了那层强忍伤痛的伪装，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愧疚感、恐惧感全部倾吐出来，身上的担子也随之减轻了。之后，乔安试着找回以前的生活，身边人笨拙又努力的陪伴让她意识到：儿子走了，但他们还要好好活着。
剧里面的人物或许能真正地走出阴影，现实中的人呢？我们可以从新闻报道里看到康复出院者带着笑容，但这一刻的笑容之后呢？伤痛感、负罪感、恐惧感会不会还在日日夜夜地困扰着他们？可以肯定，很多人很难迅速康复。精神层面的疗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病毒对他们的伤害不会在出院那刻戛然而止，他们还需要社会更长期的关注和关怀。如今，许多高校都成立了心理咨询队伍，专门为武汉的学生提供心理救助服务，社会上也有很多“手写武汉加油”爱心传递活动，包括文艺界的抗疫文学和艺术作品，都在努力向武汉人民传递精神力量。
社会救助要真正走进受害者的内心，治愈他们的伤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陪伴那些受伤的心灵一直走下去。剧里，刘昭国和宋乔平始终守护着因心理伤痛而脾性暴躁变得难以相处的乔安，思悦没有放弃对患有“思觉失调症”弟弟的保护和关爱，是这些陪伴与信任让乔安和思聪一点点地找回了继续生活的动力和能力。还有人权律师王赦，他坚信那些世俗意义上的罪人标签背后，有着罪人自身难以言说的心理疾症，而疾症背后往往又是社会问题。王赦愿意去探究罪人内心深处的难处，愿意聆听罪人家庭成员们的真实苦楚，愿意克服各种困难帮助每一类受害者走到一起。他积极建起沟通的渠道，让赎罪的赎罪，让受难的获得宽慰。剧情的最后，每一个受害者都重启了生活。
不管疫情何时终结，我们都要重启生活。卓别林曾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我们自己要看得长远，同时也要留心近处——看看我们身边有哪些被病毒伤害、被这次疫情所影响的人，走近他们，不要止步于口头的感慨与怜悯，要用点滴的行动帮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人与人之间最细微的情绪扶持远胜大道理的灌输。花时间和精力去关心他人，让深陷困难之中的人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爱与温暖，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的品质。
《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几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思悦和思聪并排站在楼顶的夜色中，她告诉他“我永遠会为你留一个房间”;思聪和大芝在草地上聊天，有的人人生是喜剧，有的是悲剧，有的是恐怖片，那你是什么呢？思聪坚定地告诉大芝，“我一定会是一部好电影，有好结局的那种”;李晓明父母收摊时看到王赦站在远处对他们微笑，远处万家灯火闪烁在山腰上，海浪轻轻拍打着岩石。这些人物都是亲历过苦难的人，他们最终明白了自己并不是被上天苛责的唯一，生命中总会有些不可理喻却不得不接受的事情，重要的是活着的人应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是我们的社会要汲取怎样的教训、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多一份对他人的理解和关爱……这部剧最终是众人皆释怀的好结局。我们的疫情也终将结束，重新迎来平静的日子。但愿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伤痛和损失，更有对疾病、对风险、对人类某些不耻行为的深度反思，有我们每一个人对他人生命遭遇和生活难处的深层次理解和同情。病毒考验着人性，我们要以良善来作答。
《我们与恶的距离》，它的英文是“The World Between Us”，直接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世界”。联系剧集片头那些零碎的黑白社交网络画面，以及那些呈指数级增长的网络言论，更深刻的意思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其实很近。在剧里是网络把距离拉近了，而在眼下，是病毒把人类的距离拉近了。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因为网络，这个共同体可以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也因为病毒和眼前的挑战，这个共同体显得极其真切。在人与人之间命运攸关的世界里，我们要维护这个共同体，要认知到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和言论，背后都关联着无数个他人的生命。
剧的最后一集名叫“未来的样子”，很多帧彩色的画面构成了我们关于未来的美好想象。黑白的开头，彩色的结尾，让人想到汪曾祺的话：“在黑白的世界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的世界里朝圣黑白。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努力找到生活的色彩;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涂满了喜欢的色彩也请不要忘记关心黑白世界里的人们。”因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我们与恶的距离》提供的这个窗口，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网络时代媒体伦理的问题所在。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阶段，每天，无论哪个时间段打开电视、手机，都有数不尽的新闻讯息。各种大大小小的报道，及时地以新鲜度召唤着读者。而无数的网民也乐于参与其中，点赞、评论、转发，然后翻看下一条新闻，最后遗忘。不论人们看到了什么，评论了什么，似乎都与自身关系不大，毕竟新闻里的人、事物隔着屏幕，隔着山河，与自己无关。可是，距离遥远就真的与我们无关吗？是否在一念之间、一个随手的点击之间，我们就参与了某种罪恶？
在过去的一年，社交网络有一句话被传得很广：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里的雪崩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至今仍一直在发生，比如在疫情发生之初，很多人非理性地对待“湖北人”“武汉人”，湖北、武汉成为很多网民的调侃和谩骂对象。伴随着“逃离武汉”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谩骂事态和地域歧视更趋向严重化。一月底武汉“封城”之后，必然会有一些市民抢在最后关头离开这座城市。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不对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罪不可赦。求生是每个人的本能，当离开已成为既定事实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隔离和防护。如有违法行为，交予相关部门进行处罚。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该成为千万名网民的谩骂对象。网络上进行谴责和辱骂是很容易的，但这些声音很可能将当事人推向深渊。人的生命异常脆弱，我们情绪上的不解和愤怒不该演绎为对具体生命的苛责和辱骂，否则，我们岂不是成了病毒的帮凶？这个时候，媒体应该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在报道具体的人物时，要全面，更要抱持一種理解和同情之心，而不是迎合网民的情绪。
媒体是我们了解真实世界的一个窗口，如果这个窗口没有被摆正，就很容易带来严重的、不可预知的后果。要知道，网络上很多网民并不擅于进行理性思考，妄下定论、随口喷人已经成了网络世界里的常态。比如剧中讲到一个伤人少年的事件，剧中的媒体没做深入调查就轻易附和网民的情绪，大肆报道他的罪恶，争抢着对少年进行道德审判。对于这个少年所患的精神疾病、被霸凌的过往，通通不予过问，在无形之中将脆弱的生命推向了深海。
探究真相是媒体记者最基本的职业要求，然而在求点击率，一心追求流量效益的大潮之下，这一基本素养早已被淡忘。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媒体管理者只追求效益，只在乎收视率。“头条观众是为了让观众进场的”。“抢市场，要赢就是要抢快”。看到对手抢先播报了独家新闻，紧张焦虑中更不愿多等几分钟求证，坚持求证的声音在胜负欲中淹没，即使最后求快播出的新闻是假的，剧中媒体人也无所谓，“反正假新闻又不是第一次了，习惯就好”。似乎重新播一则更正说明就可以解决错误的问题。在一次次无所谓的错误中，或许观众不会留下印象，但新闻的精神大厦正在悄无声息地倒塌。
剧中，女主角宋乔安是新闻台的总监，每天都带领着新闻台的人在抢新闻。新闻需要抢，收视率是电视台的一场生存之战。在剧情的开始，宋乔安问刚踏入新闻界的李大芝“为什么读新闻不当记者而是想当编辑？”青涩的李大芝回答：“因为记者每天都在抢时间，抢观众想看的东西。而编辑才能让观众看到世界的全貌。”宋乔安回之以不置可否的笑，她继续问，“敢不敢踏进现实世界？”现实世界里的媒体记者，早已忘记何谓“世界的全貌”，很多媒体人的眼中只有“有用的局部”。前段时间，武汉一位病人去世，留下十一字遗言。报纸宣传时却只截取了前七个字“我的遗体捐国家”，最后那四个“我老婆呢”却被舍掉。前是大爱，后是小爱，是他最后的在意，是人间烟火气。事实上，人们会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大爱而心生敬意，同样也会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种人世间普遍的情感而动容。或许连媒体也很难把握全部的事实，但至少应该把已知的事实进行报道，而不应该去做断章取义、甚至扭曲化的报道。
除了对媒体伦理进行反思，《我们与恶的距离》探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也与我们正在遭遇的疫情相关：谁来关注受害者的心理和精神疾病？剧中的乔安因为儿子的意外离去陷入无限自责与悲愤。原本温柔善良的她逐渐变得情绪不稳定和冷漠无情，伤害在她的身边蔓延——丈夫、女儿、同事。她无法直面失去儿子的心理创伤，只能依赖酒精和工作来麻痹自己，逃避儿子已离开的事实。李大芝原名李晓文，她和家人本该过着平静而有期待的生活，却因为哥哥李晓明犯下的罪行，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成了社会大众眼中“犯罪的源头”“杀人犯的帮凶”。在无光的角落里，李家父母终日以泪洗面，他们也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李爸爸来到受害者的追悼会上想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可当他亲眼见到一张张黑白照片和家属痛不欲生的状态时，他什么也说不出口。因为眼前的悲痛是儿子造成的，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哪怕死上千万次也无法赎罪，区区一句道歉又能挽回什么。后来，他们终于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郑重地向社会公众道歉。人群中没有一个人想听他们说什么，所有人都想上去踩一脚。李妈妈那句“有谁想用二十多年养出一个杀人犯？”是在问自己，也在问社会。无处言说，无人愿知的负罪感日复一日地折磨着这一家人，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对他们来说，幸存的自己宁愿去替代那些死去的生命，活着就是一种罪过。
这样的悲剧不止上演在电视剧里，现实同样如此。新冠病毒肆虐了几个月，如今已基本上得到控制。“封城”后的武汉俨然成了一座空城，空荡荡的像从来没有过那些热闹的街景，但这里仍然是一千多万人的家。城里的人们勤勤恳恳地工作，认真为生活奔波，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甚至连原因都还不清楚，自己就再也见不到那些最爱的人了。他们会不会突然被生活打懵，又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知道为什么是自己要面对如此的不幸？那些被病毒带走的生命，我们已无法感知到他们的痛苦，但是对于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内心会有多大的创伤？尤其对于那些因为自己先染病然后导致家人、朋友被感染被连累的人，他们的精神还在承受着沉重的愧疚感、负罪感。受害者不仅仅是被病毒夺去生命的人，也包括他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每一个被感染又感染了他人的群体。可以说，在这场疫情中活下来的，不是幸运，只是幸存。幸运关联的是喜悦感，幸存指向的是人们难以抹去的伤痛和负罪感。 在剧中，乔安的妹妹乔平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与病人的长期接触让她对病人的难处有着深切的共通感。病人与自己的心理疾病对抗非常不易，乔安一直陷在儿子离开的悲痛和自责中。乔平与姐夫刘昭国一直在努力帮助乔安走出阴霾，他们用温和劝导的方式说服乔安去做心理咨询。刘昭国又带着乔安重温以前约会的地点，试图寻回过往的美好回忆。在一系列铺垫下，刘昭国把乔安带进了那个她一辈子都不想看见的大剧院——她的儿子丧生于此。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在她脑海中涌起。在情绪崩溃中，乔安哭着对丈夫说如果当时她没有走开，就不会丢下儿子一个人了……直面伤痛的做法，从表面看是极为残忍的，但当撕开了那层强忍伤痛的伪装，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愧疚感、恐惧感全部倾吐出来，身上的担子也随之减轻了。之后，乔安试着找回以前的生活，身边人笨拙又努力的陪伴让她意识到：儿子走了，但他们还要好好活着。
剧里面的人物或许能真正地走出阴影，现实中的人呢？我们可以从新闻报道里看到康复出院者带着笑容，但这一刻的笑容之后呢？伤痛感、负罪感、恐惧感会不会还在日日夜夜地困扰着他们？可以肯定，很多人很难迅速康复。精神层面的疗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病毒对他们的伤害不会在出院那刻戛然而止，他们还需要社会更长期的关注和关怀。如今，许多高校都成立了心理咨询队伍，专门为武汉的学生提供心理救助服务，社会上也有很多“手写武汉加油”爱心传递活动，包括文艺界的抗疫文学和艺术作品，都在努力向武汉人民传递精神力量。
社会救助要真正走进受害者的内心，治愈他们的伤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陪伴那些受伤的心灵一直走下去。剧里，刘昭国和宋乔平始终守护着因心理伤痛而脾性暴躁变得难以相处的乔安，思悦没有放弃对患有“思觉失调症”弟弟的保护和关爱，是这些陪伴与信任让乔安和思聪一点点地找回了继续生活的动力和能力。还有人权律师王赦，他坚信那些世俗意义上的罪人标签背后，有着罪人自身难以言说的心理疾症，而疾症背后往往又是社会问题。王赦愿意去探究罪人内心深处的难处，愿意聆听罪人家庭成员们的真实苦楚，愿意克服各种困难帮助每一类受害者走到一起。他积极建起沟通的渠道，让赎罪的赎罪，让受难的获得宽慰。剧情的最后，每一个受害者都重启了生活。
不管疫情何时终结，我们都要重启生活。卓别林曾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我们自己要看得长远，同时也要留心近处——看看我们身边有哪些被病毒伤害、被这次疫情所影响的人，走近他们，不要止步于口头的感慨与怜悯，要用点滴的行动帮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人与人之间最细微的情绪扶持远胜大道理的灌输。花时间和精力去关心他人，让深陷困难之中的人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爱与温暖，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的品质。
《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几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思悦和思聪并排站在楼顶的夜色中，她告诉他“我永遠会为你留一个房间”;思聪和大芝在草地上聊天，有的人人生是喜剧，有的是悲剧，有的是恐怖片，那你是什么呢？思聪坚定地告诉大芝，“我一定会是一部好电影，有好结局的那种”;李晓明父母收摊时看到王赦站在远处对他们微笑，远处万家灯火闪烁在山腰上，海浪轻轻拍打着岩石。这些人物都是亲历过苦难的人，他们最终明白了自己并不是被上天苛责的唯一，生命中总会有些不可理喻却不得不接受的事情，重要的是活着的人应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是我们的社会要汲取怎样的教训、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多一份对他人的理解和关爱……这部剧最终是众人皆释怀的好结局。我们的疫情也终将结束，重新迎来平静的日子。但愿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伤痛和损失，更有对疾病、对风险、对人类某些不耻行为的深度反思，有我们每一个人对他人生命遭遇和生活难处的深层次理解和同情。病毒考验着人性，我们要以良善来作答。
《我们与恶的距离》，它的英文是“The World Between Us”，直接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世界”。联系剧集片头那些零碎的黑白社交网络画面，以及那些呈指数级增长的网络言论，更深刻的意思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其实很近。在剧里是网络把距离拉近了，而在眼下，是病毒把人类的距离拉近了。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因为网络，这个共同体可以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也因为病毒和眼前的挑战，这个共同体显得极其真切。在人与人之间命运攸关的世界里，我们要维护这个共同体，要认知到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和言论，背后都关联着无数个他人的生命。
剧的最后一集名叫“未来的样子”，很多帧彩色的画面构成了我们关于未来的美好想象。黑白的开头，彩色的结尾，让人想到汪曾祺的话：“在黑白的世界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的世界里朝圣黑白。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努力找到生活的色彩;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涂满了喜欢的色彩也请不要忘记关心黑白世界里的人们。”因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