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题目上看，这篇小说就够新颖别致的了。在已经习惯于男高女矮结合的现实社会中，特别是以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的世俗眼光看来，这个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实属“另类”，因为这一对夫妇的身材、相貌都很不成比例：女高男矮、女瘦男胖。不过，题目只是小说魅力的一个窗口，读完掩卷，不仅为习惯性偏见的冷似利刃与文革动乱期间的打击摧残感到吃惊，为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在双重压力叠加下的执着坚守深深震撼，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作家洞察世事的“火眼金睛”，对市侩污浊心理剖析的细致入微。
　　小说的第一部分看上去似乎是题外话，其实不然。它揭示了“习惯”这一常挂在嘴边却不为人们所看重的无形力量的巨大，是民族劣根性在社会大环境中的表现，同时又引出了因习惯而受到伤害的主人公夫妇，可谓一箭双雕。正如作家所言：“世界万事万物中，它（习惯）无所不在。别看它不是必须恪守的法定规条，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故事也因此展开，作家选取角度之巧妙、构思布局之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与团结大楼里的住户只是普通的邻里关系，但是“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大楼，楼里的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于是，这些无聊的人们“议论纷纷”、
　　“指指画画”，连孩子们也受到影响，“一见到他俩就哄笑、叫喊”。最为突出的是裁缝老婆，这位“精力充裕”，“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秘”，“专好说长道短的女人”，因为“无法获知这对天天在眼前走来走去的怪夫妻结合的缘由”而十分苦恼，经过苦苦琢磨，“终于想出一条最能说服人的道理：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可是，高女人怀孕了，生孩子了，这无疑给裁缝老婆当头一棒。事情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但是裁缝老婆不搞个水落石出绝不甘心，这个谜终于因为她“荣升”为“团结大院的街道居民代表”解开了。原来“矮男人是研究所总工程师”，工资达一百八十元之多”，要知道，文革之前，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就在四五十元左右吧。高女人呢，“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验员”。裁缝老婆好气，她气那高女人凭什么如此“命好有福”，凭什么能这般享受，于是，她谈论起来，那“语调中往往带一股气”。裁缝老婆因为有气而心生嫉妒，因为嫉妒便要出心中那股气。
　　机会来了，“文革”开始了。如果说，单纯的世俗偏见还不至于对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构成多大的打击，但是有着阴暗心理的小市民借着“文革”的大势，无端报复，原先无聊的嘲讽升级到恶毒攻击的地步，这种一加一的压力就远远地大于二了，最为可怕的场面终于出现。你看，研究所的那些造反派们要在团结大楼院里批斗那位矮个子总工程师，裁缝老婆自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出一口气了。于是，她“忙里忙外”，“真像她家办喜事一样”。在批斗会快要冷场的时候，裁缝老婆借着势头提出了“你为什么要嫁给他”这个十分荒唐可笑的问题，使得批斗会又一次掀起了高潮。结局当然是矮男人被押走，“一直没放回来”。
　　然而，这对夫妇俩恩爱得很。不要说小说开端写着他俩“总在一起，形影不离”。就是在批斗会上，当裁缝老婆大声责问，团结大楼里的几个婆娘也上阵助威时，高女人却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眼里闪出一股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即使在矮男人被投进监狱后，“她（高女人）默默过着寂寞又沉重的日子”，“依旧不声不响地生活”，静静地坚强地等待着矮丈夫的回来，让裁缝老婆说高女人会改嫁的断言又一次落了空。当矮男人从监狱放回来后，俩人依然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回家，一切如旧”。
　　他们真的是那种受了强烈刺激而不为所动的铁石心肠吗？肯定不是。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有感情、会思维，怎么会听不见、看不到？其实，这夫妇俩很善良很宽容的。孩子们曾经当着他们的面喊“扁担长，板凳宽……”，“他俩似乎闻如未闻，对孩子们的哄闹从不发火，也不搭理”。他们没有选择用语言回击，而是用行动告诉团结大楼里的那些人，经历了风雨坎坷的他们会更加懂得珍惜彼此，会一如既往地执着坚守，他们永远是相濡以沫的好夫妻。行动才是抗争不公正待遇最明智的回答。特别在高女人去世以后，矮丈夫打伞去上班时，“仍旧高举着伞”，以致使“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相信每个读者读到此处，矮丈夫那习惯性的动作会令人感动得唏嘘涕零，也给小说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说含蓄隽永、余味无穷，并非夸张。
　　这篇小说写于1982年，距离现在已经三十余年，但在物质极大丰富、精神道德滑坡的今天仍然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小市民意识以及在这种意识之下的并不光明磊落的语言行动还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空间，因此，有必要把“高女人”和“矮丈夫”的故事从“团结大楼”里剥离出来，放到现实的大背景中去，让这样的悲剧和闹剧不再重演，让那些卑劣肮脏之心理缺少滋生的土壤，也让所有的“高女人”和她们的“矮丈夫”们永远地过上长相厮守的安静平和日子。这，也许才是作家写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