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99年在《自由书》写过，“中体西用”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他相信这个思想“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中体西用”路径依赖。当然不是梁启超这样彻底否定所能解释的，因为“中体西用”虽说只是一个概念，但其前后期并不都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被迫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的，之所以两次被打方才觉悟，而不像其他“后发国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迅即拥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明底蕴太深厚了。文明传统原本是个积极因素，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为前进的包袱。
　　在16世纪之前很长时间，中国文明确实有资格傲视全球。但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巨大的产能过剩迫使工业资本寻求海外市场，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其实就是被硬拉着从农耕文明走上工业文明。
　　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中国只是在科学技术上不如人，要论精神文明，中国人三纲五常名教伦理远超西洋。所以那时稍有眼界的中国人如冯桂芬，虽然承认中国的失败，但认为这种失败并不说明问题，他耐心劝告大家“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洋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中体西用”发生之初的情形。
　　显而易见，“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早期具有进步意义，这种思想就是劝告中国人不要怕西方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相信中国文明在与西洋文明充分接触后，一定能够重构一个新体系。这种劝说对于减弱反对者的压力，相当有效，这些反对者不由自主地想，既然坚守了“伦常名教”，那就学点“奇技淫巧”吧。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虽说勉强，但经过十多年时间，还是非常有效。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新的活力，经济实力也获得相当提升。
　　“中体西用”为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但这种做法确实也遗留了相当问题。到了19世纪70年代，思想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满足于“中体西用”这种模式，他们认为应该随着新经济、新技术成长，逐步加大向西方学习力度。他们渐渐意识到，西方成功的并不仅在科学技术，更不仅在坚船利炮，西方的强大有本有源，这个本源就是西方的机制、体制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与保障。这些思想者在1870年代就建议清廷适度扩大“中体西用”的内涵，逐步将西方发展最本质的东西包容进去，比如西方的法律体系、议会体制等。
　　经济的成长加大了朝廷的傲慢，西方化思想并没有撼动朝廷既定原则。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随之调整不太适应的政治架构，近代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就这样“跛足”发展着。更诡异的是，因为“跛足”，所以高速。政府独家主导，没有民间或其他力量牵制干扰，中国在19世纪晚期呈现超常规发展速度。短短三十年，中国就制造了人间奇迹，重建昔日辉煌，在军事、经济增量可衡量指标方面，中国都呈现比较好的记录。
　　然而，洋务新政三十年的增长是虚假的、畸形的，这种增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自欺欺人的泡沫。1894年，中国在持续34年增长且不曾回调的情况下，与东邻日本短兵相接，战争还没有正式开始，双方还没有像样过招，清军即全面溃退，中国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甲午战后，中国有了一次很好的检讨机会。中国人在巨大屈辱面前坦然认输，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很快走上维新道路。“维新”云云，其实就是向曾经的敌人日本“明治维新”学习，重走日本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
　　转向东洋应该是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正确选择，学习日本不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属亚洲，而是日本在过去三十年走出一条与中国极不相同的富强路。然而，或许中国所要学的只是日本，日本不仅国小民少，而且在过去一千年历史上长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于是维新时代刚刚开始，南溪赘叟竟然于1895年4月在《万国公报》发表《救时策》，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白表述“中學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将先前几十年原本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体系化。此后，不论是办学堂，还是办实业，都一定要分出个东、西，分出个体、用。
　　按照严复的看法，文化体系从来都是一个完整且不可人为分割的，中国要学西方或学东洋，要么完整接受，要么全盘排拒，因为中西各有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然而严复的呼吁并没有改变现实，直至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在十年时间打败中俄两个大国的事实终于警醒了中国人，在这之后，方才放弃“中国本位”立场，坦然踏上世界一体化的轨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