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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于近代私塾的研究更是教育史和近代史的热点。近代私塾的研究有对其历史沿革、文化传承和历史价值的详细探究，还有不少对于其与近代新学之间的问题研究和其自身的改良问题探讨。私塾教育自古以来，都是由民间发起的填补官方对于平民教育的空缺，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清末民国时期，其对于平民基础教育的普及作用依旧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对于近代私塾对平民教育的普及研究仅在对于义务教育和近代私塾的研究中有所涉及。本文着眼于近代宁波私塾教育状况，研究其对于平民的教育普及意义。
关键词：清末 私塾改良 新学 平民 宁波 教育普及
一、清末民初的私塾教育发展概况
古代中国教育制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政府部门或官方对普通民众一般不提供基础教育，只为那些经选拔出来的士子（俗称生员）提供高层次教育。普通民眾只能依靠民间私塾来满足基础教育，但是晚清至民国初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教育方式、内容等随着社会变化也在不断的改革，育人为本的教育当然也在改革浪潮中。一直在平民教育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私塾教育，面对大量新式学堂的出现对其形成巨大冲击，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改良，对平民教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近代中国最早的教育改革，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三十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译机构同文馆，还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广方言馆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三十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有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但是总体来看，洋务运动期间的改革特点是注重外语学习以及实业和军事，并未涉及平民的基础教育层面，洋务之后才开始正式改革教育系统。
1901年新政，“兴学育才”被提到首要地位，清政府开始重视教育对于整个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意义。废除八股文，改试时务策论，宁波始令设学堂，员生阅读逐渐普遍注重史地、算学、物理、词章、掌故、考据和时事等实学。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发布，宁波为响应号召，知府高英创办东、南、西、北四所宁波最早的官立小学堂。1904年，沈戟仪在川沙龚镇首创私塾改良会，拉开了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私塾改良序幕。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变化，加快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但是据当年9月17日《中外日报》的“学务汇录”报道，浙江嘉兴城中的蒙馆（启蒙，以幼儿为主，识字为主）有一百数十处，而初等小学堂仅有三所，学生不过百人。1906年，宁波教育会示令改良私塾，城乡各私塾未经改良者不少，故高子勋大令昨特出示晓谕，各私塾教师急宜力求改良，研究新法，如有教育会调查员前来，务须导观各塾考察课程。不仅如此，甬郡山书院业已改作高等小学堂，刻下开校在即，由鄞县高子勋大令出示招考。凡各学塾及各私塾学生有愿肄业者，速至堂董处报名，俟考取后送校肄业。1907年2月21日《中外日报》刊登一篇《论杭州私塾急宜改良》文章说杭州城内共有私塾二百零三处，次年3月18日的《申报》则报道杭州有私塾二百八十多处。同时，对于宁波的诸多私塾问题，教育会员陈训正在师范学堂内设一休假讲习所，俾各小学私塾教员得以于每星期研究教育，业已奉道署批准矣。培训塾师，便于改良。1908年，定海劝学所成员为节省经费起见，只派张启照、王和廷二人，赴乡劝学。然定属共有三十余庄，年内为日无几，万难遍及，拟先将各乡私塾逐一调查，俟明春开学时再行分给教科新书，劝令改良，以期教育普及。同年，奉化县劝学所发现当地塾师贪污腐败，且大量私塾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新式学堂的发展，遂认为塾师的资质有问题，理应慎选师资，明白讲解，庶足以开民智。自示之后，务各赶紧设法改良，一扫从前陋习，如果执迷不悟，一经本县亲往调查，定即严行斥逐，毋谓言之不预也。象山县程大令与该邑劝学所董王某议在城内设一师范传习所，俾城乡各私塾教师到所讲习，一月毕业。如不到所讲习，未领修业证书者，概不准授徒设塾。业已订定章程，布置一切，报名者已有六十余人。1909年学部公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全县已办学塾十六所，塾师与新学教员一起外出培训学习，对于贫寒子弟设三所学校以期普及教育。9月宁绍台视学员沈镜蓉呈送的《鄞属各厅县学堂调查私塾改良》中说仅鄞县私塾一千数百处，西、北、中三区改良者较多，但是也有塾师资质较低无法改良者。接下来，1910年清廷颁布《改良私塾章程》，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私塾改良。1912年，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政府对私塾采取限制和继续改良的政策。宁波转发浙江省教育司通令，规定凡在小学附近一公里以内的私塾一律停闭。后又订颁《管理私塾办法》，举办私塾登记，甄别和培训塾师，取缔不符合要求的私塾，但是不符合要求的私塾还是屡禁不止。1913年，宁波师范学校改为省立，另名为“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教育部颁布《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对私塾教育内容进行革新改造。1915年，根据新颁《教育纲要》，改初等小学为国民学校，并实施义务教育。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抵甬，下榻省立四中，次日在该校会议室发表演讲，1917年由鄞县教育会组织塾师研究会。
1923年8月，宁波教育会创始人之一的经亨颐出任省立四中校长，掀起新文化运动，次年起，进行学制改革试验。1925年，士绅所办义塾（凡以筹募或宗族公款招收贫寒子弟等入学的叫义学或义塾。有的设于义庄之中，有的则为专设；或属于里塾或属于族塾；其中的高级班称书院、经馆或冠塾）改良为学校，因影响新学堂，令私塾取缔，所以有很多私塾为避免被取缔，改为学堂，但多是换汤不换药的“伪学堂”，其危害笔者后文自会说明。1926年，私塾取缔之风愈刮愈烈，理由很多，塾师资质问题是主要原因。
二、私塾对平民教育的意义
1.辅助作用。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附属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的传统教育机构，从春秋战国诞生到19世纪末，它一直都是被历代王朝承认并倡导的一种民间教育组织形式，也证明了私塾在古代平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首先就私塾的教学内容、方式来看，新学主要传播近代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但近代中国，积重难返，社会启蒙严重不足，民间尤其是乡村社会对此感觉隔膜甚至是遥远，学生在新学堂学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细亚、美利坚这些东西是属于都市的，它们和乡村社会毫无关联。老百姓对于“学生能画汽车飞机，而不能写借据田契，能算先令佛郎，而不能计田忙漕”尤为不满。新学堂“在晚间放学之过早，在校时间之过少，以为较之私塾，终日书声琅琅，日哺尤喧，勤惰迥殊”。这是民间对两种教育方式比较直观的看法。而新学学生的趋新言行，常与传统伦理发生冲突，更为观念传统者所诟病，“学堂之待学生，无夏楚之威，呵骂之令，且人格最高之谀言，他日主人翁之颂词，常击耳鼓，学生因之骄矜日炽，入家庭则礼节简慢，遇农工者流，尤讪诮而浅之。于是高尚之学堂，大为社会所诟病，洁身自好之子弟，相戒不入”。相比之下，私塾在民间教育中表现出了特有的实用性，比如私塾严格要求写字，要认得多，背得熟；教各种应用文：如何写借约、收条、发票、佃约、当约、契约，如何记账，等等，这些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深受一般老百姓的拥护。私塾在民间的教育除了传承文化、普及知識外，传统伦理道德、社会礼仪也是它的主要内容，像烧钱化纸、婚丧嫁娶、寿庆等人情往来的知识，这种实用性是新学难以匹敌的。私塾还表现出灵活性，像收费，私塾收费即塾师的“束”，纯系自愿和商议，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没有钱可以用物相抵，个别穷困的甚至可以不出，毫无强迫之举，来去自由，决不会“勒令入学”，这使得私塾在争夺生源上占得先机。私塾的灵活性还表现在教育时间的安排上，教学灵活，随到随学，农忙时少上，甚至短时间放假，有利于学生回家助农帮农，这也受到广大乡村百姓的喜欢。
再者即为私塾在民间的基础深厚，百姓对于私塾也更加信任。当然这其中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义塾的存在为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寒子弟提供读书的机会。本篇以宁波为例，宁波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有名的便是“甬商”，而这些有名的实业家无不曾或多或少地收到过当地私塾教育启蒙。宁波旅沪巨商虞洽卿（1867—1945），其从一个颜料坊小学徒到创办三北航运和四明银行的大实业家，其中他善于学习，自学英语成为买办无疑为后期的成功做了铺垫，但是他学习能力的启蒙和他早年在私塾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他六岁时父殁，由母勉力抚养，曾读三年私塾。毕竟一个人幼年时期的学习对于之后的人生道路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的祖籍为宁波舟山的刘鸿生（1888—1956），境况本来不差，但到刘鸿生七岁时，家境渐趋中落，“银箱中只存当票，不藏银洋”。这时他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供他读书，他早年亦受过私塾教育。上海总商会会长俞佐庭（1889—1951），浙江宁波镇海人，父亲是当地的中医，他在十六岁进余姚木行当学徒之前也曾在私塾就读过几年。著名的爱国华侨吴锦堂（1855—1926），是浙江省宁波慈溪县贫农家庭出身，锦堂先生有五兄弟，他居长，还有两个妹妹。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又无资产，生活很贫苦，即便如此家中还是让他读了两年私塾再从事农业生产。活跃在沪埠的“红色资本家”商人包达三，字楚，1884年4月28日（清光绪十年四月初四）生于浙江镇海石塘下一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家小杂货店的店员，收入微薄，家境贫寒。他是独子，少年时在家乡私塾读了几年启蒙书。十六岁随亲戚到上海，进了一家纸行当学徒，之后才开启了自己的从商生涯。宁波素来以养育无数巨商闻名，所以在此处笔者以这些闻名中外的实业家们为例，证明了私塾存在对于中国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及意义。
民间私塾的存在，才使得平民有机会接触文化，识得文字，了解伦常，对于其之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及其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
2.阻碍作用。笔者之前一直在强调私塾对于中国平民教育的补充作用和积极意义，当然，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私塾的存在在早期中国社会甚至是晚清起的积极作用都是大于消极影响的，但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传承千年的私塾所带来的顽疾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它所能提供的教育范围、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方向等日益背离社会需求，窒息了学生的个性（现代教育也有这个弊端，但在当时较私塾教育还是文明开放的多）和创造意识，难以培养出时代所需的新式人才。为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私塾现代化要求被提上日程。其实从1905年清政府下令停止科举以广设学校开始，私塾就开始进行改革以求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是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私塾的存在其实就是在阻碍平民教育的进行。
三、总结
在私塾和新式学堂共存的时期，依然会有很多家长舍弃新式学校而驱子弟入私塾，其中不乏提倡新式教育的社会人士。且中央、地方分级办学，在新政之前，官方并不涉足平民教育，完全由私塾所承担。后期学制改革，收效也不理想，一方面新式学堂的数量不足，规模不大，不能完全承担，另外一方面是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差悬殊，从而使得其严重影响了平民教育的公共服务性，导致国民因生活区域不同而出现受教育权益的差异。
私塾是农耕时代的教育机构，现代学校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私塾根据农时和习俗安排假期，传授农业社会的伦理道德。现代学校实行班级授课、分科教学、八小时工作、星期制等，是参照工业生产方式所设计的，与乡村社会在相当程度是疏离的。毛泽东在20个世纪20年代就曾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说：“洋学堂，农民一向是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态度又非常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很多家长送子女上私塾，理由是“读古书可以学会写祭文、写对子”，而公办小学“读了四年还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所以私塾因此将不少生源吸引去了。况且传统私塾本就是草根的、乡土的，与基层社会息息相通，且承载了一些教育之外的社会职能。塾师经常会以教化者、调停者、文化人的身份出现在基层社会。现代学校是封闭的、官方的，不直接参与基层社会的运作。教师自身对于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而言是陌生的、流动的。
因为私塾的传承有着悠久的历史，民间对传统私学的习惯认同以及传统私塾在民间的牢固根基及广阔的防辐射面，都使得人们对于私塾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因此虽受限制，但是在城镇尤其是广大乡村有广阔的空间。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5年调查，全国各省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比例平均为30.3%，如此这般，那么之前私塾所占比例无疑更大。从1905年政府开始大兴新学堂到此三十年间，为何私塾还有那么多，且所谓“非法私塾”还屡禁不止，主要是和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天不足、私塾教育的乡土特性以及传统文化的韧性有密切关系。所以说，私塾在中国平民教育的普及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深受其惠的无数中国平民百姓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改变着自己的人生和中国的历史方向。
参考文献：
[1] 马小迪.重读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概论》[J].西部教育发展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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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曲铁华.辛亥革命时期农村教育问题考察——以四大杂志为视角[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4] 万保君.民国后期新学私塾的矛盾和冲突——以乐山县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8）.
[5] 杨齐福.清末民初新教育“转型期综合症”之探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6] 高盼望.主体的遮蔽：民国乡村教师研究综述[J].教育史研究，2014（1）.
关键词：清末 私塾改良 新学 平民 宁波 教育普及
一、清末民初的私塾教育发展概况
古代中国教育制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政府部门或官方对普通民众一般不提供基础教育，只为那些经选拔出来的士子（俗称生员）提供高层次教育。普通民眾只能依靠民间私塾来满足基础教育，但是晚清至民国初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教育方式、内容等随着社会变化也在不断的改革，育人为本的教育当然也在改革浪潮中。一直在平民教育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私塾教育，面对大量新式学堂的出现对其形成巨大冲击，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改良，对平民教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近代中国最早的教育改革，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三十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译机构同文馆，还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广方言馆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三十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有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但是总体来看，洋务运动期间的改革特点是注重外语学习以及实业和军事，并未涉及平民的基础教育层面，洋务之后才开始正式改革教育系统。
1901年新政，“兴学育才”被提到首要地位，清政府开始重视教育对于整个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意义。废除八股文，改试时务策论，宁波始令设学堂，员生阅读逐渐普遍注重史地、算学、物理、词章、掌故、考据和时事等实学。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发布，宁波为响应号召，知府高英创办东、南、西、北四所宁波最早的官立小学堂。1904年，沈戟仪在川沙龚镇首创私塾改良会，拉开了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私塾改良序幕。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变化，加快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但是据当年9月17日《中外日报》的“学务汇录”报道，浙江嘉兴城中的蒙馆（启蒙，以幼儿为主，识字为主）有一百数十处，而初等小学堂仅有三所，学生不过百人。1906年，宁波教育会示令改良私塾，城乡各私塾未经改良者不少，故高子勋大令昨特出示晓谕，各私塾教师急宜力求改良，研究新法，如有教育会调查员前来，务须导观各塾考察课程。不仅如此，甬郡山书院业已改作高等小学堂，刻下开校在即，由鄞县高子勋大令出示招考。凡各学塾及各私塾学生有愿肄业者，速至堂董处报名，俟考取后送校肄业。1907年2月21日《中外日报》刊登一篇《论杭州私塾急宜改良》文章说杭州城内共有私塾二百零三处，次年3月18日的《申报》则报道杭州有私塾二百八十多处。同时，对于宁波的诸多私塾问题，教育会员陈训正在师范学堂内设一休假讲习所，俾各小学私塾教员得以于每星期研究教育，业已奉道署批准矣。培训塾师，便于改良。1908年，定海劝学所成员为节省经费起见，只派张启照、王和廷二人，赴乡劝学。然定属共有三十余庄，年内为日无几，万难遍及，拟先将各乡私塾逐一调查，俟明春开学时再行分给教科新书，劝令改良，以期教育普及。同年，奉化县劝学所发现当地塾师贪污腐败，且大量私塾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新式学堂的发展，遂认为塾师的资质有问题，理应慎选师资，明白讲解，庶足以开民智。自示之后，务各赶紧设法改良，一扫从前陋习，如果执迷不悟，一经本县亲往调查，定即严行斥逐，毋谓言之不预也。象山县程大令与该邑劝学所董王某议在城内设一师范传习所，俾城乡各私塾教师到所讲习，一月毕业。如不到所讲习，未领修业证书者，概不准授徒设塾。业已订定章程，布置一切，报名者已有六十余人。1909年学部公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全县已办学塾十六所，塾师与新学教员一起外出培训学习，对于贫寒子弟设三所学校以期普及教育。9月宁绍台视学员沈镜蓉呈送的《鄞属各厅县学堂调查私塾改良》中说仅鄞县私塾一千数百处，西、北、中三区改良者较多，但是也有塾师资质较低无法改良者。接下来，1910年清廷颁布《改良私塾章程》，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私塾改良。1912年，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政府对私塾采取限制和继续改良的政策。宁波转发浙江省教育司通令，规定凡在小学附近一公里以内的私塾一律停闭。后又订颁《管理私塾办法》，举办私塾登记，甄别和培训塾师，取缔不符合要求的私塾，但是不符合要求的私塾还是屡禁不止。1913年，宁波师范学校改为省立，另名为“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教育部颁布《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对私塾教育内容进行革新改造。1915年，根据新颁《教育纲要》，改初等小学为国民学校，并实施义务教育。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抵甬，下榻省立四中，次日在该校会议室发表演讲，1917年由鄞县教育会组织塾师研究会。
1923年8月，宁波教育会创始人之一的经亨颐出任省立四中校长，掀起新文化运动，次年起，进行学制改革试验。1925年，士绅所办义塾（凡以筹募或宗族公款招收贫寒子弟等入学的叫义学或义塾。有的设于义庄之中，有的则为专设；或属于里塾或属于族塾；其中的高级班称书院、经馆或冠塾）改良为学校，因影响新学堂，令私塾取缔，所以有很多私塾为避免被取缔，改为学堂，但多是换汤不换药的“伪学堂”，其危害笔者后文自会说明。1926年，私塾取缔之风愈刮愈烈，理由很多，塾师资质问题是主要原因。
二、私塾对平民教育的意义
1.辅助作用。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附属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的传统教育机构，从春秋战国诞生到19世纪末，它一直都是被历代王朝承认并倡导的一种民间教育组织形式，也证明了私塾在古代平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首先就私塾的教学内容、方式来看，新学主要传播近代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但近代中国，积重难返，社会启蒙严重不足，民间尤其是乡村社会对此感觉隔膜甚至是遥远，学生在新学堂学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细亚、美利坚这些东西是属于都市的，它们和乡村社会毫无关联。老百姓对于“学生能画汽车飞机，而不能写借据田契，能算先令佛郎，而不能计田忙漕”尤为不满。新学堂“在晚间放学之过早，在校时间之过少，以为较之私塾，终日书声琅琅，日哺尤喧，勤惰迥殊”。这是民间对两种教育方式比较直观的看法。而新学学生的趋新言行，常与传统伦理发生冲突，更为观念传统者所诟病，“学堂之待学生，无夏楚之威，呵骂之令，且人格最高之谀言，他日主人翁之颂词，常击耳鼓，学生因之骄矜日炽，入家庭则礼节简慢，遇农工者流，尤讪诮而浅之。于是高尚之学堂，大为社会所诟病，洁身自好之子弟，相戒不入”。相比之下，私塾在民间教育中表现出了特有的实用性，比如私塾严格要求写字，要认得多，背得熟；教各种应用文：如何写借约、收条、发票、佃约、当约、契约，如何记账，等等，这些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深受一般老百姓的拥护。私塾在民间的教育除了传承文化、普及知識外，传统伦理道德、社会礼仪也是它的主要内容，像烧钱化纸、婚丧嫁娶、寿庆等人情往来的知识，这种实用性是新学难以匹敌的。私塾还表现出灵活性，像收费，私塾收费即塾师的“束”，纯系自愿和商议，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没有钱可以用物相抵，个别穷困的甚至可以不出，毫无强迫之举，来去自由，决不会“勒令入学”，这使得私塾在争夺生源上占得先机。私塾的灵活性还表现在教育时间的安排上，教学灵活，随到随学，农忙时少上，甚至短时间放假，有利于学生回家助农帮农，这也受到广大乡村百姓的喜欢。
再者即为私塾在民间的基础深厚，百姓对于私塾也更加信任。当然这其中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义塾的存在为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寒子弟提供读书的机会。本篇以宁波为例，宁波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有名的便是“甬商”，而这些有名的实业家无不曾或多或少地收到过当地私塾教育启蒙。宁波旅沪巨商虞洽卿（1867—1945），其从一个颜料坊小学徒到创办三北航运和四明银行的大实业家，其中他善于学习，自学英语成为买办无疑为后期的成功做了铺垫，但是他学习能力的启蒙和他早年在私塾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他六岁时父殁，由母勉力抚养，曾读三年私塾。毕竟一个人幼年时期的学习对于之后的人生道路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的祖籍为宁波舟山的刘鸿生（1888—1956），境况本来不差，但到刘鸿生七岁时，家境渐趋中落，“银箱中只存当票，不藏银洋”。这时他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供他读书，他早年亦受过私塾教育。上海总商会会长俞佐庭（1889—1951），浙江宁波镇海人，父亲是当地的中医，他在十六岁进余姚木行当学徒之前也曾在私塾就读过几年。著名的爱国华侨吴锦堂（1855—1926），是浙江省宁波慈溪县贫农家庭出身，锦堂先生有五兄弟，他居长，还有两个妹妹。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又无资产，生活很贫苦，即便如此家中还是让他读了两年私塾再从事农业生产。活跃在沪埠的“红色资本家”商人包达三，字楚，1884年4月28日（清光绪十年四月初四）生于浙江镇海石塘下一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家小杂货店的店员，收入微薄，家境贫寒。他是独子，少年时在家乡私塾读了几年启蒙书。十六岁随亲戚到上海，进了一家纸行当学徒，之后才开启了自己的从商生涯。宁波素来以养育无数巨商闻名，所以在此处笔者以这些闻名中外的实业家们为例，证明了私塾存在对于中国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及意义。
民间私塾的存在，才使得平民有机会接触文化，识得文字，了解伦常，对于其之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及其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
2.阻碍作用。笔者之前一直在强调私塾对于中国平民教育的补充作用和积极意义，当然，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私塾的存在在早期中国社会甚至是晚清起的积极作用都是大于消极影响的，但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传承千年的私塾所带来的顽疾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它所能提供的教育范围、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方向等日益背离社会需求，窒息了学生的个性（现代教育也有这个弊端，但在当时较私塾教育还是文明开放的多）和创造意识，难以培养出时代所需的新式人才。为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私塾现代化要求被提上日程。其实从1905年清政府下令停止科举以广设学校开始，私塾就开始进行改革以求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是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私塾的存在其实就是在阻碍平民教育的进行。
三、总结
在私塾和新式学堂共存的时期，依然会有很多家长舍弃新式学校而驱子弟入私塾，其中不乏提倡新式教育的社会人士。且中央、地方分级办学，在新政之前，官方并不涉足平民教育，完全由私塾所承担。后期学制改革，收效也不理想，一方面新式学堂的数量不足，规模不大，不能完全承担，另外一方面是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差悬殊，从而使得其严重影响了平民教育的公共服务性，导致国民因生活区域不同而出现受教育权益的差异。
私塾是农耕时代的教育机构，现代学校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私塾根据农时和习俗安排假期，传授农业社会的伦理道德。现代学校实行班级授课、分科教学、八小时工作、星期制等，是参照工业生产方式所设计的，与乡村社会在相当程度是疏离的。毛泽东在20个世纪20年代就曾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说：“洋学堂，农民一向是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态度又非常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很多家长送子女上私塾，理由是“读古书可以学会写祭文、写对子”，而公办小学“读了四年还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所以私塾因此将不少生源吸引去了。况且传统私塾本就是草根的、乡土的，与基层社会息息相通，且承载了一些教育之外的社会职能。塾师经常会以教化者、调停者、文化人的身份出现在基层社会。现代学校是封闭的、官方的，不直接参与基层社会的运作。教师自身对于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而言是陌生的、流动的。
因为私塾的传承有着悠久的历史，民间对传统私学的习惯认同以及传统私塾在民间的牢固根基及广阔的防辐射面，都使得人们对于私塾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因此虽受限制，但是在城镇尤其是广大乡村有广阔的空间。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5年调查，全国各省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比例平均为30.3%，如此这般，那么之前私塾所占比例无疑更大。从1905年政府开始大兴新学堂到此三十年间，为何私塾还有那么多，且所谓“非法私塾”还屡禁不止，主要是和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天不足、私塾教育的乡土特性以及传统文化的韧性有密切关系。所以说，私塾在中国平民教育的普及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深受其惠的无数中国平民百姓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改变着自己的人生和中国的历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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