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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委婉语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我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汉语秉承汉文化的影响，一直以含蓄婉转著称，因此言语交际中多使用委婉语。本文主要从宗教因素、等级观念、礼仪传统、历史典故等方面讨论文化对汉语委婉语的影响。
关键词：委婉语；文化；禁忌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语言人文性中的文化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它主要是指对语言起约束或促进作用的那些制度、规则以及保持并反映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差异性的特征。
语言是有人文性的。语言的人文性是指在语言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于根元在《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中提出“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同时又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人类文化的许多信息，打上人类文化的种种烙印。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就体现着不同类别、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人的独特的人文性，语言和民族文化、人类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和文化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区别的。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也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的发展。语言是可以折射出本民族文化和心理的一面镜子。文化对语言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不但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本民族语言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这就导致了不同民族的语言各有其与众不同的一面。委婉语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会使用不同的委婉语。委婉语的使用体现了文化对语言的制约。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表现在语音、语法和语用等诸多不同的方面。委婉语与文化的关系主要是表现在文化对语言的实际运用的影响。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尽量使语言和具体的语境相适应，委婉语是为了不让人感到不适而借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来代替想要表达的事物，人们会从具体的语境中体会到隐含的意义。这是文化对语言影响的具体表现。委婉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中华民族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经受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礼貌婉转的风格。委婉语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特定文化的缩影。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产生了特定的委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因素
中国的宗教教派众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自唐朝时传入我国的佛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佛教宣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所以它认为死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解脱，人们死后就可以免受痛苦，认为死后灵魂才能够得到救赎，由此产生了关于死亡的委婉语“成佛、圆寂、坐化”等等。道教发源于老庄的道家思想，追求的是得到成仙，认为这样才可以超脱生死，过着没有苦难，没有拘束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仙逝、得道成仙、羽化、归道山、仙游、仙去、驾鹤归西”等等。
二、等级观念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文化和封建法制的影响，祖国就形成了尊敬老人、长辈的美德。语言方面也深受其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重名分，讲人伦”封建观念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的亲族制度。宗族内部十分重视辈分和长幼，因此称谓也是讲究辈分和长幼有序的，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年幼对年长、学生对老师都不能直呼其名，而是要遵循特定的称谓规律。在古代就有着严格的避讳制度，君主和长辈的名讳是一个禁忌。所以就有了“万岁爷”“陛下”这样的委婉语。读到长辈或者君主的名字时要念作其他的词语，写到相关的字时也要有所添减，以示尊重。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有一些词语的委婉语也表现出等级观念，比如说“死亡”，《礼记·曲礼》中说道“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在中国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中，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尊重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亘古不变的优良传统，老人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重和照顾。在中国老人享有特权，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家中老人都是受到尊重的。老人多能以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经验来帮助年轻人，“老”在中国是智慧的象征，代表“经验、学识、成熟、可靠”等。因此我国并不避讳“老”字，还把“老”字放在姓氏后用来称呼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以表示尊重，如“王老”“刘老”。
三、礼仪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性是诗人堕落和身心败坏的东西，加上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以人们在谈到性或者是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会运用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把性行为称作：闺房之事、房事、男女之事、云雨等，女性的月经称作：例假、来事儿、大姨妈来了、来好事儿了等等。生育虽然被看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出于礼貌却不能直言，因此产生了相关的委婉语：“有喜了”、“有了”、“要当妈妈了”等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作“文明礼仪之邦”，在交际过程中注重对他人的尊敬和自己的谦让，在提到自己或者和自己有关的人时会运用谦称，而对对方却运用尊称，比如：在称呼自己时说“鄙人”，而尊称对方为“阁下，师傅”；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贱内”、“犬子”，而尊称对方的妻子、孩子为“尊夫人”、“令公子”，为了表示自己的谦虚，但同时不对长辈造成不敬，称自己的父母为“家父”“家母”，而尊称别人的父母“令堂”“令尊”。
四、历史典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保留下来许多神话故事，历史典故以及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这些都成为委婉语的来源。人们根据这些故事或者作品，为事物创造出一个委婉的说法。这是有着鲜明的汉民族的文化特征的。如：“东窗事发”婉指阴谋败露，相传南宋奸臣秦桧与妻子在东窗下谋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秦桧死后不久，儿子秦熺也死了，妻子王氏请来一位道士为儿子超度亡灵，道士来到阴间，在秦熺的带领下见到了正在收审的秦桧。秦桧神情黯淡地对道士说：“可烦传与夫人，东窗事发矣！”出自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四·佞幸盘荒》。“名落孙山”婉指考试或者是选拔没有被录取。出自宋·范公偁《过庭录》：“吴人孙山，滑稽才子也。赴举他郡，乡人托以子偕往。乡人子失意，山缀榜末，先归。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萁豆相煎”婉指骨肉自相残杀，是出于三国时期魏国的曹植所作的《七步诗》。他的才能被兄长魏文帝曹丕妒忌，于是想找一个借口把他杀死，命令他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否则处死。于是就作了著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历史典故，“破镜”婉指夫妻分离；“秦晋之好”婉指婚姻；“吴市吹箫”婉指沿街乞讨等等。由典故的来的委婉语在汉语中是很常见的，这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
五、其他
不同的民族对数字的刚认识也是不同的，由于民族文化的心理差异，给数字赋予不同的感情色彩。比如说“六”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是一个机箱的数字，代表着吉祥、幸运、平安、兴盛等美好意义。“四”与“死”同音，因此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属地，人们尽量避免，在电话号码，车牌号等方面都尽量避开这一数字。现在的楼房中第四层被称为“3A”层，这里“3A”就是“4”的委婉表达。
中国人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社会下严格的封建礼教的影响，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社会观和辩证和谐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形成了以“含蓄”，“婉转”著称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语言的使用中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并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是希望对方从自己的委婉语中领会真实意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 冯建民，许丽红.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对英汉语言感情色彩差异的影响[J].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8（3）.
[2] 韩斌，张文会.禁忌语及其文化根源[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3).
[3] 苏新星.山西方言中语言禁忌的文化心理浅析[J].长治学院学报.2009（3）.
[4]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 张曲.从委婉语和禁忌语看东西方文化差异[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
关键词：委婉语；文化；禁忌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语言人文性中的文化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它主要是指对语言起约束或促进作用的那些制度、规则以及保持并反映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差异性的特征。
语言是有人文性的。语言的人文性是指在语言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于根元在《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中提出“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同时又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人类文化的许多信息，打上人类文化的种种烙印。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就体现着不同类别、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人的独特的人文性，语言和民族文化、人类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和文化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区别的。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也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的发展。语言是可以折射出本民族文化和心理的一面镜子。文化对语言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不但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本民族语言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这就导致了不同民族的语言各有其与众不同的一面。委婉语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会使用不同的委婉语。委婉语的使用体现了文化对语言的制约。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表现在语音、语法和语用等诸多不同的方面。委婉语与文化的关系主要是表现在文化对语言的实际运用的影响。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尽量使语言和具体的语境相适应，委婉语是为了不让人感到不适而借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来代替想要表达的事物，人们会从具体的语境中体会到隐含的意义。这是文化对语言影响的具体表现。委婉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中华民族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经受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礼貌婉转的风格。委婉语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特定文化的缩影。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产生了特定的委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因素
中国的宗教教派众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自唐朝时传入我国的佛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佛教宣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所以它认为死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解脱，人们死后就可以免受痛苦，认为死后灵魂才能够得到救赎，由此产生了关于死亡的委婉语“成佛、圆寂、坐化”等等。道教发源于老庄的道家思想，追求的是得到成仙，认为这样才可以超脱生死，过着没有苦难，没有拘束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仙逝、得道成仙、羽化、归道山、仙游、仙去、驾鹤归西”等等。
二、等级观念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文化和封建法制的影响，祖国就形成了尊敬老人、长辈的美德。语言方面也深受其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重名分，讲人伦”封建观念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的亲族制度。宗族内部十分重视辈分和长幼，因此称谓也是讲究辈分和长幼有序的，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年幼对年长、学生对老师都不能直呼其名，而是要遵循特定的称谓规律。在古代就有着严格的避讳制度，君主和长辈的名讳是一个禁忌。所以就有了“万岁爷”“陛下”这样的委婉语。读到长辈或者君主的名字时要念作其他的词语，写到相关的字时也要有所添减，以示尊重。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有一些词语的委婉语也表现出等级观念，比如说“死亡”，《礼记·曲礼》中说道“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在中国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中，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尊重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亘古不变的优良传统，老人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重和照顾。在中国老人享有特权，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家中老人都是受到尊重的。老人多能以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经验来帮助年轻人，“老”在中国是智慧的象征，代表“经验、学识、成熟、可靠”等。因此我国并不避讳“老”字，还把“老”字放在姓氏后用来称呼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以表示尊重，如“王老”“刘老”。
三、礼仪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性是诗人堕落和身心败坏的东西，加上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以人们在谈到性或者是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会运用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把性行为称作：闺房之事、房事、男女之事、云雨等，女性的月经称作：例假、来事儿、大姨妈来了、来好事儿了等等。生育虽然被看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出于礼貌却不能直言，因此产生了相关的委婉语：“有喜了”、“有了”、“要当妈妈了”等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作“文明礼仪之邦”，在交际过程中注重对他人的尊敬和自己的谦让，在提到自己或者和自己有关的人时会运用谦称，而对对方却运用尊称，比如：在称呼自己时说“鄙人”，而尊称对方为“阁下，师傅”；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贱内”、“犬子”，而尊称对方的妻子、孩子为“尊夫人”、“令公子”，为了表示自己的谦虚，但同时不对长辈造成不敬，称自己的父母为“家父”“家母”，而尊称别人的父母“令堂”“令尊”。
四、历史典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保留下来许多神话故事，历史典故以及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这些都成为委婉语的来源。人们根据这些故事或者作品，为事物创造出一个委婉的说法。这是有着鲜明的汉民族的文化特征的。如：“东窗事发”婉指阴谋败露，相传南宋奸臣秦桧与妻子在东窗下谋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秦桧死后不久，儿子秦熺也死了，妻子王氏请来一位道士为儿子超度亡灵，道士来到阴间，在秦熺的带领下见到了正在收审的秦桧。秦桧神情黯淡地对道士说：“可烦传与夫人，东窗事发矣！”出自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四·佞幸盘荒》。“名落孙山”婉指考试或者是选拔没有被录取。出自宋·范公偁《过庭录》：“吴人孙山，滑稽才子也。赴举他郡，乡人托以子偕往。乡人子失意，山缀榜末，先归。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萁豆相煎”婉指骨肉自相残杀，是出于三国时期魏国的曹植所作的《七步诗》。他的才能被兄长魏文帝曹丕妒忌，于是想找一个借口把他杀死，命令他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否则处死。于是就作了著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历史典故，“破镜”婉指夫妻分离；“秦晋之好”婉指婚姻；“吴市吹箫”婉指沿街乞讨等等。由典故的来的委婉语在汉语中是很常见的，这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
五、其他
不同的民族对数字的刚认识也是不同的，由于民族文化的心理差异，给数字赋予不同的感情色彩。比如说“六”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是一个机箱的数字，代表着吉祥、幸运、平安、兴盛等美好意义。“四”与“死”同音，因此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属地，人们尽量避免，在电话号码，车牌号等方面都尽量避开这一数字。现在的楼房中第四层被称为“3A”层，这里“3A”就是“4”的委婉表达。
中国人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社会下严格的封建礼教的影响，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社会观和辩证和谐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形成了以“含蓄”，“婉转”著称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语言的使用中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并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是希望对方从自己的委婉语中领会真实意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 冯建民，许丽红.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对英汉语言感情色彩差异的影响[J].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8（3）.
[2] 韩斌，张文会.禁忌语及其文化根源[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3).
[3] 苏新星.山西方言中语言禁忌的文化心理浅析[J].长治学院学报.2009（3）.
[4]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 张曲.从委婉语和禁忌语看东西方文化差异[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