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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国机制货币影响，清代道光年间已经出现用于发放军饷的打制银饼，光绪中叶开始中国传统的货币制度发生变化，在白银货币上，由原来的单一银两货币向银两货币和机制银元同时并存的格局发展。
清代的机制银元由广东省首先铸造，然后中央和其他省份才纷纷铸造。这些银元流传到今天，因为各种原因，有的成了难得一见的珍品。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清代银元，凝聚了近代许多著名钱币收藏家的智慧和心血，就其质量来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被认为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无可比拟的。本文遴选上海博物馆清代银元收藏中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部分珍品做一考述，以讨教于学界和收藏界同仁。
吉林厂平银元
吉林机器局为解决军需而设立，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十九日由吴大潋上奏朝廷获准创建，次年二月始建厂房，光绪九年九月基本建成。吉林最早铸造的银元是由吉林机器局完成的。
铸造银元起于何时，一般都根据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十吉林将军希元《报告已试铸银钱行用》的奏折，认为始于光绪十年。希元在《报告已试铸银钱行用》中云：“再，吉省制钱久缺，市廛创有凭帖、抹兑、过帐等名目。农民小贩往往不得现钱使用，受累滋深，银价因之增昂，百货靡不腾贵。奴才等博访周咨，此固由于奸商趋时渔利，其势实因制钱过少，不敷周转。若不变通一法，将见弊端无所底止，市面益形萧条。于是筹商再四，惟有仿照制钱式样，铸造银钱以济现钱之缺，以代凭帖之用。先由俸练各饷项下提银五千两，饬交机器局制造足色纹银一钱、三钱、五钱、七钱、一两等重银钱，一面铸刻监制年号，一面铸刻轻重银数、吉林厂平清汉字样。盖吉林地方俗呼船厂，厂平二字实从俗也。”铸造厂平银元，是为了解决吉林制钱流通缺乏的问题。
传世的吉林铸造清代银元中，确实有一种标有光绪十年铸造年份的厂平银元，表明希元在奏折中所说的铸造银元之事确实存在。这种银元面额有一两、七钱、半两、三钱、一钱五种，齿边，正面中央方框内镌有“光绪十年吉林机器官局监制”十=：宁，方框之上镌有一篆体“寿”字，两侧各有一龙纹，边缘装饰有圈珠连纹；背面中央方框内镌有“厂平×|埘”或“厂平×钱”纪值(纪重)四宁，方框上下左右各镌有‘满文，连读为纪值，并辅有云纹，边缘装饰有圈珠连纹。从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吉林机器局总办宋春蟹向希元呈报的《粮f向处奉谕发来银两铸造银钱业已完竣解交》中，不仅知道粮饷处当时在希元将军上奏朝廷前下拨铸造银元的银两数为市平银二千两，而且获悉这种厂平银元每一种面额的具体铸造数量为：一两银元198枚、七钱银元1071枚、五钱(半两)银元1420枚、三钱银元866枚、一钱银元825枚，这说明希元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十上奏朝廷时厂平银元已经铸造。希元上奏时说“提银五千两”，表明吉林还准备继续扩大铸造，但是否继续铸造，缘于史料的局限，不得而知。目前，这种厂平银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版别，…为毛龙版(图1)，一为光龙版(图2)，存世郜极稀少，是否存在具体铸造时间的不同，尚待考证。其中，以毛龙版为罕见。据说传世尚有铜样及铅锡合金样币。民国八年秋间，曾任吉林机器局领监的王茂田得到过全套厂平银元的钢模。后归伍德华，再后则下落不明。
除此之外，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一枚有孔吉林厂平银元(图3)，为中国近代著名钱币收藏大家施嘉斡先生捐赠，为目前实物所仅见。银元中间有圆孔，齿边，正面外缘装饰有类云纹状花纹，中间有一圆孔，圆孔周围保留有方孔圆钱的痕迹，四周分别有“光绪元宝”四字；背面与正面基本情况相同，圆孔之上有平色标准“厂平”两字，之下有表示重量的“五钱”两字，之右为一表示地名的汉字“吉”，之左为一表示地名的满文“吉”。民国时期中国泉币学社编辑出版的《泉币》杂志曾介绍过一枚宋小坡的收藏品，但与此版式不同。
有关这种有孔吉林厂平银元的铸造，史无记载。从铸造工艺上来说，在机制银元过程中中间连带打孔显然其要比机制不带圆孔的光绪十年厂平银元来得复杂，尤其对于当时机制银元技术还不够成熟的阶段来说。所以，这种有孔厂平银元虽然合乎光绪十年吉林将军奏折中所说的“仿照制钱式样”，但其最后可能因技术的问题而被放弃。从这一点来判断，其机制的时间似不会很长，并应在纪年光绪十年厂平银元之前。
清人钟天玮《刖足集·外篇》著作中有一篇题目为《扩充商务十条》的文章，在鼓吹中国应该自行机制银元、购买造币机器时提到“吉林机局曾购一具”。而事实上在吉林机器局开始购置机器的清单中，并没有造币机器一项，可能是他见到厂平银元之后的一种推测。钟天玮《扩充商务十条》是写给当时两广总督张树声的，一说此文写于光绪九年，一说此文成于光绪十年，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反映出吉林开始机制银元的时间不会早于光绪九年。由此，我们联想到存世纪年为光绪八年的吉林厂平银元，钱文赢弱，与光绪十年吉林厂平银元风格迥异。吉林机器局光绪七年奏准创建，光绪八年尚在建设之中，光绪九年九月厂房方才建成，是否在其中就已经开始铸造银元，值得研究。
湖北本省银元
湖北本省银元，是因其背面加镌有“本省”两字而得名，一般以为一套仅有大小三种，面额分别为库平七钱二分(图4)、一钱四分四厘(图5)、七分二厘(图6)。除正反而中英文表示面额的文字不同外，余皆相同。正面中央珠圈纹内镌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纹外上端镌有“湖北省造”字样，下端镌有而额，左右两侧各饰有一六瓣花星。背面中央为坐龙纹，上端镌有英文HU PEHPROVINCE，下端镌有英文而额，左右两侧镌有“本省“两字。湖北本省银元是近代银元收藏中的大珍品。
湖北本省银元由光绪十九年十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谭继洵奏请设立的湖北银元局铸造。以前曾有人认为，湖北本省银元系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满足湖北市面需要，控制外流，限于本省流通而铸造的一种银元。也有人认为这是湖北的初铸银元，加“本省”两字是为了与外省有别。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一种猜测。
有关湖北本省银元的铸造与发行，许多文献都没有记载。然而，我们在整理清代各省官银钱号纸币时，却发现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北官钱局发行的九八制钱票一串文背面由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签署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初二告谕中，记载有本省银元鲜为人知的事实，不禁让人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其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北官钱局发行的九八制钱票一串文传世已久，造成本省银元铸造时间成为悬案的原因，在于过去研究和收藏近代机制银元的人对近代纸币的陌生，而研究和收藏纸币的人则对近代银元的漠然。 “照得本部堂、院前经奏明，于湖北武昌省城设立银元局，开铸银元，通行各省，嗣因湖北省制钱缺乏，将银元酌价，准其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旋经查明，各省皆有银元，既准完纳本省公款，必须加铸本省字样，方免混淆滋弊，节经示谕在案。本部堂、院慨念钱法日坏，亟图补救之方，现饬司局于省垣设立官钱局，权衡出入。查湖北省每年应收丁漕、厘税为数甚巨，而制钱之少，城乡一律，民间百计购钱竭蹶，输纳情形亦属最苦，故调剂钱法之穷，必自公款始。银元所以代制钱，自应有划一之钱价，方便行使。兹议定每新铸之本省银元一元准作制钱一千文。该商民等照此价赴局购取，即照此价赴关卡州县完纳，无丝毫增减，以昭大信。一面增购机器，添铸对开、五开、十开、二十开小银元，亦加铸本省字样，其价照一千文，以次递减，亦如制钱之可以零星便用。并刊银元官票，加盖本省藩司印信，与善后局所发加盖司印、每张一千之钱票相辅而行，以期转输不竭。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制钱虽一时短少，而新铸本省银元及银元印票，官钱印票，实与制钱无异。三项充足流转，民间自富商大贾以至乡曲编氓，凡持此项银元及各印票赴官呈缴者，赋税可以早完，厘金可以速纳。如有照章缴银之款，即照银元定价之制钱一千文核计市价高下，折算平色，取携既便，略无阻滞，则钱不足而自足，通行既久，钱价无有不平也。本部、堂院更风闻民间于丁漕、厘税各项完纳制钱，官吏司事不免有多方挑剔，甚至索取规费之弊，深堪痛恨，今既有此本省银元及银元印票，定为一千之价，又有每张一千之官钱印票，务令随到随收，断不准再有苛求。仍严札各关卡州县，如敢藉词不收或稍有留难需索，准该商民等赴辕呈控，一经查实，立即严参重办。此举乃整顿圜法，体恤商民之要政，法在必行，断不容吏胥人等弊混梗阻。各宜懔遵毋违，特示。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
从此告谕，我们不仅了解到湖北本省银元一套事实上不止三枚，而是五枚，具体面额应为库平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和三分六厘，知道各种面额之间具体铸造时间上存在着先后的关系，库平七钱二分一种在先，其他四种面额在后。而且，可以判断出湖北本省银元铸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并不是湖北银元局的初铸品，铸造目的是限定在湖北境内用于缴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等公款银元的使用。为推行本省银元，官府规定一枚银元可兑换制钱一千文，但由于银贱钱贵，当时一枚银元根本兑换不了一千文铜钱，所以，湖北本省银元铸造出来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除了省城附近州县外，其他地区则没有通行，通过《张之洞全集》卷168中著录的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二的谕示稿《推广行用银元及银元票示*可以证实。因此，湖北本省银元行用的时间并不长，存世的数量反映，这种银元在退出流通后有被销毁重铸的可能。
陕西光绪银元
陕西银元一套共有五枚，面额分别是库平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和三分六厘。除正反面中英文表示面额的文字不同外，余皆相同。正面中央珠圈纹内镌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纹外上端镌有“陕西省造”四字，下端则镌有面额，左右两侧各饰有一六瓣花星。背面中央镌有一坐龙，俗称“光绪龙”，龙纹上端镌英文SHEN-SIPROVINCE，下端镌英文面额，左右两侧各饰有一六瓣花星。
一般认为，陕西银元系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奏请设立造币厂时委托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铸的银元。以前也有认为是湖北造币厂代铸的，如施嘉斡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和耿爱德的《中国币图说汇考》就持这一观点，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而前一种看法也有瑕疵。
其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当陕西巡抚魏光焘奏请设立造币厂时，只是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订购了相关的银元铸造用的机器、钢模和冲床，并没有请该厂代铸，现在传世的陕西银元都是该厂制作完钢模后铸造的试样品。1899年3月，陕西巡抚魏光焘订购的设备和钢模从英国开始起运。但当时正逢清政府裁撤各省造币厂，陕西设厂铸造银元的请求被驳回，导致陕西订购的造币设备只能做出转手使用的处理。光绪二十五年，魏光焘在任陕西巡抚时，开始与京局接洽，但没有成功。端方接任护理陕西巡抚时，便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系。湖北银元局正因为所购买的其他地方生产的造币机器误事而犯愁，陕西方面就此前来联系，正中下怀。陕西购买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的造币机器价格为二万六千九百零三两八钱四分白银，已经付白银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两零五钱零六厘，尚欠白银九千八十三两三钱三分四厘。张之洞同意只要机器运到汉口后7个月，就将陕西欠洋商的白银付清，并将陕西订购机器的已付款分两次付清。于是，当陕西订购的造币机器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运到上海时，上海道台便告知张之洞。陕西订购的造币机器随后由上海瑞生公司运到了汉口。因此，陕西在清代一直没有铸造过银元。
然而，今天的传世近代银元中，我们却见到有陕西银元，面额有库平七钱二分、库平三钱六分、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库平七分二厘和库平三分六厘五种。既然陕西在清代一直没有铸造国银元，显然，其应该是陕西订购造币机器时，由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机制的样币。由于陕西订购的机器到达上海经报关后即运到了汉口，所以，传世的这些陕西银元样币应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和湖北银元局流出。因为只有样币而没有流通币，所以，陕西银元流传于今，则谓凤毛麟角。台湾鸿禧美术馆曾收藏有完整一套，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库平七钱二分(图7)和三钱六分(图8)两种面额陕西银元，分别为近代著名收藏家李伟先先生和施嘉斡先生所捐赠。
四川光绪缶宝银元
四川光绪缶宝银元，目前大小仅见三枚，分别是库平七钱二分(图9)、三分六钱(图lO)和一钱四分四厘(图11)三种，除正反面中英文表示面额的文字不同外，余皆相同。正面中央珠圈纹内镌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纹外上端镌有“四川省造”四字，下端镌有表面额的文字，左右两侧各饰一六瓣花星；背面中央镌一龙纹，龙纹之上镌英文SZECHUENPROVINCE，之下是表面额的英文，左右两侧各饰一六瓣花星。四川光绪“缶”宝银元极少见，为清代银元中的大名誉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初七，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在成都机器局建厂铸造银元。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四川按察使文光《为铸造银元制钱动用货厘等款请予报销事奏折》曰：“窃查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经前督臣鹿传霖陈奏，以川省制钱缺乏，银价过低，派员前赴上海购置各项机器，初拟在于省城铸造制钱，川东铸造银元。旋将银元改在省城铸造，并于机 器局后建造鼓铸银元、制钱厂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运回四川，但因经费问题而被缓办，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则遵照清政府命令而被撤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再次奏请铸造银元。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四川正式铸造银元是自光绪二十七年开始的。
一说四川光绪“缶”宝银元系光绪二十四年四川委托英国造币厂代为雕模试铸，一说为光绪二十七年四川总督奎俊奏请设局自铸银元所铸。近年有人则提出应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理由是1976年英国皇家集币学会年刊里查·莱特(RichardWright)发表的《中国各省龙银1888—1949)一文中引用的上海《华洋新闻》(The Celestial Empire)于1896年10月登载的四川将用新型银元，“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的一则报道。其实，这则报道传达的信息只是四川将自铸银元，并不能说明四川光绪缶宝银元就铸造于此时，因为里查·莱特文中也认为“事实上，银元局机具设备的订单在接近年底时才下达”，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及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奎俊《为请核销川省银元局撒并前支用经费事》奏折都提到铸造银元的机器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陆续运到。如果1896年四川光绪缶宝银元钢模制作完成，由于没有造币机器也无济于事，也只能处于“待用”的状态。这是其一。其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1896年7月17日)四川总督鹿传霖才奏请自铸银元，1896年10月便“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也不在情理之中，《华洋新闻》可能在报道四川铸造银元的新闻时夸大了事实的真相，或许当时只是在筹划钢模事宜。因此，1896年铸造四川光绪缶宝银元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光绪二十二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自铸银元时，曾派员到上海订购机器。根据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里查·莱特(Richard Wright)发表的《中国各省龙银1888—1949》文章、以及鹿传霖之后的四川总督奎俊的奏折等，可以推断出光绪二十二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员在上海订购的机器是美国货。按照中国各省与洋商订购造币机器的习惯，当时应该同时订制了铸造银元的钢模，一般是不会出现造币机器与美国订购而银元钢模却由英国代雕刻情况的。我们将四川光绪缶宝银元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雕刻钢模铸造的银元相比较，发现起码在文字风格上也是不同的。所以，很难将四川光绪缶宝银元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挂起钩来。
光绪二十二年向美国订购的造币机器在1897年从美国起运，1898年4月到达四川省城成都。运送、安装机器的任务是由一个名叫强必尔的美国技师完成的，这在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里查·莱特(RichardWright)发表的《中国各省龙银1888—1949》文章、以及1985年出版的Arthur J.Cox、Thomas Malim合著的《Ferracute，The history ofan American enterprise》一书中都有提及。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四川向美国订购机器同时订购的钢模。据里查·莱特文章介绍，在1897年8月Harper’s Weekly(《哈波周刊》)所公布的银元样币上的“宝”字并不是缶宝，而是尔宝。二是在由美国运往中国的途中，机器因遭风雨而被浸在了水中，运到中国时不仅钢模遭到严重锈蚀而产生瑕疵，而且机器的部件也同样受到了锈蚀，有的甚至锈死。强必尔在完成机器安装运转后，曾用锈蚀的钢模试铸银元，后以健康原因拒绝了成都造币厂的挽留，便匆匆离开了成都，这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奎俊《为请核销川省银元局撤并前支用经费事》奏折中得到了印证：“窃查川省银元、铜钱各机器，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陆续运到，洋匠随亦至川，当经前兼署督臣恭寿派员经理，招考工匠学习，饬令及时安设，粗具规模，洋匠旋即回国。”这一奏折还提到当时为了铸造银元，“招考工匠学习”之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奎俊《为请核销川省银元局撤并前支用经费事奏折》中又云：“……查川省银元局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十月底止，凡安设机器、试铸银元及购买砖石、木料、油灰各件，并送洋匠程仪，委员、司事、工匠薪水、工食等项，总共支用库平银二千九百八十六两四钱七分四厘九毫。”在这奏折中，出现有洋匠程仪的名字。据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四川按察使文光《为铸造银元制钱动用货厘等款请子报销事奏折》云：“伏查购运机器、觅雇洋匠、修造厂房、采买精铜、白铅，共动用土货厘金库平银一十一万五千五百流失四两二钱一分八厘七毫，均系核实开支，并无浮冒。”其中，提到有“觅雇洋匠”之事，而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问。程仪应是当时寻觅雇佣的洋匠，与强必尔不是同一个人。这个程仪的工作极有可能与造币机器无关，而与雕刻钢模有关。所以，才会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出现其名字，可见其重要性。
我们从现存的四川光绪缶宝银元可以看出，铸造面额库平七钱二分、库平三钱六分和库平一钱四分四厘这三种缶宝银元的钢模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雕刻师，从制作水平上来说，库平七钱二分、和库平一钱四分四厘两种银元的钢模要远高于库平三钱六分银元钢模。结合四川“觅雇洋匠”及“招考工匠学习”这两件事，可以推断当时雕刻四川光绪缶宝银元钢模时或许采用了洋匠教授中国工匠的模式，并是在当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四川光绪缶宝库平三钱六分银元很有可能是洋匠教授中国学生的结果。按照中国发行货币的习惯，采用制作水平不同的钢模铸造的银元是不可能被发行的，也就不可能被铸造许多，这或许能解释今天我们见到四川光绪缶宝银元少的原因。正是由于当时采用了洋匠教授中国工匠的模式，为其光绪二十七年四川开始正式铸造银元创造了技术准备。
四川光绪缶宝银元钢模雕刻完成后，试制的时间应该是在四川获取造币机器以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后四川总督鹿船霖于光绪二十二年订购的造币机器才陆续运到，而洋匠程仪的离开又不会晚于十月。所以，试制四川光绪缶宝银元的时间应该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十月间。确切的说，应该是在机器安装以后。机器安装完成是在1898年7月12日。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奎俊在《为请核销川省银元局撤并前支用经费事奏折》中云：“奴才到任后，细查此项银元尚无的款，须俟筹备有项，始能试办，饬将在局委员，司事、工匠人等暂行撤去，藉省经费。”其实，奎俊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接任四川总督后，并没有立即采取关闭成都造币厂的措施，而是等到机器安装调试、及 送走洋匠程仪等之后，才使成都造币厂停止一切与铸币有关活动的，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恢复自铸银元。福建官局光绪库平七钱二分银元
福建官局光绪银元所见面额有库平七钱二分，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库平七分二厘和库平三分六厘四种，其中面额为库平七钱二分的银元可被列为中国近代机制银元的十珍之一(图12)。正面中央珠圈纹内镌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纹外上端镌有“福建官局造”四字，下端镌有表面额的文字“库平七钱二分”，左右两侧各饰一四瓣花星；背面中央镌一龙纹，龙纹之上镌英文EOO-KIENPROVINCE，之下是表面额的英文7MACE AND 2 CANDAREENS，左右两侧各饰一四瓣花星。
据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闽浙总督徐应骥《为请将福建银元局改归官办仍旧铸造等事奏折》，我们知道，福建从光绪十七年开始使用由广东铸造的小银元。光绪二十年间，当时的闽浙总督谭钟麟准许商人孙利用集股购买机器，准备试铸银元，但恰逢清政府规定铸造钱币必须官办，闽浙总督边宝泉便委托浙江候补知府孙宝瑁办理，由善后局、盐道等拨款继续铸造银元，并在光绪二十二年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又由于当地财政发生困难，没有银两拨给，所以，铸造银元之事只得改为官督绅办，在光绪二十四年也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清政府整顿银元铸造，福建停止铸造银元。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闽浙总督徐应駃奏请福建自铸银元，“俯念闽省所铸银元通行已久，商民均便，准照江宁、吉林等省成案，仍旧铸造，不独补制钱之缺，而外国洋银占销之漏卮，亦藉以隐为抵制，挽回利权。惟官督绅办只属权宜之计，窒碍甚多，自应改归官办，以符政体。”光绪二十六年十月，朱批“著照所请，户部知道。”《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74页5记载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冬十月癸卯)闽浙总督许应駃奏，福建银圆局未便停止，请照吉林等省成案，仍旧铸造，并请兼铸大钱。允之。”徐应骥应即许应駃，为同一人。福建恢复自铸银元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从福建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元情况来看，福建官办银元局有两个时期，一是光绪二十年到光绪二十五年，经历了官办到官督绅办的发展过程；一是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福建银元局一直为官办。
在第一个时期，通过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许应駃《为闽省开局试铸银圆请免其造报事奏片》，可以了解到福建银元局无论先前的官办还是后来的官督绅办，“大小银元钢模，均须錾用‘福建省造’字样”，表明当时所铸造的银元都带有“福建省造”四字。
在第二个时期，福建银元局一直为官办，为区别以前的福建省造银元，所以，在所铸造的银元上有“福建官局造”的字样。
依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福建铸造银元，从光绪十七年开始，福建主要铸造和流通的银元是库平一钱四分四厘面值以下的小银元，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是目前惟一见到的福建大银元。关于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铸造的具体时间，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甚至认为其是赝品。这些不同的意见，对于学术探讨是非常有益的。
有关福建铸造大银元的文献记载鲜有，仅有两条。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其中一条记载是刊载于光绪三十年第5期《东方杂志》“各省理财汇志”福建条中，其日：“福建大吏因财政困难，向德商满德借债六十万购买军器，所余以作开银行、发行钞票及铸大银元之资本。由虞某介绍，将订合同，即以银元局作抵。闻有日本人亦欲附股，幸经闽绅阻止。”根据这条记载，我们今天还是不能推断出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的铸造时间，因为这条记载的内容看来没有被实施。
我们能见到的另外一条记载，是美国钱币学者Bruce Smith在1899年海关报告中发现的“福建一元及半元模具已备妥，拟于次年使用”的记载。1899年，即光绪二十五年，“次年”即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清政府整顿银元铸造，福建停铸银元，光绪二十六年闽浙总督许应骥奏准福建恢复自铸银元。从时间节点上来说，海关报告的记载似乎顺理成章。民国时期秦子帏曾在的《泉币》杂志上说当时仅发现两枚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从目前发现来看，还真不止这些，发现的实物表达出它们都曾被铸造流通过。而福建官局造三钱六分银元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现过。
既然1899年海关报告中说“福建一元及半元模具已备妥”，那么，它们是由谁制作完成的，也是一个问题。从已发现的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与由外国造币厂制作钢模铸造出来的银元在钱文和质感上比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人推测可能是由广东造币厂代为制作的。圜 (本文参考了《晚清各省铸造银元史料选辑》，孙浩《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缶宝”与“余宝”——兼录洋匠所述成都遣币厂机器安装之经过》，R.N.J.Wright：《The Silver DragonCoinage Of the Chinese Provines 1888—1949》，周祥《陕西铸币机器及相关问题》，周祥《湖北本省银元考》，刘敬扬、王增祥编著《福建历代货币汇编》，NAil，克、孙浩《中国近代机制币精品鉴赏》等著作)
清代的机制银元由广东省首先铸造，然后中央和其他省份才纷纷铸造。这些银元流传到今天，因为各种原因，有的成了难得一见的珍品。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清代银元，凝聚了近代许多著名钱币收藏家的智慧和心血，就其质量来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被认为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无可比拟的。本文遴选上海博物馆清代银元收藏中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部分珍品做一考述，以讨教于学界和收藏界同仁。
吉林厂平银元
吉林机器局为解决军需而设立，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十九日由吴大潋上奏朝廷获准创建，次年二月始建厂房，光绪九年九月基本建成。吉林最早铸造的银元是由吉林机器局完成的。
铸造银元起于何时，一般都根据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十吉林将军希元《报告已试铸银钱行用》的奏折，认为始于光绪十年。希元在《报告已试铸银钱行用》中云：“再，吉省制钱久缺，市廛创有凭帖、抹兑、过帐等名目。农民小贩往往不得现钱使用，受累滋深，银价因之增昂，百货靡不腾贵。奴才等博访周咨，此固由于奸商趋时渔利，其势实因制钱过少，不敷周转。若不变通一法，将见弊端无所底止，市面益形萧条。于是筹商再四，惟有仿照制钱式样，铸造银钱以济现钱之缺，以代凭帖之用。先由俸练各饷项下提银五千两，饬交机器局制造足色纹银一钱、三钱、五钱、七钱、一两等重银钱，一面铸刻监制年号，一面铸刻轻重银数、吉林厂平清汉字样。盖吉林地方俗呼船厂，厂平二字实从俗也。”铸造厂平银元，是为了解决吉林制钱流通缺乏的问题。
传世的吉林铸造清代银元中，确实有一种标有光绪十年铸造年份的厂平银元，表明希元在奏折中所说的铸造银元之事确实存在。这种银元面额有一两、七钱、半两、三钱、一钱五种，齿边，正面中央方框内镌有“光绪十年吉林机器官局监制”十=：宁，方框之上镌有一篆体“寿”字，两侧各有一龙纹，边缘装饰有圈珠连纹；背面中央方框内镌有“厂平×|埘”或“厂平×钱”纪值(纪重)四宁，方框上下左右各镌有‘满文，连读为纪值，并辅有云纹，边缘装饰有圈珠连纹。从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吉林机器局总办宋春蟹向希元呈报的《粮f向处奉谕发来银两铸造银钱业已完竣解交》中，不仅知道粮饷处当时在希元将军上奏朝廷前下拨铸造银元的银两数为市平银二千两，而且获悉这种厂平银元每一种面额的具体铸造数量为：一两银元198枚、七钱银元1071枚、五钱(半两)银元1420枚、三钱银元866枚、一钱银元825枚，这说明希元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十上奏朝廷时厂平银元已经铸造。希元上奏时说“提银五千两”，表明吉林还准备继续扩大铸造，但是否继续铸造，缘于史料的局限，不得而知。目前，这种厂平银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版别，…为毛龙版(图1)，一为光龙版(图2)，存世郜极稀少，是否存在具体铸造时间的不同，尚待考证。其中，以毛龙版为罕见。据说传世尚有铜样及铅锡合金样币。民国八年秋间，曾任吉林机器局领监的王茂田得到过全套厂平银元的钢模。后归伍德华，再后则下落不明。
除此之外，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一枚有孔吉林厂平银元(图3)，为中国近代著名钱币收藏大家施嘉斡先生捐赠，为目前实物所仅见。银元中间有圆孔，齿边，正面外缘装饰有类云纹状花纹，中间有一圆孔，圆孔周围保留有方孔圆钱的痕迹，四周分别有“光绪元宝”四字；背面与正面基本情况相同，圆孔之上有平色标准“厂平”两字，之下有表示重量的“五钱”两字，之右为一表示地名的汉字“吉”，之左为一表示地名的满文“吉”。民国时期中国泉币学社编辑出版的《泉币》杂志曾介绍过一枚宋小坡的收藏品，但与此版式不同。
有关这种有孔吉林厂平银元的铸造，史无记载。从铸造工艺上来说，在机制银元过程中中间连带打孔显然其要比机制不带圆孔的光绪十年厂平银元来得复杂，尤其对于当时机制银元技术还不够成熟的阶段来说。所以，这种有孔厂平银元虽然合乎光绪十年吉林将军奏折中所说的“仿照制钱式样”，但其最后可能因技术的问题而被放弃。从这一点来判断，其机制的时间似不会很长，并应在纪年光绪十年厂平银元之前。
清人钟天玮《刖足集·外篇》著作中有一篇题目为《扩充商务十条》的文章，在鼓吹中国应该自行机制银元、购买造币机器时提到“吉林机局曾购一具”。而事实上在吉林机器局开始购置机器的清单中，并没有造币机器一项，可能是他见到厂平银元之后的一种推测。钟天玮《扩充商务十条》是写给当时两广总督张树声的，一说此文写于光绪九年，一说此文成于光绪十年，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反映出吉林开始机制银元的时间不会早于光绪九年。由此，我们联想到存世纪年为光绪八年的吉林厂平银元，钱文赢弱，与光绪十年吉林厂平银元风格迥异。吉林机器局光绪七年奏准创建，光绪八年尚在建设之中，光绪九年九月厂房方才建成，是否在其中就已经开始铸造银元，值得研究。
湖北本省银元
湖北本省银元，是因其背面加镌有“本省”两字而得名，一般以为一套仅有大小三种，面额分别为库平七钱二分(图4)、一钱四分四厘(图5)、七分二厘(图6)。除正反而中英文表示面额的文字不同外，余皆相同。正面中央珠圈纹内镌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纹外上端镌有“湖北省造”字样，下端镌有而额，左右两侧各饰有一六瓣花星。背面中央为坐龙纹，上端镌有英文HU PEHPROVINCE，下端镌有英文而额，左右两侧镌有“本省“两字。湖北本省银元是近代银元收藏中的大珍品。
湖北本省银元由光绪十九年十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谭继洵奏请设立的湖北银元局铸造。以前曾有人认为，湖北本省银元系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满足湖北市面需要，控制外流，限于本省流通而铸造的一种银元。也有人认为这是湖北的初铸银元，加“本省”两字是为了与外省有别。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一种猜测。
有关湖北本省银元的铸造与发行，许多文献都没有记载。然而，我们在整理清代各省官银钱号纸币时，却发现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北官钱局发行的九八制钱票一串文背面由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签署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初二告谕中，记载有本省银元鲜为人知的事实，不禁让人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其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北官钱局发行的九八制钱票一串文传世已久，造成本省银元铸造时间成为悬案的原因，在于过去研究和收藏近代机制银元的人对近代纸币的陌生，而研究和收藏纸币的人则对近代银元的漠然。 “照得本部堂、院前经奏明，于湖北武昌省城设立银元局，开铸银元，通行各省，嗣因湖北省制钱缺乏，将银元酌价，准其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旋经查明，各省皆有银元，既准完纳本省公款，必须加铸本省字样，方免混淆滋弊，节经示谕在案。本部堂、院慨念钱法日坏，亟图补救之方，现饬司局于省垣设立官钱局，权衡出入。查湖北省每年应收丁漕、厘税为数甚巨，而制钱之少，城乡一律，民间百计购钱竭蹶，输纳情形亦属最苦，故调剂钱法之穷，必自公款始。银元所以代制钱，自应有划一之钱价，方便行使。兹议定每新铸之本省银元一元准作制钱一千文。该商民等照此价赴局购取，即照此价赴关卡州县完纳，无丝毫增减，以昭大信。一面增购机器，添铸对开、五开、十开、二十开小银元，亦加铸本省字样，其价照一千文，以次递减，亦如制钱之可以零星便用。并刊银元官票，加盖本省藩司印信，与善后局所发加盖司印、每张一千之钱票相辅而行，以期转输不竭。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制钱虽一时短少，而新铸本省银元及银元印票，官钱印票，实与制钱无异。三项充足流转，民间自富商大贾以至乡曲编氓，凡持此项银元及各印票赴官呈缴者，赋税可以早完，厘金可以速纳。如有照章缴银之款，即照银元定价之制钱一千文核计市价高下，折算平色，取携既便，略无阻滞，则钱不足而自足，通行既久，钱价无有不平也。本部、堂院更风闻民间于丁漕、厘税各项完纳制钱，官吏司事不免有多方挑剔，甚至索取规费之弊，深堪痛恨，今既有此本省银元及银元印票，定为一千之价，又有每张一千之官钱印票，务令随到随收，断不准再有苛求。仍严札各关卡州县，如敢藉词不收或稍有留难需索，准该商民等赴辕呈控，一经查实，立即严参重办。此举乃整顿圜法，体恤商民之要政，法在必行，断不容吏胥人等弊混梗阻。各宜懔遵毋违，特示。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
从此告谕，我们不仅了解到湖北本省银元一套事实上不止三枚，而是五枚，具体面额应为库平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和三分六厘，知道各种面额之间具体铸造时间上存在着先后的关系，库平七钱二分一种在先，其他四种面额在后。而且，可以判断出湖北本省银元铸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并不是湖北银元局的初铸品，铸造目的是限定在湖北境内用于缴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等公款银元的使用。为推行本省银元，官府规定一枚银元可兑换制钱一千文，但由于银贱钱贵，当时一枚银元根本兑换不了一千文铜钱，所以，湖北本省银元铸造出来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除了省城附近州县外，其他地区则没有通行，通过《张之洞全集》卷168中著录的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二的谕示稿《推广行用银元及银元票示*可以证实。因此，湖北本省银元行用的时间并不长，存世的数量反映，这种银元在退出流通后有被销毁重铸的可能。
陕西光绪银元
陕西银元一套共有五枚，面额分别是库平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和三分六厘。除正反面中英文表示面额的文字不同外，余皆相同。正面中央珠圈纹内镌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纹外上端镌有“陕西省造”四字，下端则镌有面额，左右两侧各饰有一六瓣花星。背面中央镌有一坐龙，俗称“光绪龙”，龙纹上端镌英文SHEN-SIPROVINCE，下端镌英文面额，左右两侧各饰有一六瓣花星。
一般认为，陕西银元系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奏请设立造币厂时委托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铸的银元。以前也有认为是湖北造币厂代铸的，如施嘉斡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和耿爱德的《中国币图说汇考》就持这一观点，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而前一种看法也有瑕疵。
其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当陕西巡抚魏光焘奏请设立造币厂时，只是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订购了相关的银元铸造用的机器、钢模和冲床，并没有请该厂代铸，现在传世的陕西银元都是该厂制作完钢模后铸造的试样品。1899年3月，陕西巡抚魏光焘订购的设备和钢模从英国开始起运。但当时正逢清政府裁撤各省造币厂，陕西设厂铸造银元的请求被驳回，导致陕西订购的造币设备只能做出转手使用的处理。光绪二十五年，魏光焘在任陕西巡抚时，开始与京局接洽，但没有成功。端方接任护理陕西巡抚时，便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系。湖北银元局正因为所购买的其他地方生产的造币机器误事而犯愁，陕西方面就此前来联系，正中下怀。陕西购买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的造币机器价格为二万六千九百零三两八钱四分白银，已经付白银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两零五钱零六厘，尚欠白银九千八十三两三钱三分四厘。张之洞同意只要机器运到汉口后7个月，就将陕西欠洋商的白银付清，并将陕西订购机器的已付款分两次付清。于是，当陕西订购的造币机器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运到上海时，上海道台便告知张之洞。陕西订购的造币机器随后由上海瑞生公司运到了汉口。因此，陕西在清代一直没有铸造过银元。
然而，今天的传世近代银元中，我们却见到有陕西银元，面额有库平七钱二分、库平三钱六分、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库平七分二厘和库平三分六厘五种。既然陕西在清代一直没有铸造国银元，显然，其应该是陕西订购造币机器时，由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机制的样币。由于陕西订购的机器到达上海经报关后即运到了汉口，所以，传世的这些陕西银元样币应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和湖北银元局流出。因为只有样币而没有流通币，所以，陕西银元流传于今，则谓凤毛麟角。台湾鸿禧美术馆曾收藏有完整一套，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库平七钱二分(图7)和三钱六分(图8)两种面额陕西银元，分别为近代著名收藏家李伟先先生和施嘉斡先生所捐赠。
四川光绪缶宝银元
四川光绪缶宝银元，目前大小仅见三枚，分别是库平七钱二分(图9)、三分六钱(图lO)和一钱四分四厘(图11)三种，除正反面中英文表示面额的文字不同外，余皆相同。正面中央珠圈纹内镌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纹外上端镌有“四川省造”四字，下端镌有表面额的文字，左右两侧各饰一六瓣花星；背面中央镌一龙纹，龙纹之上镌英文SZECHUENPROVINCE，之下是表面额的英文，左右两侧各饰一六瓣花星。四川光绪“缶”宝银元极少见，为清代银元中的大名誉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初七，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在成都机器局建厂铸造银元。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四川按察使文光《为铸造银元制钱动用货厘等款请予报销事奏折》曰：“窃查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经前督臣鹿传霖陈奏，以川省制钱缺乏，银价过低，派员前赴上海购置各项机器，初拟在于省城铸造制钱，川东铸造银元。旋将银元改在省城铸造，并于机 器局后建造鼓铸银元、制钱厂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运回四川，但因经费问题而被缓办，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则遵照清政府命令而被撤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再次奏请铸造银元。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四川正式铸造银元是自光绪二十七年开始的。
一说四川光绪“缶”宝银元系光绪二十四年四川委托英国造币厂代为雕模试铸，一说为光绪二十七年四川总督奎俊奏请设局自铸银元所铸。近年有人则提出应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理由是1976年英国皇家集币学会年刊里查·莱特(RichardWright)发表的《中国各省龙银1888—1949)一文中引用的上海《华洋新闻》(The Celestial Empire)于1896年10月登载的四川将用新型银元，“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的一则报道。其实，这则报道传达的信息只是四川将自铸银元，并不能说明四川光绪缶宝银元就铸造于此时，因为里查·莱特文中也认为“事实上，银元局机具设备的订单在接近年底时才下达”，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及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奎俊《为请核销川省银元局撒并前支用经费事》奏折都提到铸造银元的机器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陆续运到。如果1896年四川光绪缶宝银元钢模制作完成，由于没有造币机器也无济于事，也只能处于“待用”的状态。这是其一。其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1896年7月17日)四川总督鹿传霖才奏请自铸银元，1896年10月便“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也不在情理之中，《华洋新闻》可能在报道四川铸造银元的新闻时夸大了事实的真相，或许当时只是在筹划钢模事宜。因此，1896年铸造四川光绪缶宝银元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光绪二十二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自铸银元时，曾派员到上海订购机器。根据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里查·莱特(Richard Wright)发表的《中国各省龙银1888—1949》文章、以及鹿传霖之后的四川总督奎俊的奏折等，可以推断出光绪二十二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员在上海订购的机器是美国货。按照中国各省与洋商订购造币机器的习惯，当时应该同时订制了铸造银元的钢模，一般是不会出现造币机器与美国订购而银元钢模却由英国代雕刻情况的。我们将四川光绪缶宝银元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雕刻钢模铸造的银元相比较，发现起码在文字风格上也是不同的。所以，很难将四川光绪缶宝银元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挂起钩来。
光绪二十二年向美国订购的造币机器在1897年从美国起运，1898年4月到达四川省城成都。运送、安装机器的任务是由一个名叫强必尔的美国技师完成的，这在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里查·莱特(RichardWright)发表的《中国各省龙银1888—1949》文章、以及1985年出版的Arthur J.Cox、Thomas Malim合著的《Ferracute，The history ofan American enterprise》一书中都有提及。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四川向美国订购机器同时订购的钢模。据里查·莱特文章介绍，在1897年8月Harper’s Weekly(《哈波周刊》)所公布的银元样币上的“宝”字并不是缶宝，而是尔宝。二是在由美国运往中国的途中，机器因遭风雨而被浸在了水中，运到中国时不仅钢模遭到严重锈蚀而产生瑕疵，而且机器的部件也同样受到了锈蚀，有的甚至锈死。强必尔在完成机器安装运转后，曾用锈蚀的钢模试铸银元，后以健康原因拒绝了成都造币厂的挽留，便匆匆离开了成都，这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奎俊《为请核销川省银元局撤并前支用经费事》奏折中得到了印证：“窃查川省银元、铜钱各机器，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陆续运到，洋匠随亦至川，当经前兼署督臣恭寿派员经理，招考工匠学习，饬令及时安设，粗具规模，洋匠旋即回国。”这一奏折还提到当时为了铸造银元，“招考工匠学习”之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奎俊《为请核销川省银元局撤并前支用经费事奏折》中又云：“……查川省银元局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十月底止，凡安设机器、试铸银元及购买砖石、木料、油灰各件，并送洋匠程仪，委员、司事、工匠薪水、工食等项，总共支用库平银二千九百八十六两四钱七分四厘九毫。”在这奏折中，出现有洋匠程仪的名字。据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四川按察使文光《为铸造银元制钱动用货厘等款请子报销事奏折》云：“伏查购运机器、觅雇洋匠、修造厂房、采买精铜、白铅，共动用土货厘金库平银一十一万五千五百流失四两二钱一分八厘七毫，均系核实开支，并无浮冒。”其中，提到有“觅雇洋匠”之事，而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问。程仪应是当时寻觅雇佣的洋匠，与强必尔不是同一个人。这个程仪的工作极有可能与造币机器无关，而与雕刻钢模有关。所以，才会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出现其名字，可见其重要性。
我们从现存的四川光绪缶宝银元可以看出，铸造面额库平七钱二分、库平三钱六分和库平一钱四分四厘这三种缶宝银元的钢模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雕刻师，从制作水平上来说，库平七钱二分、和库平一钱四分四厘两种银元的钢模要远高于库平三钱六分银元钢模。结合四川“觅雇洋匠”及“招考工匠学习”这两件事，可以推断当时雕刻四川光绪缶宝银元钢模时或许采用了洋匠教授中国工匠的模式，并是在当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四川光绪缶宝库平三钱六分银元很有可能是洋匠教授中国学生的结果。按照中国发行货币的习惯，采用制作水平不同的钢模铸造的银元是不可能被发行的，也就不可能被铸造许多，这或许能解释今天我们见到四川光绪缶宝银元少的原因。正是由于当时采用了洋匠教授中国工匠的模式，为其光绪二十七年四川开始正式铸造银元创造了技术准备。
四川光绪缶宝银元钢模雕刻完成后，试制的时间应该是在四川获取造币机器以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后四川总督鹿船霖于光绪二十二年订购的造币机器才陆续运到，而洋匠程仪的离开又不会晚于十月。所以，试制四川光绪缶宝银元的时间应该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十月间。确切的说，应该是在机器安装以后。机器安装完成是在1898年7月12日。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初四四川总督奎俊在《为请核销川省银元局撤并前支用经费事奏折》中云：“奴才到任后，细查此项银元尚无的款，须俟筹备有项，始能试办，饬将在局委员，司事、工匠人等暂行撤去，藉省经费。”其实，奎俊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接任四川总督后，并没有立即采取关闭成都造币厂的措施，而是等到机器安装调试、及 送走洋匠程仪等之后，才使成都造币厂停止一切与铸币有关活动的，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恢复自铸银元。福建官局光绪库平七钱二分银元
福建官局光绪银元所见面额有库平七钱二分，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库平七分二厘和库平三分六厘四种，其中面额为库平七钱二分的银元可被列为中国近代机制银元的十珍之一(图12)。正面中央珠圈纹内镌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珠圈纹外上端镌有“福建官局造”四字，下端镌有表面额的文字“库平七钱二分”，左右两侧各饰一四瓣花星；背面中央镌一龙纹，龙纹之上镌英文EOO-KIENPROVINCE，之下是表面额的英文7MACE AND 2 CANDAREENS，左右两侧各饰一四瓣花星。
据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闽浙总督徐应骥《为请将福建银元局改归官办仍旧铸造等事奏折》，我们知道，福建从光绪十七年开始使用由广东铸造的小银元。光绪二十年间，当时的闽浙总督谭钟麟准许商人孙利用集股购买机器，准备试铸银元，但恰逢清政府规定铸造钱币必须官办，闽浙总督边宝泉便委托浙江候补知府孙宝瑁办理，由善后局、盐道等拨款继续铸造银元，并在光绪二十二年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又由于当地财政发生困难，没有银两拨给，所以，铸造银元之事只得改为官督绅办，在光绪二十四年也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清政府整顿银元铸造，福建停止铸造银元。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闽浙总督徐应駃奏请福建自铸银元，“俯念闽省所铸银元通行已久，商民均便，准照江宁、吉林等省成案，仍旧铸造，不独补制钱之缺，而外国洋银占销之漏卮，亦藉以隐为抵制，挽回利权。惟官督绅办只属权宜之计，窒碍甚多，自应改归官办，以符政体。”光绪二十六年十月，朱批“著照所请，户部知道。”《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74页5记载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冬十月癸卯)闽浙总督许应駃奏，福建银圆局未便停止，请照吉林等省成案，仍旧铸造，并请兼铸大钱。允之。”徐应骥应即许应駃，为同一人。福建恢复自铸银元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从福建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元情况来看，福建官办银元局有两个时期，一是光绪二十年到光绪二十五年，经历了官办到官督绅办的发展过程；一是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福建银元局一直为官办。
在第一个时期，通过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许应駃《为闽省开局试铸银圆请免其造报事奏片》，可以了解到福建银元局无论先前的官办还是后来的官督绅办，“大小银元钢模，均须錾用‘福建省造’字样”，表明当时所铸造的银元都带有“福建省造”四字。
在第二个时期，福建银元局一直为官办，为区别以前的福建省造银元，所以，在所铸造的银元上有“福建官局造”的字样。
依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福建铸造银元，从光绪十七年开始，福建主要铸造和流通的银元是库平一钱四分四厘面值以下的小银元，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是目前惟一见到的福建大银元。关于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铸造的具体时间，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甚至认为其是赝品。这些不同的意见，对于学术探讨是非常有益的。
有关福建铸造大银元的文献记载鲜有，仅有两条。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其中一条记载是刊载于光绪三十年第5期《东方杂志》“各省理财汇志”福建条中，其日：“福建大吏因财政困难，向德商满德借债六十万购买军器，所余以作开银行、发行钞票及铸大银元之资本。由虞某介绍，将订合同，即以银元局作抵。闻有日本人亦欲附股，幸经闽绅阻止。”根据这条记载，我们今天还是不能推断出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的铸造时间，因为这条记载的内容看来没有被实施。
我们能见到的另外一条记载，是美国钱币学者Bruce Smith在1899年海关报告中发现的“福建一元及半元模具已备妥，拟于次年使用”的记载。1899年，即光绪二十五年，“次年”即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清政府整顿银元铸造，福建停铸银元，光绪二十六年闽浙总督许应骥奏准福建恢复自铸银元。从时间节点上来说，海关报告的记载似乎顺理成章。民国时期秦子帏曾在的《泉币》杂志上说当时仅发现两枚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从目前发现来看，还真不止这些，发现的实物表达出它们都曾被铸造流通过。而福建官局造三钱六分银元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现过。
既然1899年海关报告中说“福建一元及半元模具已备妥”，那么，它们是由谁制作完成的，也是一个问题。从已发现的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与由外国造币厂制作钢模铸造出来的银元在钱文和质感上比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人推测可能是由广东造币厂代为制作的。圜 (本文参考了《晚清各省铸造银元史料选辑》，孙浩《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缶宝”与“余宝”——兼录洋匠所述成都遣币厂机器安装之经过》，R.N.J.Wright：《The Silver DragonCoinage Of the Chinese Provines 1888—1949》，周祥《陕西铸币机器及相关问题》，周祥《湖北本省银元考》，刘敬扬、王增祥编著《福建历代货币汇编》，NAil，克、孙浩《中国近代机制币精品鉴赏》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