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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苗族古歌作为苗族口传活态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受到撞击，所以对其的保护、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贵州省台江县苗族古歌为例，研究关于台江县苗族古歌的特点、传承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对苗族古歌的文化保护传承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苗族古歌 台江县 文化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6-0030-02
一、台江县苗族古歌的特点
（一）无文字的口头表达方式
苗族历史上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只有自己的语言。传说是苗族先民为了躲避战争和追杀从而抹去了自己的文字。20世纪50年代，我国组织语言学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根据苗族的分布制定了4种文字方案，和汉语一样苗族语言也有地域的区分，相互交谈时便能知道对方来自于哪个地区，而这一切均是为了更好地推广璀璨的苗族文化。但是苗族古歌的生成在文字的产生之前，所以其只能依靠苗族人口口相传。没有人，苗族古歌就不会存在，瓦尔特·翁在《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中提出的口头传统不同于书写印刷品的几个特征：
1.主张基于口头思维的表述是“添加而非递进①”;2.聚合而非分析;3.冗赘或复言;4.保守或传统化;5.贴近人文生活世界;6.对抗的格调;7.设身处地和参与而非保持客观距离;8.动态平衡性;9.情景而非抽象②。
所以即使在很久以前没有书面的记载，但是这种口头的传播形式确实也让苗族古歌得以传承并不断发展。
（二）地域性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台江县就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个地方被大山包围阻隔，交通极不发达，造成了当地与外界的交流极少，这也让当地的苗族古歌具有非常强的地域特色，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模式、长期封闭的地域空间、文化更新迟缓、传统的文化仍然无意识地控制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这些都使得苗族古歌的地域性凸显到极致。
“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与地的因缘固定了”③。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它同样适用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台江，苗族古歌所表现的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祭祀神灵、农业耕作、丧葬活动、婚姻仪式、节日庆典等活动，是苗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史诗。
（三）民族文化性
苗族古歌在苗族历史文化中具有“大歌”“经典”“元典”地位，被学术界誉为“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④”“神话史诗中最长、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⑤”。“有字传书本，无字传歌声”一直都是苗族传播其文化所遵循的规律，苗族人民用歌声记录了台江的历史变迁。包括他们的祭祖、迁徙、婚姻、立房、议榔立法等。例如在奉祖中演唱：
“大神太多我巫列数名字不齐，
巨灵广众我巫呼喊名号不全。
是否高兴你们都得开心接纳，
是否满意你们都得欣然领受”。
这是苗巫给神灵献礼时，告诉神灵礼物非常的贵重，主人家一直尽心尽力去准备，而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灵的意思去置办的，无论神灵是否高兴和满意，他们都必须接纳。在巫事中，苗族巫者是至高无上的仲裁者、判决者，就连神灵也不能挑战他的权威。这种文化就需要在苗族古歌中的经句和语气中得以体现，唱词中能感受到在苗族文化中巫者的权利地位。
所以古歌的传唱具有传承其民族历史、文化的作用，凸显了他们独特的民族特色与文化价值。
二、台江县苗族古歌的传承现状
（一）传承人现状
人是苗族古歌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江县的大多数传承者都已年迈，甚至像王安江、刘永洪、王明芝等歌师都已故，这种人亡歌灭的险境是必须认识和重视的。由于苗族古歌依靠口传心记的方式，演唱的人大多为目不识丁的苗族歌师，而解读人却是一批文化人。所以作为传承者的歌师其生活的环境、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人生观价值观等都会影响苗族古歌传承的面貌。如王安江老人，他与苗族古歌的相遇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这与他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王安江老人生于1940年，台江县台盘乡人，在外面学习后因母亲病重等原因最终回家务农。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苗寨还有很多歌师，他夜以继日的学习古歌，并以乞讨的方式收集古歌。在岁月中他守住了贫穷与孤独，被村里人看做是另类，但他仍然坚定：“把苗族古歌传承下去，决不让古歌失传”。在进行古歌的整理过程中，他也会对歌词进行修改和调整，加入了他对生活的体验，他一共整理出版了12部苗族古歌，收集研究资料10余万字。正是因为拥有像王安江老人这样有信念和情怀的优秀歌师，才保证了苗族古歌的代代相传。
（二）传承渠道现状
苗族古歌傳承的方式分为祖先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及民俗传承。
祖先传承与“崇巫尚鬼”的苗巫文化密切相关，必须在专门的仪式场合中才可以演唱，能不能唱古歌与会不会唱古歌，要看歌者是否受到祖先的保佑与祝福。
家族传承是最古老与直接的传承方式，是由家族血亲传承下来的，这种传承方式将会造成家族里面有很多歌师，在这种环境中会有一种文化意识与传承的使命感。
师徒传承较于家庭传承突破了血亲的界限，扩大了传承范围。但它是需要拜师仪式的，而且这个仪式非常的严格且神秘。 三、有效保护台江县苗族古歌的措施
（一）扩大苗族古歌的受众群众和空间
社会经济、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苗族古歌也走进人们的视野被外界所熟知。也让大家看见了它的文化价值，贵州在逐渐城镇化的这个过程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众多的民族文化在逐渐回流，希望回归自然生活。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热潮。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苗族古歌有远古的历史记忆遗存，也有受当下的生活场景的影响，这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在受众群众与空间上，苗族古歌不仅仅面对的是台江县的人们，而且还可以面对城镇的人甚至国际友人。
（二）有效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论是传承还是发展都需要物质作为积淀。而对于苗族古歌来说，自然环境就是它的立足地，它以其物质资源为苗族古歌的传承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在对苗族古歌进行传承与创新时，首当其冲应该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自然是滋养苗族人们的土地，而古歌依靠人作为传承的媒介并且也是人们创作的精神源泉。没有自然作为基础，就没有今天的苗族古歌。
（三）建立健全传承人保护机制
苗族古歌属于口传活态文化，需要依靠人来进行传承，它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现在苗族古歌的传承人大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又都不愿意参与学习，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是势在必行的。在政府的参与下，许多例如王安江、刘永洪等老传承人的努力与影响下，收集了大量书面文字与古歌材料构建传承链条。针对苗族古歌中涉及的歌词、曲调、形式以及仪式过程都应当加大保护，政府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对像王安江老人、刘永洪老人这种一生致力于苗族古歌的传承与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大的成就的人应当给予奖励，并且加大宣传力度。
注释：
①瓦尔特·翁、张海洋：《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S1期，第20-21页。
②李言统：《“在场”视阈下花儿的创作和表演刍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第86-90页。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马学良：《苗族史诗·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代序）》，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
⑤段宝林：《苗族古歌与史诗分类学》，《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01期，第15-20页。
参考文献：
[1]瓦尔特·翁，张海洋.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J].民族文学研究，2000，（S1）：20-21.
[2]李言统.“在场”视阈下花儿的创作和表演刍议[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86-90.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马学良.苗族史詩·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代序）[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
[5]段宝林.苗族古歌与史诗分类学[J].贵州民族研究，1990，（01）：15-20.
[6]汤飞宇.苗族古歌传承方式浅议[J].艺海，2009，（01）：54-55.
关键词：苗族古歌 台江县 文化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6-0030-02
一、台江县苗族古歌的特点
（一）无文字的口头表达方式
苗族历史上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只有自己的语言。传说是苗族先民为了躲避战争和追杀从而抹去了自己的文字。20世纪50年代，我国组织语言学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根据苗族的分布制定了4种文字方案，和汉语一样苗族语言也有地域的区分，相互交谈时便能知道对方来自于哪个地区，而这一切均是为了更好地推广璀璨的苗族文化。但是苗族古歌的生成在文字的产生之前，所以其只能依靠苗族人口口相传。没有人，苗族古歌就不会存在，瓦尔特·翁在《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中提出的口头传统不同于书写印刷品的几个特征：
1.主张基于口头思维的表述是“添加而非递进①”;2.聚合而非分析;3.冗赘或复言;4.保守或传统化;5.贴近人文生活世界;6.对抗的格调;7.设身处地和参与而非保持客观距离;8.动态平衡性;9.情景而非抽象②。
所以即使在很久以前没有书面的记载，但是这种口头的传播形式确实也让苗族古歌得以传承并不断发展。
（二）地域性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台江县就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个地方被大山包围阻隔，交通极不发达，造成了当地与外界的交流极少，这也让当地的苗族古歌具有非常强的地域特色，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模式、长期封闭的地域空间、文化更新迟缓、传统的文化仍然无意识地控制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这些都使得苗族古歌的地域性凸显到极致。
“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与地的因缘固定了”③。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它同样适用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台江，苗族古歌所表现的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祭祀神灵、农业耕作、丧葬活动、婚姻仪式、节日庆典等活动，是苗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史诗。
（三）民族文化性
苗族古歌在苗族历史文化中具有“大歌”“经典”“元典”地位，被学术界誉为“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④”“神话史诗中最长、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⑤”。“有字传书本，无字传歌声”一直都是苗族传播其文化所遵循的规律，苗族人民用歌声记录了台江的历史变迁。包括他们的祭祖、迁徙、婚姻、立房、议榔立法等。例如在奉祖中演唱：
“大神太多我巫列数名字不齐，
巨灵广众我巫呼喊名号不全。
是否高兴你们都得开心接纳，
是否满意你们都得欣然领受”。
这是苗巫给神灵献礼时，告诉神灵礼物非常的贵重，主人家一直尽心尽力去准备，而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灵的意思去置办的，无论神灵是否高兴和满意，他们都必须接纳。在巫事中，苗族巫者是至高无上的仲裁者、判决者，就连神灵也不能挑战他的权威。这种文化就需要在苗族古歌中的经句和语气中得以体现，唱词中能感受到在苗族文化中巫者的权利地位。
所以古歌的传唱具有传承其民族历史、文化的作用，凸显了他们独特的民族特色与文化价值。
二、台江县苗族古歌的传承现状
（一）传承人现状
人是苗族古歌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江县的大多数传承者都已年迈，甚至像王安江、刘永洪、王明芝等歌师都已故，这种人亡歌灭的险境是必须认识和重视的。由于苗族古歌依靠口传心记的方式，演唱的人大多为目不识丁的苗族歌师，而解读人却是一批文化人。所以作为传承者的歌师其生活的环境、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人生观价值观等都会影响苗族古歌传承的面貌。如王安江老人，他与苗族古歌的相遇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这与他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王安江老人生于1940年，台江县台盘乡人，在外面学习后因母亲病重等原因最终回家务农。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苗寨还有很多歌师，他夜以继日的学习古歌，并以乞讨的方式收集古歌。在岁月中他守住了贫穷与孤独，被村里人看做是另类，但他仍然坚定：“把苗族古歌传承下去，决不让古歌失传”。在进行古歌的整理过程中，他也会对歌词进行修改和调整，加入了他对生活的体验，他一共整理出版了12部苗族古歌，收集研究资料10余万字。正是因为拥有像王安江老人这样有信念和情怀的优秀歌师，才保证了苗族古歌的代代相传。
（二）传承渠道现状
苗族古歌傳承的方式分为祖先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及民俗传承。
祖先传承与“崇巫尚鬼”的苗巫文化密切相关，必须在专门的仪式场合中才可以演唱，能不能唱古歌与会不会唱古歌，要看歌者是否受到祖先的保佑与祝福。
家族传承是最古老与直接的传承方式，是由家族血亲传承下来的，这种传承方式将会造成家族里面有很多歌师，在这种环境中会有一种文化意识与传承的使命感。
师徒传承较于家庭传承突破了血亲的界限，扩大了传承范围。但它是需要拜师仪式的，而且这个仪式非常的严格且神秘。 三、有效保护台江县苗族古歌的措施
（一）扩大苗族古歌的受众群众和空间
社会经济、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苗族古歌也走进人们的视野被外界所熟知。也让大家看见了它的文化价值，贵州在逐渐城镇化的这个过程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众多的民族文化在逐渐回流，希望回归自然生活。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热潮。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苗族古歌有远古的历史记忆遗存，也有受当下的生活场景的影响，这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在受众群众与空间上，苗族古歌不仅仅面对的是台江县的人们，而且还可以面对城镇的人甚至国际友人。
（二）有效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论是传承还是发展都需要物质作为积淀。而对于苗族古歌来说，自然环境就是它的立足地，它以其物质资源为苗族古歌的传承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在对苗族古歌进行传承与创新时，首当其冲应该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自然是滋养苗族人们的土地，而古歌依靠人作为传承的媒介并且也是人们创作的精神源泉。没有自然作为基础，就没有今天的苗族古歌。
（三）建立健全传承人保护机制
苗族古歌属于口传活态文化，需要依靠人来进行传承，它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现在苗族古歌的传承人大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又都不愿意参与学习，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是势在必行的。在政府的参与下，许多例如王安江、刘永洪等老传承人的努力与影响下，收集了大量书面文字与古歌材料构建传承链条。针对苗族古歌中涉及的歌词、曲调、形式以及仪式过程都应当加大保护，政府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对像王安江老人、刘永洪老人这种一生致力于苗族古歌的传承与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大的成就的人应当给予奖励，并且加大宣传力度。
注释：
①瓦尔特·翁、张海洋：《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S1期，第20-21页。
②李言统：《“在场”视阈下花儿的创作和表演刍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第86-90页。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马学良：《苗族史诗·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代序）》，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
⑤段宝林：《苗族古歌与史诗分类学》，《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01期，第15-20页。
参考文献：
[1]瓦尔特·翁，张海洋.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J].民族文学研究，2000，（S1）：20-21.
[2]李言统.“在场”视阈下花儿的创作和表演刍议[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86-90.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马学良.苗族史詩·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代序）[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
[5]段宝林.苗族古歌与史诗分类学[J].贵州民族研究，1990，（01）：15-20.
[6]汤飞宇.苗族古歌传承方式浅议[J].艺海，2009，（01）：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