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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门乡在牛头河上游，距清水县城30公里处，山门林场是清水人都知道的，所以，山门多山、多树、多林。
1965年，母亲医学院毕业，毛主席一纸“6·26”指示，母亲被指示到了山门卫生院，父亲也随之到了山门中学，几年之后，我出生在山门。
我的名字过于男性化，我为此耿耿于怀，母亲说，她生我时刚看过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那里面的革命青年杨晓东很是让她崇拜，所以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野火春风斗古城》我看过，但是不记得杨晓东，只记得王心刚、王晓棠。人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昭示了他的性格或命运，我深以为然，至少，我的性格中就有很多假小子的成分，打小，大人都这么说，当然，有史为证：
屋后就是山，山上永远苍苍茫茫，深不可测，那颜色也是四季不同。春夏多绿色，葱茏悠远，秋冬多红黄色，“晓来谁染霜林醉”大约也就说的是这时的景观。有山有树的地方，必定是我们的乐园。
进山，是成群结队的，我永远是领袖。夏天，大家折了树枝，一人编一个帽子戴上，是邱少云戴过的那种，威风凛凛，一路行去。山上有小路，羊肠一样，细细弯弯，我们不走那路，专往树多草深处去，我在前面拿了棍子打草惊蛇，后面的“喽啰”也做侦察状。突然，一个小“喽啰”跑到我跟前，“啪”一个敬礼，报告队长，前面有情况！我手一挥，停止前进，其他人都站住不动了，我两手比划成望远镜，眺望片刻，严肃地说，有小股敌人，不要理他，继续前进。我在前面平端着木棍（我们唤作红缨枪的），猫着腰，撅着屁股，像潘冬子搜查胡汉三一样凝神屏气。后面一个“喽啰”说，队长，你的裤子烂了。我说，阿里烂了？他说，屁脸上。我还没说话，另一个说，一阵儿抓一个敌人，抢一件军大衣给队长。我说，不是抢，是缴获，缴——获！这是刚从《南征北战》里学来的。敌人当然没有，所以警惕性一阵儿也就懈了。
漫山遍野的五味子、野莓子、酸梨子、野葡萄，我们的目标也正是这些。五味子就像缩小了的葡萄，一串一串紧紧密密挤在一起，紫红色的，果实有羊粪蛋儿大小，揪一串在手，丢一粒入口，酸甜中有些药味儿。我最爱吃的是野莓子，虽然生得低矮，半山坡到处都有，但那黄黄软软的果是包裹在一丛刺里的，一不小心就会扎手。所以，摘野莓子不容易，小半天也摘不了几颗。但是我不着急，因为母亲看过病的乡亲经常会拎着满满一篮子野莓子到家里。母亲在炕上铺了报纸，哗啦啦一倒，我们姐妹仨儿就小猪样连鼻子带嘴在野莓子山上拱。吃累了，捏一颗野莓子在指尖轻拈。它的形状有些像鸟窝，表面是针尖样突起的小颗粒，成熟的野莓子色泽金黄，放在手心，颤巍巍、水灵灵的，真是吹弹可破。野葡萄的味道也是酸酸甜甜，因为山里人不稀罕，所以很多沟沟坎坎的野葡萄都熟透烂掉了。风一吹，发酵之后的甜味儿弥漫在山谷，嗅得久了，真有些醉醺醺的感觉。
山里最多的是松树，山大树密，一入松林，就好像进入夜里，几米之外要看清楚人就很困难。进松林，多是为了采蘑菇。山里人都知道，最好吃的蘑菇是松树底下长出的，大概是吸足了松香的缘故，蘑菇因此鲜香浓郁，我们专挑嫩蘑菇，老一些的看不上。辨别蘑菇老嫩的办法是看它的形状，蘑菇似伞，那伞盖若是撑开的，必然是老蘑菇，伞盖紧紧抱成一个疙瘩，才是上好的嫩蘑菇。其实，当地人管蘑菇叫狗牙苔。一场透雨之后，我们便三五成群拎了柳条篮子进山采狗牙苔。手快的，一个下午能采满满两篮子，我经常连一篮子都采不满，大约是我的好奇心比别人重一些，总是撇下篮子一个人到处走走看看。看林间蹿来蹿去的小松鼠，看密密的松枝间漏出的一两点蓝天。
山门的松林如此茂密，当然也就盛产松子了。我还没上学时，两个姐姐就已经开始和大家一起进林打松塔了，我也跟着去，姐妹仨一人背一个柳条编的小背篓，她们俩是为了完成学校分配的任务，我是跟着凑热闹。低处的松塔可以直接用手掰下来，高一些的，就有特制的工具，一根顶端成“V”字形的长木棍，卡住松塔的根部，朝左或者朝右一个方向使劲一拧，松塔就掉了，我们赶紧捡了放背篓里。墨绿色的松塔，真的像小小的宝塔山，上面小下面大，鱼鳞一样的塔衣紧紧包裹着，那里面就是肥胖滚圆的松子了。把松塔背回学校，有专门的人剥了里面的松子，学校操场上的空松塔堆成了几座山，每个老师分一座塔山，于是，一冬的炕就烧得滚烫。松塔多油，塞进炕洞，噼里啪啦的声音也格外响亮，那火那烟也是有香味的，松香。
大火燃尽，热灰里埋几个洋芋，片刻工夫，扒拉出来，就蹲在炕洞边掰开来，热气腾腾，松松软软，舌头打着卷，嘴里哈着气，又烫嘴又舒坦。松子最讲究的吃法其实就是我们当时的吃法，拿松枝点一堆火，丢几个饱满鼓胀的松塔进去，过一会儿熄了火，木棒子敲一敲松塔，松子纷纷蹦出，每一粒都浓香，在唇齿舌尖上回旋半天，舍不得咬开，咬开了，半天又舍不得咽下去。
小背篓不光背过松塔，还背过粪，驴粪、牛粪之类，也是学校分配的任务，每个人都有数量要求，于是，我们就在路上寻寻觅觅。老远看见一堆黄金，个个两眼发光，一窝蜂跑过去，这个说，这粪我占下了！那个说，我先看着的，是我的！说着说着，就推搡，就动了拳脚。有聪明些的，就拿了铁锹守在驴呀、牛呀跟前，感觉它似内急，就赶紧把铁锹接在下面，有一个男生因此被驴踢了一蹄子，后来他的眼睛有些斜视，大家都说是给驴踢斜的。一次我拾了半背篓粪往家走，路上有一条浅浅的小河，我使劲一跨，脚底下让碎石子儿一垫，一屁股坐到河边，起来后拍拍屁股，继续往前走。半路上遇到几个相熟的，一个大声喊，快看快看，她屙裤裆里了！其他几个都转到我后面看，我说，谁屙裤裆里谁就不是人！他们嗷嗷直叫：“你不是人，你不是人。”我追，他们一溜烟跑了。回到家里挨了母亲一顿打，原来我的屁股上果真都是黄黄臭臭的东西，是水浸湿了背篓里的牛粪，一路流到了裤子上。
剜野菜是开春时候的重要活动，工具很简单，一个小铁铲，一个小袢笼。苜蓿芽儿、荠荠菜、薤蒿，开水里打个滚，捞出来晾凉了，没有香油，没有味精，只是一撮盐，几滴醋，吃着就是爽口。可以热炒的野菜，记忆最深的是小蒜。细长管状的绿叶，白嫩的根部是一个小拇指肚大小的圆滚滚的蒜头，干红辣椒丝，和切成寸段的小蒜热锅爆炒，白烟升腾，香味呛鼻时，嘶啦一声添一勺刚从缸里舀出的浆水，红的、绿的飘在白白的浆水汤上，滚开后浇一勺在刚出锅的手擀长面上，一口气吃三大碗是平常事。如果晚上有电影看，这一顿浆水面就更是吃得痛快淋漓了。 放电影是在学校的操场上，两根木桩子之间扯一块大白布，前面不远处放映机吱吱呀呀转，投出一股白亮的光，打到白布上，那上面就是车轮滚滚，红星闪闪，南征北战。放这些片子之前，一般要放纪录片，多是毛主席接见外宾之类。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一出来，我们就在下面怪叫。纪录片不打仗，不热闹，但是彩色的，所以我们也都爱看。电影里的毛主席红光满面，在众人的簇拥下微笑、招手，可是这片子才演了没几天，就说毛主席逝世了。我心里觉得奇怪，将将儿还好好的，咋就逝世了呢？逝世是大喇叭、收音机里的官话。那些天，操场里的大喇叭一直放一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大人说，那叫哀乐，是为毛主席放的。
那几天，学校里的老师学生都扎白花，做花圈，一个又一个花圈挤得密密的，大家站在大操场里，最前面放一排桌子。有人讲话，讲完话后，所有的大人突然都低了头，一动不动。我们也被集中在一起，左前胸和大人一样戴一朵小白花，我不明白怎么回事，但也感觉得到这种气氛不敢乱说乱动。突然旁边有人哭出声来，我扭头一看，是语文老师，一个来自湖南的小个子男人，曾经给我们家送一些奇奇怪怪的鱼干。他撇着嘴，声音沙哑，胸前已经湿了一大片。他一哭，很多人都哭了，操场上哭成一片。跟前有我的手下悄悄说，这些人都咋了？哭啥哩？我说，可能毛主席是他们的亲戚。
回到家里，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我很纳闷，毛主席和我们家好像不是亲戚么，她哭啥哩！这个疑问也是一闪，我很快就兴高采烈了，因为晚上不在家里睡觉，要住帐篷。
那些日子，没完没了地下雨，听大人说，还有地震，房子要塌，不敢住人。操场里搭了几个大帐篷，席地放几块转头，上面架上床板，十几张床板连在一起，是大通铺。男男女女和衣而卧。我睡在木板上，听着帐篷顶上唰唰下雨的声音，听着身子底下哗哗淌水的声音，兴奋得睡不着。趁母亲不注意，朝旁边睡着的伙伴身上抓一把，他爬起来抓我，我掀起被子捂住脑袋，母亲骂几句，我再不敢动。
去了了院看电影也是值得一提的。了了院似乎很远，吃过晚饭，大人小孩挤在一辆解放牌汽车上，敞篷的车厢里挤得满满的。我夹在大人的腿中间，鼻子顶着大人的屁股，挤得扁扁的，透不过气来。若是夏天，必憋出一身臭汗。冬天好些，等于进了保温箱，暖烘烘的，三摇两晃，站着睡了一觉，就听见枪炮齐鸣，一睁眼，说是已经到了了院了。赶紧从腿缝里挤一挤，看得见银幕了，就忘了周围的一切。《火车司机的儿子》，这部朝鲜片子，我念念不忘。结尾处，儿子高坐在驾驶室里，车闸一扳，“呜”一声，浓烟滚滚，火车喘着粗气哐当哐当动起来了。那儿子真是威风凛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理想就是开火车。电影看完了，连夜往回赶，我依旧挤在很多大腿之间，一边想象自己开火车的样子，一边迷迷糊糊睡去。后来，我才知道，我所说的了了院，是清水温泉工人疗养院。
冬天很快来了，住帐篷的好日子结束了。横穿山门的大河结了冰，冻得实实的，铁锤子砸半天也只是溅出些白沫子，这宽宽大大、一眼望不到头的冰面，就是我们新的阵地。
打木猴儿，是每天都要进行的赛事。要赢对手，木猴儿是关键。木猴儿就是木头旋成的上面圆、下面呈锥形的东西，谁的木猴儿转得时间最长，谁就赢了。六大是木匠，一手好木活，我的木猴儿就是他旋的，最瓷实的木头，抛光打磨得溜光水滑，上面涂了薄薄一层清漆，好闻好看，更好用。我的鞭子也高级，是父亲做的。竹棍上拴了1尺多长的尼龙绳（他们的都是草绳），绳子是红绿色绞和在一起的，绳稍上缀了指头长的一绺红布头。鞭子一甩，空中划出一道红艳艳的弧形，木猴儿就在冰面上飞转，我抽一鞭子，转得更欢。边里有人喊，倒了，倒了。我说，咋啦，受不得了？另有人说，你能啥哩？你当了是你能？是你的木猴儿好！我说，你能得很，也弄一个好木猴儿。正说着，腿一软，坐到了地上，是有人给我使了绊子。我还没爬起来，背后又有人一推，哧溜一下，我滑出了丈二。再爬起来时，人跑光了，木猴儿也不见了。
父母常常带我们姊妹仨儿来溜冰。找一片瓦，我坐在上面，瓦面凹下去的地方，放我的屁股正合适，母亲在我腰里拴根绳子，她在前面拽着。父亲两只手分别拽两根绳子，是大姐和二姐，他们在前面走，我们的瓦车就在后面滑。母亲围着大红色围巾，穿着碎花棉袄，我看看她的背影，看看周围的山，白茫茫一片，一点声音都没有。
母亲刚到卫生院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乡里人都知道卫生院来了个年轻漂亮的大学生。母亲端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等着她的病人。二姐扒在门框上偷看，母亲紧张地一摆手，二姐赶紧缩了头。对门的老中医，屋子里的病人挤得满满的，老中医说，都过去，都过去，寻大学生看去！边里人说，外还是个碎娃娃，会看个啥病？一看就不牢靠。乡里人说话声音大，母亲听见了，就低了头，拿手指头抠桌子，一抠就是小半天。这种情形持续了没多长时间，母亲就在四邻八乡出了名，人都说，原来外个大学生会看病，还看得好，开的药又便宜又管用。卫生院里正经医学院毕业的就母亲一个，最忙的时候，几个病房里全是住院病人，看病、打针、输液、手术，母亲又是护士，又是大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样样都上。很多年以后，母亲常说，那些年其实是她收获最大的10年。
父亲似乎经常不在家，母亲半夜里被病人叫走了，我们姊妹仨就用木棒子顶了门，继续睡。睡梦中听到窗子上、门上有抓挠的声音，我们挤成一团，大气不敢出。母亲临走时交代过，听到这声音千万不敢开门，我们心里都清楚，那是狼。冬夜里出没的狼一定是饿疯了的。母亲有时候在卫生院一忙就到天亮，有时候忙完看看天还没亮，惦记着我们，就折回来往家里赶。从卫生院到家里要过一个独木桥，母亲提着马灯，灯罩子里的捻子着了一点火，是灯油不足。风大，那点火也被吹得歪歪斜斜。还好，河里结了冰，桥好过。过了桥，是一大片麻地，听到唰啦啦的声音，还有飞跃而过的黑影，母亲赶紧捡个石头，一边扔，一边大声喊。半夜里遇到狼，母亲不是第一次了；半夜里提着马灯去看病，母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时间长了，乡里人都叫母亲“马灯医生”。
回到家里，炕上的席子铺盖卷成长筒堆在一边，我和二姐挤在墙角睡得东倒西歪，大姐两手搂着铺盖卷，不让它散开，一见母亲，“哇”一声哭了，一边说，褥子又着了，她家两个光瞌睡多，我一个人不敢睡一直守着。母亲一边表扬，一边安慰，一边把炕洞里的旺火埋一埋。松塔烧炕，火势太猛，被褥被烧焦、被点着是经常的事。 母亲要是一夜未回，我们仨就一直赖在炕上不起来。天亮了，大姐下地把顶门棒子拿掉，上了炕，钻进被窝继续睡。天大亮了，外面有人喊周大夫，听不到回应，那人就推开门，半个身子探进来，我们仨齐唰唰抬起头，趴在枕头上看他。他说，你妈哩？我们说，卫生院里去了。那人出门后见人就说，周大夫的三个女子，一人穿哈个夹夹子，一个比一个心疼。夹夹子，是说粉红色的棉马甲，是《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穿过的，母亲照着样子给我们一人缝了一件。
母亲病看得好，乡里人心里感激，就不时送一些土特产到家里来。当年的苞谷面、新麦面、自家养的母鸡、胡麻油、刚从鸡窝里捡出来的鲜蛋。住在山里的拿的是木耳、蘑菇。那木耳又肥又大，柔滑无比，从小吃惯了最地道的木耳，后来进了城吃啥木耳都不香。我至今在吃食上非常挑剔，大概也是那时候惯出的毛病。
最稀罕的是野鸡，山里人拿麻绳穿在野鸡的鼻眼里，一次少说也要串上个三四只。母亲总是坚决不要，乡里人实诚，你不要，他脸上的表情就很挂不住，让人看着难受，所以，推来推去，只好放下。野鸡的吃法有讲究，清炖不香，因为野鸡脂肪少，炖着吃太寡口。最香的吃法是爆炒。鸡肉切丁，胡麻油在锅里冒烟了，鸡丁入锅，快快地翻炒，加椒盐之类，马上出锅，这才是第一道工序。泡发好的黑木耳、黄花、豆腐加大葱炒制，八成熟了，添加炒好的鸡丁，翻炒均匀，出锅，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野鸡臊子了。与之最搭配的，是荞长面。当年的新鲜荞面，做成细细长长的面条晾在案板上。煮好的荞长面，从后锅里舀一大勺调好酱醋的清汤，汤，越多越好，面，越少越好。筷子一扒拉，那面条在清汤里松松地散开，这个比例就合适，最后浇一勺野鸡臊子，淋上油泼辣椒，尝一口，那滋味能让你记一辈子。
山里人打猎，多是在冬天，所以，野鸡臊子荞长面，我们在冬天常吃。围坐在火盆旁，看着红彤彤的炭火，端一碗烫嘴的清汤面，一边刺溜溜吸着面条，一边说着闲话。一碗面下肚，浑身冒汗，须得解了棉袄的纽子，一边掀半边袄儿凉一凉，一边吃下一碗。进城以后，野鸡见得少了，有一天谁说是想吃荞长面了，母亲就说，没野鸡臊子，吃啥荞长面哩？是的，任是多么肥嫩的家鸡，也比不上野鸡与荞面的搭配，不是那个味儿。
父亲不在家，多是下了乡，有时候是开批斗会，有时候是带学校宣传队演出。若是前者，回家后的父亲就闷闷不乐，天天拉二胡，调子听得人想淌眼泪。后来我知道，他拉的是秦腔里的一段，叫《祭灵》。
父亲在西安上大学时是数学系的高才生，酷爱秦腔，经常买了站票去易俗社看秦腔，一站就是半晚上。我的音乐启蒙大概就是秦腔了，从记事时起，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就天天唱秦腔。父亲是宣传队的板胡手，演员在台上唱，他在台子边上拉板胡伴奏。排练的时候，父亲还是导演。父亲一手抬起做拭泪状，一只手的两个指头成“V”字形斜斜地从身后伸出，似在控诉：“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是小常宝的唱段。演小常宝的是父亲的一个学生，总演不好，父亲一遍一遍示范，次数多了，父亲就骂，这数学差的学生就是笨，啥都学不会。数学学得好与坏，直接证明一个人智商的高与低，这是父亲一直坚持的观点，这个观点也直接决定了父亲对我的评价标准。
1978年，父母调进县城，之后很多年，我再没有去过山门，但我陆续知道了，原来我家屋后的山叫石洞山，因山上有一个不知其深的石洞而得名。洞口上方悬一巨石，风一吹，那石头似乎在动，似乎马上要掉下来，但是一悬就是千年。
两年前的国庆节，携父母回了一趟山门。看见浅浅窄窄的河床，逼仄萧条的小街，印象中无比辽阔的山门，原来不过是群山之间狭长的河道。我说，我记得山门大得很，怎么这么一点？父亲说，那时候你还小，就觉着山门大，现在你大了，山门就小了。
上了山，原来的羊肠小道已被辟成了宽宽的一条，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山顶。山顶上有寺院，那一天正好有佛事活动，进了后院，正在忙乎的众人认出了父母，我们被簇拥着进了屋，上了炕，一人吃一碗斋饭。边里人说，周大夫头发都白了。母亲说，70岁了，老了。
我出了屋，站在山顶，看山下的牛羊，山边的云烟，看远处的松林，只是觉得这山也比记忆中低矮了许多，那松林也稀疏了些。儿子跟出来，催着要回家，我说，松树林里有野蘑菇，有松鼠，好玩着哩。儿子急急地说，快走快走，我的动画片快演完了。我看着他，张了张嘴，还没说出话来，他已经小跑着去开车门了。
1965年，母亲医学院毕业，毛主席一纸“6·26”指示，母亲被指示到了山门卫生院，父亲也随之到了山门中学，几年之后，我出生在山门。
我的名字过于男性化，我为此耿耿于怀，母亲说，她生我时刚看过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那里面的革命青年杨晓东很是让她崇拜，所以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野火春风斗古城》我看过，但是不记得杨晓东，只记得王心刚、王晓棠。人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昭示了他的性格或命运，我深以为然，至少，我的性格中就有很多假小子的成分，打小，大人都这么说，当然，有史为证：
屋后就是山，山上永远苍苍茫茫，深不可测，那颜色也是四季不同。春夏多绿色，葱茏悠远，秋冬多红黄色，“晓来谁染霜林醉”大约也就说的是这时的景观。有山有树的地方，必定是我们的乐园。
进山，是成群结队的，我永远是领袖。夏天，大家折了树枝，一人编一个帽子戴上，是邱少云戴过的那种，威风凛凛，一路行去。山上有小路，羊肠一样，细细弯弯，我们不走那路，专往树多草深处去，我在前面拿了棍子打草惊蛇，后面的“喽啰”也做侦察状。突然，一个小“喽啰”跑到我跟前，“啪”一个敬礼，报告队长，前面有情况！我手一挥，停止前进，其他人都站住不动了，我两手比划成望远镜，眺望片刻，严肃地说，有小股敌人，不要理他，继续前进。我在前面平端着木棍（我们唤作红缨枪的），猫着腰，撅着屁股，像潘冬子搜查胡汉三一样凝神屏气。后面一个“喽啰”说，队长，你的裤子烂了。我说，阿里烂了？他说，屁脸上。我还没说话，另一个说，一阵儿抓一个敌人，抢一件军大衣给队长。我说，不是抢，是缴获，缴——获！这是刚从《南征北战》里学来的。敌人当然没有，所以警惕性一阵儿也就懈了。
漫山遍野的五味子、野莓子、酸梨子、野葡萄，我们的目标也正是这些。五味子就像缩小了的葡萄，一串一串紧紧密密挤在一起，紫红色的，果实有羊粪蛋儿大小，揪一串在手，丢一粒入口，酸甜中有些药味儿。我最爱吃的是野莓子，虽然生得低矮，半山坡到处都有，但那黄黄软软的果是包裹在一丛刺里的，一不小心就会扎手。所以，摘野莓子不容易，小半天也摘不了几颗。但是我不着急，因为母亲看过病的乡亲经常会拎着满满一篮子野莓子到家里。母亲在炕上铺了报纸，哗啦啦一倒，我们姐妹仨儿就小猪样连鼻子带嘴在野莓子山上拱。吃累了，捏一颗野莓子在指尖轻拈。它的形状有些像鸟窝，表面是针尖样突起的小颗粒，成熟的野莓子色泽金黄，放在手心，颤巍巍、水灵灵的，真是吹弹可破。野葡萄的味道也是酸酸甜甜，因为山里人不稀罕，所以很多沟沟坎坎的野葡萄都熟透烂掉了。风一吹，发酵之后的甜味儿弥漫在山谷，嗅得久了，真有些醉醺醺的感觉。
山里最多的是松树，山大树密，一入松林，就好像进入夜里，几米之外要看清楚人就很困难。进松林，多是为了采蘑菇。山里人都知道，最好吃的蘑菇是松树底下长出的，大概是吸足了松香的缘故，蘑菇因此鲜香浓郁，我们专挑嫩蘑菇，老一些的看不上。辨别蘑菇老嫩的办法是看它的形状，蘑菇似伞，那伞盖若是撑开的，必然是老蘑菇，伞盖紧紧抱成一个疙瘩，才是上好的嫩蘑菇。其实，当地人管蘑菇叫狗牙苔。一场透雨之后，我们便三五成群拎了柳条篮子进山采狗牙苔。手快的，一个下午能采满满两篮子，我经常连一篮子都采不满，大约是我的好奇心比别人重一些，总是撇下篮子一个人到处走走看看。看林间蹿来蹿去的小松鼠，看密密的松枝间漏出的一两点蓝天。
山门的松林如此茂密，当然也就盛产松子了。我还没上学时，两个姐姐就已经开始和大家一起进林打松塔了，我也跟着去，姐妹仨一人背一个柳条编的小背篓，她们俩是为了完成学校分配的任务，我是跟着凑热闹。低处的松塔可以直接用手掰下来，高一些的，就有特制的工具，一根顶端成“V”字形的长木棍，卡住松塔的根部，朝左或者朝右一个方向使劲一拧，松塔就掉了，我们赶紧捡了放背篓里。墨绿色的松塔，真的像小小的宝塔山，上面小下面大，鱼鳞一样的塔衣紧紧包裹着，那里面就是肥胖滚圆的松子了。把松塔背回学校，有专门的人剥了里面的松子，学校操场上的空松塔堆成了几座山，每个老师分一座塔山，于是，一冬的炕就烧得滚烫。松塔多油，塞进炕洞，噼里啪啦的声音也格外响亮，那火那烟也是有香味的，松香。
大火燃尽，热灰里埋几个洋芋，片刻工夫，扒拉出来，就蹲在炕洞边掰开来，热气腾腾，松松软软，舌头打着卷，嘴里哈着气，又烫嘴又舒坦。松子最讲究的吃法其实就是我们当时的吃法，拿松枝点一堆火，丢几个饱满鼓胀的松塔进去，过一会儿熄了火，木棒子敲一敲松塔，松子纷纷蹦出，每一粒都浓香，在唇齿舌尖上回旋半天，舍不得咬开，咬开了，半天又舍不得咽下去。
小背篓不光背过松塔，还背过粪，驴粪、牛粪之类，也是学校分配的任务，每个人都有数量要求，于是，我们就在路上寻寻觅觅。老远看见一堆黄金，个个两眼发光，一窝蜂跑过去，这个说，这粪我占下了！那个说，我先看着的，是我的！说着说着，就推搡，就动了拳脚。有聪明些的，就拿了铁锹守在驴呀、牛呀跟前，感觉它似内急，就赶紧把铁锹接在下面，有一个男生因此被驴踢了一蹄子，后来他的眼睛有些斜视，大家都说是给驴踢斜的。一次我拾了半背篓粪往家走，路上有一条浅浅的小河，我使劲一跨，脚底下让碎石子儿一垫，一屁股坐到河边，起来后拍拍屁股，继续往前走。半路上遇到几个相熟的，一个大声喊，快看快看，她屙裤裆里了！其他几个都转到我后面看，我说，谁屙裤裆里谁就不是人！他们嗷嗷直叫：“你不是人，你不是人。”我追，他们一溜烟跑了。回到家里挨了母亲一顿打，原来我的屁股上果真都是黄黄臭臭的东西，是水浸湿了背篓里的牛粪，一路流到了裤子上。
剜野菜是开春时候的重要活动，工具很简单，一个小铁铲，一个小袢笼。苜蓿芽儿、荠荠菜、薤蒿，开水里打个滚，捞出来晾凉了，没有香油，没有味精，只是一撮盐，几滴醋，吃着就是爽口。可以热炒的野菜，记忆最深的是小蒜。细长管状的绿叶，白嫩的根部是一个小拇指肚大小的圆滚滚的蒜头，干红辣椒丝，和切成寸段的小蒜热锅爆炒，白烟升腾，香味呛鼻时，嘶啦一声添一勺刚从缸里舀出的浆水，红的、绿的飘在白白的浆水汤上，滚开后浇一勺在刚出锅的手擀长面上，一口气吃三大碗是平常事。如果晚上有电影看，这一顿浆水面就更是吃得痛快淋漓了。 放电影是在学校的操场上，两根木桩子之间扯一块大白布，前面不远处放映机吱吱呀呀转，投出一股白亮的光，打到白布上，那上面就是车轮滚滚，红星闪闪，南征北战。放这些片子之前，一般要放纪录片，多是毛主席接见外宾之类。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一出来，我们就在下面怪叫。纪录片不打仗，不热闹，但是彩色的，所以我们也都爱看。电影里的毛主席红光满面，在众人的簇拥下微笑、招手，可是这片子才演了没几天，就说毛主席逝世了。我心里觉得奇怪，将将儿还好好的，咋就逝世了呢？逝世是大喇叭、收音机里的官话。那些天，操场里的大喇叭一直放一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大人说，那叫哀乐，是为毛主席放的。
那几天，学校里的老师学生都扎白花，做花圈，一个又一个花圈挤得密密的，大家站在大操场里，最前面放一排桌子。有人讲话，讲完话后，所有的大人突然都低了头，一动不动。我们也被集中在一起，左前胸和大人一样戴一朵小白花，我不明白怎么回事，但也感觉得到这种气氛不敢乱说乱动。突然旁边有人哭出声来，我扭头一看，是语文老师，一个来自湖南的小个子男人，曾经给我们家送一些奇奇怪怪的鱼干。他撇着嘴，声音沙哑，胸前已经湿了一大片。他一哭，很多人都哭了，操场上哭成一片。跟前有我的手下悄悄说，这些人都咋了？哭啥哩？我说，可能毛主席是他们的亲戚。
回到家里，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我很纳闷，毛主席和我们家好像不是亲戚么，她哭啥哩！这个疑问也是一闪，我很快就兴高采烈了，因为晚上不在家里睡觉，要住帐篷。
那些日子，没完没了地下雨，听大人说，还有地震，房子要塌，不敢住人。操场里搭了几个大帐篷，席地放几块转头，上面架上床板，十几张床板连在一起，是大通铺。男男女女和衣而卧。我睡在木板上，听着帐篷顶上唰唰下雨的声音，听着身子底下哗哗淌水的声音，兴奋得睡不着。趁母亲不注意，朝旁边睡着的伙伴身上抓一把，他爬起来抓我，我掀起被子捂住脑袋，母亲骂几句，我再不敢动。
去了了院看电影也是值得一提的。了了院似乎很远，吃过晚饭，大人小孩挤在一辆解放牌汽车上，敞篷的车厢里挤得满满的。我夹在大人的腿中间，鼻子顶着大人的屁股，挤得扁扁的，透不过气来。若是夏天，必憋出一身臭汗。冬天好些，等于进了保温箱，暖烘烘的，三摇两晃，站着睡了一觉，就听见枪炮齐鸣，一睁眼，说是已经到了了院了。赶紧从腿缝里挤一挤，看得见银幕了，就忘了周围的一切。《火车司机的儿子》，这部朝鲜片子，我念念不忘。结尾处，儿子高坐在驾驶室里，车闸一扳，“呜”一声，浓烟滚滚，火车喘着粗气哐当哐当动起来了。那儿子真是威风凛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理想就是开火车。电影看完了，连夜往回赶，我依旧挤在很多大腿之间，一边想象自己开火车的样子，一边迷迷糊糊睡去。后来，我才知道，我所说的了了院，是清水温泉工人疗养院。
冬天很快来了，住帐篷的好日子结束了。横穿山门的大河结了冰，冻得实实的，铁锤子砸半天也只是溅出些白沫子，这宽宽大大、一眼望不到头的冰面，就是我们新的阵地。
打木猴儿，是每天都要进行的赛事。要赢对手，木猴儿是关键。木猴儿就是木头旋成的上面圆、下面呈锥形的东西，谁的木猴儿转得时间最长，谁就赢了。六大是木匠，一手好木活，我的木猴儿就是他旋的，最瓷实的木头，抛光打磨得溜光水滑，上面涂了薄薄一层清漆，好闻好看，更好用。我的鞭子也高级，是父亲做的。竹棍上拴了1尺多长的尼龙绳（他们的都是草绳），绳子是红绿色绞和在一起的，绳稍上缀了指头长的一绺红布头。鞭子一甩，空中划出一道红艳艳的弧形，木猴儿就在冰面上飞转，我抽一鞭子，转得更欢。边里有人喊，倒了，倒了。我说，咋啦，受不得了？另有人说，你能啥哩？你当了是你能？是你的木猴儿好！我说，你能得很，也弄一个好木猴儿。正说着，腿一软，坐到了地上，是有人给我使了绊子。我还没爬起来，背后又有人一推，哧溜一下，我滑出了丈二。再爬起来时，人跑光了，木猴儿也不见了。
父母常常带我们姊妹仨儿来溜冰。找一片瓦，我坐在上面，瓦面凹下去的地方，放我的屁股正合适，母亲在我腰里拴根绳子，她在前面拽着。父亲两只手分别拽两根绳子，是大姐和二姐，他们在前面走，我们的瓦车就在后面滑。母亲围着大红色围巾，穿着碎花棉袄，我看看她的背影，看看周围的山，白茫茫一片，一点声音都没有。
母亲刚到卫生院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乡里人都知道卫生院来了个年轻漂亮的大学生。母亲端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等着她的病人。二姐扒在门框上偷看，母亲紧张地一摆手，二姐赶紧缩了头。对门的老中医，屋子里的病人挤得满满的，老中医说，都过去，都过去，寻大学生看去！边里人说，外还是个碎娃娃，会看个啥病？一看就不牢靠。乡里人说话声音大，母亲听见了，就低了头，拿手指头抠桌子，一抠就是小半天。这种情形持续了没多长时间，母亲就在四邻八乡出了名，人都说，原来外个大学生会看病，还看得好，开的药又便宜又管用。卫生院里正经医学院毕业的就母亲一个，最忙的时候，几个病房里全是住院病人，看病、打针、输液、手术，母亲又是护士，又是大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样样都上。很多年以后，母亲常说，那些年其实是她收获最大的10年。
父亲似乎经常不在家，母亲半夜里被病人叫走了，我们姊妹仨就用木棒子顶了门，继续睡。睡梦中听到窗子上、门上有抓挠的声音，我们挤成一团，大气不敢出。母亲临走时交代过，听到这声音千万不敢开门，我们心里都清楚，那是狼。冬夜里出没的狼一定是饿疯了的。母亲有时候在卫生院一忙就到天亮，有时候忙完看看天还没亮，惦记着我们，就折回来往家里赶。从卫生院到家里要过一个独木桥，母亲提着马灯，灯罩子里的捻子着了一点火，是灯油不足。风大，那点火也被吹得歪歪斜斜。还好，河里结了冰，桥好过。过了桥，是一大片麻地，听到唰啦啦的声音，还有飞跃而过的黑影，母亲赶紧捡个石头，一边扔，一边大声喊。半夜里遇到狼，母亲不是第一次了；半夜里提着马灯去看病，母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时间长了，乡里人都叫母亲“马灯医生”。
回到家里，炕上的席子铺盖卷成长筒堆在一边，我和二姐挤在墙角睡得东倒西歪，大姐两手搂着铺盖卷，不让它散开，一见母亲，“哇”一声哭了，一边说，褥子又着了，她家两个光瞌睡多，我一个人不敢睡一直守着。母亲一边表扬，一边安慰，一边把炕洞里的旺火埋一埋。松塔烧炕，火势太猛，被褥被烧焦、被点着是经常的事。 母亲要是一夜未回，我们仨就一直赖在炕上不起来。天亮了，大姐下地把顶门棒子拿掉，上了炕，钻进被窝继续睡。天大亮了，外面有人喊周大夫，听不到回应，那人就推开门，半个身子探进来，我们仨齐唰唰抬起头，趴在枕头上看他。他说，你妈哩？我们说，卫生院里去了。那人出门后见人就说，周大夫的三个女子，一人穿哈个夹夹子，一个比一个心疼。夹夹子，是说粉红色的棉马甲，是《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穿过的，母亲照着样子给我们一人缝了一件。
母亲病看得好，乡里人心里感激，就不时送一些土特产到家里来。当年的苞谷面、新麦面、自家养的母鸡、胡麻油、刚从鸡窝里捡出来的鲜蛋。住在山里的拿的是木耳、蘑菇。那木耳又肥又大，柔滑无比，从小吃惯了最地道的木耳，后来进了城吃啥木耳都不香。我至今在吃食上非常挑剔，大概也是那时候惯出的毛病。
最稀罕的是野鸡，山里人拿麻绳穿在野鸡的鼻眼里，一次少说也要串上个三四只。母亲总是坚决不要，乡里人实诚，你不要，他脸上的表情就很挂不住，让人看着难受，所以，推来推去，只好放下。野鸡的吃法有讲究，清炖不香，因为野鸡脂肪少，炖着吃太寡口。最香的吃法是爆炒。鸡肉切丁，胡麻油在锅里冒烟了，鸡丁入锅，快快地翻炒，加椒盐之类，马上出锅，这才是第一道工序。泡发好的黑木耳、黄花、豆腐加大葱炒制，八成熟了，添加炒好的鸡丁，翻炒均匀，出锅，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野鸡臊子了。与之最搭配的，是荞长面。当年的新鲜荞面，做成细细长长的面条晾在案板上。煮好的荞长面，从后锅里舀一大勺调好酱醋的清汤，汤，越多越好，面，越少越好。筷子一扒拉，那面条在清汤里松松地散开，这个比例就合适，最后浇一勺野鸡臊子，淋上油泼辣椒，尝一口，那滋味能让你记一辈子。
山里人打猎，多是在冬天，所以，野鸡臊子荞长面，我们在冬天常吃。围坐在火盆旁，看着红彤彤的炭火，端一碗烫嘴的清汤面，一边刺溜溜吸着面条，一边说着闲话。一碗面下肚，浑身冒汗，须得解了棉袄的纽子，一边掀半边袄儿凉一凉，一边吃下一碗。进城以后，野鸡见得少了，有一天谁说是想吃荞长面了，母亲就说，没野鸡臊子，吃啥荞长面哩？是的，任是多么肥嫩的家鸡，也比不上野鸡与荞面的搭配，不是那个味儿。
父亲不在家，多是下了乡，有时候是开批斗会，有时候是带学校宣传队演出。若是前者，回家后的父亲就闷闷不乐，天天拉二胡，调子听得人想淌眼泪。后来我知道，他拉的是秦腔里的一段，叫《祭灵》。
父亲在西安上大学时是数学系的高才生，酷爱秦腔，经常买了站票去易俗社看秦腔，一站就是半晚上。我的音乐启蒙大概就是秦腔了，从记事时起，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就天天唱秦腔。父亲是宣传队的板胡手，演员在台上唱，他在台子边上拉板胡伴奏。排练的时候，父亲还是导演。父亲一手抬起做拭泪状，一只手的两个指头成“V”字形斜斜地从身后伸出，似在控诉：“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是小常宝的唱段。演小常宝的是父亲的一个学生，总演不好，父亲一遍一遍示范，次数多了，父亲就骂，这数学差的学生就是笨，啥都学不会。数学学得好与坏，直接证明一个人智商的高与低，这是父亲一直坚持的观点，这个观点也直接决定了父亲对我的评价标准。
1978年，父母调进县城，之后很多年，我再没有去过山门，但我陆续知道了，原来我家屋后的山叫石洞山，因山上有一个不知其深的石洞而得名。洞口上方悬一巨石，风一吹，那石头似乎在动，似乎马上要掉下来，但是一悬就是千年。
两年前的国庆节，携父母回了一趟山门。看见浅浅窄窄的河床，逼仄萧条的小街，印象中无比辽阔的山门，原来不过是群山之间狭长的河道。我说，我记得山门大得很，怎么这么一点？父亲说，那时候你还小，就觉着山门大，现在你大了，山门就小了。
上了山，原来的羊肠小道已被辟成了宽宽的一条，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山顶。山顶上有寺院，那一天正好有佛事活动，进了后院，正在忙乎的众人认出了父母，我们被簇拥着进了屋，上了炕，一人吃一碗斋饭。边里人说，周大夫头发都白了。母亲说，70岁了，老了。
我出了屋，站在山顶，看山下的牛羊，山边的云烟，看远处的松林，只是觉得这山也比记忆中低矮了许多，那松林也稀疏了些。儿子跟出来，催着要回家，我说，松树林里有野蘑菇，有松鼠，好玩着哩。儿子急急地说，快走快走，我的动画片快演完了。我看着他，张了张嘴，还没说出话来，他已经小跑着去开车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