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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
我瞥见幽深的黎明
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
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
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阿多尼斯
故乡
去年冬天的雪来得格外早,一场秋天的雪让北京这个干燥的城市充满了江南的气息。雪挂在了没来得及凋落的树叶上,街道两侧的人行道被洗刷得很亮,我迷失在了对江南的遐想中。
我一边开车一边在想,此时的家乡小城是否也会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呢?就像我儿时生活过的那样,窄窄的马路上,没什么行人,只有落叶和糖葫芦:车没有尾气,只有摊煎饼的老婆婆;没有嘈杂的声音,只有五金商店的炉子里静静冒出的烟。也许,这场十年来最美丽的雪,可以让我回到那个年代。
那一天是11月2日,两天前一位叫陈琳的女歌手在北京的一座住宅楼上纵身一跃,用最解脱的方式选择了生命的终结。不知道北京有多少座高楼大廈,也不知道身临其中的人们是否真的快乐。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从一座大楼进出到另外一座大楼的人群,远远看去,他们没有表情,攒动的人头在两座大楼之间汇成了一条流淌并不顺畅的河。
地铁、私家车、环路,承载着一具具肉体,编织着北京国际大都市的梦,很难说清这个梦的主体是人,还是一座座移动或静止的容器。以前的大学有一座楼,因为每年都有一名学生跳楼自杀而闻名,自杀者中以学习哲学的为多,因此人们经常感慨,何必把人生看得那么透?其实,从这些容器中一跃而出的也许有看得透的,也许有看不透的,伹有一点,他们都厌倦了生存。跳楼自杀也许是现代都市中独有的景观,因为乡村中没有高楼,摩天大楼源于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用最少的土地容纳最多的人。
小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里人去农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土地了。我记得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在自家的地里呆着,或者聊天或者干活。他们没有城市的概念,更没有城市人特有的户籍、择校、晋升的观念,脑子里只有土地。他们因为土地而单纯,他们因为单纯而释然。
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一大主题便是“进城”或者“迁徙”。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类心灵之源的土地变得稀缺了,而承载“城市人”的容器更像是一把剪断脐带的利刃,把人送到了离土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人类失去了灵魂的出处,心灵失去了滋养的土壤。
我走在北京林立的CBD楼群间,看着像蜂巢一样的玻璃,心想,有一天也会有人选择从这里纵身而出的。这些人并不悲哀,他们很勇敢,因为他们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回归了大地。
“你是你/他是他/何必说狠话/何必要挣扎/别再计算代价”,陈琳生前便是以城市歌谣的曲风在大陆歌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从《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到《爱了就爱了》,陈琳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蜕变,据说这种风格带有很浓重的东洋色彩,我不是很懂,但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是对城市失望的一种宣泄和反面的表达。东京作为生活和工作节奏最快的城市之一,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也自然滋生出城市歌谣这样的具有自我安慰功能的音乐形式了。
可惜的是,陈琳并没有真的“爱了就爱了”,她还是被城市中人们精于“计算代价”的心态所折磨,最终她选择了灵魂的自由。
在回家乡的路上,雪花不停地撞到我的挡风玻璃上,就像一个个急于寻求自由和重生的灵魂,它们化掉了,就又可以重生了。我回到了家乡,果然,这还是那座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城市,安静、冷清、明亮。虽然我知道,天晴之后,我的梦也将醒来。
苏州
去年夏天。我独自踏上了去苏州的火车,既是一次释放,也是一次寻觅。
小的时候,我经常做关于江南的梦:一条小河让对岸的邻居们相望。他们会跨过一座桥才能和对方见面,路途上的些许周折,反而让人们更加珍惜彼此相聚的机会。我还梦到在下着雨的河面上,有一艘乌篷船,上面有一个孩子在读书。
江南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概念,在我的脑海里却是苏州的代名词。小学时,学得更多的也是温软的“花间词”。但是生活的惯性一直让我没有作出主动选择的机会。从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虽然换了几份工作,可都没有跨出北京一步。
在这样的都市中,有谁可以随心所欲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即使是工作,很多人也都是在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在做。我们从劳动中没有体会到收获的乐趣,我们在都市特有的人情世故中,没有体会到交往的真诚,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城市中的各种规划,也就是“容器”,虽然各自的内容和功能不同,但是它们自身都带有强烈的“利益导向”。如果我们想要享有更好、更高级的生活服务,就需要具备更高的社会会员级別,也许是某一个机构的高级会员,也许是政府的权力拥有者。
经济利益导向的城市是不会让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活得洒脱的,因为人根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精神更不能让一座城市获取物质上的繁荣。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人一边掩盖自己的内心和精神需求,一边想办法获取更多的财富而成为社会会所的高级会员。这是对人类本性的异化,也是现代化城市正在犯着的滔天罪行。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工作和生活不断异化的过程,来到了苏州,我的梦想之城。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满足,可我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
住在古城,透过窗外的雨市,我看到了屋顶上因为雨水溅起而形成的薄薄的水雾,此刻我才确定,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无法评价城市规划这样专业性强的话题,我只知道一座理想的城市可以让人感觉到“爱”,可以让人觉得心有所属。记得芒德福说过。“城市最早是神祗的家园:代表一个永恒的价值和显示神力的地方。”他所说的永恒的价值应该就是发自内心的“爱”吧。而神除了创造人类之外,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爱赋予了人类。
傍晚,我在阊门城门楼下面吃着街边饭,这也是很多苏州人周末生活的开始。在北京吃街边饭,你需要忍受住尾气和偶尔喝多的混混们的干扰。而在苏州,大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食堂,买一份菜或者在这吃一份炒饭,就够了。安静,随意但绝不喧哗。
在我儿时梦想之外的恐怕是苏州园林了。小的时候不懂什么是园林,看到书里提到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的小学本身就是一座非常有名的书院。教室的窗外有一座荷花池,学校的墙上可以看到康熙和乾隆的真迹。荷花池的中央有一座别致的小亭子,这里是学子们休息的地方。正所谓身在其中,自然不知其中奥妙了。
来到了苏州园林,才发坝和自己小时候所处的书院如此不同。苏州的园林和北方的书院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秀外慧中”。虽然没有北方书院的大气与霸气,但是透着中国古代文人追求自我解放和天人合一的修为。正像我的同事刘铮铮所述:“文人筑园,大多为了求得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天人合一,自求安心,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环境里追寻生 命存在的意义。”(参见后文《诗性、多样性、自主性——中国城市的文化传承》)
无论是走在平江路还是山塘路,青石板铺就的道路不宽不窄,店铺和行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没有隔阂。我完全可以想象,在明清时代,行人可以悠然而富有尊严地行走着,并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店铺在推动商业兴起的同时,也担当起了城市“人际枢纽”的作用。而这,正是几百年后雅各布斯的理想之城。
我们在此相遇
约翰·伯格用一种梦境般的语言写成了这本优雅之书——《我们在此相遇》。从里斯本的卢西塔尼亚,到公园的长椅,再到波兰那座饱经战火仍然屹立不倒的克拉科夫之城,约翰·伯格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穿越。也许我们记不清楚究竟会有多少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像古希腊人发明的“记忆之术”,只要我们还记得曾经生活的那片角落,曾经种下情感之树的那座城市,生命中的人就会在这些坐标中一一浮现。
在约翰·伯格的笔下,与其说城市是建筑,不如说是记忆之和。组成记忆的是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心理结构。城市的功能与其说是为我们提供空间,不如说是在帮助我们发现自己。这种注重历史和感悟的理念也许和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相悖,但是它们都在用各自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城市是精神之地。
“君子不器”是我最近听到的最让人振奋的建筑理念了。它的倡导者是一位叫马清运的华人建筑师,作为美国《商业周刊》新近评选出来的影响世界的25位设计师之一,马清运提出了建筑非“器”而为“意”的理念。他认为,在库哈斯之前的建筑设计理念中,建筑更多的时候被当作了建筑师作品,更多地在强调作者思想,即作者为建筑赋予功能。而马认为,建筑的最高境界便是化“器”为“意”,让建筑和人的生活相统一,并自然地创造人们的需求。比如,建筑的功能应该更注重娱乐,这种娱乐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即让人们忘记物质带给自己的沉重感。
这是典型的面向未来的理性主义精神,但是谁能说和中国传统文人“天人合一,自求安心”的精神完全相悖呢?
如果继续延伸下去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未来城市的经济价值不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少地标性建筑,而是它能否让人们愿意把自己的眼泪、呐喊和喜悅统统贡献出来。也许,这就是“君子不器”的内涵吧。
夜深了,关于故乡带给我纯真的童年的缅怀,关于江南水城为我带来的文人情怀,关于约翰·伯格对于城市和灵魂的告解之书,都在此刻幻化作了窗前的一缕微风,吹到了我的心灵深处……
我瞥见幽深的黎明
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
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
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阿多尼斯
故乡
去年冬天的雪来得格外早,一场秋天的雪让北京这个干燥的城市充满了江南的气息。雪挂在了没来得及凋落的树叶上,街道两侧的人行道被洗刷得很亮,我迷失在了对江南的遐想中。
我一边开车一边在想,此时的家乡小城是否也会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呢?就像我儿时生活过的那样,窄窄的马路上,没什么行人,只有落叶和糖葫芦:车没有尾气,只有摊煎饼的老婆婆;没有嘈杂的声音,只有五金商店的炉子里静静冒出的烟。也许,这场十年来最美丽的雪,可以让我回到那个年代。
那一天是11月2日,两天前一位叫陈琳的女歌手在北京的一座住宅楼上纵身一跃,用最解脱的方式选择了生命的终结。不知道北京有多少座高楼大廈,也不知道身临其中的人们是否真的快乐。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从一座大楼进出到另外一座大楼的人群,远远看去,他们没有表情,攒动的人头在两座大楼之间汇成了一条流淌并不顺畅的河。
地铁、私家车、环路,承载着一具具肉体,编织着北京国际大都市的梦,很难说清这个梦的主体是人,还是一座座移动或静止的容器。以前的大学有一座楼,因为每年都有一名学生跳楼自杀而闻名,自杀者中以学习哲学的为多,因此人们经常感慨,何必把人生看得那么透?其实,从这些容器中一跃而出的也许有看得透的,也许有看不透的,伹有一点,他们都厌倦了生存。跳楼自杀也许是现代都市中独有的景观,因为乡村中没有高楼,摩天大楼源于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用最少的土地容纳最多的人。
小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里人去农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土地了。我记得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在自家的地里呆着,或者聊天或者干活。他们没有城市的概念,更没有城市人特有的户籍、择校、晋升的观念,脑子里只有土地。他们因为土地而单纯,他们因为单纯而释然。
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一大主题便是“进城”或者“迁徙”。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类心灵之源的土地变得稀缺了,而承载“城市人”的容器更像是一把剪断脐带的利刃,把人送到了离土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人类失去了灵魂的出处,心灵失去了滋养的土壤。
我走在北京林立的CBD楼群间,看着像蜂巢一样的玻璃,心想,有一天也会有人选择从这里纵身而出的。这些人并不悲哀,他们很勇敢,因为他们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回归了大地。
“你是你/他是他/何必说狠话/何必要挣扎/别再计算代价”,陈琳生前便是以城市歌谣的曲风在大陆歌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从《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到《爱了就爱了》,陈琳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蜕变,据说这种风格带有很浓重的东洋色彩,我不是很懂,但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是对城市失望的一种宣泄和反面的表达。东京作为生活和工作节奏最快的城市之一,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也自然滋生出城市歌谣这样的具有自我安慰功能的音乐形式了。
可惜的是,陈琳并没有真的“爱了就爱了”,她还是被城市中人们精于“计算代价”的心态所折磨,最终她选择了灵魂的自由。
在回家乡的路上,雪花不停地撞到我的挡风玻璃上,就像一个个急于寻求自由和重生的灵魂,它们化掉了,就又可以重生了。我回到了家乡,果然,这还是那座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城市,安静、冷清、明亮。虽然我知道,天晴之后,我的梦也将醒来。
苏州
去年夏天。我独自踏上了去苏州的火车,既是一次释放,也是一次寻觅。
小的时候,我经常做关于江南的梦:一条小河让对岸的邻居们相望。他们会跨过一座桥才能和对方见面,路途上的些许周折,反而让人们更加珍惜彼此相聚的机会。我还梦到在下着雨的河面上,有一艘乌篷船,上面有一个孩子在读书。
江南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概念,在我的脑海里却是苏州的代名词。小学时,学得更多的也是温软的“花间词”。但是生活的惯性一直让我没有作出主动选择的机会。从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虽然换了几份工作,可都没有跨出北京一步。
在这样的都市中,有谁可以随心所欲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即使是工作,很多人也都是在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在做。我们从劳动中没有体会到收获的乐趣,我们在都市特有的人情世故中,没有体会到交往的真诚,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城市中的各种规划,也就是“容器”,虽然各自的内容和功能不同,但是它们自身都带有强烈的“利益导向”。如果我们想要享有更好、更高级的生活服务,就需要具备更高的社会会员级別,也许是某一个机构的高级会员,也许是政府的权力拥有者。
经济利益导向的城市是不会让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活得洒脱的,因为人根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精神更不能让一座城市获取物质上的繁荣。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人一边掩盖自己的内心和精神需求,一边想办法获取更多的财富而成为社会会所的高级会员。这是对人类本性的异化,也是现代化城市正在犯着的滔天罪行。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工作和生活不断异化的过程,来到了苏州,我的梦想之城。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满足,可我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
住在古城,透过窗外的雨市,我看到了屋顶上因为雨水溅起而形成的薄薄的水雾,此刻我才确定,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无法评价城市规划这样专业性强的话题,我只知道一座理想的城市可以让人感觉到“爱”,可以让人觉得心有所属。记得芒德福说过。“城市最早是神祗的家园:代表一个永恒的价值和显示神力的地方。”他所说的永恒的价值应该就是发自内心的“爱”吧。而神除了创造人类之外,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爱赋予了人类。
傍晚,我在阊门城门楼下面吃着街边饭,这也是很多苏州人周末生活的开始。在北京吃街边饭,你需要忍受住尾气和偶尔喝多的混混们的干扰。而在苏州,大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食堂,买一份菜或者在这吃一份炒饭,就够了。安静,随意但绝不喧哗。
在我儿时梦想之外的恐怕是苏州园林了。小的时候不懂什么是园林,看到书里提到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的小学本身就是一座非常有名的书院。教室的窗外有一座荷花池,学校的墙上可以看到康熙和乾隆的真迹。荷花池的中央有一座别致的小亭子,这里是学子们休息的地方。正所谓身在其中,自然不知其中奥妙了。
来到了苏州园林,才发坝和自己小时候所处的书院如此不同。苏州的园林和北方的书院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秀外慧中”。虽然没有北方书院的大气与霸气,但是透着中国古代文人追求自我解放和天人合一的修为。正像我的同事刘铮铮所述:“文人筑园,大多为了求得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天人合一,自求安心,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环境里追寻生 命存在的意义。”(参见后文《诗性、多样性、自主性——中国城市的文化传承》)
无论是走在平江路还是山塘路,青石板铺就的道路不宽不窄,店铺和行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没有隔阂。我完全可以想象,在明清时代,行人可以悠然而富有尊严地行走着,并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店铺在推动商业兴起的同时,也担当起了城市“人际枢纽”的作用。而这,正是几百年后雅各布斯的理想之城。
我们在此相遇
约翰·伯格用一种梦境般的语言写成了这本优雅之书——《我们在此相遇》。从里斯本的卢西塔尼亚,到公园的长椅,再到波兰那座饱经战火仍然屹立不倒的克拉科夫之城,约翰·伯格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穿越。也许我们记不清楚究竟会有多少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像古希腊人发明的“记忆之术”,只要我们还记得曾经生活的那片角落,曾经种下情感之树的那座城市,生命中的人就会在这些坐标中一一浮现。
在约翰·伯格的笔下,与其说城市是建筑,不如说是记忆之和。组成记忆的是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心理结构。城市的功能与其说是为我们提供空间,不如说是在帮助我们发现自己。这种注重历史和感悟的理念也许和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相悖,但是它们都在用各自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城市是精神之地。
“君子不器”是我最近听到的最让人振奋的建筑理念了。它的倡导者是一位叫马清运的华人建筑师,作为美国《商业周刊》新近评选出来的影响世界的25位设计师之一,马清运提出了建筑非“器”而为“意”的理念。他认为,在库哈斯之前的建筑设计理念中,建筑更多的时候被当作了建筑师作品,更多地在强调作者思想,即作者为建筑赋予功能。而马认为,建筑的最高境界便是化“器”为“意”,让建筑和人的生活相统一,并自然地创造人们的需求。比如,建筑的功能应该更注重娱乐,这种娱乐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即让人们忘记物质带给自己的沉重感。
这是典型的面向未来的理性主义精神,但是谁能说和中国传统文人“天人合一,自求安心”的精神完全相悖呢?
如果继续延伸下去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未来城市的经济价值不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少地标性建筑,而是它能否让人们愿意把自己的眼泪、呐喊和喜悅统统贡献出来。也许,这就是“君子不器”的内涵吧。
夜深了,关于故乡带给我纯真的童年的缅怀,关于江南水城为我带来的文人情怀,关于约翰·伯格对于城市和灵魂的告解之书,都在此刻幻化作了窗前的一缕微风,吹到了我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