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到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的16年间，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可惜这次变法前后跌宕起伏极大，致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独断专行，不容异见，导致变法严重受挫，其原因史学界看法不一。但就心理学而言，这是因为王安石性格偏执，刚愎自用，不善团结各方人士，最终以人废事。
　　
　　性格偏激阻碍人际沟通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3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为止。
　　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性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不容异见导致树敌过多
　　王安石由于其偏執性格，既不善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善团结各方面力量，因而树敌过多。这不但陷自己于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王安石如此极端地看问题，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
　　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可惜，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而到了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迫害异己的斗争。想来这都是王安石偏执性格惹的祸!
　　王安石的变法失利告诉后人：欲改变社会，必先改变自己；一个性格不完善的人，是不配也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说到底，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
　　
　　用人不当终成小人乱政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起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却阴险狡诈之徒，最终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何谓小人?以司马光之见,就是德行不立,无论其多有才华。小人通常有两个突出特征:为求功名可以不择手段,为泄私欲可以不计后果。而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并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可以做出种种人所不齿的事情来。
　　例如，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的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章敦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后来在迫害“元佑党人”(反对急进变法之人)时，可谓穷凶极恶，空前绝后，一点君子风度都没有。王安石的另一得力助手邓绾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他曾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至于蔡京，那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气熏天。
　　（摘自《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