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其性格产生的后果，大不一样。作为一个普通凡夫俗子，其性格的好坏，一般只对自己的“钱途”、仕途乃至家庭的命运产生影响。但作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一把手”，其性格的好坏，就不得了了，它不仅仅会关乎他个人的仕途，更重要的是将决定他所领导的这个单位、这个地区乃至这个国家的命运。
　　就拿明朝末代崇祯皇帝朱由俭来说吧。据史料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二十余万人，历时1月，横扫千钧，会师北京城下，3月17日，李自成亲自指挥大军攻城。3月18日，大顺军攻占外城。与此同时，明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投降。崇祯皇帝朱由俭得知城破，立即命其3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剑砍长安公主手臂，又杀嫔妃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经东华门出逃，没成功，又返回宫内。19日清晨，李自成攻破内城。崇祯亲自敲钟召集百官，然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响应，崇祯见大势已去，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寿皇亭树下。至此，260多年的大明王朝灭亡。
　　笔者以为，崇祯的垮台虽然有其外部原因和必然性，但是，其性格的双重性却是其加速垮台的关键原因。让我们来看看崇祯的性格吧。
　　其一，既想干一翻大事业，又缺乏坚韧不拔之心。崇祯登基初始，雄心勃勃，力图使大明王朝复兴，但在执政过程中挫折多了，麻烦多了，再加之高档享受多了，于是其斗志便很快减退以至偃旗息鼓。
　　其二，既重视人才又用人多疑。上任之初，崇祯还懂得“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而比较注重发现和启用“德”“才”兼备的官吏，但时间一长，有那么几个“干部”犯了错误或不听话，于是他在用人问题上就开始疑神疑鬼了。如崇祯十年，内阁首辅温体仁去任后，仅4年就更换了5个首辅，其他大臣和地方干部也如走马灯似的隔三换五。如此频繁地换将，许多“干部”连屁股还未坐热就下课了，谁还能有所作为，谁还愿有所作为呢？谁还不考虑“短期”行为呢？更免不了一些心术不正之人“捞一把”就溜。
　　其三,既讨厌奸佞小人,又重视内臣亲信。崇祯之初,抓住“宦官专权”这一朝廷腐败的主要症结,大刀阔斧地对魏忠贤之流腐败干部进行清洗,一定程度上纯洁了干部队伍。然而,隨着时间推移,也许是听奉承话多了,也许是秉办公事不怎么行得通了,崇祯慢慢开始用那些俯首贴耳、会来事的内臣、亲信了,甚至利用“锦衣卫”和“东厂”等机构排斥异己,搞起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弄得干部队伍人人自危。
　　其四，既反腐败又搞腐败。刚上任时，百废待兴，崇祯对贪官污吏的查处比较严厉，同时，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但是，日子长了，反腐败力度减弱了，对自己的要求也不那么严了。如在处理腐败案件时，因人而异，默许自己的内臣和亲信搞特权等。如此这般，朝野上下，贪污日甚，几乎无官不贪，世风日下。
　　其五,既勇于自我批评,又习惯推卸责任。崇祯内心有干好事业的愿望,因此,每遇决策的重大失误或国家发生大的变故,他往往会利用开会等场合或发文件作自我批评,讲什么“皆朕之罪也”什么的,并且搞一些纠错的花架子,但在这同时,他又往往认为自己正确,把责任统统推给大臣,讲什么“早听朕的话，怎会有今日之过”,“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文臣各个可杀”等等。
　　其六,既听合理建议,又常信谗言蜚语。崇祯八年,农民起义军火烧明太祖朱元璋皇陵。大臣文震孟向崇祯上奏《皇陵震动疏》,指出内忧外患的根源,一是朝廷纲纪紊乱,奸邪小人当道,全国上下人心不畅;二是赋税太多,刑罚太严,致使百姓仇视官府;三是军纪不严等等。读了这封意见书,崇祯震动很大,表态要对文震孟奖励,并采纳其意见。可是不几天,经佞人“小报告”的盅惑,崇祯又改变了主意,“合理化建议”就此束之高阁。如此反复,朝令夕改，朝野上下谁还愿主动进谏“忠言”呢？
　　反复无常的“一把手”崇祯，终于把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折腾垮了。悲哀的是，崇祯本人到死都不承认实在“乃朕之过也”，更未意识到，乃是自己的糟糕性格铸成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摘自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