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很多官员抱怨官场之累，其累在心，其中有一个高度共识便是没完没了的应酬挤占了他们几乎全部的个人时间。无法否认的是，当今官场已经形成了独特而强大的“应酬文化”，尽管政府禁，官员怨，家人烦，但仍愈演愈烈；尽管应酬频繁导致伤身败兴，但一众官员仍不得不被这股应酬大潮裹挟着疲于奔命，个中原因耐人寻味。一位官员说得好：“谁愿意喝得嗷啊乱吐呢?可是如果不去应酬，怎么联络感情?怎么疏通关系?怎么拓展人脉?”
　　这三问一针见血，道出了应酬这种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的根本缘由。可以断言，无论是“主动式应酬”还是“被动式应酬”，后面一定藏着各种各样的企图。君不闻“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称兄道弟，可以破例”的民谣，无不在描述着应酬之妙和应酬之益，只要应酬到位，本该急的可以缓，本该罚的可以减，本该办的可以免，这就难怪应酬已成很多官员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哪天没有饭局便显得无所适从，缺少了那种前呼后拥的成就感。所以，虽然各地均以文件形式发布过改进领导公务活动的通知，要求减轻各级领导干部各类应酬负担，但始终收效甚微。你让媒体曝光车牌，酒楼自有红布遮挡；你用GPS定位公车，企业自会派车来接，反正是对策比政策高明。于是，在数不胜数的开会、检查、验收、剪彩、奠基、颁奖活动中，各级官员们说着应景的话、吃着赶场的饭、喝着伤身的酒、见着无聊的人，可是即使这样也不敢丝毫懈怠，眼睁睁地在这条业已形成的巨大应酬产业链中越陷越深。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大好时光被挥霍到推杯换盏中，自然没有空当也没有兴趣再去深入学习、丰富头脑。因此，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要刹住干部热衷应酬之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有高尚的追求，减少应酬、带头学习，多读书长知识，多调研长经验。这实际上是对所有干部的提醒，也意味着要将官员私德的修养(如何科学、健康安排私人时间)摆到重要位置。其实，早在1998年3月2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曾约法三章，明确规定国内考察要轻车简从、不陪餐、不迎送等，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
　　已经伏法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忏悔书中如是写道：“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虽然他没有指出与老板打交道的具体细节，但可以想象他们的很多交易一定是在应酬中完成的，毕竟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庄严的国旗，权钱交易时多少会有所顾忌，所以，老板们必须开辟第二战场，在灯红酒绿的应酬中一点点销蚀他的意志。
　　“减少应酬”在各地政府的文件中大多停留在号召层面，无非是希望官员们以学习促修养，但志存高远者需要高洁依托，对于那些醉心权钱交易的官员而言，这一号召无疑显得苍白，并非治本良策。要想给虚热应酬病撤火，必须猛药攻之，而且三味即可：一是彻底革除
　　“只唯上、不顾下”的考评标准，使逢迎似的公对公应酬不再讨欢心只能讨没趣；二是削弱审批者权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堵死旁门左道后，那些一掷千金以求超值回报的私对公应酬便会戛然而止；三是严控公款支出，正所谓大款不如公款，封住一个报销出口比发布十份紧急通知还要有效。总之，作为官场顽症，应酬之风必须遏制。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