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高雄县的旗山镇。离镇外不远的内门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曾经出了一位“皇帝”。他叫朱一贵，自称是明室后裔而称帝。但当时为什么有人会相信他有“天命”的能力而加以推崇呢？根据我们当地乡野传奇的叙述，朱一贵有一个令人惊服的能耐：他能指挥成群鸡鸭，和他共进共出。他的徒众说：“他若不是有天子之相，为什么连这些没有灵性的鸡鸭都会敬之如神呢？”
　　朱一贵称帝只有很短的时光，很快就被清军打败了。但朱一贵“呼鸡唤鸭”的能力使我们联想到了近代生物科学的一个大发现，即有些动物在生下不久的时段里会产生“铭铸”（imprinting）的行为。诺贝尔奖得主Lorenz当年在他乡村的家园里也养了很多鸡鸭。他和朱一贵一样，都能指挥鸡鸭排成一列纵队，随着他在园里园外游走。和朱一贵不一样的是，Lorenz并没有因此自认“天命不凡”而称帝；相反的是，他观察到鸡鸭只有在孵出24小时后的一小时段里（称之为关键期），才可能建立起对族群的外形面貌认同的行为。而且在那一特定的时段里，任何会发出声音与动作的“东西”都能被初生的鸡鸭错认为“母亲”！Lorenz非常细腻的观察与实验，导出动物行为的重要理论。在科学知识上，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最近，又有一组研究人员由Lorenz的“铭铸”理论得到灵感。他们认为在关键期，应该是学习与记忆非常活跃的时期。因此，他们针对初生鸡鸭的脑神经作生化的分析，果然发现在关键期里，它们脑内充满了促进学习与记忆的蛋白质（Protein Kinase C,PKC）。尤其在左脑一个叫做IMHV的部位，更发现了PKC含量的多寡与学习和记忆成正比。由于这些发现，研究者就能更精细地去分析在学习的过程中PKC的形成与分布。这使我们对人类与动物长期记忆中的生化基础，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如果传说属实，则朱一贵在几百年前就可能观察到了动物行为一项很有趣的特性。但这个观察却使他自命不凡而有帝王的思想。然而同样的观察在西方的科学领域却导致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差异呢？关心科学教育的学者应该要仔细地想一想吧？
　　[文自《月亮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