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一五年春天，我去北京东方新天地拜访一位海归的朋友，他在那里的高层写字楼上开一家投资公司。走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段，和走在芝加哥或者纽约市中心感觉差不多，倒有些让人想不起北京。会完朋友出来，想确定一下方位，左右看看，不知身在何处，便去看电子地图，忽然明白原来这里差不多就是当年东单菜市场的位置。
　　那是我少年时隔三岔五就要来买菜的地方，那一天我就在这里，如果我记得不错，应该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灵车从北京医院出来，缓缓驶过长安街，从东单往西至少到公主坟吧，不计其数的人为他送行。我本来是衣袋里装着网兜来买菜的，却在马路牙子上人堆里不知站了多久，肃穆又激动地见证了后来上历史纪录片的一幕。灵车队伍走得很慢，长安街的两边，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有许多啜泣的声音，更多人忍住泪水，目光发直，沉默地注视着。沉重的瞬间给人一种时间停止了的感觉，实际上不过几分钟，却又仿佛是一次洗礼。
　　如今我们知道一九七六年是当代史上十分重要的拐点，从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就开始得惊心动魄。整整一个星期，长安街上经常挤满人，哀乐飘浮在空气里。这是一代人里的第一次：人们不是响应号召，而是自发走上街头；这也是第一次：一个人的死亡能够引发这么巨大的集体悲伤，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张力。生来泪点很高的我，越是觉得该哭就越没有眼泪，但正在起哄架秧子的年龄，而且那天也确实深受人群的感染。巨大的悲伤漫天倒海压下的感觉是难忘的，虽然长大以后，我认识到悲情往往反映出深深的失望，不过集体无意识或者说民心的力量，真的是经历过才会懂得。
　　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北京市民再次向广场聚去，此时愤怒盖过了悲伤，于是有了那首著名的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最后一句 “扬眉剑出鞘 ”脍炙人口，后来成为描写著名女子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一篇报告文学的题目，据说还进了中学课本，再后来很多人就不知道这句诗的出处了。
　　从三月二十八日起，我几乎每天都在广场上，抄写诗与文章，听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和人群一起激动。高度亢奋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四月五日，在这一段时间里，空气越来越紧张。好几位在工厂当工人的朋友，因为是工人民兵，就忽然被集中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待命。后来有一位告诉我，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憋了好几天，里面的厕所不够用，满公园都是尿溺的味道。四月五日下午，我照例搭乘大 1路去广场，可是车到中山公园没有停，直接把我拉到西单；我往回乘车，还是没有停，一下就开到了王府井。我莫名其妙，感觉有点丧气，就干脆回家了。后来才明白，没有停车是有原因的。当天晚上，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抗议 “四人帮 ”的民众遭到镇压，部分人被逮捕，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被释放就成了（也确实是）反“四人帮 ”的英雄。不过，也有些另外的故事，比如说有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跟着人群冲进了据说是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那栋小楼，看见办公桌上有一个小闹钟，就顺手牵羊了一回。结果自然是被抓进去关了小半年。粉碎 “四人帮 ”以后，他也去申请平反，被告知小偷什么时候都是小偷，不过这次就不追究了。
　　一时间人心惶惶，各单位都在追查，学部（后来的社科院）是高级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聚集的地方，被重点盯着。四月的第二个星期里，时不时有陌生人在楼前楼后晃悠。楼里的青年大多数都是广场常客，一个小伙子本来就有点结巴，这一下更结巴了；另外一个在外省农村插队的，据说吓得三天三夜没睡着觉也没敢出门，缓过一点劲以后，立马逃回插队所在地，积极劳动表现去也。生活往往高潮之后是低谷，那年春天这种感觉特别明显。日子一天一天缓缓过去，报纸上反击 “右倾翻案风 ”如火如荼，生活中大人们都有些蔫与漠然，不知道是因为政治运动太多，导致人们再而衰、三而竭，还是虽然嘴上不敢说，心里已经意识到自然规律谁都无可抗拒。天气早早就炎热起来，那年夏天闷热反常，让人烦躁不安，远处的天边颜色发红，水里的蛤蟆纷纷爬上了岸。后来不止一个人告诉过我，有一种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于是我知道自己的感觉并非荒唐无稽。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地动天摇。我醒来听见母亲在喊 “快下楼！”我好像问了一句：“要穿裤子吗？”回答只有一个字：“穿 ！”人的潜能在灾难来临时会忽然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几乎无意识地完成穿上裤子、从三楼冲到楼下的过程，等我恢复意识时已经到院子里了。
　　天亮时人们听说，唐山发生大地震。

二

　　几天前，朋友转给我一部据说是王小波生前唯一接受采访的短纪录片，在手机上看，声音难免有些失真：在我的记忆里，他实际上说话的声音更加沙哑低沉一些。但是他的神态真是一点都没变：看上去有点疲懒，貌似心不在焉，时不时目光闪闪透出狡黠。采访时他就这样不紧不慢讲着故事：“文革 ”中有个人被狠狠踢了一脚，受伤了，还伤得不轻。这个人想不通为什么踢他，就不停地写大字报，不停地问为什么。那么他伤着哪儿了呢？“龟头红肿。”王小波反复认真地说了三遍，然后咧嘴一脸坏笑，黝黑的脸上露出一嘴白牙。然后他对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说，他不知道这是不是黑色幽默，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纪录片据说是整二十年前拍的，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他一九七六年的样子。大地震后，北京几百万人大多数住进了防震棚。我家所在的学部宿舍，由于两栋楼之间距离不够，搭不了防震棚，于是居民作鸟兽散，各自投亲靠友，我们就住进了大木仓胡同 35号教育部大院的防震棚。所谓防震棚，其实就是用钢筋搭起一个巨大的棚架，顶部盖上毡子。教育部大院前身是清朝的郑王府，传说是北京著名的四大凶宅之一，改成教育部后，西边盖起了办公楼和宿舍楼，东边几进院子还都是平房。地震发生不久，在平房大院里搭起了统一的大防震棚，每个棚里几十家人打大通铺。大院里的居民自然不用说，外面的人好像也住进来一些，我们家在胡沙先生和王方名先生的夫人宋华女士帮助下顺利入住。王方名是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 　　大地震带来的恐慌与悲伤渐渐过去，但日常生活还是半停摆的状态。那年夏天是我第一次露宿，每天晚上大通铺里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或者吵喊叫骂，带给人一种热闹嘉年华的感觉。那段时间回想起来还记得住的，不是在胡沙家打扑克，就是去王小波的屋里下象棋。他那间独处拐角的小屋又暗又乱，却是院里小伙子们的据点之一，飘浮着北京卷烟厂特有的带点巧克力香的烟草味。王小波虽然把《绿毛水怪》给大家传阅过，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一个著名小说家。当时他倒是以邋遢著名：瘦高的身材，空空荡荡不怎么白的背心，嘴里叼着半截烟，脚下趿拉着一双拖鞋。在我看来，这副德行其实更加本真，祛魅的原意之一就是打破那些高大上的幻觉。地震刚发生时，学部宿舍流传过的段子之一是：某单位道貌岸然的头头儿地震时穿着一条花内裤就跑了出来。那天早晨确实有不少人穿戴不齐就跑出来的，不过我印象里永安南里七号楼、八号楼的老知识分子都不曾失态。好像是冯至先生吧，天亮后，我看见他照例穿着府绸短袖衬衫，胖硕的身子坐在一个马扎上，厚厚的眼镜后面，目光有一点疲倦发呆。
　　虽然消息被严密封锁，其实我们当时就知道，唐山这个城市整个被毁灭。不过生活让人来不及去悲伤、去寻找真相。一夜之间，北京从政治中心变成一个求生、求安全的城市，人们更关心的是不要被倒塌的房屋砸死，抢购储备足够的水和食物。当生存变得更为紧要时，其他的一切风云就忽然隐去痕迹。大人们忙着柴米油盐，我却兴奋不已，每天晚上都溜出去玩到半夜才蹑手蹑脚地回到防震棚。

三

　　我在一九七五年曾经写过一本详细的日记，一九七七年的前两个月也有日记，可是现在却找不到任何关于一九七六年的记录。我不知道是遗失了，还是当时根本没敢写日记，我比较倾向于后者。读一九七五年的日记，我就看到自己当时已经时不时写得语焉不详。一半来自大人的教诲，一半出于本能，自我保护与自我审查意识不知不觉就浸透在文字里。当然从中还是能够得到一些信息：比如说我在重读《约翰 ·克利斯朵夫》，也在读《罪与罚》；在十五岁上，我自以为很成熟，也确实读过大多数同龄人没有接触到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德热拉斯，然而重读一九七五年的日记，我当时顶多是有点约翰 ·克利斯朵夫式夸大的浪漫激情，背后无非就是少年荷尔蒙高涨而已。假如早十年荷尔蒙被激发利用，就催生成红卫兵，抄家、大串连、打群架、拍婆子等；可是我生也晚，成长环境与经历又有些不一般，于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事实上，在那个政治无处不在的年代，在北京这个老百姓大都关心政治的城市，从老人到少年，倾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区别只是说或者不说罢了。父母和他们的相当一部分朋友，自从批林批孔开始，私下里几乎不再掩饰对 “文革 ”和“四人帮 ”的反感，只是大多数时候说得比较隐晦，不敢指名道姓。黎澍先生这样生性耿直的党内知识分子，会说得比较大声露骨，张遵骝先生这样从民国时过来的知识分子，会说得很谨慎而且引用马列经典。
　　父亲在主编《中华民国史》，但也非常关心时事，不少时候会在晚上带着我去红霞公寓串门。那是位于北京饭店后面、南河沿东的一个小区，在六七十年代的北京非常有名，住着一大批在职或赋闲的党内外高级干部和闻人。在那里可以听到各种小道消息，我想父亲在相当程度上是冲着这个去的。我去过那里的不少人家，印象比较深的是宋一平，他是父亲四十年代在中共北方局青委时的同事，七十年代中期任学部负责人，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宋一平注重仪表，风度翩翩，说话谨慎，但是对父亲似乎十分信任。他曾经问父亲，有些话当着我面说合适吗？父亲告诉他：老四虽然年纪小，但是懂事，嘴也很严。大多数时候，他们聊天我在旁边听着，有时看本书，吃点零食。这样的言传身教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而且我在 “文革 ”中从小学一年级起就一直辍学在家，没有接受那个时代的革命教育，反而是读着当时被禁的书成长。别的孩子天天背诵最高指示或语录、写大批判稿时，我却在家里拿个笔记本抄写唐诗，自己编选唐代七律和七绝的选辑。学校里教的、报纸上写的语言都没有能在不知不觉中浸透，我很早就敏感于人们在家说的话和官样文章的巨大差异，到了一九七六年，几乎是背道而驰。夏天住防震棚的时候，小伙子们还在谈春天的事件，那些被抓的人让他们同情，甚至有点崇拜。我自己其实也有点遗憾：如果我不是因为不会骑自行车，就不会乘大 1路，也就不会因为公共汽车不停就回了家，很可能我会在广场亲身经历。我甚至想象自己被抓了会怎样，想到这里有一点点兴奋，也有一些悲壮的感觉。我其实还在似懂非懂的年龄，不过男孩子的英雄主义，对外部世界的怀疑都是在那时萌芽的吧。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二者对我的人生会有重要的影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很胆小的，少年时对喻培伦、陈天华的敬意也就是缺什么想什么而已。许多年后，发现自己有不靠谱的一面和不相信的习惯，虽然也容易造成困扰，不过生活得不那么现实，对主流价值不那么追从，有时还是很必要的。
　　防震棚的夏夜，躺在操场上数星星，在开阔自由的感觉中，越来越有末日狂欢的气氛。大人们无论革命积极与否，在骨子里其实都有迷信的一面。大地震本身是大灾难，却又隐隐预兆着更大的事情也许会发生。所以，九月九日中午，当收音机突然预报即将播出重大新闻时，很多人马上就明白了。下午三点，哀乐响起，播音员的声音无比沉痛 ……
　　从九月九日到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追悼会结束，全国下半旗，所有人都戴着黑箍。生活照常进行，只是所有娱乐活动都停止了。我家没有电视，有时去邻居家看九寸黑白电视上的新闻联播，见许多人在镜头前哭得死去活来。也许是因为学部宿舍里所谓 “牛鬼蛇神 ”比较多吧，人们表情严肃，沉默寡言。那几天很多家都是窗帘紧闭，朋友来家里也是天黑以后蹑手蹑脚地到来，感觉仿佛又回到了 “文革”初期那两年。我在九月初刚刚从防震棚搬回家里住，夏天玩得太多，心收不回来。一个多月天天打扑克，忽然不能打，让我无法忍受。在一个月黑的秋夜，我缠着来家里串门的朋友，打了一次扑克。

四

　　二○○四年的新年之夜，一位年轻朋友约我去酒吧，我到了之后才发现那里就是长椿街，我在师大附中上学时曾经相当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完全认不出了。酒吧位于地下，也许以前是防空洞吧？在暗褐色的灯光中喝酒，谈诗与文学。年轻朋友的专业是钢琴，诗却写得非常有才华。我们在一个梦幻般的夜晚迎来了猴年，如今又是一个猴年，朋友已是中年，相当著名的钢琴家，好像不大写诗了。长椿街也又换了一番模样。我们是两代世交，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是在毛主席追悼会过后没几天，听说了他的出生。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大人们关注的是之后会发生什么，二○○七年，曾任《历史研究》主编的李学昆来芝加哥探亲，他告诉我黎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就说过 “四人帮 ”最多一两年后就会垮台。以黎澍和家父的交情，他们也想必有过类似的谈话，不过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应该不会让孩子在场。黎澍家并不住在永安南里学部宿舍，而是在相邻的灵通观。那里有三幢当时非常罕见的九层楼，黎澍住在最西边一幢的八层，叶选平当时住在九层，他的夫人吴小兰是吴玉章的外孙女。我的父亲是吴玉章任人民大学校长时的校党委成员且帮助他撰写回忆录，可以说是忘年交，因此和吴小兰女士有些交往，偶尔带我去她家串门。
　　我的家人从 “文革 ”开始，作息时间经常昼夜颠倒，起床很晚。一九七六十月八日早上九点半，忽然听到有人用力砸门。母亲赶快起来开门，但见黎澍衣冠不整，挥舞着双手冲进来大叫：“抓起来了，都抓起来了！”我们全家人都不禁跟着他欢呼起来，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闭上眼睛，那个晴朗的秋日依然如昨。我们就这样知道了 “四人帮 ”被捕的消息，这个小道消息从那一天起像风一样在北京流传。
　　二○○六年秋，我读到一篇《“四人帮 ”倒台的消息是怎样传播到民间的？》，文中提及黎澍和父亲等人：“六日，首先是 ‘近水楼台 ’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十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十二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作者应该是采访过当时健在的当事人如于光远先生，可惜与我亲历的情景全然不符。半夜散步一事显然不曾发生过，消息传来的时间也是八日，而非六日当夜。事实上，六日当夜就 “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 ”的可能性很低，因为整个过程从当天晚上八点才开始，到第二天凌晨才告一段落。从常理推断，这个过程是要严格保密的。父亲的大多数朋友听说这个消息都是在八日或之后，李昌、冯兰瑞伉俪亦是他密友，如果知道得更早会电话通知的。我问过黎澍的女公子，她也记不得是否从叶选平那里得到的消息。四十年过去，部分细节散失难以复原也是在所难免，后人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又谨慎地描述历史场景。
　　我就这样经历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