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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个体做出腐败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原因，以受贿行为为例，设定了若干组收益-损失决策问题作为实验材料，以成年人为被试进行施测并观察其决策倾向。实验结果表明：与收益参数和损失参数都确定的情况相比，当收益参数确定，同时损失时间和概率不确定时，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与过去的受贿决策中遭受过损失的个体相比，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没有遭受过损失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当前的决策情境中选择冒险性方案。因此，为有效遏制个体腐败行为，一是让个体明确意识到一旦受贿将遭受惩罚的程度、时间和概率三者的确定性。二是要加大受贿惩罚力度，让个体在面临受贿情境时作出正确的决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行为经济学；收益-损失参数
中图分类号：D630.9；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5）01-0016-06
腐败现象一直以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受贿又是腐败的主要行为之一。目前我国对“受贿罪”的司法解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1]。从这一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个体受贿行为的认定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1.如果是索取他人的财物，那么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构成受贿罪；2.如果是收受他人财物，那么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构成受贿罪。[2]很显然，无论是索贿还是受贿，当个体被认定为存在受贿行为并被定罪时，前提必然是从他人那里获得了一定的好处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正因为受贿行为的背后具有明显的权钱交易性质，它的存在是对政府行政透明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威胁和破坏。因此，如何有效遏止该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历来是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有关研究主要在司法领域中展开，而学者们的研究焦点又普遍集中在如何对受贿罪进行量刑的探讨上。[3-5]这些研究充分体现出学者们力图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如何惩治受贿行为的决心。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受贿行为从结果上看虽然确实是一个与司法有关的问题，但从原因和过程上看却是一个与经济学和心理学有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遏制受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就必须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关角度对这一行为产生的机理进行深入地探究。我们认为，无论是主动向他人索贿，还是面对他人的行贿行为时受贿，个体首先所面临的实际上都是一个决策情境，决策的结果将直接决定个体是否会产生受贿行为。因此，我们可以从行为决策学的角度对个体的受贿行为进行研究。
一、研究思路
与其他决策一样，当个体面临受贿与否的决策情境时，同时也会受到损失和收益两个方面因素预期的共同影响。其中，对损失的预期主要来源于未来东窗事发的后果，对收益的预期主要来源于从行贿者那里所能获得的财物。对所有的受贿行为进行分析便不难发现，一般来说，个体在面临受贿决策情境时，其可以获得的收益往往是确定的，并且该收益往往在当前即可获得；而受贿者所遭受损失的概率和时间则往往是不确定的（即受贿者本人在产生受贿行为时往往并不确定是否会被定罪以及会在未来的何时被定罪）。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个体在面对受贿情境时的心理加工简化为一个不确定决策过程：在这一决策中，个体面临着两种选择：A.不受贿，则一定没有收益，同时也一定没有损失；B.受贿，则在当前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确定收益，但在未来可能会遭受某种概率不确定的损失。很显然，从这两种选择中可以看出，可能影响个体受贿决策的因素至少有以下两种：一是收益参数，即个体可以获得收益的值、发生概率和发生时间；二是损失参数，即个体可以获得损失的值、发生概率和发生时间。因此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入手，来探寻受贿行为产生的行为决策学原因。
目前关于行为决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以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最为经典。但我们认为，这些研究结论并不能武断地用来解释和预测个体的受贿决策。这是因为与以往研究中所设定的决策情境相比，受贿决策情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首先，以往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决策者所面临的收益和损失参数基本都是确定的[6-7]，即决策者非常清楚自己所能获得收益和损失的值、概率和发生时间[8-9]。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得到的结论是，在收益型决策情境中，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保守策略；在损失型决策情境中，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冒险策略。[10]但在受贿决策情境中，个体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方案是“既无收益、也无损失”，而另一个方案则同时包含了确定的收益参数和不确定的损失参数（尤其是损失时间和损失概率）。因此，我们很难将受贿决策情境简单划入“收益型”或者“损失型”这两种类型的情境当中，也无疑会使个体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其次，以往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呈现给每个个体的决策情境一般都是个体第一次遇到的[11-13]，而在实际中，个体所面临的受贿决策情境有时却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即个体在面对当前的受贿决策之前，可能曾经有过类似的决策经历。那么，个体在以前的受贿决策情境中所做决策的后果不同，就可能会导致其在面对当前的受贿决策情境时产生不同的决策倾向。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推测当个体面对受贿决策情境时，有两个因素可能会对决策结果产生影响：一个是个体遭受损失的时间和概率情况是否确定，另一个是个体以前的受贿决策后果。针对个体受贿决策的以上两个特点，我们设计了两个实验，分别对受贿情境下个体的行为决策倾向进行研究。
二、实验1：损失时间和概率的确定情况对个体受贿决策倾向的影响
（一）实验目的与假设
在这一实验中我们探讨的是，与收益参数和损失参数都确定的情况相比，当冒险方案当中的损失时间和概率不确定时，个体的受贿决策倾向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预期的结果是：与在损失参数确定的情况下相比，在冒险性方案当中的损失时间和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 （二）实验方法
1.被试：366名大学本科生，男女各半，智力正常。
2.实验材料：实验材料为两组收益-损失决策问题。第1组：“假如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E）元钱，但在1个月后一定会损失（L）元钱。”第2组：“假如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E）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L）元钱。”其中，第1组问题为损失时间及概率确定的决策情境，第2组问题为损失时间及概率不确定的决策情境。在每组问题中，E代表收益值，L代表损失值，其组合作为自变量进行调节。关于E值和L值的具体设定，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将E值确定为三种：100、1000、10000。而对于L值，我们则做出了更为详细地考虑。因为在真实的受贿情境中，个体所面对的可能损失不仅必然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否则对受贿行为的威慑就将从根本上失去效果），而且个体即使遭受损失，也通常发生在其获得收益之后，因此在本实验中，我们所设定的L值不仅要大于E值，而且要大于E值在1个月之后的时间折扣值[14]（这里的时间折扣是指，当前的某种结果折合到未来后在数量上产生的变化）。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首先通过前测了解被试对三种E值在1个月之后的时间折扣值，结果发现，被试普遍认为三种E值在1个月后的时间折扣值为原值的1.2-1.3倍左右。因此，我们将L值统一设定为E值的1.5倍，即将L值确定为三种：150、1500、15000。于是，E和L的组合就分为3个水平：100-150、1000-1500、10000-15000。
3.实验设计与程序：采用3（收益值-损失值组合：100-150、1000-1500、10000-15000）×2（损失时间及概率情况：确定、不确定）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是被试间变量；损失时间和损失概率情况是被试内变量。首先将被试随机均分为3组，然后分别给每组被试呈现其中一种收益值-损失值组合的实验材料，并要求被试认真考虑作答。
4.数据处理：采用SPSS 17.0软件建立数据文件并进行统计分析。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将每种实验条件下被试的选择频数列于表1。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将被试选择B选项（即冒险方案）的人数作为因变量，将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和损失时间及概率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χ2检验。结果表明：损失时间及概率情况的主效应显著，χ22/366=313.000，p<0.01；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的主效应显著：χ22/366=626.000，p<0.01。进一步对损失时间及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每种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情况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χ21/122=514.000，p<0.01。这一结果说明，与损失时间及概率确定的情况相比，在冒险性方案中损失时间和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而且随着收益值的增加，被试的这种选择倾向也会逐渐增强。
三、实验2：过去的受贿决策后果对个体当前受贿决策倾向的影响
（一）实验目的与假设
与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遭受过损失的个体相比，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没有遭受过损失的个体，在当前决策中的决策倾向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预期的结果是，与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遭受过损失的个体相比，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没有遭受过损失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当前的决策情境中选择冒险性方案。
（二）实验方法
1.被试：360名大学本科生，男女各半，智力及视力正常。
2.实验材料：实验材料为3组收益-损失决策问题。前测题：“假如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100元钱，但在未来1个月的时间中，你可能会损失150元钱。”第1组：“假如在刚才的问题情境中，你确实不幸损失了那150元钱，那么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E）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L）元钱。”第2组：“假如在刚才的问题情境中，你很幸运并没有损失那150元钱，那么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E）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L）元钱。”其中，前测题用来筛选出正式的被试，第1组问题为过去的受贿决策遭受过损失的问题情境，第2组为过去的受贿决策没有遭受过损失的问题情境。在每组问题中，E代表收益值，L代表损失值，其组合作为自变量进行调节。E值共有三种：100、1000、10000，而同样考虑到在跨期选择当中存在的时间折扣，我们将每一个与E值对应的L值设定为E值的1.5倍，这样E和L的组合就分为3个水平：100-150、1000-1500、10000-15000。
3.实验设计与程序：采用3（收益值-损失值组合：100-150、1000-1500、10000-15000）×2（过去决策遭受损失情况：有、没有）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整个实验程序如下：（1）向被试呈现前测题，将选择B选项的360名被试作为正式被试。（2）将正式被试随机均分为6组，然后将每组被试分别置于其中一种实验处理之下。例如给第一组被试呈现的题目是：“假如在刚才的问题情境中，你确实不幸损失了那150元钱，那么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100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150元钱。”给第二组被试呈现的题目是：“假如在刚才的问题情境中，你很幸运并没有损失那150元钱，那么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1000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1500元钱。”以此类推，并要求被试认真考虑作答。 4.数据处理：采用SPSS 17.0软件建立数据文件并进行统计分析。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将6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对选项的选择列于表2。
根据表2的数据，我们将被试选择B选项（冒险方案）的人数作为因变量，将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和过去受贿决策遭受损失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χ2检验。结果表明：收益值-损失值组合的主效应非常显著，χ22/360=124.063，p<0.01；过去受贿决策遭受损失情况的主效应非常显著，χ21/360=63.125，p<0.01。进一步对每种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之下的过去受贿决策遭受损失情况进行卡方检验表明，在100-150的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之下，χ21/60=43.000，p<0.01；在1000-1500的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之下，χ21/60=34.000，p<0.01；在10000-15000的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之下，χ21/60=8.000，p<0.01。这一结果说明，与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遭受过损失的个体相比，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没有遭受过损失的个体，无论在当前的决策情境中面对何种损失-收益情况，都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
四、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行为决策学的角度探讨了个体受贿行为产生的原因。个体在面临受贿情境时究竟会如何做出选择，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决策问题。这一问题存在两种备选方案：一种是保守性方案，即“不受贿”，选择这一方案对个体来说会导致“既无收益，也无损失”的结果；另一种是冒险性方案，即“受贿”，选择这一方案对个体来说会导致“可以在当前获得一笔确定收益，但在未来会遭遇更大的可能损失”的结果。本研究通过实验向个体展现了这一决策情境，并观察个体的决策倾向。结果发现，当冒险性方案中的损失时间确定，并且损失概率为100%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保守性方案；而当冒险性方案中的损失时间和损失概率都不确定时，个体却反倒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而且这种倾向会随着个体获得收益值的增加而逐渐增强。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如果个体在当前立刻就能够获得一笔确定性的收益，同时只需要承担未来的某种可能损失，那么，即使这种损失大于收益，个体也会更倾向于铤而走险，选择在当下获得这笔收益，而不会本着风险规避的原则去选择保守性的“既无收益，也无损失”的方案。而且，个体在当前所能获得的收益越大，这种冒险性就越强。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可以用“三参照点理论”进行解释。“三参照点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一个决策情境时，会将决策的结果分为四个区间：失败、损失、获益、成功，其效价则遵循着“从失败到损失”>“从获益到成功”>“从损失到获益”的关系。因此，如果同时存在着两个期望价值相同的方案，其中方案1变动较小，只能保证个体的期望价值存在于损失和获益之间，而方案2变动较大，虽然存在损失的风险，但却可以保证个体的期望价值跨越到成功区间中，那么根据“三参照点理论”，个体就会有一种选择方案2的偏好。[15]在此基础上反观受贿决策情境，个体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两种方案，方案1是不受贿，个体“既无收益，也无损失”；方案2是受贿，个体“需要承担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但可以在当前获得一笔确定的收益”。那么根据“三参照点理论”，个体就会倾向于选择冒险性的受贿方案，而不是保守性的不受贿方案。
从这一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受贿行为会实施惩罚，而且个体也都知道这种惩罚的力度会比较大，但是只要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受到惩罚，以及会在未来什么时候受到惩罚，那么个体就很可能会铤而走险，选择受贿。反之，只有当完全清楚将会受到惩罚的程度以及这种惩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一定会发生时，个体才会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选择不受贿。因此，当个体面临受贿决策情境时，能够影响其决策结果的因素至少有三个：遭受惩罚的程度、时间和概率。只有让个体能够明确意识到这三者都是确定的时候，才可能会有效控制其受贿倾向。
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让个体连续进行两次类型相同的决策，如果在第一次决策中，个体获得了一定收益后却遭受了更大的损失，那么在第二次决策中，个体就更可能会选择保守性方案。而如果在第一次决策中个体只是单纯地获得了收益，却没有遭受损失，那么在第二次决策中，个体就更可能选择冒险性方案。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可能跟个体行为结果的不同反馈有关。如果在第一次决策中，个体在选择冒险性方案的情况下遭受了损失，则相当于是对其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消极反馈，这样便会使其在第二次同类型的决策中倾向于回避冒险性方案而选择保守性方案。而如果在第一次决策中，个体在选择冒险性方案的情况下并没有遭受损失，只获得了收益，则相当于是对其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积极反馈，这样便会强化其在第二次同类型的决策中选择冒险性方案的倾向。
从这一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当面对一个受贿情境时，个体是否会做出受贿选择，可能会受到其过去的受贿决策后果的影响。如果个体曾经在过去有过受贿经历，但最终受到了惩罚，那么在面对当前的受贿情境时，个体就更可能会选择不受贿。而相反，如果个体曾经在过去有过受贿经历，但最终侥幸逃避了惩罚，那么在面对当前的受贿情境时，就更可能会铤而走险选择受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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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晓田，王鹏.决策的三参照点理论：从原理到应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1331-1346.
责任编校 陈 瑶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an individual commits 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aking bribery as an example， we design a certain groups of questionnaires concerning gain-loss decisions， randomly select adult subjects and observe their decision-making tendency. As is shown in the survey， when the subjects know the loss parameter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safe option； otherwi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risky option. What’s more， if the subjects have ever failed in the past similar decision situat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safe option in the present decision situation； if the subjects haven’t ever failed but succeeded in the past decision situat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risky option in the present decision situation. Consequently， to effectively prevent corruption， we should make individuals aware of the certainty of punishment degree， time and chance. Furthermore， we should intensify the punishment degree of bribery and force individuals to make a correct decision when facing temptation.
Key words： bribe-taking behavior； behavioral economics； gain-loss parameters
关键词：腐败行为；行为经济学；收益-损失参数
中图分类号：D630.9；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5）01-0016-06
腐败现象一直以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受贿又是腐败的主要行为之一。目前我国对“受贿罪”的司法解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1]。从这一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个体受贿行为的认定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1.如果是索取他人的财物，那么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构成受贿罪；2.如果是收受他人财物，那么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构成受贿罪。[2]很显然，无论是索贿还是受贿，当个体被认定为存在受贿行为并被定罪时，前提必然是从他人那里获得了一定的好处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正因为受贿行为的背后具有明显的权钱交易性质，它的存在是对政府行政透明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威胁和破坏。因此，如何有效遏止该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历来是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有关研究主要在司法领域中展开，而学者们的研究焦点又普遍集中在如何对受贿罪进行量刑的探讨上。[3-5]这些研究充分体现出学者们力图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如何惩治受贿行为的决心。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受贿行为从结果上看虽然确实是一个与司法有关的问题，但从原因和过程上看却是一个与经济学和心理学有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遏制受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就必须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关角度对这一行为产生的机理进行深入地探究。我们认为，无论是主动向他人索贿，还是面对他人的行贿行为时受贿，个体首先所面临的实际上都是一个决策情境，决策的结果将直接决定个体是否会产生受贿行为。因此，我们可以从行为决策学的角度对个体的受贿行为进行研究。
一、研究思路
与其他决策一样，当个体面临受贿与否的决策情境时，同时也会受到损失和收益两个方面因素预期的共同影响。其中，对损失的预期主要来源于未来东窗事发的后果，对收益的预期主要来源于从行贿者那里所能获得的财物。对所有的受贿行为进行分析便不难发现，一般来说，个体在面临受贿决策情境时，其可以获得的收益往往是确定的，并且该收益往往在当前即可获得；而受贿者所遭受损失的概率和时间则往往是不确定的（即受贿者本人在产生受贿行为时往往并不确定是否会被定罪以及会在未来的何时被定罪）。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个体在面对受贿情境时的心理加工简化为一个不确定决策过程：在这一决策中，个体面临着两种选择：A.不受贿，则一定没有收益，同时也一定没有损失；B.受贿，则在当前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确定收益，但在未来可能会遭受某种概率不确定的损失。很显然，从这两种选择中可以看出，可能影响个体受贿决策的因素至少有以下两种：一是收益参数，即个体可以获得收益的值、发生概率和发生时间；二是损失参数，即个体可以获得损失的值、发生概率和发生时间。因此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入手，来探寻受贿行为产生的行为决策学原因。
目前关于行为决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以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最为经典。但我们认为，这些研究结论并不能武断地用来解释和预测个体的受贿决策。这是因为与以往研究中所设定的决策情境相比，受贿决策情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首先，以往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决策者所面临的收益和损失参数基本都是确定的[6-7]，即决策者非常清楚自己所能获得收益和损失的值、概率和发生时间[8-9]。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得到的结论是，在收益型决策情境中，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保守策略；在损失型决策情境中，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冒险策略。[10]但在受贿决策情境中，个体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方案是“既无收益、也无损失”，而另一个方案则同时包含了确定的收益参数和不确定的损失参数（尤其是损失时间和损失概率）。因此，我们很难将受贿决策情境简单划入“收益型”或者“损失型”这两种类型的情境当中，也无疑会使个体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其次，以往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呈现给每个个体的决策情境一般都是个体第一次遇到的[11-13]，而在实际中，个体所面临的受贿决策情境有时却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即个体在面对当前的受贿决策之前，可能曾经有过类似的决策经历。那么，个体在以前的受贿决策情境中所做决策的后果不同，就可能会导致其在面对当前的受贿决策情境时产生不同的决策倾向。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推测当个体面对受贿决策情境时，有两个因素可能会对决策结果产生影响：一个是个体遭受损失的时间和概率情况是否确定，另一个是个体以前的受贿决策后果。针对个体受贿决策的以上两个特点，我们设计了两个实验，分别对受贿情境下个体的行为决策倾向进行研究。
二、实验1：损失时间和概率的确定情况对个体受贿决策倾向的影响
（一）实验目的与假设
在这一实验中我们探讨的是，与收益参数和损失参数都确定的情况相比，当冒险方案当中的损失时间和概率不确定时，个体的受贿决策倾向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预期的结果是：与在损失参数确定的情况下相比，在冒险性方案当中的损失时间和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 （二）实验方法
1.被试：366名大学本科生，男女各半，智力正常。
2.实验材料：实验材料为两组收益-损失决策问题。第1组：“假如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E）元钱，但在1个月后一定会损失（L）元钱。”第2组：“假如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E）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L）元钱。”其中，第1组问题为损失时间及概率确定的决策情境，第2组问题为损失时间及概率不确定的决策情境。在每组问题中，E代表收益值，L代表损失值，其组合作为自变量进行调节。关于E值和L值的具体设定，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将E值确定为三种：100、1000、10000。而对于L值，我们则做出了更为详细地考虑。因为在真实的受贿情境中，个体所面对的可能损失不仅必然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否则对受贿行为的威慑就将从根本上失去效果），而且个体即使遭受损失，也通常发生在其获得收益之后，因此在本实验中，我们所设定的L值不仅要大于E值，而且要大于E值在1个月之后的时间折扣值[14]（这里的时间折扣是指，当前的某种结果折合到未来后在数量上产生的变化）。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首先通过前测了解被试对三种E值在1个月之后的时间折扣值，结果发现，被试普遍认为三种E值在1个月后的时间折扣值为原值的1.2-1.3倍左右。因此，我们将L值统一设定为E值的1.5倍，即将L值确定为三种：150、1500、15000。于是，E和L的组合就分为3个水平：100-150、1000-1500、10000-15000。
3.实验设计与程序：采用3（收益值-损失值组合：100-150、1000-1500、10000-15000）×2（损失时间及概率情况：确定、不确定）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是被试间变量；损失时间和损失概率情况是被试内变量。首先将被试随机均分为3组，然后分别给每组被试呈现其中一种收益值-损失值组合的实验材料，并要求被试认真考虑作答。
4.数据处理：采用SPSS 17.0软件建立数据文件并进行统计分析。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将每种实验条件下被试的选择频数列于表1。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将被试选择B选项（即冒险方案）的人数作为因变量，将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和损失时间及概率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χ2检验。结果表明：损失时间及概率情况的主效应显著，χ22/366=313.000，p<0.01；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的主效应显著：χ22/366=626.000，p<0.01。进一步对损失时间及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每种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情况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χ21/122=514.000，p<0.01。这一结果说明，与损失时间及概率确定的情况相比，在冒险性方案中损失时间和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而且随着收益值的增加，被试的这种选择倾向也会逐渐增强。
三、实验2：过去的受贿决策后果对个体当前受贿决策倾向的影响
（一）实验目的与假设
与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遭受过损失的个体相比，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没有遭受过损失的个体，在当前决策中的决策倾向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预期的结果是，与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遭受过损失的个体相比，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没有遭受过损失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当前的决策情境中选择冒险性方案。
（二）实验方法
1.被试：360名大学本科生，男女各半，智力及视力正常。
2.实验材料：实验材料为3组收益-损失决策问题。前测题：“假如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100元钱，但在未来1个月的时间中，你可能会损失150元钱。”第1组：“假如在刚才的问题情境中，你确实不幸损失了那150元钱，那么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E）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L）元钱。”第2组：“假如在刚才的问题情境中，你很幸运并没有损失那150元钱，那么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E）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L）元钱。”其中，前测题用来筛选出正式的被试，第1组问题为过去的受贿决策遭受过损失的问题情境，第2组为过去的受贿决策没有遭受过损失的问题情境。在每组问题中，E代表收益值，L代表损失值，其组合作为自变量进行调节。E值共有三种：100、1000、10000，而同样考虑到在跨期选择当中存在的时间折扣，我们将每一个与E值对应的L值设定为E值的1.5倍，这样E和L的组合就分为3个水平：100-150、1000-1500、10000-15000。
3.实验设计与程序：采用3（收益值-损失值组合：100-150、1000-1500、10000-15000）×2（过去决策遭受损失情况：有、没有）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整个实验程序如下：（1）向被试呈现前测题，将选择B选项的360名被试作为正式被试。（2）将正式被试随机均分为6组，然后将每组被试分别置于其中一种实验处理之下。例如给第一组被试呈现的题目是：“假如在刚才的问题情境中，你确实不幸损失了那150元钱，那么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100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150元钱。”给第二组被试呈现的题目是：“假如在刚才的问题情境中，你很幸运并没有损失那150元钱，那么现在你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会选择哪一种？A.不会得到任何钱，也不会损失任何钱；B.现在立刻会得到1000元钱，但在将来可能会损失1500元钱。”以此类推，并要求被试认真考虑作答。 4.数据处理：采用SPSS 17.0软件建立数据文件并进行统计分析。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将6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对选项的选择列于表2。
根据表2的数据，我们将被试选择B选项（冒险方案）的人数作为因变量，将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和过去受贿决策遭受损失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χ2检验。结果表明：收益值-损失值组合的主效应非常显著，χ22/360=124.063，p<0.01；过去受贿决策遭受损失情况的主效应非常显著，χ21/360=63.125，p<0.01。进一步对每种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之下的过去受贿决策遭受损失情况进行卡方检验表明，在100-150的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之下，χ21/60=43.000，p<0.01；在1000-1500的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之下，χ21/60=34.000，p<0.01；在10000-15000的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之下，χ21/60=8.000，p<0.01。这一结果说明，与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遭受过损失的个体相比，在过去的受贿决策中没有遭受过损失的个体，无论在当前的决策情境中面对何种损失-收益情况，都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
四、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行为决策学的角度探讨了个体受贿行为产生的原因。个体在面临受贿情境时究竟会如何做出选择，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决策问题。这一问题存在两种备选方案：一种是保守性方案，即“不受贿”，选择这一方案对个体来说会导致“既无收益，也无损失”的结果；另一种是冒险性方案，即“受贿”，选择这一方案对个体来说会导致“可以在当前获得一笔确定收益，但在未来会遭遇更大的可能损失”的结果。本研究通过实验向个体展现了这一决策情境，并观察个体的决策倾向。结果发现，当冒险性方案中的损失时间确定，并且损失概率为100%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保守性方案；而当冒险性方案中的损失时间和损失概率都不确定时，个体却反倒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性方案，而且这种倾向会随着个体获得收益值的增加而逐渐增强。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如果个体在当前立刻就能够获得一笔确定性的收益，同时只需要承担未来的某种可能损失，那么，即使这种损失大于收益，个体也会更倾向于铤而走险，选择在当下获得这笔收益，而不会本着风险规避的原则去选择保守性的“既无收益，也无损失”的方案。而且，个体在当前所能获得的收益越大，这种冒险性就越强。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可以用“三参照点理论”进行解释。“三参照点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一个决策情境时，会将决策的结果分为四个区间：失败、损失、获益、成功，其效价则遵循着“从失败到损失”>“从获益到成功”>“从损失到获益”的关系。因此，如果同时存在着两个期望价值相同的方案，其中方案1变动较小，只能保证个体的期望价值存在于损失和获益之间，而方案2变动较大，虽然存在损失的风险，但却可以保证个体的期望价值跨越到成功区间中，那么根据“三参照点理论”，个体就会有一种选择方案2的偏好。[15]在此基础上反观受贿决策情境，个体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两种方案，方案1是不受贿，个体“既无收益，也无损失”；方案2是受贿，个体“需要承担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但可以在当前获得一笔确定的收益”。那么根据“三参照点理论”，个体就会倾向于选择冒险性的受贿方案，而不是保守性的不受贿方案。
从这一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受贿行为会实施惩罚，而且个体也都知道这种惩罚的力度会比较大，但是只要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受到惩罚，以及会在未来什么时候受到惩罚，那么个体就很可能会铤而走险，选择受贿。反之，只有当完全清楚将会受到惩罚的程度以及这种惩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一定会发生时，个体才会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选择不受贿。因此，当个体面临受贿决策情境时，能够影响其决策结果的因素至少有三个：遭受惩罚的程度、时间和概率。只有让个体能够明确意识到这三者都是确定的时候，才可能会有效控制其受贿倾向。
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让个体连续进行两次类型相同的决策，如果在第一次决策中，个体获得了一定收益后却遭受了更大的损失，那么在第二次决策中，个体就更可能会选择保守性方案。而如果在第一次决策中个体只是单纯地获得了收益，却没有遭受损失，那么在第二次决策中，个体就更可能选择冒险性方案。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可能跟个体行为结果的不同反馈有关。如果在第一次决策中，个体在选择冒险性方案的情况下遭受了损失，则相当于是对其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消极反馈，这样便会使其在第二次同类型的决策中倾向于回避冒险性方案而选择保守性方案。而如果在第一次决策中，个体在选择冒险性方案的情况下并没有遭受损失，只获得了收益，则相当于是对其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积极反馈，这样便会强化其在第二次同类型的决策中选择冒险性方案的倾向。
从这一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当面对一个受贿情境时，个体是否会做出受贿选择，可能会受到其过去的受贿决策后果的影响。如果个体曾经在过去有过受贿经历，但最终受到了惩罚，那么在面对当前的受贿情境时，个体就更可能会选择不受贿。而相反，如果个体曾经在过去有过受贿经历，但最终侥幸逃避了惩罚，那么在面对当前的受贿情境时，就更可能会铤而走险选择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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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陈 瑶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an individual commits 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aking bribery as an example， we design a certain groups of questionnaires concerning gain-loss decisions， randomly select adult subjects and observe their decision-making tendency. As is shown in the survey， when the subjects know the loss parameter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safe option； otherwi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risky option. What’s more， if the subjects have ever failed in the past similar decision situat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safe option in the present decision situation； if the subjects haven’t ever failed but succeeded in the past decision situat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risky option in the present decision situation. Consequently， to effectively prevent corruption， we should make individuals aware of the certainty of punishment degree， time and chance. Furthermore， we should intensify the punishment degree of bribery and force individuals to make a correct decision when facing temptation.
Key words： bribe-taking behavior； behavioral economics； gain-loss parame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