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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发表新著《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称其为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四年的“毕业论文”。这本书显然颇具雄心，旨在建立替代第一代结构主义与第二代“华盛顿共识”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以帮助世界各国找到通往繁荣富强的“秘方”。林教授身份、经历特殊，多年前曾成功预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理论自然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本书可视为将中国实践理论化并加以推广的最新尝试。
林毅夫教授以要素禀赋概念开始其理论建构之旅，“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如此，微观方面，企业将具有自生能力；宏观方面，“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如此，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既“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追随“华盛顿共识”。
听起来，这一提法是对旧理论的超越，也很符合亚洲“四小龙”及近年来中國经济起飞实践，方方面面都很完美。可惜，完美之中有缺陷。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盲区，而其允诺的以投资为基础的8%增长前景，也可能导出误导性的政策建议。事实上，从各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轴心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台阶式下滑；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下滑不仅反映了经济环境与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更反映了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潜力的实质性约束。30年改革开放，低垂之果已经摘尽，剩下来的体制改革任务繁琐艰巨、阻力巨大、见效缓慢，强化政府权力、扩张政府边界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正是问题本身。
增长：依靠政府还是市场
一个完整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必须回答如下四个问题：发展是如何取得的？某些国家为什么取得经济发展？为什么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基于以上分析应提出怎样的政策建议？
可惜，在第一个问题上，也就是对发展的发生机制的解释上，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回答存在逻辑漏洞，相应地，后面三个问题的解答也都出现了偏差。
这一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首先在于林毅夫教授为政府假设了过分强大、过分理想化的角色。但事实上政府本身并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公共选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等新兴学科对政府进行了广泛研究，指出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如果不存在一种制度安排让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民众的一致代理人，政府可能会实施并不一定最有利于民众福利、却最有利于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假设政府是所谓的中性政府，林毅夫理论仍然赋予了政府过强的能力要求。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结构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政策违背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因此失败，如果各国政府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就可以成功。
但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临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通过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所有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哪些行业应该鼓励，哪些不应该。
中国既有许多制鞋厂，也有很多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这样的高资本密度公司。在每个行业中、在每个企业面前，哪些机会是应该去冒险尝试的、哪些不应该，所涉及到的选择有无限多方案与组合，所涉及到的决定成功与失败的碎片化知识只有当事人本人能够掌握。这方面，当事人本人拥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与技能优势—政府机关及其代理人只有在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不是寻租）方面拥有最大的信息与技巧集合。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升级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当私人、企业进行这种探索时，他们以其自身资源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如果对了，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吸附更多的资源，资源就按照事后证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调动与配置；如果错了，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认错出场，资源撤出这个方向的配置。换言之，一个个微渺的个体以其琐碎的、每时每刻的试错来探索，并在“败就亡”制约下迅速改正错误。如果不存在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生存下来的企业自然是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每个瞬间的经济也是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比较优势状态。
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鼓励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
这个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深恶痛绝的、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必然会发展起来。国外而言，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对落后的、缺乏竞争能力的国营企业的保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内而言，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钢铁产业等行业的保护也正在我们的身边活生生上演。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政府或者个体对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性判断是否正确，而在于谁有信息优势以及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来负（决定成功概率），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损失大小（企业的个体判断错误代价更小），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纠错速度与机制。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配置调整是实时无限次发生的，判断对错并不要紧，但不能退出错误就会导致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而这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希望避免的。 赶超的秘密：后发优势与制度革新
从根本上讲，何谓增长？最好的回答是，增长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简单地说，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目前既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最大数量的组合。如果将产出简化为消费与投资两个类型，生产可能性边界体现为二维平面上的一条封闭曲线。它界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生产可能性边界由特定时期这个经济体所运用的不同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等来决定，发展就体现为这些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发生这种改进的机会称为发展机会。如此，将其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发展意味着对发展机会的识别、创造与利用，涉及到对旧生产方式的改进与对新方式的尝试，由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处发生的无数个微小的边际改进累积而成。这种改进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由每个行为主体在近乎随机的、本地化的碰撞中去探索可能有的对生产技术、流程、经济要素的重新设定，并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这种重新设定。这种重新设定有可能包括从具体而微的流程改进到重大的技术变革在内的无限多的类型。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如下三个步骤：行为人识别、引进或者创造发展机会；进行风险回报计算；重新配置社会资源以市场化或者组织化方式实现发展机会。
发展机会来自何方？对于处于世界生产可能性边界最外端的国家而言（如美国），发展机会主要来自于自身经济体中的自主创新，而对于如中国、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体而言，生产可能性边界距离全球领先水平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落差可以称为后发优势，它事实上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最为丰沛的来源，毕竟，模仿性创新比自主创新要容易得多。
有两个概念应予区分：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前者指全社会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革新，而后者则是指一切能为行为人带来利润的可能性。对追求利润者而言，采用新技术挣取利润与取得行政保护获取利润并无区别。发展机会和经济主体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联系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机会的识别与实现。发展机会往往体现为利润机会，但利润机会并不一定都是发展机会；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的重叠程度，决定了有多少资源浪费于不带来发展却带来利润的 “寻租”活动之中。
第二步，对发展机会的识别涉及到主观因素，因此，稳定而收敛的要素价格是重要制约力量。一个不能提供稳定、收敛要素价格的经济体，将使相关行为人无法判断发展机会的利润与风险大小，从而阻碍它的实现。就此而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例如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法治健全、产权得到保护等制度与环境十分重要。
第三步，对发展机会的实现涉及到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涉及到以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来固化所尝试的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因此，不是投资决定发展，而是发展决定投资，或者说，实现发展机会的多寡决定投资规模：即只有当经济体识别并尝试足够多的发展机会之时，才会产生对投资的充分需求；如果这些尝试是成功的，投资就是有效的 ，整个经济体就能够积累更大的专业化优势并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
以中美兩国的比较而言，美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外端，发展机会创造速度缓慢，对有效投资的需求不大，美国经济产出中仅有不足15%配置于新资本形成。反观中国，后发优势之下具备充沛的发展机会，客观上要求大量的有效投资来固化这些发展机会，近年来经济产出中配置于资本形成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
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往往要求金融业的参与。发展机会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为内源式发展，二为外源式发展。前者指行为人逐步积累自己的经济资源，并在资源的约束范围内进行投资，以利用被识别到的发展机会。例如，一个农村家庭通过积累，不断增加养羊的数量。而外源式发展则是指，当发展机会所要求的投入超出自己的内部资源能力时，依靠借贷，借得额外的资源（以动员社会资源的权力—货币—为典型体现），从而实现发展机会。两种方式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而后者涉及的因素要复杂得多。
一旦金融被涉及到，现代经济的动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发展的两种形态—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都会呈现出来，前者的主要手段是借由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扩大而引致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后者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及其相联系的资本积累对技术水平进步的固化。投资对发展机会的固化往往会导致生产迂回程度的深化，并造成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的广尺度关联性、不断深化的经济结构变迁等现象。
增长陷阱：中国急需进一步改革
中国30年经济奇迹正是根源于上面讨论的机制：融入全球化经济链条让拥有后发优势的中国有机会引进丰沛的发展机会，而上述民间经济体系充分利用了这些发展机会，在一轮轮产业升级换代浪潮中驱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张。很明显，政府在其中扮演的主动角色仅是辅助性因素，贡献与破坏性互见。事实上，在中国以改革开放释放出制度红利之前，中国不缺乏全能政府以及政府主导的天量投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更为根本的是，在当前情况下片面强调政府在经济增长、尤其是投资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可能是不合时宜的。现实中，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往往造成大量的浪费，也是中国经济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主因。事实上，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恰好体现在：民间经济因为缺乏边界明确的运行环境而凋敝，其权利得不到保护，金融服务匮乏，税费畸高；历年不合理的高投资导致各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债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巨大。这两个主要困难导致中国产业升级速度趋缓，这一困境并非源于政府投资过少，也不是进一步刺激投资所能够解决。
如果强行提高政府投资，短期内GDP增速的确可能有几个季度的提升。然而，第一，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的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第二，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征用，其资金来源要么是以征税方式剥夺民间资源，要么是通过发债、信贷方式挤占民间的信贷资源。不论是哪种方式，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投资最终都将体现为过剩产能与呆滞账，在增加中国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同时，无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不是强化与扩张政府权力边界，而是相反，中国需要约束政府无穷无尽的欲望，为其建立可信的约束机制。
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是增强中国经济体引进、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这注定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来实现。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任务不是强行刺激投资，而是进行更基础性的工作。在地方政府层面，我们需要以保护权利、遵守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竞争代替招商引资式的竞争。在产业政策与开发区政策层面，我们需要以放松监管、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而不是各类低效的奖励政策。在贸易领域，我们需要的是人民币适当贬值而不是以出口退税来补贴外国消费者。在金融政策层面，我们需要革除国营经济的隐性担保与特殊待遇，减轻与消除金融抑制，让私营企业获得起码的金融信贷服务。在财税政策层面，我们需要管住政府那闲不住的手，推进预算透明化改革与政府大部制改革，塑造为民众与企业服务的政府。最后，在社会保障领域，我们需要建设基本的福利保障体系，以容忍经济增速必然的下滑而不至于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所有这些都是艰苦的改革，也都是林毅夫教授未详细展开讨论的制度变革的内容。它们艰苦、缓慢、具有极大的风险，却是强化中国增长潜力、推进产业健康升级、引导有效投资的正途，是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不二道路；毕竟，什么是中国最佳的潜在增长速度，依照哪条产业升级路线来实现中国的潜力，应该让市场来决定。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
林毅夫教授以要素禀赋概念开始其理论建构之旅，“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如此，微观方面，企业将具有自生能力；宏观方面，“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如此，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既“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追随“华盛顿共识”。
听起来，这一提法是对旧理论的超越，也很符合亚洲“四小龙”及近年来中國经济起飞实践，方方面面都很完美。可惜，完美之中有缺陷。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盲区，而其允诺的以投资为基础的8%增长前景，也可能导出误导性的政策建议。事实上，从各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轴心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台阶式下滑；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下滑不仅反映了经济环境与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更反映了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潜力的实质性约束。30年改革开放，低垂之果已经摘尽，剩下来的体制改革任务繁琐艰巨、阻力巨大、见效缓慢，强化政府权力、扩张政府边界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正是问题本身。
增长：依靠政府还是市场
一个完整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必须回答如下四个问题：发展是如何取得的？某些国家为什么取得经济发展？为什么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基于以上分析应提出怎样的政策建议？
可惜，在第一个问题上，也就是对发展的发生机制的解释上，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回答存在逻辑漏洞，相应地，后面三个问题的解答也都出现了偏差。
这一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首先在于林毅夫教授为政府假设了过分强大、过分理想化的角色。但事实上政府本身并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公共选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等新兴学科对政府进行了广泛研究，指出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如果不存在一种制度安排让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民众的一致代理人，政府可能会实施并不一定最有利于民众福利、却最有利于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假设政府是所谓的中性政府，林毅夫理论仍然赋予了政府过强的能力要求。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结构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政策违背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因此失败，如果各国政府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就可以成功。
但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临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通过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所有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哪些行业应该鼓励，哪些不应该。
中国既有许多制鞋厂，也有很多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这样的高资本密度公司。在每个行业中、在每个企业面前，哪些机会是应该去冒险尝试的、哪些不应该，所涉及到的选择有无限多方案与组合，所涉及到的决定成功与失败的碎片化知识只有当事人本人能够掌握。这方面，当事人本人拥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与技能优势—政府机关及其代理人只有在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不是寻租）方面拥有最大的信息与技巧集合。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升级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当私人、企业进行这种探索时，他们以其自身资源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如果对了，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吸附更多的资源，资源就按照事后证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调动与配置；如果错了，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认错出场，资源撤出这个方向的配置。换言之，一个个微渺的个体以其琐碎的、每时每刻的试错来探索，并在“败就亡”制约下迅速改正错误。如果不存在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生存下来的企业自然是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每个瞬间的经济也是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比较优势状态。
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鼓励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
这个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深恶痛绝的、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必然会发展起来。国外而言，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对落后的、缺乏竞争能力的国营企业的保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内而言，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钢铁产业等行业的保护也正在我们的身边活生生上演。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政府或者个体对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性判断是否正确，而在于谁有信息优势以及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来负（决定成功概率），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损失大小（企业的个体判断错误代价更小），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纠错速度与机制。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配置调整是实时无限次发生的，判断对错并不要紧，但不能退出错误就会导致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而这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希望避免的。 赶超的秘密：后发优势与制度革新
从根本上讲，何谓增长？最好的回答是，增长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简单地说，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目前既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最大数量的组合。如果将产出简化为消费与投资两个类型，生产可能性边界体现为二维平面上的一条封闭曲线。它界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生产可能性边界由特定时期这个经济体所运用的不同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等来决定，发展就体现为这些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发生这种改进的机会称为发展机会。如此，将其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发展意味着对发展机会的识别、创造与利用，涉及到对旧生产方式的改进与对新方式的尝试，由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处发生的无数个微小的边际改进累积而成。这种改进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由每个行为主体在近乎随机的、本地化的碰撞中去探索可能有的对生产技术、流程、经济要素的重新设定，并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这种重新设定。这种重新设定有可能包括从具体而微的流程改进到重大的技术变革在内的无限多的类型。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如下三个步骤：行为人识别、引进或者创造发展机会；进行风险回报计算；重新配置社会资源以市场化或者组织化方式实现发展机会。
发展机会来自何方？对于处于世界生产可能性边界最外端的国家而言（如美国），发展机会主要来自于自身经济体中的自主创新，而对于如中国、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体而言，生产可能性边界距离全球领先水平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落差可以称为后发优势，它事实上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最为丰沛的来源，毕竟，模仿性创新比自主创新要容易得多。
有两个概念应予区分：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前者指全社会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革新，而后者则是指一切能为行为人带来利润的可能性。对追求利润者而言，采用新技术挣取利润与取得行政保护获取利润并无区别。发展机会和经济主体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联系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机会的识别与实现。发展机会往往体现为利润机会，但利润机会并不一定都是发展机会；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的重叠程度，决定了有多少资源浪费于不带来发展却带来利润的 “寻租”活动之中。
第二步，对发展机会的识别涉及到主观因素，因此，稳定而收敛的要素价格是重要制约力量。一个不能提供稳定、收敛要素价格的经济体，将使相关行为人无法判断发展机会的利润与风险大小，从而阻碍它的实现。就此而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例如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法治健全、产权得到保护等制度与环境十分重要。
第三步，对发展机会的实现涉及到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涉及到以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来固化所尝试的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因此，不是投资决定发展，而是发展决定投资，或者说，实现发展机会的多寡决定投资规模：即只有当经济体识别并尝试足够多的发展机会之时，才会产生对投资的充分需求；如果这些尝试是成功的，投资就是有效的 ，整个经济体就能够积累更大的专业化优势并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
以中美兩国的比较而言，美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外端，发展机会创造速度缓慢，对有效投资的需求不大，美国经济产出中仅有不足15%配置于新资本形成。反观中国，后发优势之下具备充沛的发展机会，客观上要求大量的有效投资来固化这些发展机会，近年来经济产出中配置于资本形成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
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往往要求金融业的参与。发展机会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为内源式发展，二为外源式发展。前者指行为人逐步积累自己的经济资源，并在资源的约束范围内进行投资，以利用被识别到的发展机会。例如，一个农村家庭通过积累，不断增加养羊的数量。而外源式发展则是指，当发展机会所要求的投入超出自己的内部资源能力时，依靠借贷，借得额外的资源（以动员社会资源的权力—货币—为典型体现），从而实现发展机会。两种方式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而后者涉及的因素要复杂得多。
一旦金融被涉及到，现代经济的动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发展的两种形态—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都会呈现出来，前者的主要手段是借由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扩大而引致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后者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及其相联系的资本积累对技术水平进步的固化。投资对发展机会的固化往往会导致生产迂回程度的深化，并造成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的广尺度关联性、不断深化的经济结构变迁等现象。
增长陷阱：中国急需进一步改革
中国30年经济奇迹正是根源于上面讨论的机制：融入全球化经济链条让拥有后发优势的中国有机会引进丰沛的发展机会，而上述民间经济体系充分利用了这些发展机会，在一轮轮产业升级换代浪潮中驱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张。很明显，政府在其中扮演的主动角色仅是辅助性因素，贡献与破坏性互见。事实上，在中国以改革开放释放出制度红利之前，中国不缺乏全能政府以及政府主导的天量投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更为根本的是，在当前情况下片面强调政府在经济增长、尤其是投资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可能是不合时宜的。现实中，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往往造成大量的浪费，也是中国经济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主因。事实上，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恰好体现在：民间经济因为缺乏边界明确的运行环境而凋敝，其权利得不到保护，金融服务匮乏，税费畸高；历年不合理的高投资导致各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债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巨大。这两个主要困难导致中国产业升级速度趋缓，这一困境并非源于政府投资过少，也不是进一步刺激投资所能够解决。
如果强行提高政府投资，短期内GDP增速的确可能有几个季度的提升。然而，第一，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的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第二，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征用，其资金来源要么是以征税方式剥夺民间资源，要么是通过发债、信贷方式挤占民间的信贷资源。不论是哪种方式，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投资最终都将体现为过剩产能与呆滞账，在增加中国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同时，无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不是强化与扩张政府权力边界，而是相反，中国需要约束政府无穷无尽的欲望，为其建立可信的约束机制。
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是增强中国经济体引进、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这注定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来实现。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任务不是强行刺激投资，而是进行更基础性的工作。在地方政府层面，我们需要以保护权利、遵守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竞争代替招商引资式的竞争。在产业政策与开发区政策层面，我们需要以放松监管、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而不是各类低效的奖励政策。在贸易领域，我们需要的是人民币适当贬值而不是以出口退税来补贴外国消费者。在金融政策层面，我们需要革除国营经济的隐性担保与特殊待遇，减轻与消除金融抑制，让私营企业获得起码的金融信贷服务。在财税政策层面，我们需要管住政府那闲不住的手，推进预算透明化改革与政府大部制改革，塑造为民众与企业服务的政府。最后，在社会保障领域，我们需要建设基本的福利保障体系，以容忍经济增速必然的下滑而不至于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所有这些都是艰苦的改革，也都是林毅夫教授未详细展开讨论的制度变革的内容。它们艰苦、缓慢、具有极大的风险，却是强化中国增长潜力、推进产业健康升级、引导有效投资的正途，是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不二道路；毕竟，什么是中国最佳的潜在增长速度，依照哪条产业升级路线来实现中国的潜力，应该让市场来决定。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