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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活力非常强。这种活力主要体现在老百姓身上。
《中国经济评论》：您在《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一文发表后，很多人认为，您说重视实体经济这很对，但要说什么美国已经老朽了之类的话，就实在有点过，比如说到IT业，发展最好的还是美国。美国的传统制造业有可能没有那么风光，但新兴产业代替了一部分传统制造业并释放了巨大的经济能量，说它老朽是否为时太早？
王小东：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出在太神话美国，太崇拜美国。不管是信奉美国教条的还是反对美国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太厉害。其实我们从很多事实都可以看出来，美国在很多事情上是力不从心的。最明显的是，你美国有那么大的贸易逆差，欠了外国那么多的债，也就是说你付不起你消费的钱，那么大的缺口只能靠外债来支撑，怎么也都不能说你的经济没有问题，不能说你依旧强盛，不能说你没有老朽。证据就明摆在这里，但中国人就是不认这个，非说这个不算！
以上是经济方面。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他美国到底还能不能拿出钱来。阿富汗一直在出问题。奥巴马的战略是要放弃伊拉克，但要保住阿富汗。但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或者就是中国人自己干，我们以某种借口把阿富汗拿下，你看美国会怎样？我告诉你，美国没办法！就跟俄罗斯拿下格鲁吉亚一样。美国不是给格鲁吉亚训练了武装部队了吗？现在南奥赛梯没事了吧，他再抗议能拿俄罗斯奈何？他有那么牛吗？！有中国人想象得那么牛吗？！
过分神话美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认识，现在的中国都不愿接受这样很明显的事实，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自卑了。
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是在美国手里，我们也都看到了，但，老朽了，总是会有些东西的，它也是打年轻时过来的，总会积累了一些东西在手里。就像一个正步入老年的人，无论他积累的财富和知识，都要比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强，但你能说这个老人他更年轻气盛吗？
现在很多人看见美国就害怕，这个迷信必须破解。
《中国经济评论》：那么您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国的这种误解和崇拜是起始于什么事实？
王小东：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自从1840年以后，我们在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养成了一种自卑心理。在对美国战争中，我们也还没有将美国结结实实打趴下。战争是一个民族的信心源泉。其次，我们中国人在文革期间自己把自己搞得体无完肤，到了20世纪年代，反思太过，那时“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差的”这种思想遍地都是，直到现在，我们还到处比，比来比去，我们还是不行。比如，很多人说，看看我们连印度都不如。真是这么回事吗？我告诉你，印度比我们差多了！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逆向反思的余毒一直没有完，一直影响到现在。很多人的意识中，如果你不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要么你就是政府的帮凶，要么你就是脑残。对这些人，这根本没有道理可讲了。
中国的确还有很多问题，但坦率地说，中国的活力非常强。这种活力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老百姓身上，恰恰不体现在精英身上，但是精英却掌握着话语权。这些精英自己没有自信，他们就判定中国人不行。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刚好相反，美国的问题出在老百姓身上，美国的精英还是很优秀的，美国的老朽是指的是美国老百姓所组成的肌体已经老朽，但它的头脑，它的精英还保持着敏锐的思维。美国的问题就是，头脑想到了，但肌体无力改变现状。中国正好相反，肌体活力十足，但头脑不行。
美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早在200多年以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
但现在中国能做得到，而美国做不到，这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老朽干不动了。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跟日本人比，就很着急，他们说日本的经济实，美国的经济虚。美国精英一直为这个着急，那种“玩金融是经济的最高阶段”那是中国精英在自说自话。美国一直说自己“产业空洞化”不行，后来轮到日本人也这么担忧，但美国老百姓就是不愿意多干活儿。
《中国经济评论》：有人评价说，这次危机除了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政策外，并不能给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抹多少黑。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王小东：我基本同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你不能说它国内的政治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美国民众要求把华尔街“肥猫”绳之以法，但没有办法。这就是政治上的问题。这些人侵夺了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么大笔的财富，不仅是财产，害命的都有，虽然不是直接害命，但造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困难，甚至死亡，以及自杀。美国拿出纳税人的钱来救市，美国国际集团的高管居然拿着钱去度假，连美国政府发言人都谴责他们，对这样的人不能绳之以法，是不是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有问题？是。但你不能说“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就比中国的差”。
《中国经济评论》：您在文中说美国人懒惰又想住大房子造成了次贷危机，这一说法遭到很多反对声。
王小东：这不过是打个比方，我当然不是说美国人一点活儿都没有干，而是说，干的活儿不够。严格地说就是美国人干的活儿不足以应付他的消费，其中有些人干得也非常累，但总体上还是不够。在社会科学上对人的话必须作善意的理解。如果不善意理解，无论谁的，无论什么话都可以挑出刺儿来。
当然我文中也说到，次贷危机的爆发并不单单是美国普通百姓的责任，实际上，美国社会的这个问题是从上到下的，从华尔街的“肥猫”到一般百姓，谁都有责任。而这一现象，生动说明了美国社会内在的问题：它的消费欲望远远超过了它所实际具有的能量。
《中国经济评论》：在您看来，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重商主义”是很不对头，一个国家辛苦挣来的外汇无异于挣一些白纸条，但是早期，贸易却是以真金白银结算的。您对此做何解释？
王小东：是贵金属让很多人认识不清楚重商主义的本质。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真金白银是值钱的，挣过来总比没挣过来好。我的回答是，在使用价值上，真金白银的确比白纸条强，但作为货币来说，它跟白纸条也没有多大的本质性区别。真金白银背后所代表的劳务和价值事实上人们也是拿不准的，那么，为什么说挣那么多的真金白银国家就算强盛了呢？
比如西班牙当年抢了那么多真金白银来补自己消费上的亏欠，但也不能证明国家实力就真的强了。所以西班牙很快被制造业高速发展起来的英国打败。真金白银也没有起到其所谓的作用。所以说即使我们挣取的不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外汇，而是真金白银，也没有多大用途，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国内制造业技术，提升国内群众的购买力，实现自己的强盛。
《中国经济评论》：很多人也都已经认识到提升实体经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但这也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王小东：当然，我们目前的产业结构的确存在问题，比如说大量类似于生产打火机之类低附加值制造业存在，但现在欧美人开始节约开支，对于打火机这样的小事儿也可能就开始注意起来，以前可能用一次扔一个，现在可能用完才扔。这样打火机的出口减少，但该生产能量并不能一下子就转移为供应内需的产业。由于打火机的生产能量没有可替代性，短期来看，可能说转型，是不容易，但长期来看，也是可以完成的，比如说倒了企业之后，设备拍卖、人员流散，这些资金和人员又可以从事于其他工作。
至于转型的产业，我们国家到处有的待开发的产业和项目。我们现在连航空母舰都还没有。在现在的金融危机中我们所受的损失，多少艘航空母舰都可以造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还死要做打火机这样的低附加值产品，然后销售给全世界？然后挣取的外汇又在金融市场上输掉？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转化为航空母舰这种提升我们国力的产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长久打算？
现在的出口退税政策，仍旧是把眼光放在增加出口，我认为，这作为短期政策，用来应急，可以，毕竟眼看很多人面临着失业，等着我们国家慢慢转型，也不太现实，但必须有长远打算。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商务部官员的谈话，我认为还算明白人，他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出口退税政策力度也不应太大，因为最不应该存在的企业就应该被淘汰掉，才能促使我们生产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短期之内被淘汰的企业和产业太多，这个社会也受不了。这就看政策力度如何掌握。
《中国经济评论》：在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内外交困之下，如何拯救我们的制造业？
王小东：我们的财富留着做什么？花掉它，当然是花在适当的地方。首先，花在全面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花在航空、航天、新材料、国防科技上。技术研发，可以自己干也可以从外面买。其次，花在储备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方面。我们首先应该逐渐减少或停止出口我们自己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多进口国外的，把它们储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个人和地方蒙受损失，对此进行补偿就是了。再次，花在扩大内需上面，花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把钱花到适当的地方并不容易，但总比挣钱容易。我们把钱都挣来了，花到上述三个地方，就算里面有些浪费，也远强似像现在这样被别人在金融市场上骗掉。
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靠的是我们踏实工作的普通百姓。我们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素质比美国人普遍要高，这个是很多中国人不相信的，但这是实情。美国有非常优秀的人，但整个劳动力素质并不高，工资却很高。这里说的劳动素质不仅是文化程度，而且指工作态度，对生活的态度。比如说，你拿汶川地震中的中国老百姓跟卡特利娜飓风后的美国老百姓比，一比，就可以比出来中国百姓的素质要高得多。美国科学史学者讲过，搞科学需要的是细心、耐心和分寸感，他说中国人在这方面很强，所以他对中国在科技方面完全没问题。我们的老百姓完全能跟得上制造业的发展、产业的提升。
《中国经济评论》：您对金融业十分不看好，是不是为了要说明制造业地位，特意贬低金融业？
王小东：对于炼钢，芙蓉姐姐的作用是虚的，但相比于金融这种东西，芙蓉姐姐都可以被称为实体经济，因为她给人带来的娱乐是实实在在的。英国有一份杂志，在它的每期封底都印着一句话：“如果你搞不清楚妓女挣的一百万美元和炼钢工人挣的一百万美元不是一回事的话，你的经济学就不及格。”现在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搞不清楚妓女挣的一百万美元比金融人才挣的一百万美元更有价值的话，你的经济学就不及格。”可以从道德上谴责妓女，但妓女毕竟给人提供了服务。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全部关门了也不妨碍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投机，本来就是投机冒险而已，本来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让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号关门倒闭来得更多更快。金融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剥削和欺骗。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盖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书，演电影，开餐馆……”话虽说得激烈了一点，但大方向是对的。
现在国际上金融业这么搞法的话，是劣在化资源配置，并没有真正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中国人很多企业家好的没有学会，坏的却学的很快，那么多人扎在金融的赌场上，影响了我们的现在的制造业。
我们现在最坏的打算是全关了金融市场，但这是极端的话，最起码，我们没必要将它做成一个赌场。虽然金融市场有配置资源的一面，现在却形成了90%成了赌场。我们把赌场部分关门，只剩下10%来配置资源，为什么不可以。
现在很多人叫嚷吸纳国际上正失意的金融人才到中国，但说实话，挖几个金融人才不如挖一个技术人才。现在难道我们有钱不会花吗？还是要到全世界买技术，买人才，要买技术人才，不要买那些所谓的金融人才。那些人才在美国现在都已经是人人喊打的一群骗子。雷曼兄弟的总裁富尔德不是在健身房被揍了一顿吗？这种货色我们引进来干什么？
《中国经济评论》：您对危机过后的经济形势怎么看？
王小东：现在美国对付金融危机的政策依旧是增加有效需求，依旧是凯恩斯那一套。但问题是，这种政策对于美国的三十年代有用，对现在有用吗？美国的三十年代正是美国的壮年，它的有效需求真的是不足，但现在本来就是花冒了钱还不起债，还在提增加有效需求，消费和生产的缺口不是更大了吗？这块儿由谁来补给？是由外国人来补给，包括中国。但缺口大到一定程度，世界就对美国丧失了信心。但美国即使认识到了现在的问题，它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它现在还只能扩张消费。
按特里芬悖论，一个区域实体经济的扩张背后要有货币的正常供应，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够，那样出现的通货紧缩会造成很大问题，当世界经济总量扩大的时候，货币总量也要扩大。由于美元在世界的特殊地位，在美国人眼里，美国人多印美元是双赢的事儿，对于世界，美元大量提供为世界经济总量扩张提供了基础，我们美国还不用多干活儿。
但因为美国毕竟不是世界政府，当美元发行量越来越大，最终造成美元地位的崩盘，全世界陷入危机，美国也不能幸免。对于解决方案，特里芬提出的是建立另一种世界货币。但到现在大家没有达成共识。
现在有很多提出欧元、美元、日元、人民币一起承担类似世界货币的角色，这是有好处的。但我认为欧洲比美国更老朽，欧元也不行。中国人为什么就不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不是世界上对人民币排斥，而是中国政府自己不敢干。是自己自卑。
说实话，现在发达国家都已经老朽。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已经老朽，而是我们认识不到我们自己的实力。比如说，人民币本来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出钱要替别人扛损失，而是说，我们本来让人民币在结算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可以承担世界货币储值保值功能，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恐慌中，都不知道钱往哪里放，买美元，美元的信誉度已经大大降低，买欧元，欧洲经济现在也是一塌糊涂，只有日本还像回事。这里的原因就是日本的经济像中国，即，花得少，干得多。除了日本，人民币是被全世界都看好的货币，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这个自信。在世界货币市场上，几种货币同时支撑世界经济，显然要比现在这样美元独大要好得多。
在战略上不能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不能说服敌人。
《中国经济评论》：您在《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一文发表后，很多人认为，您说重视实体经济这很对，但要说什么美国已经老朽了之类的话，就实在有点过，比如说到IT业，发展最好的还是美国。美国的传统制造业有可能没有那么风光，但新兴产业代替了一部分传统制造业并释放了巨大的经济能量，说它老朽是否为时太早？
王小东：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出在太神话美国，太崇拜美国。不管是信奉美国教条的还是反对美国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太厉害。其实我们从很多事实都可以看出来，美国在很多事情上是力不从心的。最明显的是，你美国有那么大的贸易逆差，欠了外国那么多的债，也就是说你付不起你消费的钱，那么大的缺口只能靠外债来支撑，怎么也都不能说你的经济没有问题，不能说你依旧强盛，不能说你没有老朽。证据就明摆在这里，但中国人就是不认这个，非说这个不算！
以上是经济方面。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他美国到底还能不能拿出钱来。阿富汗一直在出问题。奥巴马的战略是要放弃伊拉克，但要保住阿富汗。但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或者就是中国人自己干，我们以某种借口把阿富汗拿下，你看美国会怎样？我告诉你，美国没办法！就跟俄罗斯拿下格鲁吉亚一样。美国不是给格鲁吉亚训练了武装部队了吗？现在南奥赛梯没事了吧，他再抗议能拿俄罗斯奈何？他有那么牛吗？！有中国人想象得那么牛吗？！
过分神话美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认识，现在的中国都不愿接受这样很明显的事实，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自卑了。
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是在美国手里，我们也都看到了，但，老朽了，总是会有些东西的，它也是打年轻时过来的，总会积累了一些东西在手里。就像一个正步入老年的人，无论他积累的财富和知识，都要比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强，但你能说这个老人他更年轻气盛吗？
现在很多人看见美国就害怕，这个迷信必须破解。
《中国经济评论》：那么您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国的这种误解和崇拜是起始于什么事实？
王小东：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自从1840年以后，我们在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养成了一种自卑心理。在对美国战争中，我们也还没有将美国结结实实打趴下。战争是一个民族的信心源泉。其次，我们中国人在文革期间自己把自己搞得体无完肤，到了20世纪年代，反思太过，那时“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差的”这种思想遍地都是，直到现在，我们还到处比，比来比去，我们还是不行。比如，很多人说，看看我们连印度都不如。真是这么回事吗？我告诉你，印度比我们差多了！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逆向反思的余毒一直没有完，一直影响到现在。很多人的意识中，如果你不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要么你就是政府的帮凶，要么你就是脑残。对这些人，这根本没有道理可讲了。
中国的确还有很多问题，但坦率地说，中国的活力非常强。这种活力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老百姓身上，恰恰不体现在精英身上，但是精英却掌握着话语权。这些精英自己没有自信，他们就判定中国人不行。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刚好相反，美国的问题出在老百姓身上，美国的精英还是很优秀的，美国的老朽是指的是美国老百姓所组成的肌体已经老朽，但它的头脑，它的精英还保持着敏锐的思维。美国的问题就是，头脑想到了，但肌体无力改变现状。中国正好相反，肌体活力十足，但头脑不行。
美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早在200多年以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
但现在中国能做得到，而美国做不到，这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老朽干不动了。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跟日本人比，就很着急，他们说日本的经济实，美国的经济虚。美国精英一直为这个着急，那种“玩金融是经济的最高阶段”那是中国精英在自说自话。美国一直说自己“产业空洞化”不行，后来轮到日本人也这么担忧，但美国老百姓就是不愿意多干活儿。
《中国经济评论》：有人评价说，这次危机除了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政策外，并不能给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抹多少黑。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王小东：我基本同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你不能说它国内的政治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美国民众要求把华尔街“肥猫”绳之以法，但没有办法。这就是政治上的问题。这些人侵夺了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么大笔的财富，不仅是财产，害命的都有，虽然不是直接害命，但造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困难，甚至死亡，以及自杀。美国拿出纳税人的钱来救市，美国国际集团的高管居然拿着钱去度假，连美国政府发言人都谴责他们，对这样的人不能绳之以法，是不是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有问题？是。但你不能说“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就比中国的差”。
《中国经济评论》：您在文中说美国人懒惰又想住大房子造成了次贷危机，这一说法遭到很多反对声。
王小东：这不过是打个比方，我当然不是说美国人一点活儿都没有干，而是说，干的活儿不够。严格地说就是美国人干的活儿不足以应付他的消费，其中有些人干得也非常累，但总体上还是不够。在社会科学上对人的话必须作善意的理解。如果不善意理解，无论谁的，无论什么话都可以挑出刺儿来。
当然我文中也说到，次贷危机的爆发并不单单是美国普通百姓的责任，实际上，美国社会的这个问题是从上到下的，从华尔街的“肥猫”到一般百姓，谁都有责任。而这一现象，生动说明了美国社会内在的问题：它的消费欲望远远超过了它所实际具有的能量。
《中国经济评论》：在您看来，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重商主义”是很不对头，一个国家辛苦挣来的外汇无异于挣一些白纸条，但是早期，贸易却是以真金白银结算的。您对此做何解释？
王小东：是贵金属让很多人认识不清楚重商主义的本质。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真金白银是值钱的，挣过来总比没挣过来好。我的回答是，在使用价值上，真金白银的确比白纸条强，但作为货币来说，它跟白纸条也没有多大的本质性区别。真金白银背后所代表的劳务和价值事实上人们也是拿不准的，那么，为什么说挣那么多的真金白银国家就算强盛了呢？
比如西班牙当年抢了那么多真金白银来补自己消费上的亏欠，但也不能证明国家实力就真的强了。所以西班牙很快被制造业高速发展起来的英国打败。真金白银也没有起到其所谓的作用。所以说即使我们挣取的不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外汇，而是真金白银，也没有多大用途，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国内制造业技术，提升国内群众的购买力，实现自己的强盛。
《中国经济评论》：很多人也都已经认识到提升实体经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但这也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王小东：当然，我们目前的产业结构的确存在问题，比如说大量类似于生产打火机之类低附加值制造业存在，但现在欧美人开始节约开支，对于打火机这样的小事儿也可能就开始注意起来，以前可能用一次扔一个，现在可能用完才扔。这样打火机的出口减少，但该生产能量并不能一下子就转移为供应内需的产业。由于打火机的生产能量没有可替代性，短期来看，可能说转型，是不容易，但长期来看，也是可以完成的，比如说倒了企业之后，设备拍卖、人员流散，这些资金和人员又可以从事于其他工作。
至于转型的产业，我们国家到处有的待开发的产业和项目。我们现在连航空母舰都还没有。在现在的金融危机中我们所受的损失，多少艘航空母舰都可以造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还死要做打火机这样的低附加值产品，然后销售给全世界？然后挣取的外汇又在金融市场上输掉？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转化为航空母舰这种提升我们国力的产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长久打算？
现在的出口退税政策，仍旧是把眼光放在增加出口，我认为，这作为短期政策，用来应急，可以，毕竟眼看很多人面临着失业，等着我们国家慢慢转型，也不太现实，但必须有长远打算。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商务部官员的谈话，我认为还算明白人，他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出口退税政策力度也不应太大，因为最不应该存在的企业就应该被淘汰掉，才能促使我们生产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短期之内被淘汰的企业和产业太多，这个社会也受不了。这就看政策力度如何掌握。
《中国经济评论》：在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内外交困之下，如何拯救我们的制造业？
王小东：我们的财富留着做什么？花掉它，当然是花在适当的地方。首先，花在全面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花在航空、航天、新材料、国防科技上。技术研发，可以自己干也可以从外面买。其次，花在储备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方面。我们首先应该逐渐减少或停止出口我们自己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多进口国外的，把它们储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个人和地方蒙受损失，对此进行补偿就是了。再次，花在扩大内需上面，花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把钱花到适当的地方并不容易，但总比挣钱容易。我们把钱都挣来了，花到上述三个地方，就算里面有些浪费，也远强似像现在这样被别人在金融市场上骗掉。
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靠的是我们踏实工作的普通百姓。我们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素质比美国人普遍要高，这个是很多中国人不相信的，但这是实情。美国有非常优秀的人，但整个劳动力素质并不高，工资却很高。这里说的劳动素质不仅是文化程度，而且指工作态度，对生活的态度。比如说，你拿汶川地震中的中国老百姓跟卡特利娜飓风后的美国老百姓比，一比，就可以比出来中国百姓的素质要高得多。美国科学史学者讲过，搞科学需要的是细心、耐心和分寸感，他说中国人在这方面很强，所以他对中国在科技方面完全没问题。我们的老百姓完全能跟得上制造业的发展、产业的提升。
《中国经济评论》：您对金融业十分不看好，是不是为了要说明制造业地位，特意贬低金融业？
王小东：对于炼钢，芙蓉姐姐的作用是虚的，但相比于金融这种东西，芙蓉姐姐都可以被称为实体经济，因为她给人带来的娱乐是实实在在的。英国有一份杂志，在它的每期封底都印着一句话：“如果你搞不清楚妓女挣的一百万美元和炼钢工人挣的一百万美元不是一回事的话，你的经济学就不及格。”现在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搞不清楚妓女挣的一百万美元比金融人才挣的一百万美元更有价值的话，你的经济学就不及格。”可以从道德上谴责妓女，但妓女毕竟给人提供了服务。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全部关门了也不妨碍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投机，本来就是投机冒险而已，本来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让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号关门倒闭来得更多更快。金融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剥削和欺骗。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盖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书，演电影，开餐馆……”话虽说得激烈了一点，但大方向是对的。
现在国际上金融业这么搞法的话，是劣在化资源配置，并没有真正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中国人很多企业家好的没有学会，坏的却学的很快，那么多人扎在金融的赌场上，影响了我们的现在的制造业。
我们现在最坏的打算是全关了金融市场，但这是极端的话，最起码，我们没必要将它做成一个赌场。虽然金融市场有配置资源的一面，现在却形成了90%成了赌场。我们把赌场部分关门，只剩下10%来配置资源，为什么不可以。
现在很多人叫嚷吸纳国际上正失意的金融人才到中国，但说实话，挖几个金融人才不如挖一个技术人才。现在难道我们有钱不会花吗？还是要到全世界买技术，买人才，要买技术人才，不要买那些所谓的金融人才。那些人才在美国现在都已经是人人喊打的一群骗子。雷曼兄弟的总裁富尔德不是在健身房被揍了一顿吗？这种货色我们引进来干什么？
《中国经济评论》：您对危机过后的经济形势怎么看？
王小东：现在美国对付金融危机的政策依旧是增加有效需求，依旧是凯恩斯那一套。但问题是，这种政策对于美国的三十年代有用，对现在有用吗？美国的三十年代正是美国的壮年，它的有效需求真的是不足，但现在本来就是花冒了钱还不起债，还在提增加有效需求，消费和生产的缺口不是更大了吗？这块儿由谁来补给？是由外国人来补给，包括中国。但缺口大到一定程度，世界就对美国丧失了信心。但美国即使认识到了现在的问题，它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它现在还只能扩张消费。
按特里芬悖论，一个区域实体经济的扩张背后要有货币的正常供应，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够，那样出现的通货紧缩会造成很大问题，当世界经济总量扩大的时候，货币总量也要扩大。由于美元在世界的特殊地位，在美国人眼里，美国人多印美元是双赢的事儿，对于世界，美元大量提供为世界经济总量扩张提供了基础，我们美国还不用多干活儿。
但因为美国毕竟不是世界政府，当美元发行量越来越大，最终造成美元地位的崩盘，全世界陷入危机，美国也不能幸免。对于解决方案，特里芬提出的是建立另一种世界货币。但到现在大家没有达成共识。
现在有很多提出欧元、美元、日元、人民币一起承担类似世界货币的角色，这是有好处的。但我认为欧洲比美国更老朽，欧元也不行。中国人为什么就不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不是世界上对人民币排斥，而是中国政府自己不敢干。是自己自卑。
说实话，现在发达国家都已经老朽。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已经老朽，而是我们认识不到我们自己的实力。比如说，人民币本来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出钱要替别人扛损失，而是说，我们本来让人民币在结算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可以承担世界货币储值保值功能，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恐慌中，都不知道钱往哪里放，买美元，美元的信誉度已经大大降低，买欧元，欧洲经济现在也是一塌糊涂，只有日本还像回事。这里的原因就是日本的经济像中国，即，花得少，干得多。除了日本，人民币是被全世界都看好的货币，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这个自信。在世界货币市场上，几种货币同时支撑世界经济，显然要比现在这样美元独大要好得多。
在战略上不能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不能说服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