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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一则文化新闻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元月11日。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上，竖立起了一座巍峨的孔子雕像。
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政治地标周围竖立孔子雕像。其用意自然非同一般。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自信心亟需树立。另外，文化更能拉近全球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此举可谓一次严肃的“拨乱反正”。100多年来，天安门广场对于孔子而言，可谓是一个充斥悲情的地方。这个地方总会让他老人家有难以启齿的酸楚和无奈。
近现代以来，欧风美雨的进入令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对“德赛”二先生的推崇，使得人们越来越疏离孔子，越来越反感儒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提出，就在国人的头脑中勾画出一副魔鬼模样的孔子面容。毫无疑问，这注定是一场文化悲剧，尽管学者们也承认“打倒孔家店”在当时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实际上，在“五四”时代，要打倒的并不是“孔家店”，而是腐朽的封建残余、异化的正统思想，“孔家店”不过是那些先行者为批判而找的靶子，着实让孔子背了“黑锅”!“五四”时代的那批急先锋，骨子里还是对孔子抱有善意的。李大钊在其《宪法与思想自由》一文中就曾说过：“孔子之说。今日有其价值，吾人亦绝不敢蔑视。”
令人更痛心的，则是“十年动乱”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如果说“打倒孔家店”还有益于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推陈出新的话，那么“文革”批孔简直就是一出荒唐的闹剧，一出完全服务于权力争斗的政治悲剧、文化悲剧。包括当时的参与者在内，好些人都很纳闷，为何“批林”与“批孔”扯上了联系?其实，大力推动这项政治运动的“四人帮”，其用意并不在“批林”，而在“批孔”，矛头直指当下的“宰相”——人民总理!政权争夺中，孔子及儒学跟着遭了大殃。
与以往不同，这次孔子“进京”。是被“请”来的，并且还被奉为“座上宾”，受到全国人民和国际朋友的共同敬瞻。或许会有人说，这尊孔子像，不是孔子个人的代表，也不是儒家学说的代表，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所以如此，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顺势所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也迎来了自己在新时代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20世纪90年代后，杜维明先生等海外新儒家大力宣扬牟宗三先生于50年代所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的步伐也变得更为迅速。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儒学热”局面。
按照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其对社会的影响当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现实情形却是在经历几十年的压抑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以极高的姿态华丽复出，形成了有目共睹的文化大升温局面。那些仅仅限于学术争鸣与学术创新的文史哲研究者，终于拥有了在现代媒体之下发表真知灼见的机会。一位又一位学术明星的出现，也一点一点地拉近了百姓与文史哲学术那原本远不可及的距离。文化复兴浪潮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通常用以代言整个中华文化的孔子及其所属的儒学文化。
当央视“百家讲坛”热播之时，有人便撰文指出此乃“国学热”，认为国学的春天来临了。事实上，其带动的乃是“儒学热”，儒学普及与研究在新的时代获得了难能可贵的机遇。国际儒学大会的召开、尼山论坛的举办以及历年祭孔大典的高规格举行，让世人看到了儒学的春天，是那么温暖和煦，那么令人迷醉。而这次天安门广场东侧竖立孔子像，从当代儒学的发展角度看，可以说标志着儒学的夏天在共和国时代的正式到来!
在去君主化与去专制化的今天，弘扬儒学的行程，已经由羊肠小道转向了康庄大道。虽然儒学已不再是那些专制君主手中的御民“利器”，但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依然有可被时人所接受与认可的宝贵之处。可以预料，儒学的价值将在21世纪这个追慕自由、民主、富强、和谐的时代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一种学说，其影响力的大小，由其与时代要务的吻合度来决定。
儒学在民主时代的最大价值，就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家庭和睦。后孔子时代的头号大儒孟子曾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就是说孔子的时代感是最强的，其思想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每一种社会思潮，只有与时代主题、时代要务发生关联，方可展现其生命力与活性，体现其价值与意义。当今世界，以“和谐”为共同追求，天人需要和谐，人际需要和谐，身心需要和谐，国与国之间亦需要和谐。而儒家学说，正可为这个时代提供最为需要的精神资源，其在和谐构建中所提供的创建性意见，难能而珍贵。在今天，儒学正“透过千年尘埃在微笑”(于丹语)，吾辈岂可不张开怀抱而迎之!
正如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所言：“今后发展，应当发挥‘孔子圣之时者也’的精神，使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古代儒学变成为‘后封建’(民主)服务的现代儒学。”很显然，儒学精髓不变，但时代变了，其任务亦需发生转变。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白，儒学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归根结底是要进入人心。我们更需要明白，儒学复兴是拒绝盲目冒进的。只有注重方法与技巧，儒学在构建和谐的征程中，方可开出鲜花，结出硕果……
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政治地标周围竖立孔子雕像。其用意自然非同一般。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自信心亟需树立。另外，文化更能拉近全球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此举可谓一次严肃的“拨乱反正”。100多年来，天安门广场对于孔子而言，可谓是一个充斥悲情的地方。这个地方总会让他老人家有难以启齿的酸楚和无奈。
近现代以来，欧风美雨的进入令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对“德赛”二先生的推崇，使得人们越来越疏离孔子，越来越反感儒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提出，就在国人的头脑中勾画出一副魔鬼模样的孔子面容。毫无疑问，这注定是一场文化悲剧，尽管学者们也承认“打倒孔家店”在当时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实际上，在“五四”时代，要打倒的并不是“孔家店”，而是腐朽的封建残余、异化的正统思想，“孔家店”不过是那些先行者为批判而找的靶子，着实让孔子背了“黑锅”!“五四”时代的那批急先锋，骨子里还是对孔子抱有善意的。李大钊在其《宪法与思想自由》一文中就曾说过：“孔子之说。今日有其价值，吾人亦绝不敢蔑视。”
令人更痛心的，则是“十年动乱”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如果说“打倒孔家店”还有益于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推陈出新的话，那么“文革”批孔简直就是一出荒唐的闹剧，一出完全服务于权力争斗的政治悲剧、文化悲剧。包括当时的参与者在内，好些人都很纳闷，为何“批林”与“批孔”扯上了联系?其实，大力推动这项政治运动的“四人帮”，其用意并不在“批林”，而在“批孔”，矛头直指当下的“宰相”——人民总理!政权争夺中，孔子及儒学跟着遭了大殃。
与以往不同，这次孔子“进京”。是被“请”来的，并且还被奉为“座上宾”，受到全国人民和国际朋友的共同敬瞻。或许会有人说，这尊孔子像，不是孔子个人的代表，也不是儒家学说的代表，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所以如此，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顺势所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也迎来了自己在新时代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20世纪90年代后，杜维明先生等海外新儒家大力宣扬牟宗三先生于50年代所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的步伐也变得更为迅速。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儒学热”局面。
按照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其对社会的影响当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现实情形却是在经历几十年的压抑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以极高的姿态华丽复出，形成了有目共睹的文化大升温局面。那些仅仅限于学术争鸣与学术创新的文史哲研究者，终于拥有了在现代媒体之下发表真知灼见的机会。一位又一位学术明星的出现，也一点一点地拉近了百姓与文史哲学术那原本远不可及的距离。文化复兴浪潮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通常用以代言整个中华文化的孔子及其所属的儒学文化。
当央视“百家讲坛”热播之时，有人便撰文指出此乃“国学热”，认为国学的春天来临了。事实上，其带动的乃是“儒学热”，儒学普及与研究在新的时代获得了难能可贵的机遇。国际儒学大会的召开、尼山论坛的举办以及历年祭孔大典的高规格举行，让世人看到了儒学的春天，是那么温暖和煦，那么令人迷醉。而这次天安门广场东侧竖立孔子像，从当代儒学的发展角度看，可以说标志着儒学的夏天在共和国时代的正式到来!
在去君主化与去专制化的今天，弘扬儒学的行程，已经由羊肠小道转向了康庄大道。虽然儒学已不再是那些专制君主手中的御民“利器”，但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依然有可被时人所接受与认可的宝贵之处。可以预料，儒学的价值将在21世纪这个追慕自由、民主、富强、和谐的时代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一种学说，其影响力的大小，由其与时代要务的吻合度来决定。
儒学在民主时代的最大价值，就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家庭和睦。后孔子时代的头号大儒孟子曾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就是说孔子的时代感是最强的，其思想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每一种社会思潮，只有与时代主题、时代要务发生关联，方可展现其生命力与活性，体现其价值与意义。当今世界，以“和谐”为共同追求，天人需要和谐，人际需要和谐，身心需要和谐，国与国之间亦需要和谐。而儒家学说，正可为这个时代提供最为需要的精神资源，其在和谐构建中所提供的创建性意见，难能而珍贵。在今天，儒学正“透过千年尘埃在微笑”(于丹语)，吾辈岂可不张开怀抱而迎之!
正如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所言：“今后发展，应当发挥‘孔子圣之时者也’的精神，使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古代儒学变成为‘后封建’(民主)服务的现代儒学。”很显然，儒学精髓不变，但时代变了，其任务亦需发生转变。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白，儒学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归根结底是要进入人心。我们更需要明白，儒学复兴是拒绝盲目冒进的。只有注重方法与技巧，儒学在构建和谐的征程中，方可开出鲜花，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