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10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1972年八九月间，中央决定派遣代表团首次出席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7届大会。我有幸成为代表团的一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之间合作。会员国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17届大会是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后举办的第一次大会，我国政府理所当然要派遣高级代表团与会。那时，我还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工作，9月，一纸调令让我到国务院科教组工作，协助起草中国代表团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的主旨发言，原因是我既懂法语，笔杆子也可以。起草小组由北大历史系的王通讯、外交部国际司的李道豫（后来曾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和我三人组成。上级领导是科教组办公室的胡沙主任，王通讯当时二十五六岁，我刚过而立之年，李道豫年届不惑，叫做“2、3、4”组合。
　　我和王负责文字稿，李道豫负责把关，我在基层工作多年一下子调到国务院的部门，感觉很不适应，好在李道豫已经有了20多年外交工作经验，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每到关键文字，他就说“能不能写得再外交一些”，其实就是把话说得圆润、中性一些，而不是直来直去给人留下可以攻击的把柄。三人合作进度很快，不久就拿出初稿，送给领导审阅。就在这个时候我挨了一次严肃的批评。这在我先前的文字工作中委实鲜见。
　　当年把文字写在稿纸上，然后送到印刷厂排出铅字版样，印出所需份数，呈送有关领导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执笔人再根据领导们的意见继续提出修改。记得当时科教组组长在审阅稿上用铅笔批了两行字，提出了原则意见，我看他没有在内容部分有什么改动，清样页面非常干净，就想用这份清样做底样，把其他领导的意见吸收进来改成一份定稿，于是随手将他的批语擦掉，送给胡沙，胡沙一脸严肃地说：“你是糊涂还是怎么了？领导的批语你也擦掉？这都是要入档案的。”这次批评令我终生难忘，此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1972年10月中旬，代表团到达巴黎，住在大使官邸一边准备一边等待开会。到17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当我们随着黄镇大使鱼贯步入会场，已经就座的各国代表纷纷站起来，以欣喜和惊愕的神色伴着掌声，欢迎身着一色中山装的中国同行。黄镇大使频频向他们点头致谢。面对这样的场景，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大会之后，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官员利用各种场合，与各国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谈。经过4天的会议，大会通过了《人与生物圈公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等重要决议。人们现在普遍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那次会议之后形成的。
　　开会之外，除了参观巴黎的名胜古迹，还有两件小事难以忘怀：一是巴黎市民的热情。鉴于当时国内局势，在巴黎还看不到更多从国内去的中国人。因此，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引来人们的关注，而且会表现出一种真诚的热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从住处出来，想找个文具店买点礼物。不料走不远就遇到几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看见我一起跟上来，比划着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用法语告诉他们是的。他们见我会说法语，一下子来了兴趣，似乎非要跟我交流交流才肯罢休。我趁机问他们哪里有卖写字板的？他们七嘴八舌一边说，一边把我领进一个小商店。我挑了几块掏出钱来要买，一个小家伙竟然把钱夺过来替我办理，然后又把找回的钱如数交给我。出了商店，他们一直尾随着我到大使馆外，才齐声跟我道别。
　　二是在巴黎我们巧遇绕道巴黎回国的乔冠华，乔冠华风度翩翩、风趣幽默、潇洒自如、不拘小节，说到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说：对中国来说，这是“前度刘郎今又来”，对联合国则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对以美国为首的某些国家那就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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