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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余光中精神与躯体的双重流放入手,阐述其诗歌中“死亡”与“重生”意象的象征模式,认为他在超越地理的心境下,以中国文化之子的身份构筑了强大的文化心理场,诉说文化孝子的忠诚与亲近的强烈意愿。
关键词:双重流放;死亡;重生;象征模式
著名的西方美学家博克曾说“诗是行动”,而这种解释“只有一个合法的意义——诗是象征的行动”[1]。诗歌是作家在创作时,根据个人体验赋予文本丰富隐性内涵的心理过程。由于文本结构的有限性与作家艺术情感的无限性不能完全统一,从而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张力,故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除了部分爱情诗以外,余光中的诗歌作品大多隐含着这种种象征的韵味。他诗歌意义的凸现,是与两岸分离所形成的地理与人文障碍联系在一起的,又同他自身的中西文化和学养紧密相关。其诗歌情感之浓烈实在是新诗中独有的景观。特定时代产生的复杂情感使其诗具有了一种往返象征模式——那就是“死亡与重生”模式。
一、双重流放与“死亡”归依
不管余光中是远居海外还是愁留于港台,始终眷念着深厚的后土文化。西方文化虽然加速了其思想的完善,但他不认可港台的殖民文化、后殖民文化和欧美文化,这是和他生命原初文化相冲突的文化形态。由于政治的原因,多年无法走进大陆。在长时间的心理压抑下,产生了精神与躯体双重流放的绝望之感,试图以“死亡”来告白他的真诚归依,归依“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2]的生命之根。
1949年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两岸三地的情形,对大陆的想念和关注转化成的诗篇达十五部之多。其中有《莲的联想》、《白玉苦瓜》等精美的作品呈现出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与意境的韵味。尤其《白玉苦瓜》中以“白玉苦瓜”象征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也蕴示着祖国大陆深初灾难中的现实。“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交织着深沉的历史感情和民族感情,她“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她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而成,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美。虽然我们的民族“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但我们的民族仍有着顽强不衰的生存意气。
台湾本身也成为美国特种殖民的对象,从文化上使他经历了后殖民的“死亡”。往返与美国和台湾之间,这种没有母亲没有定所的日子,使他的心在文化上遭受了严重的不适应,在写于美国的诗《我之固体化》中,站在反后殖民的立场上,坚守了一份自我。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此时的诗人,已经把怀乡与中国联结在一起,这种情感远非初去台湾的诗作可以相比。诗人拒绝西方,不认同西方。
余光中从大陆到台湾,又求学或旅居海外,离开故土越走越远。余光中远赴美国,不但远离了故国,也离开了台湾,尽管身置物质发达的西方社会,但在精神上却更痛苦。他的放逐并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完全是精神上的切割。“如非被逼无奈,诗人不能离开自己生根的地方。即便非离开不可,他的根也要通过海底,他的种子也要随风飘扬。诗人应具有自觉自愿的民族性,深思熟虑的民族性和乡土性。”[3]他的诗歌《当我死时》这样写道: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丽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
他以一种几乎是遗嘱似的语气向世人表明,即便是“文化充军”[4],远适异国,但是基本的情操上,却完全和中国认同。这象征味十足地显示了自己在精神上“死亡”与“重生”的心路历程,它所展示的象征模式很具有文化与人生的双重意义。
作家以“死”的考验来证明自己对新生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永远无所畏惧的写照。“我”是诗人,同时也是在“文化中国”照耀下的乡土中国、最母亲的中国。在情感积压过多的情况下,对“死亡”的恐惧往往凭一种迷狂般的诗句外化出来,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情感经验;对“死亡”的恐惧与超越,正是人类全部生命冲动与内心痛苦的最后之源,负载着生命之舟驶向未来,诗歌也正是从这里获得了无垠的审美空间。诗人们淋漓尽致地传递了在“死亡”面前复杂的情绪旋律,主体本身也在激情的宣泄、转移和升华中求得了一种心理解脱和功能性平衡。苏姗?朗格甚至断言:“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之间是一种同构。”[5]最深刻动人的文学在本原上都是以“死亡”为起点和终点并将其艺术化而获得审美价值的,美与死在诗歌中往往猝然相遇。
二、超越地理与文化重生
九十年代是突出强调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时期。余光中早已完成了他所必须的思想文化资源的积累与发挥,这和大陆的许多作家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最初接触余光中的作品时流露出惊羡的眼神,并随着“时间差”的缩小,而渐渐淡化这种眼神。两岸分离造成的错位与障碍给海峡两岸作家的文化心理与感情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像余光中这样的台湾作家更多的是倾诉刻骨铭心的漂泊与归依感。这种情感在余光中笔下被概括为“中国结”或“中国情结”,那是死生契阔、缠缠绵绵的约定。几乎可以说,“中国结”不仅是余光中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中的感情“内核”之一。
1990年,余光中在一本诗集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以致同题的《中国结》先后竟有两首。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解决得了的。心的结是可以超越地理的范围,却超不了文化在心理上的拉扯。”晚近的作品集《梦与地理》可以说是余光中探询超国界文化的尝试,无论本土的,还是异域的都为我所用,想望在自己的内心里构筑一个新的中国文化场。在心理上摆脱“白玉苦瓜”般的阴影之后,在内心的文化重生,是拯救一种幽忧的想念,也是展示包容的风姿。
二十世纪的动荡多变,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无法趋避的悲剧命运与痛苦思索。余光中作为诗人、作家和学者,他的不平常的深厚阅历及其杰出的艺术才华,决定了他必然要感应时代思潮,以深沉的历史感为有着切肤之痛的中国知识分子写影造形。在余的作品中,渗透着文化中国的苦恋者、对故国乡土与精神家园的双重追寻者、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最具有凝聚力的地方。
从地理的政治的历史的多重角度将自己的真实的情感描述了出来,向南是台湾,它依旧不是母亲的心脏,向北是铁丝网对心灵的分割,爱而痛,痛而爱的交织是生死不能的彻底冰凉。那是最赤诚的游子对与两岸三地隔离的控诉与哀呤。在创作中,诗人则不再拘泥于一种地理的想念,更多地是想代表“中国”这个摸不着的东西注入情感和文化的内蕴,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遗产发扬光大。
透过自我艰苦、痛楚的探索,映现着祖国现实与世界大势的风风雨雨,他所加强自己情感力度,凭借的是在死之痛心与生的珍贵为对照。诗人将个性意识与宇宙感同社会、民族、时代密切相关在一起,具有具体的历史时间观。自我在这种历史时代想象以自己的“死亡”去诏告伟大的文化中国,似乎向列祖列宗写一份后辈们胡作非为的状子。
余光中是文化中国的孝子,更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他穷其一生将美好的感情全赋予了多灾多难的后土,他诗歌中多次出现的“死亡”与“重生”模式,是情感和理智在爱与恨的往返中的外化。为超越地理的后土文化而死,为拯救后土的文化和精神而生,《火浴》无异于是诗人一次回归中华文化的庄正宣言。
余光中是当代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诗人,他拳拳之心、急切之愿、刻骨之痛以及歌之真诚,使我们在时间、地理、心灵三个空间深受震颤。为了守住文化之根,愿以死作陪;为触摸文化之根,在现实与想象中又苦苦地构筑一份超越地理的中国文化,那是经历了失去文化的“死亡”之痛开始回归、重生的心灵史。从总体上看,他的诗歌体现了“死亡”到“重生”的象征历程。
注释:
①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65页.
②笔者注:“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笔者将带地理性的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记忆命名为文化中国,而中国文化则是指带有开放的普泛的传统文化.
③陆耀东.余光中—将长存于新诗史上的诗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
④余光中.余光中诗歌选集第二辑白玉苦瓜[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⑤[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关键词:双重流放;死亡;重生;象征模式
著名的西方美学家博克曾说“诗是行动”,而这种解释“只有一个合法的意义——诗是象征的行动”[1]。诗歌是作家在创作时,根据个人体验赋予文本丰富隐性内涵的心理过程。由于文本结构的有限性与作家艺术情感的无限性不能完全统一,从而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张力,故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除了部分爱情诗以外,余光中的诗歌作品大多隐含着这种种象征的韵味。他诗歌意义的凸现,是与两岸分离所形成的地理与人文障碍联系在一起的,又同他自身的中西文化和学养紧密相关。其诗歌情感之浓烈实在是新诗中独有的景观。特定时代产生的复杂情感使其诗具有了一种往返象征模式——那就是“死亡与重生”模式。
一、双重流放与“死亡”归依
不管余光中是远居海外还是愁留于港台,始终眷念着深厚的后土文化。西方文化虽然加速了其思想的完善,但他不认可港台的殖民文化、后殖民文化和欧美文化,这是和他生命原初文化相冲突的文化形态。由于政治的原因,多年无法走进大陆。在长时间的心理压抑下,产生了精神与躯体双重流放的绝望之感,试图以“死亡”来告白他的真诚归依,归依“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2]的生命之根。
1949年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两岸三地的情形,对大陆的想念和关注转化成的诗篇达十五部之多。其中有《莲的联想》、《白玉苦瓜》等精美的作品呈现出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与意境的韵味。尤其《白玉苦瓜》中以“白玉苦瓜”象征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也蕴示着祖国大陆深初灾难中的现实。“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交织着深沉的历史感情和民族感情,她“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她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而成,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美。虽然我们的民族“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但我们的民族仍有着顽强不衰的生存意气。
台湾本身也成为美国特种殖民的对象,从文化上使他经历了后殖民的“死亡”。往返与美国和台湾之间,这种没有母亲没有定所的日子,使他的心在文化上遭受了严重的不适应,在写于美国的诗《我之固体化》中,站在反后殖民的立场上,坚守了一份自我。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此时的诗人,已经把怀乡与中国联结在一起,这种情感远非初去台湾的诗作可以相比。诗人拒绝西方,不认同西方。
余光中从大陆到台湾,又求学或旅居海外,离开故土越走越远。余光中远赴美国,不但远离了故国,也离开了台湾,尽管身置物质发达的西方社会,但在精神上却更痛苦。他的放逐并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完全是精神上的切割。“如非被逼无奈,诗人不能离开自己生根的地方。即便非离开不可,他的根也要通过海底,他的种子也要随风飘扬。诗人应具有自觉自愿的民族性,深思熟虑的民族性和乡土性。”[3]他的诗歌《当我死时》这样写道: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丽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
他以一种几乎是遗嘱似的语气向世人表明,即便是“文化充军”[4],远适异国,但是基本的情操上,却完全和中国认同。这象征味十足地显示了自己在精神上“死亡”与“重生”的心路历程,它所展示的象征模式很具有文化与人生的双重意义。
作家以“死”的考验来证明自己对新生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永远无所畏惧的写照。“我”是诗人,同时也是在“文化中国”照耀下的乡土中国、最母亲的中国。在情感积压过多的情况下,对“死亡”的恐惧往往凭一种迷狂般的诗句外化出来,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情感经验;对“死亡”的恐惧与超越,正是人类全部生命冲动与内心痛苦的最后之源,负载着生命之舟驶向未来,诗歌也正是从这里获得了无垠的审美空间。诗人们淋漓尽致地传递了在“死亡”面前复杂的情绪旋律,主体本身也在激情的宣泄、转移和升华中求得了一种心理解脱和功能性平衡。苏姗?朗格甚至断言:“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之间是一种同构。”[5]最深刻动人的文学在本原上都是以“死亡”为起点和终点并将其艺术化而获得审美价值的,美与死在诗歌中往往猝然相遇。
二、超越地理与文化重生
九十年代是突出强调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时期。余光中早已完成了他所必须的思想文化资源的积累与发挥,这和大陆的许多作家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最初接触余光中的作品时流露出惊羡的眼神,并随着“时间差”的缩小,而渐渐淡化这种眼神。两岸分离造成的错位与障碍给海峡两岸作家的文化心理与感情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像余光中这样的台湾作家更多的是倾诉刻骨铭心的漂泊与归依感。这种情感在余光中笔下被概括为“中国结”或“中国情结”,那是死生契阔、缠缠绵绵的约定。几乎可以说,“中国结”不仅是余光中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中的感情“内核”之一。
1990年,余光中在一本诗集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以致同题的《中国结》先后竟有两首。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解决得了的。心的结是可以超越地理的范围,却超不了文化在心理上的拉扯。”晚近的作品集《梦与地理》可以说是余光中探询超国界文化的尝试,无论本土的,还是异域的都为我所用,想望在自己的内心里构筑一个新的中国文化场。在心理上摆脱“白玉苦瓜”般的阴影之后,在内心的文化重生,是拯救一种幽忧的想念,也是展示包容的风姿。
二十世纪的动荡多变,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无法趋避的悲剧命运与痛苦思索。余光中作为诗人、作家和学者,他的不平常的深厚阅历及其杰出的艺术才华,决定了他必然要感应时代思潮,以深沉的历史感为有着切肤之痛的中国知识分子写影造形。在余的作品中,渗透着文化中国的苦恋者、对故国乡土与精神家园的双重追寻者、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最具有凝聚力的地方。
从地理的政治的历史的多重角度将自己的真实的情感描述了出来,向南是台湾,它依旧不是母亲的心脏,向北是铁丝网对心灵的分割,爱而痛,痛而爱的交织是生死不能的彻底冰凉。那是最赤诚的游子对与两岸三地隔离的控诉与哀呤。在创作中,诗人则不再拘泥于一种地理的想念,更多地是想代表“中国”这个摸不着的东西注入情感和文化的内蕴,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遗产发扬光大。
透过自我艰苦、痛楚的探索,映现着祖国现实与世界大势的风风雨雨,他所加强自己情感力度,凭借的是在死之痛心与生的珍贵为对照。诗人将个性意识与宇宙感同社会、民族、时代密切相关在一起,具有具体的历史时间观。自我在这种历史时代想象以自己的“死亡”去诏告伟大的文化中国,似乎向列祖列宗写一份后辈们胡作非为的状子。
余光中是文化中国的孝子,更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他穷其一生将美好的感情全赋予了多灾多难的后土,他诗歌中多次出现的“死亡”与“重生”模式,是情感和理智在爱与恨的往返中的外化。为超越地理的后土文化而死,为拯救后土的文化和精神而生,《火浴》无异于是诗人一次回归中华文化的庄正宣言。
余光中是当代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诗人,他拳拳之心、急切之愿、刻骨之痛以及歌之真诚,使我们在时间、地理、心灵三个空间深受震颤。为了守住文化之根,愿以死作陪;为触摸文化之根,在现实与想象中又苦苦地构筑一份超越地理的中国文化,那是经历了失去文化的“死亡”之痛开始回归、重生的心灵史。从总体上看,他的诗歌体现了“死亡”到“重生”的象征历程。
注释:
①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65页.
②笔者注:“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笔者将带地理性的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记忆命名为文化中国,而中国文化则是指带有开放的普泛的传统文化.
③陆耀东.余光中—将长存于新诗史上的诗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
④余光中.余光中诗歌选集第二辑白玉苦瓜[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⑤[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