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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与教育两者之间关系的一门科学，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步定型的一门边缘科学。自那时以来，教育经济学在北美、西欧和东欧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年来，这门科学也开始引起了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学术界和出版部门陆续提供了不少有关的译作和著作，这对指导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尽管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到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明确论述过教育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经济学还是在五十年代后期首先在美国问世的。早期的教育经济学主要探讨教育的经济功效，即教育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问题，并做了大量的计量研究。二十年来的发展使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宽，其定义也变得多种多样。笔者认为，如果综合地来看，教育经济学应该大抵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探讨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政府制订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和规划奠定理论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在教育经济学中算是比较成熟的。第二是探讨如何运用经济规律来发展教育的问题，即怎样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益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当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里不可能做出全面评述，只想结合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谈谈阅读有关著作后的感想。
一、教育投资问题
长期以来，教育是消费性事业的观念，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包括教育界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种陈腐的观念不仅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教育绝不是纯消费性事业，教育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教育投资是重要的生产性投资。在西方，“人力资本”的概念得到普遍的承认。美国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有些经济学家囿于资本的片面概念，而把资本局限于物资财富。……人所获得的能力足以增加经济生产力，但却未能把这种能力包括在资本之内……显然，教育经济学所需要的是全面的资本概念。”(《教育的经济价值》，第8页)马克思认为，教育所培养的劳动能力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他说：“充分发展的个人就是生产固定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95页)教育经济学启示我们，发展教育不仅要受教育规律的制约，同时也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
我国教育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罕见的现象，就是我国公民受初等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尚需要支付一定的学费(虽然数额不大，是象征性的)，受高等教育反而不用支付学费。这种现象当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内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这样作从根本上说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支出是由政府负担的。由于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总收入的增加，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社会来负担教育支出(以政府开支的形式)是有道理的。但是，社会支付的教育费用使受教育者个人得以提高劳动熟练程度，从而使受教育者个人增加了提高收入的能力。因此，个人应该对社会做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参见《教育经济学》，第128页)。我国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补偿方式呢？即降低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使复杂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简单劳动者工资收入之比，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比的办法。有这样一种说法，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技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知识分子应该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应该斤斤计较报酬。这种说法正是现行陈旧体制的产物，它在客观上使知识分子待遇低的状况合理化，既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更不利于在整个社会上使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蔚成风气。
事实上，上述补偿方式已经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厉以宁教授在《教育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补偿方式持肯定态度，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样做违背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原理，使复杂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同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有很大的偏离。其次，如果我们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另一个问题。“资源配置”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资源的价格没有反映其价值和稀缺性，再用这种扭曲的价格来计算投资成本和效益，那么必然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造成资源使用的不经济性。大学毕业生在我们国家可以看成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然而这种稀缺资源的“价格”是相当低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很低，其分配由国家统一负责，各用人单位几乎是无偿地使用着这种稀缺资源。这样人才没有保证分配到最急需的地方，人才浪费现象极为严重。所以说，政府支出高等教育费用，然后以降低受教育者参加工作后的收入来作为其本人对社会支出的经济补偿，这种方法弊大于利，远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改革现行教育体制，首先应该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使他们的工资收入真正能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相符合。价格体系的改革问题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存在，在教育领域内也同样存在着类似“价格体系”的改革问题。国家应该逐步取消对大学毕业生的“统购包销”的制度，让他们直接面对用人单位。这样用人单位录用或招聘人才时就不能向上伸手，而只能采取如下两个措施：(一)高薪聘用；(二)支付受教育者一定的教育费用。这样做可促使各用人单位珍惜人才，关心人才的培养，重视教育的发展，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可逐步得到解决。
最后落实到教育经费问题。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国家适当增加教育经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国力有限，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况且在教育领域中普遍存在着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教育经费浪费和挪用现象很严重。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教育经费的来源不能是单一的。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改变对高等教育包下来的方式，让用人单位和受教育者本人支付一定的教育费用，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而对教育发展是有益的。国家的教育支出当然还要用来发展教育，它主要用于国家高级行政干部、基础理论研究人才、文化学术研究人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的培养，还可用于扶持综合性大学、添置大型的仪器设备等。其他的应由社会和个人负担。当然，这一改革影响面较大，要采取稳妥的措施，一步一步地来。同时国家应建立奖学金制度、教育贷款制度等等，以资助低收入青年就学。
二、教育计划问题
教育计划怎样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宏观教育体制怎样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高等专门人才培养同社会需要相脱节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据《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刊载的杨瑞敏、罗晓路二同志《认真解决高等专门人才培养同需要脱节的问题》一文，一九八一年全国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数是五十二万人，但实际毕业生只有二十九万七千人，所以说大学毕业生是供不应求的。但是，这届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共有八百四十多种，其中供求基本平衡的仅有四百五十多种，约占百分之五十多一些，其余专业都供求失调。其中有一万名大学毕业生难于对口分配，同时还存在着一些缺门专业，如培养国家行政干部的政治学专业及科研管理、农业工程等专业。由此可见，我国的教育计划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最后造成了教育投资效益低的现象。
教育经济学中关于国民教育计划的研究，在苏联和东欧比较发达。苏联著名教育经济学家科斯塔年在他著的《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国民教育计划的制定问题。他认为国民教育经济学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制订教育计划的问题(第9页)。苏联在制订计划时十分注意教育的预测工作，认为“作出预测是制订社会计划和进行管理的科学基础。”(第57页)苏联广泛利用类推法、趋势外推法、模型试验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预测方法对未来教育的规模、教育形式、人才培养结构等进行预测，从而为编制国民教育计划奠定科学的基础。
苏联认为“制订国民教育的发展计划，是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第68页)苏联国民教育计划包括：1.普通教育的发展计划，内容有初等学校、八年制学校、中等寄宿学校等的数量以及学生的人数，确定普通学校的地理布局等；2.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计划，内容有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每一种专业的招生人数计划、教学计划、教育结构计划等等。苏联达依诺夫斯基著的《高等教育计划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教学计划的作用和教学计划的经济依据问题。
苏联和东欧在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中，不断强调计划编制的科学性问题，并组织了一批专家进行计划编制方法的研究。我国计划编制的情况怎样呢？以高等学校制订招生计划为例，我国高校的招生计划的编制并非首先着眼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只是在教育部门内自下而上地报数字，这些数字相当大程度是由师资和学生宿舍床位这两个因素决定的。尤其是在研究生招生计划中，“因庙设和尚”的现象尤为严重。上报的数字经调整后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下达各校。很显然，这种招生计划是相当不科学不全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才的培养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因此用这样的教育计划来指导我国的教育发展，必然造成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节的严重后果。在完善计划的科学性方面，苏联和东欧有某些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单一的计划教育体制能不能有效地保证教育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呢？很明显，单一的计划教育体制中信息传递时间很长，在传递过程中信息难免要失真，因此中央政府根据基层传递上来的各种信息来制订教育计划，难免同社会的实际需要有偏差。同时，单一的计划教育体制是一个刚性的体制，信息反馈速度太慢，适应性差。那么，教育系统内部是否还存在另一种调节机制呢？
笔者认为，同经济系统类似，教育也存在着一种“市场”。教育的市场就是整个社会，各个用人单位的总和。教育和社会正好构成一对供求关系。教育的发展也应该运用“市场机制”，这就要求打破教育系统现在的封闭性，使之同社会直接挂起钩来。国家应该赋予高等院校以自主权，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学校应该根据“市场”(即社会)的需要，确定自己的办学方向、招生计划、培养方法等等。上文已述，教育改革应该改变国家对高等教育“统购包销”的制度，应该逐步让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支付一定的教育费用。以上述的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具有自我调节的作用。例如，可以促使学校的招生计划同社会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否则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分配不出去，必然影响来年的招生工作，最后减少其教育经费的来源。再如，教育的“市场”可以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如果学校墨守成规，不积极地使自己的教学同社会要求相结合，那么该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不受欢迎，最后影响该校的声誉，影响其办学。
有的同志担心，一旦教育同社会需要直接挂起钩来，我国的教育界会不会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了呢？会不会降低教育的水平呢？这是不会的。因为政府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教育“市场”的一部分。政府从全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需要培养高级理论和学术研究人才，这样便对教育系统形成一定的需求，促使一部分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强调教育发展要运用“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不要教育计划。我们不要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建立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宏观教育体制，具体体现在如下三方面：1.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既有国立大学，也有省立大学和部门立大学，还有少量的民办大学，以及多种形式的联合办的大学；2.多层次的决策结构：宏观教育方面，其中包括教育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教育的增长速度，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教育结构的改变等等，由国家集中决策；地方和各部门按国家计划的指导，根据自身的局部利益，做出相应的中观决策；微观教育方面，包括各学校的招生计划、教学方法、行政管理等，均在国家政策法令的范围内由各学校分散决策；3.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结构，学校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节自己的办学活动，国家可运用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包括拨款、奖学金等经济杠杆)来达到控制教育发展的目的。
宏观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先导，应该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协调。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三、教育结构问题
合理的教育结构是取得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教育结构越合理，为社会经济部门培养和输送的人才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就越大。教育结构的合理化有两方面的要求：1.教育结构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即初等教育、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要适当；2.高等教育内部的结构要与经济的部门结构相适应。
我们国家的教育结构很不合理，同经济结构的变化严重地不相协调。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第一，教育的纵向结构，指各级教育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结构关系。我国至今尚未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制度，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虽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但在农村地区，小学的巩固率一般只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的文盲、半文盲仍在不断产生。根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在全国十亿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竟有两亿多人(婴幼儿除外)，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我国中学入学率目前已达百分之五十一，同发达国家的平均百分之六十八相比，还是落后的。高等教育更为薄弱，一九八一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点七，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本文第二节已述)。第二，教育的横向结构，主要指教育的体制结构。我国中等教育体制结构的单一化，主要是普通高中过多，中等专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的比重太小。这样一方面形成了我国中等专业人才奇缺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使许多大学毕业生充当中等专业人才的角色，造成教育投资和人才的浪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构也是单一化的，主要是四年或五年制的本科大学。近年来，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夜大学、短期大学等有所发展，这是个好的势头。第三，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一方面长期存在重理工、轻文农的现象，同产业、技术结构不协调；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专业过细，知识面过窄，学生适应性较差的问题。文科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所占比重一向很低，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在理工科大学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的问题。第四，教育的地区结构，高等教育机构大部分集中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省、区相当薄弱。
厉以宁教授在《教育经济学》一书中用专业改变率和专业人员缺员率这两个指标来反映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程度。专业改变率表现为改变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与专业毕业生人数之比，专业人员缺员率表现为国民经济中专业人员急需补充数同国民经济中现有专业人员总数与国民经济中专业人员急需补充数之和之比。厉以宁教授指出，国民经济中的专业人员的缺员情况，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得到缓和，而且很可能是，一种专业人员供求不适应的现象刚刚有所缓和，而另一种专业人员供求不适应的现象又加剧了。为了提高智力投资的宏观经济效果，力求尽可能地缩小专业改变率和专业人员缺员率，厉以宁教授认为，有必要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使人才的培养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增长过程中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参见《教育经济学》，第330—331页)。
问题的关键是，仅仅靠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能否促使教育结构的合理化？上文已述，单一的计划教育体制是一个僵硬的适应性差的体制，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计划体制很难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快节奏的需要，这是其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信息不灵通，必要的预测制度和手段均未建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加强计划的科学性是不现实的，这是其二。要解决教育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要依赖于宏观教育体制的改革。只有使教育系统向社会开放，变“爬坡式”信息传递方式为“直线式”信息传递方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调节作用，才能促使教育结构合理化，并且使之保持动态发展的趋势。
在宏观教育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加强教育计划的科学性就有了保证。在现行体制下，教育领导部门往往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大的方面没管好，小的方面管的死。如果我们把微观办学权下放给各学校，那么教育领导部门就有可能进行宏观战略的研究、教育发展的预测等等。
就教育结构而言，国家应该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三结合的方法予以调整。调整对策有三：1.增加初等教育的经费，并逐步实行义务教育，并且应该用教育立法的方法保证初等教育的普及；2.削减普通高中，发展职业高中，具体方法一靠政策，二靠投资重点不同；3.扶持短期大学、职业大学的发展。
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体制问题。宏观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协调。教育要搞活，要依靠竞争，要尊重经济规律。这些可以说是教育经济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本文的中心思想。
(《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苏〕c·π·科斯塔年著，丁酉成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版，0.88元；《教育的经济价值》，〔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曹延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0.32元《高等教育经济学》，〔苏〕A·Б·达依诺夫斯基著，徐长瑞译，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0.56元《教育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第一版，1.65元)
尽管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到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明确论述过教育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经济学还是在五十年代后期首先在美国问世的。早期的教育经济学主要探讨教育的经济功效，即教育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问题，并做了大量的计量研究。二十年来的发展使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宽，其定义也变得多种多样。笔者认为，如果综合地来看，教育经济学应该大抵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探讨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政府制订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和规划奠定理论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在教育经济学中算是比较成熟的。第二是探讨如何运用经济规律来发展教育的问题，即怎样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益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当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里不可能做出全面评述，只想结合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谈谈阅读有关著作后的感想。
一、教育投资问题
长期以来，教育是消费性事业的观念，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包括教育界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种陈腐的观念不仅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教育绝不是纯消费性事业，教育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教育投资是重要的生产性投资。在西方，“人力资本”的概念得到普遍的承认。美国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有些经济学家囿于资本的片面概念，而把资本局限于物资财富。……人所获得的能力足以增加经济生产力，但却未能把这种能力包括在资本之内……显然，教育经济学所需要的是全面的资本概念。”(《教育的经济价值》，第8页)马克思认为，教育所培养的劳动能力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他说：“充分发展的个人就是生产固定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95页)教育经济学启示我们，发展教育不仅要受教育规律的制约，同时也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
我国教育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罕见的现象，就是我国公民受初等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尚需要支付一定的学费(虽然数额不大，是象征性的)，受高等教育反而不用支付学费。这种现象当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内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这样作从根本上说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支出是由政府负担的。由于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总收入的增加，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社会来负担教育支出(以政府开支的形式)是有道理的。但是，社会支付的教育费用使受教育者个人得以提高劳动熟练程度，从而使受教育者个人增加了提高收入的能力。因此，个人应该对社会做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参见《教育经济学》，第128页)。我国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补偿方式呢？即降低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使复杂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简单劳动者工资收入之比，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比的办法。有这样一种说法，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技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知识分子应该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应该斤斤计较报酬。这种说法正是现行陈旧体制的产物，它在客观上使知识分子待遇低的状况合理化，既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更不利于在整个社会上使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蔚成风气。
事实上，上述补偿方式已经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厉以宁教授在《教育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补偿方式持肯定态度，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样做违背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原理，使复杂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同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有很大的偏离。其次，如果我们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另一个问题。“资源配置”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资源的价格没有反映其价值和稀缺性，再用这种扭曲的价格来计算投资成本和效益，那么必然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造成资源使用的不经济性。大学毕业生在我们国家可以看成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然而这种稀缺资源的“价格”是相当低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很低，其分配由国家统一负责，各用人单位几乎是无偿地使用着这种稀缺资源。这样人才没有保证分配到最急需的地方，人才浪费现象极为严重。所以说，政府支出高等教育费用，然后以降低受教育者参加工作后的收入来作为其本人对社会支出的经济补偿，这种方法弊大于利，远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改革现行教育体制，首先应该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使他们的工资收入真正能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相符合。价格体系的改革问题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存在，在教育领域内也同样存在着类似“价格体系”的改革问题。国家应该逐步取消对大学毕业生的“统购包销”的制度，让他们直接面对用人单位。这样用人单位录用或招聘人才时就不能向上伸手，而只能采取如下两个措施：(一)高薪聘用；(二)支付受教育者一定的教育费用。这样做可促使各用人单位珍惜人才，关心人才的培养，重视教育的发展，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可逐步得到解决。
最后落实到教育经费问题。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国家适当增加教育经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国力有限，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况且在教育领域中普遍存在着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教育经费浪费和挪用现象很严重。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教育经费的来源不能是单一的。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改变对高等教育包下来的方式，让用人单位和受教育者本人支付一定的教育费用，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而对教育发展是有益的。国家的教育支出当然还要用来发展教育，它主要用于国家高级行政干部、基础理论研究人才、文化学术研究人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的培养，还可用于扶持综合性大学、添置大型的仪器设备等。其他的应由社会和个人负担。当然，这一改革影响面较大，要采取稳妥的措施，一步一步地来。同时国家应建立奖学金制度、教育贷款制度等等，以资助低收入青年就学。
二、教育计划问题
教育计划怎样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宏观教育体制怎样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高等专门人才培养同社会需要相脱节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据《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刊载的杨瑞敏、罗晓路二同志《认真解决高等专门人才培养同需要脱节的问题》一文，一九八一年全国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数是五十二万人，但实际毕业生只有二十九万七千人，所以说大学毕业生是供不应求的。但是，这届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共有八百四十多种，其中供求基本平衡的仅有四百五十多种，约占百分之五十多一些，其余专业都供求失调。其中有一万名大学毕业生难于对口分配，同时还存在着一些缺门专业，如培养国家行政干部的政治学专业及科研管理、农业工程等专业。由此可见，我国的教育计划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最后造成了教育投资效益低的现象。
教育经济学中关于国民教育计划的研究，在苏联和东欧比较发达。苏联著名教育经济学家科斯塔年在他著的《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国民教育计划的制定问题。他认为国民教育经济学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制订教育计划的问题(第9页)。苏联在制订计划时十分注意教育的预测工作，认为“作出预测是制订社会计划和进行管理的科学基础。”(第57页)苏联广泛利用类推法、趋势外推法、模型试验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预测方法对未来教育的规模、教育形式、人才培养结构等进行预测，从而为编制国民教育计划奠定科学的基础。
苏联认为“制订国民教育的发展计划，是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第68页)苏联国民教育计划包括：1.普通教育的发展计划，内容有初等学校、八年制学校、中等寄宿学校等的数量以及学生的人数，确定普通学校的地理布局等；2.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计划，内容有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每一种专业的招生人数计划、教学计划、教育结构计划等等。苏联达依诺夫斯基著的《高等教育计划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教学计划的作用和教学计划的经济依据问题。
苏联和东欧在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中，不断强调计划编制的科学性问题，并组织了一批专家进行计划编制方法的研究。我国计划编制的情况怎样呢？以高等学校制订招生计划为例，我国高校的招生计划的编制并非首先着眼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只是在教育部门内自下而上地报数字，这些数字相当大程度是由师资和学生宿舍床位这两个因素决定的。尤其是在研究生招生计划中，“因庙设和尚”的现象尤为严重。上报的数字经调整后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下达各校。很显然，这种招生计划是相当不科学不全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才的培养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因此用这样的教育计划来指导我国的教育发展，必然造成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节的严重后果。在完善计划的科学性方面，苏联和东欧有某些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单一的计划教育体制能不能有效地保证教育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呢？很明显，单一的计划教育体制中信息传递时间很长，在传递过程中信息难免要失真，因此中央政府根据基层传递上来的各种信息来制订教育计划，难免同社会的实际需要有偏差。同时，单一的计划教育体制是一个刚性的体制，信息反馈速度太慢，适应性差。那么，教育系统内部是否还存在另一种调节机制呢？
笔者认为，同经济系统类似，教育也存在着一种“市场”。教育的市场就是整个社会，各个用人单位的总和。教育和社会正好构成一对供求关系。教育的发展也应该运用“市场机制”，这就要求打破教育系统现在的封闭性，使之同社会直接挂起钩来。国家应该赋予高等院校以自主权，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学校应该根据“市场”(即社会)的需要，确定自己的办学方向、招生计划、培养方法等等。上文已述，教育改革应该改变国家对高等教育“统购包销”的制度，应该逐步让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支付一定的教育费用。以上述的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具有自我调节的作用。例如，可以促使学校的招生计划同社会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否则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分配不出去，必然影响来年的招生工作，最后减少其教育经费的来源。再如，教育的“市场”可以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如果学校墨守成规，不积极地使自己的教学同社会要求相结合，那么该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不受欢迎，最后影响该校的声誉，影响其办学。
有的同志担心，一旦教育同社会需要直接挂起钩来，我国的教育界会不会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了呢？会不会降低教育的水平呢？这是不会的。因为政府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教育“市场”的一部分。政府从全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需要培养高级理论和学术研究人才，这样便对教育系统形成一定的需求，促使一部分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强调教育发展要运用“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不要教育计划。我们不要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建立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宏观教育体制，具体体现在如下三方面：1.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既有国立大学，也有省立大学和部门立大学，还有少量的民办大学，以及多种形式的联合办的大学；2.多层次的决策结构：宏观教育方面，其中包括教育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教育的增长速度，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教育结构的改变等等，由国家集中决策；地方和各部门按国家计划的指导，根据自身的局部利益，做出相应的中观决策；微观教育方面，包括各学校的招生计划、教学方法、行政管理等，均在国家政策法令的范围内由各学校分散决策；3.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结构，学校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节自己的办学活动，国家可运用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包括拨款、奖学金等经济杠杆)来达到控制教育发展的目的。
宏观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先导，应该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协调。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三、教育结构问题
合理的教育结构是取得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教育结构越合理，为社会经济部门培养和输送的人才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就越大。教育结构的合理化有两方面的要求：1.教育结构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即初等教育、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要适当；2.高等教育内部的结构要与经济的部门结构相适应。
我们国家的教育结构很不合理，同经济结构的变化严重地不相协调。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第一，教育的纵向结构，指各级教育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结构关系。我国至今尚未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制度，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虽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但在农村地区，小学的巩固率一般只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的文盲、半文盲仍在不断产生。根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在全国十亿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竟有两亿多人(婴幼儿除外)，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我国中学入学率目前已达百分之五十一，同发达国家的平均百分之六十八相比，还是落后的。高等教育更为薄弱，一九八一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点七，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本文第二节已述)。第二，教育的横向结构，主要指教育的体制结构。我国中等教育体制结构的单一化，主要是普通高中过多，中等专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的比重太小。这样一方面形成了我国中等专业人才奇缺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使许多大学毕业生充当中等专业人才的角色，造成教育投资和人才的浪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构也是单一化的，主要是四年或五年制的本科大学。近年来，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夜大学、短期大学等有所发展，这是个好的势头。第三，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一方面长期存在重理工、轻文农的现象，同产业、技术结构不协调；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专业过细，知识面过窄，学生适应性较差的问题。文科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所占比重一向很低，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在理工科大学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的问题。第四，教育的地区结构，高等教育机构大部分集中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省、区相当薄弱。
厉以宁教授在《教育经济学》一书中用专业改变率和专业人员缺员率这两个指标来反映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程度。专业改变率表现为改变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与专业毕业生人数之比，专业人员缺员率表现为国民经济中专业人员急需补充数同国民经济中现有专业人员总数与国民经济中专业人员急需补充数之和之比。厉以宁教授指出，国民经济中的专业人员的缺员情况，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得到缓和，而且很可能是，一种专业人员供求不适应的现象刚刚有所缓和，而另一种专业人员供求不适应的现象又加剧了。为了提高智力投资的宏观经济效果，力求尽可能地缩小专业改变率和专业人员缺员率，厉以宁教授认为，有必要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使人才的培养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增长过程中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参见《教育经济学》，第330—331页)。
问题的关键是，仅仅靠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能否促使教育结构的合理化？上文已述，单一的计划教育体制是一个僵硬的适应性差的体制，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计划体制很难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快节奏的需要，这是其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信息不灵通，必要的预测制度和手段均未建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加强计划的科学性是不现实的，这是其二。要解决教育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要依赖于宏观教育体制的改革。只有使教育系统向社会开放，变“爬坡式”信息传递方式为“直线式”信息传递方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调节作用，才能促使教育结构合理化，并且使之保持动态发展的趋势。
在宏观教育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加强教育计划的科学性就有了保证。在现行体制下，教育领导部门往往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大的方面没管好，小的方面管的死。如果我们把微观办学权下放给各学校，那么教育领导部门就有可能进行宏观战略的研究、教育发展的预测等等。
就教育结构而言，国家应该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三结合的方法予以调整。调整对策有三：1.增加初等教育的经费，并逐步实行义务教育，并且应该用教育立法的方法保证初等教育的普及；2.削减普通高中，发展职业高中，具体方法一靠政策，二靠投资重点不同；3.扶持短期大学、职业大学的发展。
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体制问题。宏观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协调。教育要搞活，要依靠竞争，要尊重经济规律。这些可以说是教育经济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本文的中心思想。
(《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苏〕c·π·科斯塔年著，丁酉成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版，0.88元；《教育的经济价值》，〔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曹延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0.32元《高等教育经济学》，〔苏〕A·Б·达依诺夫斯基著，徐长瑞译，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0.56元《教育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第一版，1.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