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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邓小平和陈云交往共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他们在许多方面特别是财经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八大后，邓小平和陈云同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和陈云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交往共事以及建立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为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深度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创造了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虽然他们条块分工不同，也不在一起共事，但邓小平在西南独当一面，领导西南全区各方面的工作；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中央对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和决策，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尤其是邓小平同时兼任西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他们在财经领域建立的工作关系更加直接和密切，交往共事也更多。
→ 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积极支持和配合陈云的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努力完成中财委分派给西南局的集粮济沪、种植橡胶树和对外矿产贸易等各项具体任务。为稳定上海物价，支援华东灾区，1949年底，中财委要求西南调4亿斤粮食去上海。陈云指出：“为了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棉花，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四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如果四川能下江三四亿斤，则明年克服粮荒的可能是存在的。”对于中财委的调粮计划和救灾安排，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顾全大局，积极响应。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呈交的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中财委要我们送4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时，西南调运粮食的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但西南局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任务。对此陈云予以表扬：“西南初解放干部少，现把一切可调的军政干部用于征粮，在此种困难情况下，勇敢担任集粮济沪是很好的。”
邓小平自1952年7月到中共中央工作后，即开始了与陈云在一起直接合作共事的历程。在政务院中，他们都任副总理。（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陈云、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副总理中位列第一，仍主管全国经济工作。邓小平从1954年4月27日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担任国务院具体工作。）陈云位列第二，分管财经工作；邓小平位列第五，分管监察、民族和人事工作。自1953年9月起，邓小平兼中财委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部长，与中财委主任陈云直接搭档。他们密切配合，通盘协调和指导全国各省区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对外贸易、农副产品经营等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并在粮食统购统销等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
→ 1952年，邓小平和陈云在颐和园。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陈云提出并被中央接受而实施的。邓小平对这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在1953年10月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邓小平和陈云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为这一政策的顺利出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政策开始实施后，邓小平和陈云在宣传教育、政治动员和部署落实等方面分别做了大量工作，共同推动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各地的顺利展开；面对粮食统购统销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积极应对，通过完善统购统销政策，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得到明显改善，达到了稳定粮食市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满足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需要的预期目的。
中共八大是邓小平和陈云革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会前的筹备工作中，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八大的整个组织工作，陈云主要负责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是在陈云和邓小平的组织下提出的。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和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邓小平和陈云开始了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合作共事的经历。
中共八大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邓小平和陈云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和支持的，也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并认为“二五”计划的建设客观上有条件比“一五”计划的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但同时他们都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需要条件，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1957年1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1956年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的经济不稳定状况，提出：“要使生产稳定，就要积蓄一些东西，如粮食、工业原料，包括钢材。没有后备力量，生产就不稳定。积蓄一些力量，生产才能稳定地进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陈云在讲话中表示“这个意见我同意”。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还作了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会后，陈云领导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决定对当年基本建设规模和速度进行适当调整，继续缓解投资规模过大的紧张局面。邓小平对陈云的主张和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的决定都是支持的。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对于会议作出的把大量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以充分调动地方“大跃进”积极性的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一方面指出管理权下放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说，管理权下放后中央要注意做好综合平衡，以避免出现混乱局面。成都会议后，在贯彻和实施会议关于中央权力下放的决定时，邓小平又在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要合理有序。陳云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11日，在国务院第75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所属企业的下放问题时，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下放的时候要分别轻重缓急”，还说“邓小平同志在成都会议上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讲的就是中央要下放，地方要管好”。 随着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和陈云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958年的基本建设，由于单纯图快、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混乱，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不少新建的厂房倒塌了，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都比往年多得多。为了研究解决基本建设中出现的这个突出问题，12月22日至26日，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纠正基本建设中片面图快图省而不顾工程质量的倾向。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将他在杭州现场会上的发言和总结讲话的记录送给邓小平，并在信中说：“目前总的趋向是在基建中不适当的片面的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邓小平非常重视陈云反映的这些问题，立刻将陈云的信和两份材料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阅知。1959年1月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陈云就基建工程管理和工程质量问题作讲话。陈云详细谈了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基建宁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马虎”。邓小平赞成说：“计划不要把钢材打满了”，并强调说：“数量和质量是大问题”。会议同意陈云关于全国基本建设中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意见，并决定将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的纪要，批转各地各有关部门及单位依照执行。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和陈云配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积极投入到纠“左”工作当中，为降低钢铁指标、制止“共产风”和缓解市场紧张状态提出了重要意见，作出了积极努力。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使全党纠“左”的努力逆转为一场“反右倾”运动。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大跃进”运动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陈云仍努力坚持纠“左”的思路，并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提出具体办法，采取有效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61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具体领导了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在工业调整方面，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和此前庐山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为工业调整提供了管理指导原则。陈云在讨论《指示》时发表了意见，突出强调了综合平衡原则，并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
在农业调整方面，邓小平和陈云通过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为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1961年4月到北京郊区顺义进行农村调查，陈云在六七月间到他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农村调查。回到北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8月8日，他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三个调查报告。8月12日，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当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在农业调整的过程中，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陈云经过调查提出了分田到户的主张，邓小平给予了支持。在陈云就分田到户问题先后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常委交换看法时，邓小平当时答复：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答复可以理解为对陈云的支持，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2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问题时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提出的意见是好的。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公社、大队为基础都可以，不要轻易否定一种。但现在大队是少数，小队也发生了问题，不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有好的。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陈云同志也赞成多种多样，他提出分田单干允不允许？是否就是不好的？”这段话对陈云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再次作了回应，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恢复农业生产的方式要多种多样的思想和主张。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邓小平和陈云都受到了冲击，并均被下放到江西。他们虽然都在南昌市郊，但按规定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和陈云先后出来工作。邓小平复出后主持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但又在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再次打倒。陈云的经历虽然没有邓小平那样波折，但也一直没有恢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共同迎来政治生命的转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是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间，在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冲破禁区，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他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以他在党内长期的历史地位和崇高声望，为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亲自为邓小平出来工作而呼吁，这对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党内外日益强大的呼声和要求下，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一出来工作就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陈云撰写文章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予以有力支持。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陈云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同邓小平提出的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对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积极呼应。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有力推动和正确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摘自《百年潮》2020年第11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虽然他们条块分工不同，也不在一起共事，但邓小平在西南独当一面，领导西南全区各方面的工作；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中央对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和决策，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尤其是邓小平同时兼任西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他们在财经领域建立的工作关系更加直接和密切，交往共事也更多。
邓小平积极支持和配合陈云的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努力完成中财委分派给西南局的集粮济沪、种植橡胶树和对外矿产贸易等各项具体任务。为稳定上海物价，支援华东灾区，1949年底，中财委要求西南调4亿斤粮食去上海。陈云指出：“为了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棉花，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四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如果四川能下江三四亿斤，则明年克服粮荒的可能是存在的。”对于中财委的调粮计划和救灾安排，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顾全大局，积极响应。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呈交的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中财委要我们送4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时，西南调运粮食的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但西南局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任务。对此陈云予以表扬：“西南初解放干部少，现把一切可调的军政干部用于征粮，在此种困难情况下，勇敢担任集粮济沪是很好的。”
邓小平自1952年7月到中共中央工作后，即开始了与陈云在一起直接合作共事的历程。在政务院中，他们都任副总理。（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陈云、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副总理中位列第一，仍主管全国经济工作。邓小平从1954年4月27日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担任国务院具体工作。）陈云位列第二，分管财经工作；邓小平位列第五，分管监察、民族和人事工作。自1953年9月起，邓小平兼中财委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部长，与中财委主任陈云直接搭档。他们密切配合，通盘协调和指导全国各省区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对外贸易、农副产品经营等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并在粮食统购统销等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陈云提出并被中央接受而实施的。邓小平对这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在1953年10月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邓小平和陈云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为这一政策的顺利出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政策开始实施后，邓小平和陈云在宣传教育、政治动员和部署落实等方面分别做了大量工作，共同推动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各地的顺利展开；面对粮食统购统销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积极应对，通过完善统购统销政策，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得到明显改善，达到了稳定粮食市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满足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需要的预期目的。
中共八大是邓小平和陈云革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会前的筹备工作中，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八大的整个组织工作，陈云主要负责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是在陈云和邓小平的组织下提出的。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和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邓小平和陈云开始了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合作共事的经历。
中共八大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邓小平和陈云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和支持的，也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并认为“二五”计划的建设客观上有条件比“一五”计划的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但同时他们都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需要条件，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1957年1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1956年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的经济不稳定状况，提出：“要使生产稳定，就要积蓄一些东西，如粮食、工业原料，包括钢材。没有后备力量，生产就不稳定。积蓄一些力量，生产才能稳定地进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陈云在讲话中表示“这个意见我同意”。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还作了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会后，陈云领导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决定对当年基本建设规模和速度进行适当调整，继续缓解投资规模过大的紧张局面。邓小平对陈云的主张和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的决定都是支持的。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对于会议作出的把大量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以充分调动地方“大跃进”积极性的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一方面指出管理权下放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说，管理权下放后中央要注意做好综合平衡，以避免出现混乱局面。成都会议后，在贯彻和实施会议关于中央权力下放的决定时，邓小平又在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要合理有序。陳云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11日，在国务院第75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所属企业的下放问题时，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下放的时候要分别轻重缓急”，还说“邓小平同志在成都会议上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讲的就是中央要下放，地方要管好”。 随着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和陈云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958年的基本建设，由于单纯图快、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混乱，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不少新建的厂房倒塌了，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都比往年多得多。为了研究解决基本建设中出现的这个突出问题，12月22日至26日，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纠正基本建设中片面图快图省而不顾工程质量的倾向。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将他在杭州现场会上的发言和总结讲话的记录送给邓小平，并在信中说：“目前总的趋向是在基建中不适当的片面的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邓小平非常重视陈云反映的这些问题，立刻将陈云的信和两份材料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阅知。1959年1月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陈云就基建工程管理和工程质量问题作讲话。陈云详细谈了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基建宁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马虎”。邓小平赞成说：“计划不要把钢材打满了”，并强调说：“数量和质量是大问题”。会议同意陈云关于全国基本建设中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意见，并决定将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的纪要，批转各地各有关部门及单位依照执行。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和陈云配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积极投入到纠“左”工作当中，为降低钢铁指标、制止“共产风”和缓解市场紧张状态提出了重要意见，作出了积极努力。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使全党纠“左”的努力逆转为一场“反右倾”运动。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大跃进”运动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陈云仍努力坚持纠“左”的思路，并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提出具体办法，采取有效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61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具体领导了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在工业调整方面，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和此前庐山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为工业调整提供了管理指导原则。陈云在讨论《指示》时发表了意见，突出强调了综合平衡原则，并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
在农业调整方面，邓小平和陈云通过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为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1961年4月到北京郊区顺义进行农村调查，陈云在六七月间到他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农村调查。回到北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8月8日，他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三个调查报告。8月12日，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当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在农业调整的过程中，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陈云经过调查提出了分田到户的主张，邓小平给予了支持。在陈云就分田到户问题先后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常委交换看法时，邓小平当时答复：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答复可以理解为对陈云的支持，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2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问题时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提出的意见是好的。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公社、大队为基础都可以，不要轻易否定一种。但现在大队是少数，小队也发生了问题，不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有好的。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陈云同志也赞成多种多样，他提出分田单干允不允许？是否就是不好的？”这段话对陈云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再次作了回应，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恢复农业生产的方式要多种多样的思想和主张。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邓小平和陈云都受到了冲击，并均被下放到江西。他们虽然都在南昌市郊，但按规定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和陈云先后出来工作。邓小平复出后主持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但又在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再次打倒。陈云的经历虽然没有邓小平那样波折，但也一直没有恢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共同迎来政治生命的转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是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间，在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冲破禁区，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他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以他在党内长期的历史地位和崇高声望，为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亲自为邓小平出来工作而呼吁，这对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党内外日益强大的呼声和要求下，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一出来工作就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陈云撰写文章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予以有力支持。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陈云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同邓小平提出的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对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积极呼应。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有力推动和正确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摘自《百年潮》2020年第11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