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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崇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成为非常著名的一个奢靡的巨富形象，然而作为历史原貌的石崇则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一个地位不凡的诗人。本文以其诗作为突破口，联系其人生平以及时代，对此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石崇；“二十四友”；诗；西晋。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13-02
石崇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成为奢靡、卑劣的巨富典型，其突出事迹为：与贵戚王恺争豪用蜡烛作炊，以椒代泥，设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新衣著令出之豪华厕所，及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则斩美人、竟至连斩三人之恶行。以上故事流传久远，深入人心，今日学界的著名读本仍纷纷引述。然而历史形象与历史原貌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的，这一点在石崇身上表现得分外明显。历史上的石崇，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其品格于亦正亦邪间、思想于亦仕亦隐间徘徊。
一、其人其诗
石崇字季伦，生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元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渤海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早期仕途顺利，志得意满。随着朝廷内部纷争的激化，卷入其中的石崇几遭波折，终被害。
文才出众的石崇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为“二十四友”之首。“二十四友”，是西晋著名的文人集团，囊括之文学名家，如潘岳、左思、陆机、陆云、挚虔等，几占西晋文坛之泰半，其金谷宴集与“西园之游”、“兰亭雅集”同为后世盛称之文人雅集。
《晋书·石崇传》称其颖悟有才气；钟嵘《诗品》列石崇为中品。有诗文集《石崇集》六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载，宋以后方佚。现存诗十首，其中，《王明君辞》是现今传世最早的咏昭君诗，比兴迭出、用连章之法，入萧统《文选》，为历代传诵之名篇。此外，《大雅吟》、《楚妃叹》、《思归引》等篇亦屡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梅鼎祚《古乐苑》、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等选本，流传久远。
其为人品格甚为复杂，既存在奢靡纵欲、贪暴劫掠、谄媚权贵等卑劣面，也不乏追慕仁义、谦谨端方、才华出众、仗义重情等积极面。出身士族的优越和“颖悟有才气” 使得其早年便志得意满。逞气使性的他表现出了对钱财的极度噬敛，用度奢汰。然而世事的机诈又时时让石崇有着如履薄冰的惊悸，晚年的他亦流露出了归隐之念。据其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宦途得意，诗风慷慨多气。以《楚妃叹》《大雅吟》《答枣腆诗》等为代表。中期：遭逢挫折，诗风抑郁哀伤。以《思归叹》《答曹嘉诗》、《赠枣腆诗》《王明君辞》等为代表。后期：思归旧馆，诗风条畅放达。以《思归引》为代表。
二、乱世中皈依两可的心灵
石崇前期的诗歌却多为激进昂扬的豪情之作。取材于《诸宫旧事》的《楚妃叹》即为一首咏歌贤妃樊姬进忠言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之事的诗篇，诗文引录如下：
“荡荡大楚，跨土万里。北据方城，南接交趾。西抚巴汉，东被海淡。五侯九伯，是瞪是理。矫矫庄王，渊停岳峙。……譬彼江海，百川咸归。万邦作歌，身没名飞。”
诗歌前八句着力铺叙强大的楚国开篇，从侧面渲染了楚庄王的功绩。中间二十四句刻画了楚妃助庄王安内继嗣、成就霸业的故事。此段中，诗人先以“矫矫庄王，渊淳岳峙”等六句的对楚庄王神姿勇毅的非凡描写，继而烘托出下文一个与己匹配的贤淑“椅琦”的樊姬形象。末章四句倾力赞颂楚妃的贤淑功德，读来令人振聋发馈。
这与“少有大志”的石崇前期宦途平步青云的得意似是有着同一旨趣。“万邦作歌，身没名飞”，也是石崇功业心理的自然流露。诗作中藉樊姬的贤惠之举来展示其心中的济国志趣，恐怕应是其真正的主旨所在。与此作相应的《大雅吟》、《答枣腆诗》等以铿锵激越的四言体敷叙的作品亦寄寓了其“仰德”《大雅吟》、“遗名”《答枣腆诗》的心志。
《王明君辞》为石崇中后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乐府诗集》中收人《相和歌辞·吟叹曲》一类。此篇歌辞是现有的咏歌昭君事中最早的一首。因其朴质的诗风中蕴藉的悲怨情怀而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后世的文家从不同的角度分别以不同的体裁来相继敷叙和歌咏此事，形成了一个昭君题材的叙事系统。
诗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杭挂。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缪。……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诗人用“延”、“加”、“贵”等词语客观而真实地写出了匈奴对明君的礼遇。用“非所安”、“非所荣”、“见凌辱”、“惭且惊”等语词又真实地再现了明君思想感情的一步步变化。诗人把深受封建礼教文明教养的“汉家女”，放在匈奴的“殊类”中，通过这种荣辱观的不同而揭示出了悲剧的根源。诗中以昭君的口吻来自设之处比比皆是。主人公身陷胡族欲死不能的悲恰时时地在敲打着乱世中作者那颗皈依两可的心灵。那种深深的疲惫感于诗中流露出的悲蕴和主人公是那么的一致。
与此作相映的同为晚期作品的《思归引》中，石崇就流露出了欣羡山林的逸隐之趣。诗前小序序文总结一生，点明“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因“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作此歌辞。欲在罢官后以金谷园的歌伎、海惜山珍的声色流美和赋诗的雅趣来平抑其心中的不平。
石崇也尤为贪财，积极追求财富的积累和享受。“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而性粗强，贪而好利，富拟王者”。“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资”。这一点，他在《金谷诗序》和《思归引序》中表现得极为明确。他说“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雄、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
三、“身名俱泰”的追求与幻灭
由以上可知，石崇终其一生都是在亦正亦邪、亦仕亦隐的意念中抉择并焦灼着自己。这与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西晋一朝，政治上八王乱政、内忧外患不断，社会风气则以奢靡、浇薄著称。黑暗的时政、奢靡的风尚、任诞的文化，导致了文士人格的分裂与内心的矛盾与焦灼。身处乱世的迷乱和资财优厚的生活终使其摆脱不了现实的羁绊，其人格的冲突则很好地被禄利带来的享乐所平衡。如此矛盾的人生观念，也几乎成了西晋那些与其有着同样境地的士人的共有特点。这种奇特的人生观念笼罩下的人格冲突在焦灼着士人心灵的同时，也成就着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倜傥与风流。
《晋书·石崇传》所载的一则轶事则更清楚地显示其微妙的心态：“(崇) 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余人不知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其立意类此。”?虽追慕仁义、甚至羡慕箪食瓢饮、布衣蔬食而不改其乐的颜渊、原宪，却不敌“身名俱泰”的思想而最终攀附权贵以取名利。可以想见石崇的内心在高扬之理想与卑污之现实间的徘徊与挣扎。
而“士当身名俱泰”是当今学界普遍认可的西晋士人的共同理想。西晋的士人对仕宦的渴求都有着近乎狂热的执著，然而离乱的时代决定了他们的仕途坎坷，而最终往往从清平社会、仁政理想的幻灭中走向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这是石崇的悲剧，也是西晋士人阶层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唐)房玄龄等.晋书·石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赵天瑞.二十四友集团与西晋文学［J］.抚顺教育学院学报，1988.(4).第2卷第3期Vol.2,No.3
关键词：石崇；“二十四友”；诗；西晋。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13-02
石崇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成为奢靡、卑劣的巨富典型，其突出事迹为：与贵戚王恺争豪用蜡烛作炊，以椒代泥，设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新衣著令出之豪华厕所，及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则斩美人、竟至连斩三人之恶行。以上故事流传久远，深入人心，今日学界的著名读本仍纷纷引述。然而历史形象与历史原貌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的，这一点在石崇身上表现得分外明显。历史上的石崇，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其品格于亦正亦邪间、思想于亦仕亦隐间徘徊。
一、其人其诗
石崇字季伦，生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元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渤海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早期仕途顺利，志得意满。随着朝廷内部纷争的激化，卷入其中的石崇几遭波折，终被害。
文才出众的石崇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为“二十四友”之首。“二十四友”，是西晋著名的文人集团，囊括之文学名家，如潘岳、左思、陆机、陆云、挚虔等，几占西晋文坛之泰半，其金谷宴集与“西园之游”、“兰亭雅集”同为后世盛称之文人雅集。
《晋书·石崇传》称其颖悟有才气；钟嵘《诗品》列石崇为中品。有诗文集《石崇集》六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载，宋以后方佚。现存诗十首，其中，《王明君辞》是现今传世最早的咏昭君诗，比兴迭出、用连章之法，入萧统《文选》，为历代传诵之名篇。此外，《大雅吟》、《楚妃叹》、《思归引》等篇亦屡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梅鼎祚《古乐苑》、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等选本，流传久远。
其为人品格甚为复杂，既存在奢靡纵欲、贪暴劫掠、谄媚权贵等卑劣面，也不乏追慕仁义、谦谨端方、才华出众、仗义重情等积极面。出身士族的优越和“颖悟有才气” 使得其早年便志得意满。逞气使性的他表现出了对钱财的极度噬敛，用度奢汰。然而世事的机诈又时时让石崇有着如履薄冰的惊悸，晚年的他亦流露出了归隐之念。据其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宦途得意，诗风慷慨多气。以《楚妃叹》《大雅吟》《答枣腆诗》等为代表。中期：遭逢挫折，诗风抑郁哀伤。以《思归叹》《答曹嘉诗》、《赠枣腆诗》《王明君辞》等为代表。后期：思归旧馆，诗风条畅放达。以《思归引》为代表。
二、乱世中皈依两可的心灵
石崇前期的诗歌却多为激进昂扬的豪情之作。取材于《诸宫旧事》的《楚妃叹》即为一首咏歌贤妃樊姬进忠言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之事的诗篇，诗文引录如下：
“荡荡大楚，跨土万里。北据方城，南接交趾。西抚巴汉，东被海淡。五侯九伯，是瞪是理。矫矫庄王，渊停岳峙。……譬彼江海，百川咸归。万邦作歌，身没名飞。”
诗歌前八句着力铺叙强大的楚国开篇，从侧面渲染了楚庄王的功绩。中间二十四句刻画了楚妃助庄王安内继嗣、成就霸业的故事。此段中，诗人先以“矫矫庄王，渊淳岳峙”等六句的对楚庄王神姿勇毅的非凡描写，继而烘托出下文一个与己匹配的贤淑“椅琦”的樊姬形象。末章四句倾力赞颂楚妃的贤淑功德，读来令人振聋发馈。
这与“少有大志”的石崇前期宦途平步青云的得意似是有着同一旨趣。“万邦作歌，身没名飞”，也是石崇功业心理的自然流露。诗作中藉樊姬的贤惠之举来展示其心中的济国志趣，恐怕应是其真正的主旨所在。与此作相应的《大雅吟》、《答枣腆诗》等以铿锵激越的四言体敷叙的作品亦寄寓了其“仰德”《大雅吟》、“遗名”《答枣腆诗》的心志。
《王明君辞》为石崇中后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乐府诗集》中收人《相和歌辞·吟叹曲》一类。此篇歌辞是现有的咏歌昭君事中最早的一首。因其朴质的诗风中蕴藉的悲怨情怀而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后世的文家从不同的角度分别以不同的体裁来相继敷叙和歌咏此事，形成了一个昭君题材的叙事系统。
诗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杭挂。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缪。……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诗人用“延”、“加”、“贵”等词语客观而真实地写出了匈奴对明君的礼遇。用“非所安”、“非所荣”、“见凌辱”、“惭且惊”等语词又真实地再现了明君思想感情的一步步变化。诗人把深受封建礼教文明教养的“汉家女”，放在匈奴的“殊类”中，通过这种荣辱观的不同而揭示出了悲剧的根源。诗中以昭君的口吻来自设之处比比皆是。主人公身陷胡族欲死不能的悲恰时时地在敲打着乱世中作者那颗皈依两可的心灵。那种深深的疲惫感于诗中流露出的悲蕴和主人公是那么的一致。
与此作相映的同为晚期作品的《思归引》中，石崇就流露出了欣羡山林的逸隐之趣。诗前小序序文总结一生，点明“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因“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作此歌辞。欲在罢官后以金谷园的歌伎、海惜山珍的声色流美和赋诗的雅趣来平抑其心中的不平。
石崇也尤为贪财，积极追求财富的积累和享受。“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而性粗强，贪而好利，富拟王者”。“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资”。这一点，他在《金谷诗序》和《思归引序》中表现得极为明确。他说“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雄、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
三、“身名俱泰”的追求与幻灭
由以上可知，石崇终其一生都是在亦正亦邪、亦仕亦隐的意念中抉择并焦灼着自己。这与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西晋一朝，政治上八王乱政、内忧外患不断，社会风气则以奢靡、浇薄著称。黑暗的时政、奢靡的风尚、任诞的文化，导致了文士人格的分裂与内心的矛盾与焦灼。身处乱世的迷乱和资财优厚的生活终使其摆脱不了现实的羁绊，其人格的冲突则很好地被禄利带来的享乐所平衡。如此矛盾的人生观念，也几乎成了西晋那些与其有着同样境地的士人的共有特点。这种奇特的人生观念笼罩下的人格冲突在焦灼着士人心灵的同时，也成就着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倜傥与风流。
《晋书·石崇传》所载的一则轶事则更清楚地显示其微妙的心态：“(崇) 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余人不知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其立意类此。”?虽追慕仁义、甚至羡慕箪食瓢饮、布衣蔬食而不改其乐的颜渊、原宪，却不敌“身名俱泰”的思想而最终攀附权贵以取名利。可以想见石崇的内心在高扬之理想与卑污之现实间的徘徊与挣扎。
而“士当身名俱泰”是当今学界普遍认可的西晋士人的共同理想。西晋的士人对仕宦的渴求都有着近乎狂热的执著，然而离乱的时代决定了他们的仕途坎坷，而最终往往从清平社会、仁政理想的幻灭中走向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这是石崇的悲剧，也是西晋士人阶层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唐)房玄龄等.晋书·石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赵天瑞.二十四友集团与西晋文学［J］.抚顺教育学院学报，1988.(4).第2卷第3期Vol.2,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