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大学制度与理想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教育未来的希望，不在哪一个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我所说的理想的中国大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数不多的准备建成世界一流的重点大学，它们应当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这样的大学，应当拒绝功利主义，远离媒体，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终身志向。这样的大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制度呢?那就是：独立、多元化、开放。
　　独立。就是没有依附性。为什么要是独立的?这是教育这个特殊行业的需要。康德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在西方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才一百多年。为什么西方能够保持大学自治?因为西方大学从中世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既不受教会的影响也不受政府的干预。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现在，是西方大学教育的精髓和传统。而中国的大学自其产生就是政府主导的。像最早的京师大学堂、天津的北洋大学、武昌自强学堂，都是清政府皇帝御批的，一开始就受皇权控制。解放以后，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取缔，公立大学一统天下，一直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以前，高教部直属重点大学：3所；1978年确定的重点大学是34所；现在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是72所。而且现在大学都希望被教育部管，因为教育部手里边有资源，可以多拨经费、批专业、拨招生指标……所以大学拼命往教育部门下挤，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人家是摆脱都来不及，我们是拼命要往那里挤。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不匹配的。
　　多元化。不管是从体制上，还是从学科、规模、办学风格上，都不要求整齐一律。允许百花齐放。允许百家争鸣，允许各校办出各校的特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三个最吃香的学院都没有，就是不办，就是办好学校重点一一数学、物理。有哪一个大学能够跟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比肩呢?没有。不办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又何妨，无非是美国少了一所大学提供这三方面的人才，别的学校都可以提供啊。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解决了358年解决不了的难题。
　　开放。我们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大学不可能封闭，要跟国际接轨，就是要使自己的教育办学理念跟国际接轨，使自己培养的人才的质量跟国际接轨，如果你的质量跟国际上没有可比性，怎么能够走向世界?怎么到国际人才市场去竞争?开放性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资源共享，既合作又竞争，在办学理念、人才质量上跟国际接轨。有人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来排除有价值的、在世界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现代大学制度。这种自我封闭的口号，就是开放的最大障碍。
　　原苏联教育家波瓦利阿耶夫说过一句话， “教育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场地”。按照这个观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实验场地，在这个实验场地应该产生更多的教育家，可是没有。学校没有自主权，搞教育的没有自主权。没有场地搞不了实验，有场地也不去实验，也没有人去实验，因为某些体制抑制了人们进行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本文根据《经济观察报》访谈刘道玉先生的采访文章整理而成，题目同原文，內容有删节。——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