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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理论上讲，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逐渐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学术期刊承载着文化积累、继承的功能，它的质量和影响力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一个国家的GDP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而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办成。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有五六千种，一直以来对繁荣学术、传播科学知识、促进生产力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但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学术期刊数量虽多，但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认可的知名期刊则少，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水平还较低。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时，学术期刊是展示一个国家实力的平台，对我国这样的世界大国来说，要强大、要崛起，需要铸造发行自己的学术硬通货，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为此，本刊特组织了这期沙龙，以期汇聚集体智慧，探索我国与国际期刊接轨的可能路径，使我国学术期刊跻身世界名刊的队伍。
一、打造最有传播能力的学术平台
本刊记者：资料显示：至2010年，《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国期刊有138种，居世界第9位，远远落后于美国（2697种），仅占总数8005种期刊的1.7%。我国学术期刊未能国际化，有人说是语言的原因，有人说审稿不够国际化；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与国际期刊存在差距？哪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夏建白：要判断一项科研成果的水平，主要看是否有人引用、有人评价，是否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有贡献，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是仅仅看是否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也有不少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很少有人引用，相反有些发表在国际非权威学术刊物或国内刊物上的文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改革开放前发表的文章，照样得到过国际学术界的承认。那种一定要经过国际同行专家参与评审的成果才能算得上国际先进水平，否则“封闭、内向”的科研评价模式会抑制科研竞争力。首先中国这样的大国，每一项成果都要靠国际同行专家来评审，那把全世界的专家请来都不够。其次，太低估国内的评审专家的水平了。
有人说：“科技期刊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编委国际化、审稿专家国际化、作者国际化及读者国际化。这些都需要国家科技实力和学术影响力为基础。”中国的事要中国人自己来办，中国人有信心也有能力把中国的科技期刊办大办强，与国际上著名的出版集团相竞争，在世界科技出版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杨蕾：我认为，我国应创办更多的英文期刊，在更多领域创造与国际科学界交流与接轨的机会。我国科技期刊近5000种，数量不少，但其中英文刊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仅在5%～8%之间，其中能够跻身Q1区的期刊更是凤毛麟角。希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快速广泛关注，并形成很好的学术交流，提高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使用国际化的语言至关重要。因此，大力提倡创办更多高水准的英文期刊，尤其是在国际科研的热点领域、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或者是我国科研水平在国际上领先、具有区域特色的领域，都应有国际性语言的科技期刊，以便快速全面地反映这些方面的最新进展，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郭全中：首先，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和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学术科研的整体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学术期刊的办刊水平和语言等也是重要原因。
其次，发达国家学术期刊国际化成功的经验在于：学术自由的社会氛围，独立办刊的办刊理念，高质量、严标准的办刊方针，长期以来培养的高素质的作者队伍以及积极举办各种学术活动进行推广的做法，都保证了期刊的学术质量。
本刊记者：我国学术期刊数量多，但国际知名期刊少。国内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比起国际期刊的平均水平的确低很多，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80%的科学家希望论文在国外期刊上刊登。有人说，优秀稿件外流是国内科技评价体系导致的，削弱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灭了自己的威风，长了别人的志气”；也有人说，稿件外流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的声音。您认为，稿件外流的行为需扼制还是鼓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科技学术评价体系要不要改，要怎么改？优秀稿件外流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夏建白：“引用率”“影响因子”是评估一篇文章的客观标准，但其中不乏国际出版巨头为商业利益炒作的成分。其实，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并不过多关注这些，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管理部门和科学家把这些奉为判断一篇文章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些国家的科学家把自己的优秀成果送到他们的杂志上发表，希望能立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结果“引用率”“影响因子”就越炒越热，使得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长期不能提高。由于国内的网上刊物不完善、不成熟，在国际上影响小，因此国内一些主要英文刊物都加入了这些大出版集团的网站，被买断所有的版权，每年只付给几万美元。
优秀论文的外流是不争的事实，是否需要“杞人忧天”？各有各的看法，不能强求一律。从做中国科技期刊的角度，我们呼吁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关心中国的科技期刊，促使中国的科技期刊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展示中国科技成果的窗口，为提高人民的科学素质，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改变目前这种国际学术期刊完全占领中国学术刊物出版市场的状况，保护中国的、民族的科技刊物市场。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中国科技工作者把优秀论文都投到国内学术刊物，只希望把其中的几分之一的优秀论文投到国内学术刊物。
杨蕾：有一种说法，在科学界非常流行：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要求科学家爱国，扶持国产期刊，都是应该的。但这是权宜之策，而非长远良策。我们不妨换角度思考，一个科研新进展，如果希望最大化、最快速地为全世界同行获知并得到评价，进一步被认可，以显示我国先进的科研水平，这是体现国家荣誉的事情。怎么办？当然是要选择最有传播能力的学术平台，也就是在本领域最受尊重的期刊。
我国科研评价体系屡遭诟病，有人指责其简单粗暴，一刀切，只是为方便外行领导内行等。我们的科技期刊不强，并不仅仅是评价体系这根指挥棒造成的，其间有更为深层次、非常复杂的体制原因。 郭全中：首先，我国的学术期刊要真正具有国际化影响力，就须采取开放的思路，实行开放办刊，按照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逐步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准。因此，预防稿件外流的根本解决办法是提升办刊质量，而不能通过限制优秀稿件的外流，以“堵”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刊物质量。抵制只能弊大于利。
其次，优秀稿件外流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评价体系的不科学，也在于学术期刊受权力和关系的影响过大过多，导致期刊的自身评价机制也存在问题。改革科技评价体系要改革目前重量不重质，重短期而轻长期的评价思路。
本刊记者：有人说SCI过度偏重于收录英语期刊，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非英语国家被其收录的期刊数量都比较少。是否普及英文，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对我国众多的学术期刊而言，不是所有的期刊都要走出去，也不是所有的期刊都适合走出去，您认为学术期刊走出去是否需要有目标、有方向，需要定位在某个层次？哪些期刊必须走出去？
杨蕾：SCI不是国际慈善组织，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SCI数据库是Thomson Reuters公司的产品之一，不过是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借用，拿来当做考量科研水平、能力水平的标尺而已。收录期刊，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为使产品覆盖面更广，给感兴趣的用户推广。因此，作为公司就须研究其数据库的内容是否有意义，检索功能是否适合用户需求。诚然，它在以前也收录过我国一些中文语言的优秀期刊，但面对这些期刊的语言，它须进行翻译，这就是成本支出，且从传播的时滞来看，相对会慢一些。可能前些年国内英文期刊更少，或英文期刊的内容更差，所以只能选择内容更好的中文期刊。随着我国科研人员英文水平的提高，撰写英文论文已非困难之事，英文刊物也正在不断涌现，因此，SCI有了更好的选择。
学术期刊是否需要走出去，这个要看它所反映的领域、学术目标以及所选择的层次，是仅立足国内，还是想在国际舞台上传播，或者是看它所服务的受众。如有些学报的目标是服务本校师生，是为了让年轻的老师和学生有一个公开出版物可以练笔，这类期刊并不存在急于走出去的迫切。有些区域性的期刊仅是反映本地域某一学科技术的进展，也许，它的精力也没有必要首先放在走出去，而是更多地需要研究如何服务好本地域的大多数受众。但毕竟大多数的科研领域，还是需要国际交流的，因此，设定高远的学术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郭全中：学术期刊走出去不能跟风，不能为走出去而走出去。学术期刊也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和目标，例如对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方面的学术期刊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走出去；对于中等层次的学术期刊也没有必要走出去。
相反的对于致力于国际一流水平的、刊物涉及的范围与国际无差别的学术刊物则必须走出去。
二、保持期刊处于最先进的服务状态
本刊记者：期刊走出去，须编辑走出去；队伍强，刊物才会强。您认为，编辑应储备哪些素质，当然，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这些素质储备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序？
张月红：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革命促成了学术出版“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多元化格局，要想紧跟国际出版步伐，编辑就要时刻关注数字时代的国际学术出版业的动态，我们发现：1. 逐渐变得复杂的学术出版，其作品不再单一，能以pdf、xml、Html、Epub等数字形式共存于多种载体中，从而产生了印刷板、电子网络版、手机版等；2. 出现了信息查找和管理的多种专业或普通的搜索引擎和其他文献管理服务产品，如Google学术搜索、微软学术搜索、施普林格研发的搜索引擎AuthorMapper、爱思唯尔公司研发的基于网络的科研绩效评估工具SciVal Spotlight、文献管理工具C iteUlike等，通过创新而共存；3. 个性化网络交流不断涌现，如博客、微博、推特、网络社区，促进读者、作者以及编辑三者之间更好地互动；4. 出版模式（如开放存取）的不断撞击和多种辅助工具（如书签工具、语义标签、计量统计、快速导航、可视摘要）的使用，提升了文章的可视度和出版的期望值。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编辑，面对高速发展、以日纪年的信息革命，虽然以我们的知识能力去跟踪与适应这些新变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不对这些新鲜资讯时刻保持着敏锐的感知度，是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的。因此，学习和利用这些新革命、新技术，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术期刊，使期刊处于最先进的服务状态，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作者。
杨蕾：细究当今世界科技出版的编辑模式，主流的无外乎两种，In-house Professional Editors 和Academic Editors.
前一种要求编辑本身具有相当高的科研水平，并具有较为深入的科研经历，这样他对于稿件的审核就具有相当的把握；后一种，是依靠兼职的科学家，由他们来处理审核稿件，编辑只是中转站和二传手。前一种的优势是：快速，公正，录用的稿件水平高低较为一致，不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劣势是：成本高，编辑的专业背景不一定全面覆盖。后一种的优势是：专业全面，成本低。劣势是：标准可能不一致。
虽然由于各编辑部采用的模式不一样，对于人才的需求会有所不同。但作为一名优秀的编辑，特别是期望出版具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的编辑，有几项要素是必备的，即国际化的视野、扎实的专业知识、从事科研的经历、出版策划营销能力、沟通能力。
先得知道什么是国际化，只有了解国际一流期刊同行的所思、所做，才能设定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加强学习是非常必要的。这包括走出国门，直接与国外期刊专家、科研人员交流，请他们进来，或者有意识地检索跟踪国外同行的动向，毕竟现在的文献获取是非常方便的，信息公开度也非常高。
本刊记者：国外学术期刊集团化、专业化已呈新特征，我国目前针对学术期刊“小、散、滥”结构性弊端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但我们的改制还刚刚起步，您认为我国5000～6000种学术期刊，要集团化、专业化，需要如何走？ 范以锦：我国有6000余种学术期刊，随着《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实行，学术期刊何去何从，引人关注。国外学术期刊集团化专业化已成新特征，而我国学术期刊“小、散、滥”结构性弊端突出。如果中国的学术期刊也通过整合走集团化、专业化的道路，能摆脱困境吗？
国外学术期刊在走市场化的道路，已有“集团化、专业化”的经验，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已取得了成功。新媒体时代，当电子出版物出现后，这些国家的学术期刊业又及时介入，开拓新的市场，使学术期刊有了新的出路。这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也与他们国家的体制相匹配。
那么，能否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办学术期刊的经验走市场化的道路？国家还需不需要扶持等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讨。
中国的学术期刊要走市场化道路，就有一个如何走的问题。传统报刊绝大部分是没有国家财政或行政部门经费补贴的，就连不少机关报也做到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运作主要是靠发行和广告维持。其中大部分发行是亏本的，只是通过较多的发行量、尤其是精准发行量取得广告客户认可后，吸纳广告最终取得效益。而学术期刊发行量很少，且基本上在本行业的范围内发行，办得再好也不会有多大的发行量。没有足够的市场影响力，广告客户并不认可。读者群比较窄，发行量少，没有多少广告——即便进入集团化、专业化之后，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
靠发行、广告这条路走不通，可尝试其他路径。笔者认为有4条路径可以考虑：
一是所依托的传媒出版企业整体效益好，愿意花钱养学术期刊。转制后，有一部分学术期刊会被出版传媒企业兼并，且有些学术期刊原本就隶属于出版传媒企业，强势的出版传媒企业往往会将学术期刊作为品牌刊物来经营，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同时也可让刊物人员研究本行业的发展战略，发挥“智力库”的作用。
二是承担国家或各类机构的重大课题、重大活动项目。这些课题和活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乃至各类国有和民营的企业都在做，经费不少，问题是给谁来做。相关单位总是想找到研究能力强的单位来做，从方案策划到具体实施各个环节都要求较高。尽管未成为“集团化、专业化”之前也可做，但在势单力薄的格局下，人力、技术、科研条件的资源严重不足，很难做得出彩。经“集团化、专业化”整合后，能集中科研力量，充分利用集团资源把项目做好。
三是拓宽与业界联系的通道，构建有社会影响力的培训平台，开展专业培训。研究机构本来就有与业界沟通的渠道，但利用研究机构的智力资源为业界的发展服务还做得不够。学术期刊所在的机构要利用好自己的优势，主动走出去为业界服务，在服务中获取正当的利益。业界其实也有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机构都急于给员工培训、充电，学术期刊所在的公司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一工作。
四是建立强大的学术信息数据库，提升信息的价值。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多媒体技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以数字形式发布的信息资源，对用户来说，检索方便，选择余地大。作为办学术期刊的机构，开始可提供免费服务，再过渡到部分资源由无偿服务到有偿服务，尤其是某些有特色的服务，用户是可以接受的。许多商业门户网站，为吸纳流量也是先免费服务，一旦需要更高级的个性化服务时就收钱了。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尤其是实现集团化、专业化之后，分散的数字资源得到了集中，并进行长期保存，日积月累，智库越来越丰厚，价值自然会提升。
要做好上述工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趁“集团化、专业化”之机，研究人才结构，完善人才机制，吸纳专业化的人才。如果一个期刊集团能构建出既能办刊，又能应对重大课题、重大活动、专业培训、新媒体业务的强有力的队伍，市场化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真正要做到“集团化、专业化”并非易事。传统报刊为发展壮大报业集团，早几年就提出通过整合资源，实行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经营，但至今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在现有的体制下，条块分割、行政干预、无原则的维护一方利益等问题依然很突出。全国6000多家学术期刊如何进行“集团化、专业化”整合，难度太大了。
中国的学术期刊的走势与中国教育考评体系分不开，也与各机构的职称评定有很大关系。且学术期刊的存在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来看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长远的意义。学术期刊能够站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对现实的问题进行探讨，对未来的走势进行分析，提出前瞻性的看法。因此，国家要将办好学术期刊作为战略举措来抓，不仅要从产业政策导向方面引导期刊走市场，也需要从财力上予以扶持。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学术性期刊的出版经费也是高度重视的。美国政府每年用于补贴学术、科技出版物的经费就很高。
杨蕾：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仅从出版模式来看，国外学术期刊的集团化、专业化特征比较明显，确实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集团化的优势是凝聚、合力、优势互补，是小舢板和舰队的关系。如果不是每个单个期刊都自成航母的话，集团化的运营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力比单刊的影响力确实会优越很多。
在我国进行集团化、专业化的体制机制改变，存在诸多障碍。
机制障碍：我国现在的状况是5000本期刊，4000家出版单位，4000家或是更多的主办单位（因为一刊会挂有多家主办单位），期刊是分主管、主办、出版等几个层次，审核制出版。办刊机制完全没有市场化，刊与刊之间的组合，不能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例如收购、股权合作等，更多的是主管、主办单位间的谈判。
利益障碍：由于牵涉到地域、部门、利益、声誉等因素，在讨论组合事宜时，往往并不是把期刊的发展壮大作为首要讨论目标。在改制推进中，行业主管与人事主管是两条线，作为行业主管的新闻出版总署和各地新闻出版局虽竭力推行改制，却并不能对期刊的体制完全说了算。
理念障碍：多年来，我们创办学术期刊，主要是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并不会把市场需求、利益驱动放在重要位置作考量。或者说，更多的是为作者办刊，没有花多少精力去研究读者的需求。那么，具体到办刊人，对角色的认同，更多的是编辑，而非出版人。相对于较高的编辑能力，出版能力十分低下。 做法：试点先行，积极推进。有基础、有潜力、学科具有引领作用和代表性的期刊，本身具有改革积极性的单位，应鼓励实施试点先行。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管、主办单位出台扶持政策，给予出版单位更多的主动权，以实现优势互补。
三、寻找强大的学术圈
本刊记者：您所在的期刊或您了解的学术期刊中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做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经验或教训值得总结？
夏建白：有的文章提到“国外发表文章审稿和发表的费用、中文版权的回购以及国外重要数据库的使用要耗费巨额国有资源”，认为这是为了“吸收国际先进科技信息”，所以是必需的。作者也许对“耗资”没有具体概念，实际上，国外出版商为赚取高额利润，近年来其期刊产品的价格针对发展中国家不断上涨。例如，2006年我国高校师生从在线平台SD（Science Direct）下载论文逾3000万篇，形成对该产品的高度依赖，从而迫使图书馆不得不被动地不断追加经费购买SD：2007年北京大学为49.7万美元、吉林大学为39.9万美元、南开大学为31.2万美元。如果以100所211高校2007年平均25万美元的SD订费计算，SD在我国涨价到全球平均水平，这些高校每年用于SD的订费将达到1.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国内的研究单位、国防研究单位。2008年6月，国际知名期刊出版商爱思唯尔科技期刊在线数据库强势涨价。2009年美国化学会（ACS）的期刊数据库在中国的定价相对2008年上涨了100%。又如，随着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购买国外期刊下载权的资金会呈逐年指数式增长。
杨蕾：中国激光杂志社自2009年改制以来，职工积极性非常高，出版能力得到提升。针对我国光学期刊的（下转第28页）（上接第10页）英文期刊数量极少、和光学科研的国际交流不相对称的现状，积极筹划推进了两本新的英文期刊出版。为在国际上较快得到认可，我们选取了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的方式，分别选取与美国光学学会、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在挑选国外合作伙伴时，我们分析了国际学术影响力、市场营销能力等重要因素，认为上述两家出版商分别在我们新刊的报道方向上已各自形成一个专业期刊群，吸引了国际上一流的光学专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圈，如果我们加盟进去，新刊就可以方便快捷地利用这个学术圈，较易受到科学家关注，有利于快速提高影响力。谈判中，我们对出版的成本、版权、利益分成等都作了明确界定，实行成本分担、利益分享、版权归属我方的模式。
经验是：自身有实力，才能赢得尊重，才能在谈判与合作中获取更多利益。
本刊记者：您对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有哪些建议？
夏建白：目前，国内的学术刊物出版工作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与国际大出版集团相比，中国的科技期刊出版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虽步履艰难，但广大的出版、编委和编辑工作者都以一种献身精神，不讲报酬、不讲待遇、兢兢业业地从事这一工作。科学书籍和科技刊物的出版是一种文化事业，并且它是公益性的。我们恳切希望国家和各部门领导能重视中国科学期刊的出版，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给予支持，使中国学术期刊的出版能真正走向世界。
郭全中：首先，提升质量、夯实基础，这是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前提。其次，切忌为走出去而走出去，那样的话，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长期来看，必然得不偿失。第三，采取各种市场化手段和措施，积极进行国际化推广和营销。
一、打造最有传播能力的学术平台
本刊记者：资料显示：至2010年，《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国期刊有138种，居世界第9位，远远落后于美国（2697种），仅占总数8005种期刊的1.7%。我国学术期刊未能国际化，有人说是语言的原因，有人说审稿不够国际化；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与国际期刊存在差距？哪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夏建白：要判断一项科研成果的水平，主要看是否有人引用、有人评价，是否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有贡献，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是仅仅看是否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也有不少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很少有人引用，相反有些发表在国际非权威学术刊物或国内刊物上的文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改革开放前发表的文章，照样得到过国际学术界的承认。那种一定要经过国际同行专家参与评审的成果才能算得上国际先进水平，否则“封闭、内向”的科研评价模式会抑制科研竞争力。首先中国这样的大国，每一项成果都要靠国际同行专家来评审，那把全世界的专家请来都不够。其次，太低估国内的评审专家的水平了。
有人说：“科技期刊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编委国际化、审稿专家国际化、作者国际化及读者国际化。这些都需要国家科技实力和学术影响力为基础。”中国的事要中国人自己来办，中国人有信心也有能力把中国的科技期刊办大办强，与国际上著名的出版集团相竞争，在世界科技出版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杨蕾：我认为，我国应创办更多的英文期刊，在更多领域创造与国际科学界交流与接轨的机会。我国科技期刊近5000种，数量不少，但其中英文刊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仅在5%～8%之间，其中能够跻身Q1区的期刊更是凤毛麟角。希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快速广泛关注，并形成很好的学术交流，提高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使用国际化的语言至关重要。因此，大力提倡创办更多高水准的英文期刊，尤其是在国际科研的热点领域、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或者是我国科研水平在国际上领先、具有区域特色的领域，都应有国际性语言的科技期刊，以便快速全面地反映这些方面的最新进展，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郭全中：首先，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和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学术科研的整体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学术期刊的办刊水平和语言等也是重要原因。
其次，发达国家学术期刊国际化成功的经验在于：学术自由的社会氛围，独立办刊的办刊理念，高质量、严标准的办刊方针，长期以来培养的高素质的作者队伍以及积极举办各种学术活动进行推广的做法，都保证了期刊的学术质量。
本刊记者：我国学术期刊数量多，但国际知名期刊少。国内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比起国际期刊的平均水平的确低很多，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80%的科学家希望论文在国外期刊上刊登。有人说，优秀稿件外流是国内科技评价体系导致的，削弱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灭了自己的威风，长了别人的志气”；也有人说，稿件外流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的声音。您认为，稿件外流的行为需扼制还是鼓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科技学术评价体系要不要改，要怎么改？优秀稿件外流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夏建白：“引用率”“影响因子”是评估一篇文章的客观标准，但其中不乏国际出版巨头为商业利益炒作的成分。其实，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并不过多关注这些，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管理部门和科学家把这些奉为判断一篇文章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些国家的科学家把自己的优秀成果送到他们的杂志上发表，希望能立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结果“引用率”“影响因子”就越炒越热，使得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长期不能提高。由于国内的网上刊物不完善、不成熟，在国际上影响小，因此国内一些主要英文刊物都加入了这些大出版集团的网站，被买断所有的版权，每年只付给几万美元。
优秀论文的外流是不争的事实，是否需要“杞人忧天”？各有各的看法，不能强求一律。从做中国科技期刊的角度，我们呼吁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关心中国的科技期刊，促使中国的科技期刊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展示中国科技成果的窗口，为提高人民的科学素质，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改变目前这种国际学术期刊完全占领中国学术刊物出版市场的状况，保护中国的、民族的科技刊物市场。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中国科技工作者把优秀论文都投到国内学术刊物，只希望把其中的几分之一的优秀论文投到国内学术刊物。
杨蕾：有一种说法，在科学界非常流行：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要求科学家爱国，扶持国产期刊，都是应该的。但这是权宜之策，而非长远良策。我们不妨换角度思考，一个科研新进展，如果希望最大化、最快速地为全世界同行获知并得到评价，进一步被认可，以显示我国先进的科研水平，这是体现国家荣誉的事情。怎么办？当然是要选择最有传播能力的学术平台，也就是在本领域最受尊重的期刊。
我国科研评价体系屡遭诟病，有人指责其简单粗暴，一刀切，只是为方便外行领导内行等。我们的科技期刊不强，并不仅仅是评价体系这根指挥棒造成的，其间有更为深层次、非常复杂的体制原因。 郭全中：首先，我国的学术期刊要真正具有国际化影响力，就须采取开放的思路，实行开放办刊，按照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逐步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准。因此，预防稿件外流的根本解决办法是提升办刊质量，而不能通过限制优秀稿件的外流，以“堵”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刊物质量。抵制只能弊大于利。
其次，优秀稿件外流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评价体系的不科学，也在于学术期刊受权力和关系的影响过大过多，导致期刊的自身评价机制也存在问题。改革科技评价体系要改革目前重量不重质，重短期而轻长期的评价思路。
本刊记者：有人说SCI过度偏重于收录英语期刊，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非英语国家被其收录的期刊数量都比较少。是否普及英文，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对我国众多的学术期刊而言，不是所有的期刊都要走出去，也不是所有的期刊都适合走出去，您认为学术期刊走出去是否需要有目标、有方向，需要定位在某个层次？哪些期刊必须走出去？
杨蕾：SCI不是国际慈善组织，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SCI数据库是Thomson Reuters公司的产品之一，不过是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借用，拿来当做考量科研水平、能力水平的标尺而已。收录期刊，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为使产品覆盖面更广，给感兴趣的用户推广。因此，作为公司就须研究其数据库的内容是否有意义，检索功能是否适合用户需求。诚然，它在以前也收录过我国一些中文语言的优秀期刊，但面对这些期刊的语言，它须进行翻译，这就是成本支出，且从传播的时滞来看，相对会慢一些。可能前些年国内英文期刊更少，或英文期刊的内容更差，所以只能选择内容更好的中文期刊。随着我国科研人员英文水平的提高，撰写英文论文已非困难之事，英文刊物也正在不断涌现，因此，SCI有了更好的选择。
学术期刊是否需要走出去，这个要看它所反映的领域、学术目标以及所选择的层次，是仅立足国内，还是想在国际舞台上传播，或者是看它所服务的受众。如有些学报的目标是服务本校师生，是为了让年轻的老师和学生有一个公开出版物可以练笔，这类期刊并不存在急于走出去的迫切。有些区域性的期刊仅是反映本地域某一学科技术的进展，也许，它的精力也没有必要首先放在走出去，而是更多地需要研究如何服务好本地域的大多数受众。但毕竟大多数的科研领域，还是需要国际交流的，因此，设定高远的学术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郭全中：学术期刊走出去不能跟风，不能为走出去而走出去。学术期刊也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和目标，例如对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方面的学术期刊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走出去；对于中等层次的学术期刊也没有必要走出去。
相反的对于致力于国际一流水平的、刊物涉及的范围与国际无差别的学术刊物则必须走出去。
二、保持期刊处于最先进的服务状态
本刊记者：期刊走出去，须编辑走出去；队伍强，刊物才会强。您认为，编辑应储备哪些素质，当然，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这些素质储备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序？
张月红：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革命促成了学术出版“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多元化格局，要想紧跟国际出版步伐，编辑就要时刻关注数字时代的国际学术出版业的动态，我们发现：1. 逐渐变得复杂的学术出版，其作品不再单一，能以pdf、xml、Html、Epub等数字形式共存于多种载体中，从而产生了印刷板、电子网络版、手机版等；2. 出现了信息查找和管理的多种专业或普通的搜索引擎和其他文献管理服务产品，如Google学术搜索、微软学术搜索、施普林格研发的搜索引擎AuthorMapper、爱思唯尔公司研发的基于网络的科研绩效评估工具SciVal Spotlight、文献管理工具C iteUlike等，通过创新而共存；3. 个性化网络交流不断涌现，如博客、微博、推特、网络社区，促进读者、作者以及编辑三者之间更好地互动；4. 出版模式（如开放存取）的不断撞击和多种辅助工具（如书签工具、语义标签、计量统计、快速导航、可视摘要）的使用，提升了文章的可视度和出版的期望值。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编辑，面对高速发展、以日纪年的信息革命，虽然以我们的知识能力去跟踪与适应这些新变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不对这些新鲜资讯时刻保持着敏锐的感知度，是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的。因此，学习和利用这些新革命、新技术，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术期刊，使期刊处于最先进的服务状态，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作者。
杨蕾：细究当今世界科技出版的编辑模式，主流的无外乎两种，In-house Professional Editors 和Academic Editors.
前一种要求编辑本身具有相当高的科研水平，并具有较为深入的科研经历，这样他对于稿件的审核就具有相当的把握；后一种，是依靠兼职的科学家，由他们来处理审核稿件，编辑只是中转站和二传手。前一种的优势是：快速，公正，录用的稿件水平高低较为一致，不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劣势是：成本高，编辑的专业背景不一定全面覆盖。后一种的优势是：专业全面，成本低。劣势是：标准可能不一致。
虽然由于各编辑部采用的模式不一样，对于人才的需求会有所不同。但作为一名优秀的编辑，特别是期望出版具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的编辑，有几项要素是必备的，即国际化的视野、扎实的专业知识、从事科研的经历、出版策划营销能力、沟通能力。
先得知道什么是国际化，只有了解国际一流期刊同行的所思、所做，才能设定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加强学习是非常必要的。这包括走出国门，直接与国外期刊专家、科研人员交流，请他们进来，或者有意识地检索跟踪国外同行的动向，毕竟现在的文献获取是非常方便的，信息公开度也非常高。
本刊记者：国外学术期刊集团化、专业化已呈新特征，我国目前针对学术期刊“小、散、滥”结构性弊端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但我们的改制还刚刚起步，您认为我国5000～6000种学术期刊，要集团化、专业化，需要如何走？ 范以锦：我国有6000余种学术期刊，随着《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实行，学术期刊何去何从，引人关注。国外学术期刊集团化专业化已成新特征，而我国学术期刊“小、散、滥”结构性弊端突出。如果中国的学术期刊也通过整合走集团化、专业化的道路，能摆脱困境吗？
国外学术期刊在走市场化的道路，已有“集团化、专业化”的经验，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已取得了成功。新媒体时代，当电子出版物出现后，这些国家的学术期刊业又及时介入，开拓新的市场，使学术期刊有了新的出路。这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也与他们国家的体制相匹配。
那么，能否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办学术期刊的经验走市场化的道路？国家还需不需要扶持等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讨。
中国的学术期刊要走市场化道路，就有一个如何走的问题。传统报刊绝大部分是没有国家财政或行政部门经费补贴的，就连不少机关报也做到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运作主要是靠发行和广告维持。其中大部分发行是亏本的，只是通过较多的发行量、尤其是精准发行量取得广告客户认可后，吸纳广告最终取得效益。而学术期刊发行量很少，且基本上在本行业的范围内发行，办得再好也不会有多大的发行量。没有足够的市场影响力，广告客户并不认可。读者群比较窄，发行量少，没有多少广告——即便进入集团化、专业化之后，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
靠发行、广告这条路走不通，可尝试其他路径。笔者认为有4条路径可以考虑：
一是所依托的传媒出版企业整体效益好，愿意花钱养学术期刊。转制后，有一部分学术期刊会被出版传媒企业兼并，且有些学术期刊原本就隶属于出版传媒企业，强势的出版传媒企业往往会将学术期刊作为品牌刊物来经营，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同时也可让刊物人员研究本行业的发展战略，发挥“智力库”的作用。
二是承担国家或各类机构的重大课题、重大活动项目。这些课题和活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乃至各类国有和民营的企业都在做，经费不少，问题是给谁来做。相关单位总是想找到研究能力强的单位来做，从方案策划到具体实施各个环节都要求较高。尽管未成为“集团化、专业化”之前也可做，但在势单力薄的格局下，人力、技术、科研条件的资源严重不足，很难做得出彩。经“集团化、专业化”整合后，能集中科研力量，充分利用集团资源把项目做好。
三是拓宽与业界联系的通道，构建有社会影响力的培训平台，开展专业培训。研究机构本来就有与业界沟通的渠道，但利用研究机构的智力资源为业界的发展服务还做得不够。学术期刊所在的机构要利用好自己的优势，主动走出去为业界服务，在服务中获取正当的利益。业界其实也有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机构都急于给员工培训、充电，学术期刊所在的公司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一工作。
四是建立强大的学术信息数据库，提升信息的价值。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多媒体技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以数字形式发布的信息资源，对用户来说，检索方便，选择余地大。作为办学术期刊的机构，开始可提供免费服务，再过渡到部分资源由无偿服务到有偿服务，尤其是某些有特色的服务，用户是可以接受的。许多商业门户网站，为吸纳流量也是先免费服务，一旦需要更高级的个性化服务时就收钱了。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尤其是实现集团化、专业化之后，分散的数字资源得到了集中，并进行长期保存，日积月累，智库越来越丰厚，价值自然会提升。
要做好上述工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趁“集团化、专业化”之机，研究人才结构，完善人才机制，吸纳专业化的人才。如果一个期刊集团能构建出既能办刊，又能应对重大课题、重大活动、专业培训、新媒体业务的强有力的队伍，市场化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真正要做到“集团化、专业化”并非易事。传统报刊为发展壮大报业集团，早几年就提出通过整合资源，实行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经营，但至今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在现有的体制下，条块分割、行政干预、无原则的维护一方利益等问题依然很突出。全国6000多家学术期刊如何进行“集团化、专业化”整合，难度太大了。
中国的学术期刊的走势与中国教育考评体系分不开，也与各机构的职称评定有很大关系。且学术期刊的存在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来看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长远的意义。学术期刊能够站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对现实的问题进行探讨，对未来的走势进行分析，提出前瞻性的看法。因此，国家要将办好学术期刊作为战略举措来抓，不仅要从产业政策导向方面引导期刊走市场，也需要从财力上予以扶持。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学术性期刊的出版经费也是高度重视的。美国政府每年用于补贴学术、科技出版物的经费就很高。
杨蕾：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仅从出版模式来看，国外学术期刊的集团化、专业化特征比较明显，确实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集团化的优势是凝聚、合力、优势互补，是小舢板和舰队的关系。如果不是每个单个期刊都自成航母的话，集团化的运营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力比单刊的影响力确实会优越很多。
在我国进行集团化、专业化的体制机制改变，存在诸多障碍。
机制障碍：我国现在的状况是5000本期刊，4000家出版单位，4000家或是更多的主办单位（因为一刊会挂有多家主办单位），期刊是分主管、主办、出版等几个层次，审核制出版。办刊机制完全没有市场化，刊与刊之间的组合，不能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例如收购、股权合作等，更多的是主管、主办单位间的谈判。
利益障碍：由于牵涉到地域、部门、利益、声誉等因素，在讨论组合事宜时，往往并不是把期刊的发展壮大作为首要讨论目标。在改制推进中，行业主管与人事主管是两条线，作为行业主管的新闻出版总署和各地新闻出版局虽竭力推行改制，却并不能对期刊的体制完全说了算。
理念障碍：多年来，我们创办学术期刊，主要是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并不会把市场需求、利益驱动放在重要位置作考量。或者说，更多的是为作者办刊，没有花多少精力去研究读者的需求。那么，具体到办刊人，对角色的认同，更多的是编辑，而非出版人。相对于较高的编辑能力，出版能力十分低下。 做法：试点先行，积极推进。有基础、有潜力、学科具有引领作用和代表性的期刊，本身具有改革积极性的单位，应鼓励实施试点先行。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管、主办单位出台扶持政策，给予出版单位更多的主动权，以实现优势互补。
三、寻找强大的学术圈
本刊记者：您所在的期刊或您了解的学术期刊中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做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经验或教训值得总结？
夏建白：有的文章提到“国外发表文章审稿和发表的费用、中文版权的回购以及国外重要数据库的使用要耗费巨额国有资源”，认为这是为了“吸收国际先进科技信息”，所以是必需的。作者也许对“耗资”没有具体概念，实际上，国外出版商为赚取高额利润，近年来其期刊产品的价格针对发展中国家不断上涨。例如，2006年我国高校师生从在线平台SD（Science Direct）下载论文逾3000万篇，形成对该产品的高度依赖，从而迫使图书馆不得不被动地不断追加经费购买SD：2007年北京大学为49.7万美元、吉林大学为39.9万美元、南开大学为31.2万美元。如果以100所211高校2007年平均25万美元的SD订费计算，SD在我国涨价到全球平均水平，这些高校每年用于SD的订费将达到1.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国内的研究单位、国防研究单位。2008年6月，国际知名期刊出版商爱思唯尔科技期刊在线数据库强势涨价。2009年美国化学会（ACS）的期刊数据库在中国的定价相对2008年上涨了100%。又如，随着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购买国外期刊下载权的资金会呈逐年指数式增长。
杨蕾：中国激光杂志社自2009年改制以来，职工积极性非常高，出版能力得到提升。针对我国光学期刊的（下转第28页）（上接第10页）英文期刊数量极少、和光学科研的国际交流不相对称的现状，积极筹划推进了两本新的英文期刊出版。为在国际上较快得到认可，我们选取了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的方式，分别选取与美国光学学会、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在挑选国外合作伙伴时，我们分析了国际学术影响力、市场营销能力等重要因素，认为上述两家出版商分别在我们新刊的报道方向上已各自形成一个专业期刊群，吸引了国际上一流的光学专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圈，如果我们加盟进去，新刊就可以方便快捷地利用这个学术圈，较易受到科学家关注，有利于快速提高影响力。谈判中，我们对出版的成本、版权、利益分成等都作了明确界定，实行成本分担、利益分享、版权归属我方的模式。
经验是：自身有实力，才能赢得尊重，才能在谈判与合作中获取更多利益。
本刊记者：您对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有哪些建议？
夏建白：目前，国内的学术刊物出版工作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与国际大出版集团相比，中国的科技期刊出版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虽步履艰难，但广大的出版、编委和编辑工作者都以一种献身精神，不讲报酬、不讲待遇、兢兢业业地从事这一工作。科学书籍和科技刊物的出版是一种文化事业，并且它是公益性的。我们恳切希望国家和各部门领导能重视中国科学期刊的出版，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给予支持，使中国学术期刊的出版能真正走向世界。
郭全中：首先，提升质量、夯实基础，这是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前提。其次，切忌为走出去而走出去，那样的话，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长期来看，必然得不偿失。第三，采取各种市场化手段和措施，积极进行国际化推广和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