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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处考古发掘，让一宗“千年谜案”得以破解。这为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
“秘色瓷到底产自哪里”的各执一词画上句号，并揭示了秘色瓷有别于普通青瓷的烧制工艺。
这项在中国陶瓷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在2017年4月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道贺的消息通过微信频频传来，面对褒奖，项目负责人之一的郑建民在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呈现出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理性，“考古不是挖宝，这一次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发掘并非突然为之，我们是站在几代考古人的肩膀上”。
巧剜明月染春水
在法门寺地宫打开前，人们不知道秘色瓷到底啥模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讲到陶瓷史，秘色瓷是绕不过去的一部分。
因为太多文献中有记载，唐朝就有不少诗词夸赞它的美。如昭宗光化年间，进士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中咏颂，“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后唐同光三年，徐夤在《贡馀秘色茶盏》中赞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这些诗词也建构了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胡朝辉对秘色瓷的最初印象。
其中，“巧剜明月染春水”這一句，“真是将秘色瓷的状貌描述得恰如其分”。1995年，当时在北大读书的胡朝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首次见到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瓷盘，“它端庄地伫立在展柜里，别有一番静雅高贵的气韵和风度;它湖水般的绿色、富含异域色彩的造型，让我感受到大唐的浪漫和气度以及诗一般的意境，我完全被它迷住了”。她当即决定，硕士毕业论文就写《唐宋越窑瓷器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胡朝辉发现，从唐至宋这段时间，人们对秘色瓷的认识比较具体：它有“嫩荷涵露”的色泽，有“类冰”“类玉”的质感，型则“圆似月魂堕”。但宋代以后，秘色瓷似乎在地面上消失了一般，人们只能通过前人的诗词，来想象这款顶级青瓷的样貌。
第一个造访者
可以确定的是，古人的文献从来不是无稽之谈。正因如此，千百年来，大家在追寻秘色瓷的路上隐约能够看到“一束光”。学者们通过扒拉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惊奇地发现，古人早已明确将秘色瓷的原产地指向了上林湖。
古时的上林湖在今天浙江的余姚、上虞、慈溪一带，方圆数十公里。1935年，这一处群山环绕的地方迎来了第一个造访者。当地人觉得这个外乡人很奇怪，因为他总是在一些荒草丛中或者田埂上寻找着什么。没人知道，这个神秘的中年男子是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中国近代第一个走出书斋的考古学家——陈万里，时年43岁的他即是根据古人的记载按图索骥，来到了上林湖，试图寻找传说中的秘色瓷。
这是陈万里第一次来上林湖，这一段记忆被定格在他的日记本里。来时正值5月，上林湖风光秀丽，周边的景致十分优美，在陈万里的心里，这一片水域堪比西湖，“湖水清澈见底，浅处有芦草，微风拂之，荡漾有致。黄花小草，亦随处可以见到，风景之佳，实不让杭州西子湖也。四围山色葱翠可爱，低诵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翘首南望，早已神驰于湖西村矣”。
对此地景致如此活泼的描述，足见陈先生当时心情的欢畅;然其看到零星几处砖窑冒出的青烟，他也流露出物转星移的忧伤，“居民均业砖窑，殆为千数百年由制瓷而转为制砖欤！”
最为遗憾的是，多次往返上林湖后的收获不尽如人意。因为上林湖实在太大了，周边大大小小的窑址数以百计，加之当时技术上的局限，即便是踏破铁鞋，寻得秘色瓷的希望也极其渺茫。陈万里的上林湖之行，除了寻得一些青瓷的碎片外，并未有实质性的收获，更别说秘色瓷的窑址了。
几代考古人的梦想
放眼整个越窑陶瓷考古，陈万里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一代考古学家跟随陈先生的脚步，走进荒郊野岭，寻找越窑重器的踪迹。
考古是一件需要长时间对抗孤独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寻找秘色瓷窑址的工作还在继续。然而，在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其他领域的几大考古发现以轰动世人之姿，让人们逐渐淡忘了上林湖畔还有一群考古学家，仍在俯拾皆是的瓷片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候谁能料到，在距离上林湖1500多公里外的陕西扶风县，与秘色瓷能有什么联系？可事实就那样离奇地发生了，并且是以震惊中外的方式。1987年法门寺地宫意外开启，除了证实了古籍中记载的佛指舍利和无数宝藏之外，失传已久的秘色瓷也一同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一共14件，13只细腻精致的秘色瓷碗、盘和一只秘色瓷八棱净瓶。“这是探寻秘色瓷非常重要的一环”，郑建民认为，只要确定了标准器，“以它们为评判准线，就更容易明晰哪些是秘色瓷，哪些是普通的青瓷”。
此后，浙江临安的吴越王族墓地，广州、长沙等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国都的城市，乃至北方的辽代皇陵都出土了“秘色瓷”，与法门寺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但依旧没人知道秘色瓷具体是由哪个窑烧造的。
突破性的进展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990年至1991年，因上林湖水库大坝加高，浙江考古所进行详细调查，确认窑址115处。”郑建民说，“从那以后，基本确定整个浙江越窑的具体分布。”大规模发掘由此展开。
1996年，胡朝辉去浙江省上林湖和绍兴一带调查窑址，“当时就住在上林湖湖心岛上，跟着绍兴市文管会的同志一个窑址接一个窑址地调查，那会儿去窑址没路，要砍着荒走”。在她去之前，“浙江省考古所沈岳明先生刚刚会同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上林湖荷花芯窑址进行了连续性发掘，发掘工作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至1995年上半年结束”。而当胡朝辉从上林湖回到杭州时，“在考古所里，我已经看到了这次发掘出来的大量越窑瓷器标本”。
随着一座座窑址的开启，让烧制秘色瓷的确切窑址变得明晰。“最终锁定后司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而是通过了好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可以说是多年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的结果”。郑建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是几代陶瓷考古人的梦想，我们这一次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有幸赶上了”。 不想一挖了事
后司岙遗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经水下考古发现，唐、五代时期，上林湖的面积比现在小很多，而上世纪90年代加高堤坝以后，每年一到雨水多的月份，这一处窑址一大半会被湖水淹没。所幸，往年多雨的情况并未再次出现，在集中发掘的那一段时间，即便是变化多端的天气也变得超级配合。
发掘工作从2015年10月启动。表土挖掉以后，郑建民惊讶地发现，地底下的残片和窑址的格局超出了大家的预料，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作坊遗迹非常丰富，仅窑具和碎瓷的堆积就厚逾5米。“这么重要的窑址，还用老办法吗？”显然，“我们不想一挖了事，挖掉了就没了，永远地没了”。
考古人员果断放下手里的工具，停下来寻找新方法。最终采取集思广益的方式，“我们向全国重要考古所的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到现场来献计献策”。反复讨论后，决定采用地面激光扫描等科技手段，“把我们的每一步工作暴露在‘监控器’下，全程记录整个发掘过程，保留整个窑场所有的原始数据”。
新方法的尝试极具挑战，不仅资金投入很大，还需要巨大的人力成本。在具体操作上，相比史前考古來说，陶瓷考古发掘麻烦得多，“都是废品堆积，怎么弄？不是谁来就可以弄好的”。郑建民深知其中的艰辛，“我从事陶瓷考古十多年了，专门挖窑址的技工师傅也跟了我十几年，一般的技工做不了这个事情”。在他看来，这一次发掘拥有全程记录的底气，“跟我们所里多年来技术的积淀、人才的储备密切相关”。
“黑科技”介入
地面激光扫描、低空无人遥感、近景摄影测量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是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持。可能有人会说，这些在别的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了，算什么“黑科技”？是的，它们确实不够新鲜，但在陶瓷考古领域用得如此之彻底，后司岙秘色瓷窑址是第一次。
为了取得完整的数据，在每一文化层发掘过程中，仅剔除泥土，留下所有的窑具、窑炉砖块以及各种青瓷产品，再进行三维扫描、拍照、制作三维立体图等。而重要的标本在三维立体图上进行定位编号，使每一件编号器物都有清晰的三维坐标。
三维激光扫描对光线的要求非常苛刻，“一不留心，很容易在画面上留下阴影，那出来的图片会非常难看”。为了取得理想效果，经常是天刚蒙蒙亮，郑建民就得和他的团队在现场等着，“待光线好一点的时候，抓紧时间干活，因为太阳出来后，又得停掉了”。而下一个理想的时间点得等到“太阳下山之前那个把小时，大家又开始疯狂干活”。
团队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研二的JANE是过来帮忙的实习生，她形象地将工作人员与太阳较劲的过程比作“游击战”，“每当云层遮挡，阳光透不过来的那一点空当，工作人员也会赶紧拍照;云层飘过，又只能停下来等待”。有时候，整个下午就在等待中过去了。
有一天，JANE手里的活儿刚干到一半，突然下了倾盆大雨。大家纷纷跑到树底下、遮阳大伞下等地方躲雨。“当时师傅们没有因为大雨就收工回家，而是耐心等待大雨停下后，又出来干活”。雨后的探方里都是淤泥，JANE被技工师傅那种敬业精神所打动。
整个过程非常艰辛，郑建民坦言，“个中甘苦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挖一层，采集一层数据，大多数时间需要等待光线，反反复复，仅1000多平方米的窑址，我们挖了一年半时间”。
2017 年 1 月，现场发掘已经基本完成。而对于地面三维激光扫描的工作人员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收集了海量的图像数据，这些数据要如何呈现？这将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场“可后悔的考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系统数据的采集，很可能颠覆以往考古报告的单一模式。“我们消化后写出报告，你来读;读的时候，如果觉得某个地方有疑问，那完全可以找到原始的数据做一番比对”。而以往的情况是，考古学家写什么就是什么，“这一次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后会将这些数据公布在网站上，这对传统的考古报告是革命性的东西”。郑建民甚至觉得，“很有可能会改变原来纸质文本出版的形式”。
还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陶瓷考古的技术达到另一种高度，“我们保存的这些原始材料，详细看下来，看看当年我们是如何一层一层揭开的？里面是什么情况？相当于帮你虚拟发掘一遍，你来分析这些数据，通过研究，可以形成一个你的判断和认识”。
郑建民给这次发掘总结了一个概念——“可后悔的考古”。“以前一般采取的是直接开挖，取走东西。除了你，没人知道文物在土层时的状态，也就是一切你说了算，很多时候没法验证;而我们这次只是把土取走，所有的东西留下，做多角度三维扫描”。这种新的方式，让没有到现场的人也能通过影像，了解文物在出土时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层中，有多少瓷质匣钵，有多少陶质匣钵，秘色瓷与普通青瓷的比例是怎样的，其中净瓶又有多少，非常详细，都是原原本本的信息”。
对于后司岙秘色瓷窑址采用的新方法，业界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这一次采用的方法在陶瓷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方法值得推广，尤其是重要的窑址，谁都想把瓷窑址考古推到科学的地步”。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看来，通过各种技术，尽可能展示窑址原始的面貌，既有利于图片、影像的保存，又能让观者看到历史的真相、最初的状态，“不仅仅是拿一个宝贝给你看看就完事了”。
科学实验证实“秘密”
从该窑址开挖起，王光尧先后去过五六次。“种类和造型都很丰富，刷新了我们以往对秘色瓷的认识，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如秘色瓷枕，很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一堆堆瓷片中，有经验的郑建民一眼就能辨别出普通青瓷和秘色瓷，“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秘色瓷完全是一副‘鹤立鸡群’的姿态，它的胎质细腻纯净，完全不见普遍青瓷上的铁锈点等杂质;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釉面莹润肥厚，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秘色瓷的品质比普通青瓷更为高级？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考古人员将两者的样本送到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核技术考古研究中心的实验室。科学实验通过中子活化技术，取得两组胎样的精确数据。对比分析后发现，秘色瓷胎样中锆、钴、铪、铀等元素含量较高，而在青瓷样品中，这些元素的含量则不是主要成分。
在科技书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松林看来，这个结果意味着，烧制秘色瓷的泥胎经过了严格筛选和反复的淘洗，“有些矿物颗粒的元素被洗走了，含量就比较低，而剩下的有些元素的含量就偏高了”。
而釉的化验结果显示，相比同时期的普通青瓷，秘色瓷的Fe2O3含量明显更低，而CaO含量明显更高。化验人员告诉郑建民，“三氧化二铁低，有利于青色釉的生成;氧化钙含量越高，釉熔融越均匀，釉面越莹润光滑、光泽度就越好，瓷器的质量就越高”。从数据统计分析来看，“结果支持秘色瓷是专门烧制。”冯松林说。
在追寻秘色瓷装烧工艺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考古报告显示，“瓷质匣钵的胎与瓷器基本一致，极细腻坚致，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以使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因此，考古学家认为，瓷质匣钵及由此带来的秘色瓷生产，当是以后司岙为代表的上林湖地区窑场的重大发明。
不过王光尧提出了更细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仅烧秘色瓷，还烧普通的青瓷。那么陶质匣钵、瓷质匣钵比例是怎样的？烧制秘色瓷器是在哪一个火位上装烧？如果一次烧制5层的话，那秘色瓷是放在第几层？”王光尧内心很清楚，“这可能永远在我们的推测之中，但对生产技术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
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在2017年4月11日至12日，有着“考古界奥斯卡”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在北京召开。在两天密集的“入围项目演示”后，最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25个入围项目中选出10个入选项目。
评选的当天下午，好茶的郑建民在酒店的房间里煮茶喝，茶叶是从浙江带来的，但茶具只能用酒店的瓷杯凑合。而楼上的会议厅中，专家们经过综合考虑，两小时后，一千多年前烧制顶级茶具的“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成功入围。
考古学家刘庆柱认为，“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重要性在于，该遗址的考古恰好填补了人们多年来的认识空缺，“揭示了唐五代时期，这一著名品种的烧造过程，让仅见于文献的秘色瓷鲜活起来”。
浙江考古所沈岳明将这次发掘视为“陶瓷考古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发掘”。对于这种说法，王光尧直言，“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他看来，不论是考古圈，还是陶瓷界，“这次发掘足以振奋人心！因为一直以来，学界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秘色瓷’与越窑关系密切，但是一直没有窑址证据，而此次的发现解决了这一问题”。
胡朝辉一直关注后司岙考古发掘，“这次出土的‘秘色瓷’，从胎土的淘洗加工、制作的精美规整、施釉的纯净均匀，到烧成的特殊工艺，都有别于普通越窑青瓷”。这也证明了她于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当时根据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的特点，结合‘秘色瓷’的‘秘’和‘色’字在古文献中的含义，认为‘秘色瓷’应该是指越窑青瓷中的高檔产品的观点，这次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观点”。
后司岙秘色瓷遗址不止一处，“这次我们仅挖了一条而已，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惊喜”。郑建民笑言，这一片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足以支撑他到退休。
而对越窑研究来说，文物出土意味着后续研究工作的开始，“有许多课题，比如‘越窑的海外贸易’‘越窑与邢窑、耀州窑、汝窑等窑口的关系’‘唐宋瓷器的贡御制度’等”，胡朝辉认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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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易小燕
“秘色瓷到底产自哪里”的各执一词画上句号，并揭示了秘色瓷有别于普通青瓷的烧制工艺。
这项在中国陶瓷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在2017年4月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道贺的消息通过微信频频传来，面对褒奖，项目负责人之一的郑建民在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呈现出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理性，“考古不是挖宝，这一次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发掘并非突然为之，我们是站在几代考古人的肩膀上”。
巧剜明月染春水
在法门寺地宫打开前，人们不知道秘色瓷到底啥模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讲到陶瓷史，秘色瓷是绕不过去的一部分。
因为太多文献中有记载，唐朝就有不少诗词夸赞它的美。如昭宗光化年间，进士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中咏颂，“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后唐同光三年，徐夤在《贡馀秘色茶盏》中赞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这些诗词也建构了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胡朝辉对秘色瓷的最初印象。
其中，“巧剜明月染春水”這一句，“真是将秘色瓷的状貌描述得恰如其分”。1995年，当时在北大读书的胡朝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首次见到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瓷盘，“它端庄地伫立在展柜里，别有一番静雅高贵的气韵和风度;它湖水般的绿色、富含异域色彩的造型，让我感受到大唐的浪漫和气度以及诗一般的意境，我完全被它迷住了”。她当即决定，硕士毕业论文就写《唐宋越窑瓷器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胡朝辉发现，从唐至宋这段时间，人们对秘色瓷的认识比较具体：它有“嫩荷涵露”的色泽，有“类冰”“类玉”的质感，型则“圆似月魂堕”。但宋代以后，秘色瓷似乎在地面上消失了一般，人们只能通过前人的诗词，来想象这款顶级青瓷的样貌。
第一个造访者
可以确定的是，古人的文献从来不是无稽之谈。正因如此，千百年来，大家在追寻秘色瓷的路上隐约能够看到“一束光”。学者们通过扒拉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惊奇地发现，古人早已明确将秘色瓷的原产地指向了上林湖。
古时的上林湖在今天浙江的余姚、上虞、慈溪一带，方圆数十公里。1935年，这一处群山环绕的地方迎来了第一个造访者。当地人觉得这个外乡人很奇怪，因为他总是在一些荒草丛中或者田埂上寻找着什么。没人知道，这个神秘的中年男子是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中国近代第一个走出书斋的考古学家——陈万里，时年43岁的他即是根据古人的记载按图索骥，来到了上林湖，试图寻找传说中的秘色瓷。
这是陈万里第一次来上林湖，这一段记忆被定格在他的日记本里。来时正值5月，上林湖风光秀丽，周边的景致十分优美，在陈万里的心里，这一片水域堪比西湖，“湖水清澈见底，浅处有芦草，微风拂之，荡漾有致。黄花小草，亦随处可以见到，风景之佳，实不让杭州西子湖也。四围山色葱翠可爱，低诵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翘首南望，早已神驰于湖西村矣”。
对此地景致如此活泼的描述，足见陈先生当时心情的欢畅;然其看到零星几处砖窑冒出的青烟，他也流露出物转星移的忧伤，“居民均业砖窑，殆为千数百年由制瓷而转为制砖欤！”
最为遗憾的是，多次往返上林湖后的收获不尽如人意。因为上林湖实在太大了，周边大大小小的窑址数以百计，加之当时技术上的局限，即便是踏破铁鞋，寻得秘色瓷的希望也极其渺茫。陈万里的上林湖之行，除了寻得一些青瓷的碎片外，并未有实质性的收获，更别说秘色瓷的窑址了。
几代考古人的梦想
放眼整个越窑陶瓷考古，陈万里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一代考古学家跟随陈先生的脚步，走进荒郊野岭，寻找越窑重器的踪迹。
考古是一件需要长时间对抗孤独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寻找秘色瓷窑址的工作还在继续。然而，在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其他领域的几大考古发现以轰动世人之姿，让人们逐渐淡忘了上林湖畔还有一群考古学家，仍在俯拾皆是的瓷片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候谁能料到，在距离上林湖1500多公里外的陕西扶风县，与秘色瓷能有什么联系？可事实就那样离奇地发生了，并且是以震惊中外的方式。1987年法门寺地宫意外开启，除了证实了古籍中记载的佛指舍利和无数宝藏之外，失传已久的秘色瓷也一同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一共14件，13只细腻精致的秘色瓷碗、盘和一只秘色瓷八棱净瓶。“这是探寻秘色瓷非常重要的一环”，郑建民认为，只要确定了标准器，“以它们为评判准线，就更容易明晰哪些是秘色瓷，哪些是普通的青瓷”。
此后，浙江临安的吴越王族墓地，广州、长沙等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国都的城市，乃至北方的辽代皇陵都出土了“秘色瓷”，与法门寺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但依旧没人知道秘色瓷具体是由哪个窑烧造的。
突破性的进展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990年至1991年，因上林湖水库大坝加高，浙江考古所进行详细调查，确认窑址115处。”郑建民说，“从那以后，基本确定整个浙江越窑的具体分布。”大规模发掘由此展开。
1996年，胡朝辉去浙江省上林湖和绍兴一带调查窑址，“当时就住在上林湖湖心岛上，跟着绍兴市文管会的同志一个窑址接一个窑址地调查，那会儿去窑址没路，要砍着荒走”。在她去之前，“浙江省考古所沈岳明先生刚刚会同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上林湖荷花芯窑址进行了连续性发掘，发掘工作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至1995年上半年结束”。而当胡朝辉从上林湖回到杭州时，“在考古所里，我已经看到了这次发掘出来的大量越窑瓷器标本”。
随着一座座窑址的开启，让烧制秘色瓷的确切窑址变得明晰。“最终锁定后司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而是通过了好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可以说是多年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的结果”。郑建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是几代陶瓷考古人的梦想，我们这一次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有幸赶上了”。 不想一挖了事
后司岙遗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经水下考古发现，唐、五代时期，上林湖的面积比现在小很多，而上世纪90年代加高堤坝以后，每年一到雨水多的月份，这一处窑址一大半会被湖水淹没。所幸，往年多雨的情况并未再次出现，在集中发掘的那一段时间，即便是变化多端的天气也变得超级配合。
发掘工作从2015年10月启动。表土挖掉以后，郑建民惊讶地发现，地底下的残片和窑址的格局超出了大家的预料，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作坊遗迹非常丰富，仅窑具和碎瓷的堆积就厚逾5米。“这么重要的窑址，还用老办法吗？”显然，“我们不想一挖了事，挖掉了就没了，永远地没了”。
考古人员果断放下手里的工具，停下来寻找新方法。最终采取集思广益的方式，“我们向全国重要考古所的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到现场来献计献策”。反复讨论后，决定采用地面激光扫描等科技手段，“把我们的每一步工作暴露在‘监控器’下，全程记录整个发掘过程，保留整个窑场所有的原始数据”。
新方法的尝试极具挑战，不仅资金投入很大，还需要巨大的人力成本。在具体操作上，相比史前考古來说，陶瓷考古发掘麻烦得多，“都是废品堆积，怎么弄？不是谁来就可以弄好的”。郑建民深知其中的艰辛，“我从事陶瓷考古十多年了，专门挖窑址的技工师傅也跟了我十几年，一般的技工做不了这个事情”。在他看来，这一次发掘拥有全程记录的底气，“跟我们所里多年来技术的积淀、人才的储备密切相关”。
“黑科技”介入
地面激光扫描、低空无人遥感、近景摄影测量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是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持。可能有人会说，这些在别的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了，算什么“黑科技”？是的，它们确实不够新鲜，但在陶瓷考古领域用得如此之彻底，后司岙秘色瓷窑址是第一次。
为了取得完整的数据，在每一文化层发掘过程中，仅剔除泥土，留下所有的窑具、窑炉砖块以及各种青瓷产品，再进行三维扫描、拍照、制作三维立体图等。而重要的标本在三维立体图上进行定位编号，使每一件编号器物都有清晰的三维坐标。
三维激光扫描对光线的要求非常苛刻，“一不留心，很容易在画面上留下阴影，那出来的图片会非常难看”。为了取得理想效果，经常是天刚蒙蒙亮，郑建民就得和他的团队在现场等着，“待光线好一点的时候，抓紧时间干活，因为太阳出来后，又得停掉了”。而下一个理想的时间点得等到“太阳下山之前那个把小时，大家又开始疯狂干活”。
团队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研二的JANE是过来帮忙的实习生，她形象地将工作人员与太阳较劲的过程比作“游击战”，“每当云层遮挡，阳光透不过来的那一点空当，工作人员也会赶紧拍照;云层飘过，又只能停下来等待”。有时候，整个下午就在等待中过去了。
有一天，JANE手里的活儿刚干到一半，突然下了倾盆大雨。大家纷纷跑到树底下、遮阳大伞下等地方躲雨。“当时师傅们没有因为大雨就收工回家，而是耐心等待大雨停下后，又出来干活”。雨后的探方里都是淤泥，JANE被技工师傅那种敬业精神所打动。
整个过程非常艰辛，郑建民坦言，“个中甘苦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挖一层，采集一层数据，大多数时间需要等待光线，反反复复，仅1000多平方米的窑址，我们挖了一年半时间”。
2017 年 1 月，现场发掘已经基本完成。而对于地面三维激光扫描的工作人员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收集了海量的图像数据，这些数据要如何呈现？这将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场“可后悔的考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系统数据的采集，很可能颠覆以往考古报告的单一模式。“我们消化后写出报告，你来读;读的时候，如果觉得某个地方有疑问，那完全可以找到原始的数据做一番比对”。而以往的情况是，考古学家写什么就是什么，“这一次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后会将这些数据公布在网站上，这对传统的考古报告是革命性的东西”。郑建民甚至觉得，“很有可能会改变原来纸质文本出版的形式”。
还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陶瓷考古的技术达到另一种高度，“我们保存的这些原始材料，详细看下来，看看当年我们是如何一层一层揭开的？里面是什么情况？相当于帮你虚拟发掘一遍，你来分析这些数据，通过研究，可以形成一个你的判断和认识”。
郑建民给这次发掘总结了一个概念——“可后悔的考古”。“以前一般采取的是直接开挖，取走东西。除了你，没人知道文物在土层时的状态，也就是一切你说了算，很多时候没法验证;而我们这次只是把土取走，所有的东西留下，做多角度三维扫描”。这种新的方式，让没有到现场的人也能通过影像，了解文物在出土时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层中，有多少瓷质匣钵，有多少陶质匣钵，秘色瓷与普通青瓷的比例是怎样的，其中净瓶又有多少，非常详细，都是原原本本的信息”。
对于后司岙秘色瓷窑址采用的新方法，业界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这一次采用的方法在陶瓷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方法值得推广，尤其是重要的窑址，谁都想把瓷窑址考古推到科学的地步”。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看来，通过各种技术，尽可能展示窑址原始的面貌，既有利于图片、影像的保存，又能让观者看到历史的真相、最初的状态，“不仅仅是拿一个宝贝给你看看就完事了”。
科学实验证实“秘密”
从该窑址开挖起，王光尧先后去过五六次。“种类和造型都很丰富，刷新了我们以往对秘色瓷的认识，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如秘色瓷枕，很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一堆堆瓷片中，有经验的郑建民一眼就能辨别出普通青瓷和秘色瓷，“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秘色瓷完全是一副‘鹤立鸡群’的姿态，它的胎质细腻纯净，完全不见普遍青瓷上的铁锈点等杂质;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釉面莹润肥厚，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秘色瓷的品质比普通青瓷更为高级？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考古人员将两者的样本送到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核技术考古研究中心的实验室。科学实验通过中子活化技术，取得两组胎样的精确数据。对比分析后发现，秘色瓷胎样中锆、钴、铪、铀等元素含量较高，而在青瓷样品中，这些元素的含量则不是主要成分。
在科技书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松林看来，这个结果意味着，烧制秘色瓷的泥胎经过了严格筛选和反复的淘洗，“有些矿物颗粒的元素被洗走了，含量就比较低，而剩下的有些元素的含量就偏高了”。
而釉的化验结果显示，相比同时期的普通青瓷，秘色瓷的Fe2O3含量明显更低，而CaO含量明显更高。化验人员告诉郑建民，“三氧化二铁低，有利于青色釉的生成;氧化钙含量越高，釉熔融越均匀，釉面越莹润光滑、光泽度就越好，瓷器的质量就越高”。从数据统计分析来看，“结果支持秘色瓷是专门烧制。”冯松林说。
在追寻秘色瓷装烧工艺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考古报告显示，“瓷质匣钵的胎与瓷器基本一致，极细腻坚致，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以使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因此，考古学家认为，瓷质匣钵及由此带来的秘色瓷生产，当是以后司岙为代表的上林湖地区窑场的重大发明。
不过王光尧提出了更细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仅烧秘色瓷，还烧普通的青瓷。那么陶质匣钵、瓷质匣钵比例是怎样的？烧制秘色瓷器是在哪一个火位上装烧？如果一次烧制5层的话，那秘色瓷是放在第几层？”王光尧内心很清楚，“这可能永远在我们的推测之中，但对生产技术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
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在2017年4月11日至12日，有着“考古界奥斯卡”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在北京召开。在两天密集的“入围项目演示”后，最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25个入围项目中选出10个入选项目。
评选的当天下午，好茶的郑建民在酒店的房间里煮茶喝，茶叶是从浙江带来的，但茶具只能用酒店的瓷杯凑合。而楼上的会议厅中，专家们经过综合考虑，两小时后，一千多年前烧制顶级茶具的“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成功入围。
考古学家刘庆柱认为，“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重要性在于，该遗址的考古恰好填补了人们多年来的认识空缺，“揭示了唐五代时期，这一著名品种的烧造过程，让仅见于文献的秘色瓷鲜活起来”。
浙江考古所沈岳明将这次发掘视为“陶瓷考古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发掘”。对于这种说法，王光尧直言，“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他看来，不论是考古圈，还是陶瓷界，“这次发掘足以振奋人心！因为一直以来，学界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秘色瓷’与越窑关系密切，但是一直没有窑址证据，而此次的发现解决了这一问题”。
胡朝辉一直关注后司岙考古发掘，“这次出土的‘秘色瓷’，从胎土的淘洗加工、制作的精美规整、施釉的纯净均匀，到烧成的特殊工艺，都有别于普通越窑青瓷”。这也证明了她于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当时根据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的特点，结合‘秘色瓷’的‘秘’和‘色’字在古文献中的含义，认为‘秘色瓷’应该是指越窑青瓷中的高檔产品的观点，这次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观点”。
后司岙秘色瓷遗址不止一处，“这次我们仅挖了一条而已，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惊喜”。郑建民笑言，这一片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足以支撑他到退休。
而对越窑研究来说，文物出土意味着后续研究工作的开始，“有许多课题，比如‘越窑的海外贸易’‘越窑与邢窑、耀州窑、汝窑等窑口的关系’‘唐宋瓷器的贡御制度’等”，胡朝辉认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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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