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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靠!”
国贸桥下,面对轰然拔起的CCTV大楼,远道而来的朋友显然被震慑住了:230米高的建筑,顶部横结构悬在180多米的高空,向外横挑70米,组成的强烈不规则几何体,在CBD上空藐视一切,时刻提醒着你是多么渺小……一种对“超一流”的自圣与膜拜,被建筑语言空前凶猛地传达出来。
穿过工地围墙,近距离观察这座“21世纪新标志”,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与周围地理环境和文化心绪格格不入的失衡状态:暴露在外的菱形钢网捆绑着灰涩粗重的躯体,折叠向上之后再扭曲回来,插入自己的身躯……纵横交错的网格、斜长方形中空、非垂直切割线,在生理上激化出一种无法化解的紧张感。
“如果把这些超强对比的视觉压力,与那场气味诡异的央视大火事件混合起来,可以完美注解当代中国。”指着眼前那幢正在被修缮的焦黑副楼,这位在加拿大研究政治学的朋友感慨到,“从外面看,大国崛起的气势无所畏惧又无所不能;从里面看,危如累卵的空间又充满了不安、焦虑和冲突。”
他稍嫌主题先行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过去十年,这个主题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变化也只是体量上的变化,而且这种体量变化甚至更加加固了这个主题。”在他看来,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主题几乎被加速演绎到一个难以驾驭的新高度:“大国和平崛起”逼出了G2;“内部矛盾紧张”造就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网络潮词:“邓玉娇刺官”、“躲猫猫”、“绿坝”、“开胸验肺”、“欺实马”、“被增长”、“临时性强奸”……
对于前者,可能没有谁能比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体会更深。“总理先生,你准备好了和我见面吗?准备好了吗?”当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走到无果而终的最后一刻,奥巴马边走边喊,直接闯进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基础四国”立场协调会时,已经暗示了全球大国地位升降的新变化。日本《选择》月刊2010年1月号刊文解读到:“实际上,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在100多个参加国的注视下推动达成了协议案。只要是涉及政治行动,我们总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和美国一起成为国际舞台上两个闪耀主角”,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将无法解决世界问题”。
对于后者,2009年发生的三大社会突发事件给出了最惨烈的注解:乌鲁木齐打砸抢烧、通钢工人打死民企管理者和唐福珍反抗拆迁自焚。这些惨案直指当代中国最不稳定的社会情绪:民族关系紧张,社会阶层冲突和官民矛盾突出。而这三大矛盾的矛头又同时指向唯一的根源——强烈不公平下过于悬殊的社会发展差距。
“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打着服从大局的旗号,用推土机粉碎掉人们的基本生活,这是什么法律问题?”面对电视画面中唐福珍冷静地将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燃自己,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2009年11月27日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我要说,这跟什么狗屁法律都没关系,这只是个简单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你们是不是人……金牛区天回镇政府,你们没有任何存在这世上的必要,愿天下所有最恶毒的诅咒都在你们身上应验,愿你们入火狱而永不得拯救!”
十年来,在高速增长的经济推动下,成功的好像愈发“成功”,失败的又似更加“失败”,这种“双面神”般的中国主题一时间遮蔽了所有有关我们这个国家的弹赞。在“成功”纠结“失败”的自己与自己撕扯下,站在2010年的门口,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选择什么?我们会走向何方?
我们眼前是一道窄门。
天命中国
1月21日,在国新办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测算,全年GDP实现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中国GDP“超八”的消息瞬间传遍整个依旧忧云笼罩的世界,全球股市冲动一片。人们都在瞩目中国又一次惊艳增长时,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更加惊人的数据同时出现了。
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定下的目标,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也即2020年中国GDP要达到357616亿元。那么,在2009年335353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只要再增长22263亿元,也即GDP再增长6.6%,就能提前10年完成“十六大”提出的GDP战略目标。
面对过去十年的中国在东亚建立的经济伟业,1月6日,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佩特拉斯在西班牙《起义报》上撰文对比了“9·11”以来的一对输家和赢家:“美国在亚洲寻找地位无足轻重的军火买家,而中国则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重要经济伙伴大力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美国利用国民经济为海外战争融资,中国则开发矿产和能源资源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美国投资军事技术用来对付卫星国家的国内骚乱,中国则投资民用科技创造出口竞争力。”
他接着调侃道:“中国投资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美国则军事打击这些国家;中国出售阿富汗人民婚礼用的盘子碗碟,美国则轰炸阿富汗百姓的庆典活动;中国不资助种族战争,美国则组织‘颜色革命’;中国吸引全球消费者,美国则在国内外制造恐怖分子;中国自给资金发展经济贸易和运输系统,美国则因无休止战争、救市和发展非生产部门而让国库负债累累,同时让成千上万的人失业……”
2009年1月20日,小布什离开白宫的那一刻,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伊拉克冒险行动无意中产生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全球经济中心向东亚回归、东亚经济中心向中国回归的加速——中国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无论美国能否成功打垮基地组织和伊拉克的叛乱。
在这个圈子里还流行着一个笑话:“美国打冷战,日本获胜;美国打反恐战争,中国获胜。”
这个笑话的确抓住了过去60年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美国“对中国购买美元已上瘾”,实际上对中国提供廉价商品也已上瘾。如果要结束这种情况,首先必须接受痛苦的“戒毒”。然而,廉价的中国信贷和商品的涌入不仅使超级富豪获益,同时也使美国较低的社会阶层获益。于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形势越恶化,美国政府对这种依赖就越难于戒除。
美国资深记者Ted C. Fishman对此总结说:“入侵伊拉克不仅丝毫未能为第二个美国世纪奠定基础,反倒毁坏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声誉,进而破坏了美国及其货币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加强了中国在东亚乃至以外地区逐渐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趋势。”
中国“鹰派”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问题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把这归因于“天命”。在他看来,近代史以来,中国多次在生死考验面前化险为夷: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肢解中国之际一战爆发,中国得以喘息,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发展并接近统一中国;1940年代,日本已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傀儡‘国’,与此同时赳赳武夫东条英机上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两面作战,结果在中美夹击下日本完败,台湾回归中国……1999年,李登辉操弄‘两国论’妄图分裂台湾,结果台湾大地震,震得李登辉锐气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台全面遏制中国,结果‘9·11’爆发,美军挥师中东并深陷伊拉克;2008年4月,西方联合起来在西藏问题上刁难中国,在奥运期间又将中国股市砸到谷底,没想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闭,整个西方世界陷入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尤其重创美国经济。”
如果说中国的复兴崛起真是天命,那么,“天命”之后的现实“气运”又是什么?
1月16日,《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揭晓,“中国工人”当选。《时代》周刊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
当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四名女工拘谨而疲倦的神情展现在世界面前,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谁都知道她们所代表的“中国工人”群体,并没有公平地分享到“大国崛起”、“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带来的发展红利,超时工作,低廉工资,频频欠薪,是她们绝大多数生存状态的现实。
当过去的一年中国媒体将聚光灯照射在政经大人物及其制定的“宏伟大政”之上时,不能不承认,是美国的舆论旗手发现了“天命中国”的真相——亿万像蓝色工蚁一样默默承受、默默劳作的“中国工人”。“中国奇迹”的光芒,不仅来自中国工人们的汗水,还有他们委屈的泪水。
采访中,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大国政治的学者更愿意在这个层面理解“天命”二字:“‘天佑中华’不假,但鸦片战争170年来,中国不亡、传承不断,我还是相信在于中华民族拥有勤劳坚韧、自强不息的亿万底层。”
“图钉”社会
“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一颗大图钉。”这个“亿万底层”的具象概念,在民间学者王利的研究中有非常扎实的数据支撑,“中低收入者占就业总人口85%以上”。
这位精于统计研究的民间学者原本毫无机会获取被国家统计局“封锁”的数据真相,但200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给她“打开了大门”。
“由于全国总工会调查将‘职工’范畴扩大到了私有企业,由此获得了比较准确的‘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她发现,全总调查得出职工平均工资16395.48元,比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口径所统计的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要低44.4%,“全总的调查还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月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王利将全总的调查数据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结合起来核算,真相出来了:2007年,7.32万亿元的中国劳动者劳动收入,只占25.15万亿国民总收入的29%,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
与此同时,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了共有147个国家参加了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中,中国购买力水平评价因之下调。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这就是2亿赤贫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比重达15%。
在王利看来,“在中国这个‘大图钉’社会里,钉面就是底层,是‘尚能维持温饱、勉强维持温饱以及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大多数,钉杆是富起来的少部分人,顶尖是‘因得势而致富’(哈耶克语)的极少部分人”。
那么,为什么国家统计局会得出24932元的“职工平均工资”呢?秘密就在于,经过了1990年代末国企改革“大下岗”的折腾,进入统计的“职工”现在只占极少比重,但统计的产值总额和总收入却包括了1.5亿农民工的创造。也就是说,分母中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分子却包含他们的劳动,自然就出现了备受嘲讽的“被增长”和“职工工资两位数增长”。
“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工资——不是统计部门公布的那种平均工资——多年来不是在与国际接轨,而是在与农民收入接轨。”王利指出,正因为有了不怕工资低、只怕干不上活的农民工垫底,城里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大可以将农民工工资压低再压低,“向管理要效率”就永远停留在口号上。
比如,“中间投入”占产值之比越高,企业效率就越低。1980年代至今,中国企业一直高居73%左右,而英、德、俄、日等国只占60%多。但2007年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经营盈余占总产值之比为23.4%,竟然比英、德、俄、日等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据此,王利的结论是,“只能说,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造的‘效率’,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工劳动力收入的不断压榨。”
这位多年从事审计工作的民间学者感慨地说,在历年联合国工业统计资料中很难找到工资总额占总产值之比如此低的国家,她强调:“提高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普通劳动者报酬,这不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恩赐,更不是在克扣经营者的利润,而是要在良心上还普通劳动者一个公道。”
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了一份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在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所做的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内容是“山东省公众社会心态”,样本选取济南、青岛、临沂、潍坊、菏泽5个城市市民。调查结果同样令人震惊:在“认为社会公平”和“认为社会不公平”两个选项中,超过45%的公众选择了后者;在认为社会不公平的人群中,有77.6%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平现象达到严重水平。这一群体认为,当前社会突出的不公平现象主要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就业机会不公平,分别占64%和33.6%。
所有被调查者中,有84.8%的人认为目前整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近60%的公众认为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是党政干部,私企老板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及管理者位居其次,工人和农民被认为获益最少;权力被认为是导致社会不公平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前容易获得高收入最重要的因素。
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新世纪10年之际,形成当下这样一个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社会分层结构和公众社会心态,任其继续,“大国天命”无异于“大国赌命”。
“夺食”
1月23日,一则“柳州米粉厂集体涨价遭全体市民拒吃,致销量剧降五成”的消息传遍全国。在当地论坛里,网民公开详细数据,认为此次涨价并非厂家所说的“原材料上涨”,而是“有人幕后操纵企图垄断”。
这种“想尽办法”与民“夺食”的场景,几乎成了过去一年在应对金融危机旗号下国内各类分利集团竞相表演的节目。比如,2009年下半年,在不公开成本信息、价格听证不透明的情况下,垄断集团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唱着价格改革和节能减排的调子,迅速启动油、水、电、气、暖等最基本民生消费品的“涨价潮”。
最震撼人心的“大制作”还是来自于房地产。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6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100%。排名前2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8019亿元,同比增加160%。其中,杭州市以创纪录的1200亿元夺魁,同比增长393.22%;上海市1043亿元位居次席,增长180%;北京市928亿元稳获第三,增长83%。
这三大城市也将“土地财政”演绎到了癫狂状态:杭州市12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520.79亿元的2.3倍;北京市的这一比重达到45.9%,上海市也达41.1%。
在这些壮观景象的后面,就是2009年的“房价飙升”和“‘地王’横行”。
央行一位研究官员告诉记者,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依赖,土地买卖炒作、持有环节的税收制度的缺失,城市化与保障性住房稀缺矛盾,导致了商品房刚性需求,“房地产泡沫早在货币政策转为适度从宽之前就已存在并比较明显了”。
之所以在2009年激化成一场广大普通居民在房价、拆迁上,与地方政府、地产商集团之间“生死搏斗”式的对峙,关键在于金融危机“阻碍”了外部增量式的繁荣,因体制固化已经对利润高增长形成深度依赖的分利集团,毫不犹豫地转身于内部,通过驱动行政力量强行控制和分割存量,将一场外部经济危机推演向内部社会危机的方向。
比如,2009年各地方的拆迁热潮,引发了全社会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集体声讨。但现实是,几乎每一户遭强制拆迁的家庭都拿着《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和《物权法》这样的“私法之母法”,与拆迁方手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峙,结果都是“在死伤中纷纷败阵”。
《物权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为记者揭示了已不成秘密的秘密:“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就开始对有关拆迁和征地的条例进行修订。原来预定《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生效时,新条例就应该颁布出来。但压力太大,没有出来。”
孙宪忠直接指称这个压力就是“地方政府反对”。征地拆迁原本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协商,“现在的政府实际是在经营土地”。他举例说,上海一亩土地最高补偿30万元,政府转手交给企业可能就是几百万,其中巨大的差额作为“第二财政”收入政府囊中。
在这种巨额利益驱动下,地方利益勇于赤膊上阵,拒抗国家大法的决心超级强硬。也就是说,这场宪法和法规之争的实质是一场利益之争,面对靠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老百姓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物权法》,实际上是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
这种驱动力之强大甚至连政府官员自己都震惊不已。一位财政部官员私下向记者感叹:“年初,全国财政收入预算增长目标定为8%,我们内部很多人都不看好。没想到财政收入在5月份止跌回升,随后增速开始连续爆炸式增长。最后到12月,当月财收增速高达55%,实在难以置信。”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以专业眼光为记者继续解剖这种驱动力。2009年,企业所得税同比只下降0.3%,个人所得税增长了5.9% ,“如此深重危机,企业所得税基本未降,个人所得税持续增长而且比率不低,可见企业利润中很大部分交税了,居民交的所得税甚至逆势增长。这只能说明财政收入两位数的增速并非市场恢复所致,大部分源于征收力度极大增强了。”
在这里,他又提到了非税收入,2009年1-11月份,全国非税收入7705.84亿元,同比增长27%,“前三个季度,税收只增长了2.2%,而非税收入却增长了33.1%。非税收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快的呢?5月份,增长了130%。这说明,各级政府借着此次危机的‘东风’,预算外征收再次迎来一个高潮,新的收费又层出不穷地出现。”
“所有这些都是‘生掏’出来的,现在‘查税风暴’还在继续,‘生掏’就不会停止。” 李炜光说。
1月10日,财政部长谢旭人公开了2009年的财收数据: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增长11.7%,不但远超8%的年度目标,也远超8.7%的GDP增速。相比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5%。这暗示,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现有体制下,“老百姓永远跑不过国家”。
对这种危机下的“夺食”,官方喉舌《瞭望》周刊去年11月底刊文做了难得的揭露:
“在‘对上负责’、‘GDP挂帅’考核体制的逼迫和驱动下,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时刻不忘在经济发展中放手一搏,为了获得更漂亮的升迁政绩,为了抢夺更多的纳税财源,不顾捉襟见肘的财政基础,不顾生态脆弱的地理环境,不顾宝贵有限的土地资源,举债建设、卖地招商、引污办厂、‘土匪’施政、‘刮地’敛财……而历史证明,这些‘轰轰烈烈’的‘带病发展’,大部分都以巨额的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告终;‘焚林而猎’的‘短期行政’,无一不酿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因素。”
“吃人”的房子
“现在,房地产泡沫就是中国的真正隐患。”
一位央行官员告诉记者,目前,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已高达18倍,远远超过了国际上普遍公认的4-6倍的安全线,全国多数大城市甚至许多二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已成。房价、地价猛涨,最得益的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受伤最重的是尚未置业的老百姓和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家庭因陷入“房奴”不敢消费,生活压力大增;高房价抬高商业成本,企业因职工工资上升而逐步丧失竞争力,如果不增加工资,职工就买不起房子,企业就留不住人才;大中城市越来越不适合制造业的生存,产业资本大量从制造业转往房地产行业;银行贷款则有可能因将来房价回调四成以上而损失惨重、甚至有可能诱发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过去一二年,凡是出面为房价辩护的官员学者,几乎无一不受到民众的痛批,周久耕甚至因此而遭到了网上人肉搜索。”他认为,一部《蜗居》道出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受到老百姓的普遍好评,“这实际上已充分反映了民心所向。宣传部门应当将《蜗居》列为各级政府组织收看的电视剧,以便清醒各级干部的头脑。”
这位央行官员所痛心的房市逐利图,其实就是印证与民“夺食”的完美案例:国有企业和垄断势力凭借体制优势,将原本用于振兴实体经济的超量银行信贷转手放入土地市场,并推高房价,其实质就是危机下对社会财富锁定或卡位式的强行圈占。
目前,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均有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主营业务和房地产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多达80多家,分布在钢铁、冶金、医药、农业、化工等各个行业。有数据显示,央企中仅母公司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目前已高达1800亿元人民币。2009年总价和单价“地王”前十名中,国企各占8席。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汽车、房地产作为我国整个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点也不能动摇,不但不能动摇还要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们关联度高,“汽车关联100多个行业,拉动钢铁、电子、化工、橡胶工业,还可以玻璃工业、座椅拉动纺织业和制革工业;房地产上游可以拉动钢铁、建材水泥,还可以一直拉动到家用电器,家里新买一个房子,换一个电视,甚至纺织业也被它拉动了,窗帘也要换新的。”
“没有房地产业,他们无法存活。”姚景源的表述被独立财经评论人叶檀视为一个吸食“房地产鸦片”上瘾者的自白,“政府过于依赖房地产,在房地产尾大不掉之后倒过来强调房地产的重要性,被斥为养虎遗患。这些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在房地产市场的‘虎’正是地方政府、地方与央企。”
英国16世纪“羊吃人”的故事,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变成了“房吃人”:因天价房价被“吃”,因土地违规圈占被“吃”,或者因强行拆迁被“吃”……
2009年12月2日21时30分,央视《新闻1+1》播放了《拆迁之死》的新闻节目:“11月13日早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用身泼汽油自我燃烧的方式于楼顶天台做最后的抗争。可惜自身烧得面目全非,也未能阻止政府的强行拆迁。”
“虽然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但政府部门却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政府派人在医院严密控制,防止家属随便接近被抢救的唐福珍。最后不治身亡很长时间了,政府拒绝家属靠近。有人不断地质问,‘亲人死去了都不让见一面,你们还有人性吗?’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回答说,‘你们要冷静,我要请示一下领导……’”
这些画面永恒地烙在了2009年的中国记忆中。
那么,中国房产需求真的紧张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吗?
房地产界资深人士、北京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告诉记者:“实际上,不算开发商手里未售出的空置房,全国城乡就有30%、100多亿平方米的住房闲置,常年没人居住,却有将近一半城镇人口的居住条件恶劣。”
他介绍说,一方面,在城里,这些年新建的豪宅别墅、高级公寓、新住宅常年闲置;去农村,常年没人住的房子也大都是新房、好房,都是农民工挣了钱回家新盖的。这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新盖的新房、好房,越大量闲置。
另一方面,2.3亿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居住在简易工棚、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农民房、城里的地下室、群租房里;城镇居民中,也还有1540万户、约5000万人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中有1000多万户、3000多万人还住在棚户区、危房改造区中;2000-2009年我国毕业大学生人数共计3275万人,其中至少有1000多万人是漂在城市中租房打工的“蚁族”;在买了房的城市居民中,又有几千万人背负着4万亿元房贷,在当“房奴”;还有几千万人买了70多亿平方米、至少七八千万套小产权房,连合法产权都没有,财产难以得到保障。
历数我们住房的真实现状,这位原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认为,发展房地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解决全体人民的住房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GDP、增加政府政绩和财政收入,更不是为了增加官员的寻租机会和开发商的暴利。
“改革死了,‘王爷’当道”
“现在不是1978年,人心已经变了。不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比30年前更困难,不是我们连‘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魄力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而是欲望和私利已经无孔不入。”
“改革死了,改革在1998年,最晚在2000年已经‘结束’了……后面出现的都是心照不宣的扭曲权力,为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服务。不就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把事情定了么?甭管是土地红线,还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征地拆迁,不再是‘尝试-纠错-再尝试-推广’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对我有利,对我个人有利。”
“这个出发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这几个人来说,你不要约束我,我也就不揭发你。大哥别说二哥,都是那么回事。大家面子上还保持个老大、老二的关系,其实谁能真服谁啊?谁不知道谁都不干净吗?”
网民“小米”这段激烈的言辞喷发出来,几乎每个批评其情绪化的看客,都不得不承认“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改革死了”的断言,如果是从改革的公正、公平和公开角度去理解,如果是从2003年3月国家体改办撤销的事件来定义,也未尝不是真相。
作为承担中国改革设计的政府机构,已死了6年的体改办有着曲折跌宕的悲欢经历。
改革之初,被委任主持改革开放的赵紫阳,手中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完成此重任的执行机构。这位政治家在1980年5月设立了一个临时办事机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两年后,改革在全党终于达成共识后,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列入国务院部委序列。
1987年11月,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中国改革第一波也进入高潮。为了将改革推向更深入,次年 3月,国家体改委升格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主任,不列入国务院组成机构,体改委也因此走到了自己的权力巅峰状态。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年后就发生了政治风波,体改委内许多改革风头人物出走,体改委颓势显露无遗。
1991年初,朱镕基被调入北京负责新的经济改革。此时的国家体改委保守气氛浓厚,朱镕基很难对之倚重。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一年半后,一个临时办事机构——“经济贸易办公室”成立了,次年3月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这也意味着,新时代的改革重任交给了国家经贸委。1998年3月,就任总理的朱镕基拉开了机构改革大幕,体改委降级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多年不参与改革实际操作的体改委或体改办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政策咨询机构。 2003年3月,体改办被彻底撤销,人员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改革的任务交给了在原计委基础上成立的国家发改委,企图简化机构集中权力,以更加坚决地推进改革。
然而,这个既管发展、又管改革还管“计划”的超级部门,在职能上显然更偏重于权力更大的经济项目审批和发展规划,而需要统筹考虑的改革规划,则自然而然被分散到国务院所属各职能部门。2003年之后,不能说高层没有花大力气推动改革,但改革终于变成了由部门利益主导的“改革”。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邵秉仁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说,当初设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时,就规定国资委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履行出资人职能,当运营国有资产的“老板”,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的“婆婆”。但当国资委操作国资改革后,“目前国资委管理架构,还是把国有资产管理当成国有企业管理,延续了以往计划经济下对企业的管理办法。
过去十年,这样的故事频频出现:铁道部“关起大门”搞铁路改革;电信部门反复四次折腾电信改革;证监会改革资本市场,死死不放发行审批权;财政部的分税制改革,伴生的是基层政府负债累累,财政几近崩溃;国资委改革,垄断行业越改越强;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教改、医改,更是民怨四起……这种“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改”的部门改革之所以失败,直接原因早已被反复指出:部门利益成为势力最强大的“分利集团”。
相对表现为地方利益的“诸侯经济”,诸多研究者把这种日益坐大的部门利益称作“王爷经济”。辽宁省财政科研所所长王振宇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诸侯”经济实力,“诸侯经济”目前已经很难挑战中央政策,但近年来部门政府间的竞争形成的“王爷经济”,已经威胁到国家政策和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
“如果说‘诸侯经济’还具有某些生产和创利作用,那么‘王爷经济’则带有更多的垄断特征和分利性质。”王振宇从自己的实际研究发现,“王爷”权力肢解了政府财权的统一性,“收入上,大量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大量的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他估计此类收入规模约为财政预算内的30%-40%。
“财权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形成的利益取向,更是“诸侯经济”所难以企及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告诉记者,不仅仅改革,目前的立法也往往是“部门立法”,“各部门都想通过立法为自己授权,扩大本部门的管制权力”。
他警告说:“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这种为扩张部门权力而加强的政府管制,则是市场化的倒退。”
面对改革被部门利益架空的局面,邵秉仁毫不掩饰对当年国家体改委的怀念,他指出,体改委主持改革的时期,不仅要向国务院提出改革方案的整体构想,而且还会按年度制定当年改革规划以及跨年度改革计划,客观记录当年改革历程,科学分析改革形势,冷静分析改革当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理性提出改革建言。
“缺乏这样一个综合部门,国家就不能通盘考虑改革的全局。从改革的经验上总结,现在仍然需要一个改革的综合部门替党中央、国务院考虑长远改革发展的战略问题,能够制定跨部门的全局性改革规划。”他担忧地说,部门利益一旦形成并固化,对国家的科学决策会有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利益格局越来越固化”。
这位在操刀电力改革的电监会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改革派,向决策层表达了自己的忠告,改革最关键的是决心,“从历史上看,当改革遇到困难时,需要魄力强力推行,需要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看准了就干”。
巨轮转航
本届政府主政时间过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还有两年多的时间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业绩。回顾过去近8年的中国足迹,既有经济体量迅猛增长和“全球第二大经济国”的壮阔成就,也有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每年数万件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紧张……但如果足够敏锐,不难发现,当社会情绪仍然在自豪与愤怒中飘摇不定的时候,中国这艘巨轮已经悄然实现了180度的转身。
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召开,大会报告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时仍处在经济紧缩状态下的中国,最期待的仍然是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
次年3月,新一代领导集体遭遇“非典”的严峻考验。这次危机推动了执政党开始反思过去所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2003年7月28日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综合党内外的意见,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源起,也标志着胡锦涛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执政纲领。一位党内研究人士告诉记者:“其实,此前锦涛同志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通过一场危机让这些思想成型进而取得了党内同志的共鸣。”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
2007年10月中旬,十七大召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写进大会报告,胡锦涛将发展的重点指向了比GDP增长更深远的地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这位党内研究人士分析说,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要求,执政党要有高度的时代意识,抓住真正的社会发展趋势。他称赞到:“从这几年全球发展趋势和气候环境影响来看,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能早在7年前就抓住时代变化的趋势,在指导思想上迅速从追求GDP增长的依赖中退出,转向了以‘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为核心理念的新航向并坚决贯彻,其驾驭时代的能力的确令人敬佩。”
“不论我们对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出多少问题和缺陷,有多少利益分歧和冲突仍然在激烈对抗,尽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但你不能否认,包括各种利益阶层的全体中国人,已经在科学发展上达成了共识。”在这位多年梳理中共领导人执政理念流变的研究者看来,在中国多舛的现代化道路上,“能形成这个共识,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2009年平安夜,是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逝世一周年的日子。这位以《文明的冲突》一书预言了“9·11”的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1968年曾写过一本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认为亨氏一生中“最牛”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许多论断几乎是在40年前就“解读”了当代中国。
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有两种影响:
其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发达国家更不平均。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一部分,但现代化中的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社会动荡的因素。
其二,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原有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在近期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
这本书的分析也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张军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以及亚、非、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表明,现代化的成功从根本上讲有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但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却可能伴随着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滋长,带来社会政治的动荡。”
“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再分配,需要始终把握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中讲解现代化认识和实践的学者坦言,“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特殊性,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
这种背景下,第四代领导集体聚合社会共识,一定程度上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现代化挑战提供了思想凝聚力,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1月12日,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里氏7.0级地震。大地震12天后,官方收殓了约15万具遇难者尸体,估计还有20万人埋在废墟中,救援工作艰难而进展缓慢。这场地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震级更大的汶川大地震。1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比较了两起巨大的地质灾害,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有强大中央政府为人民提供支撑”。
实际上,这个结论就是中国社会新共识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的“门槛”
2009年7月1日,建党节,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宴会厅,200多人济济一堂,多数为商人,少数是学者,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聆听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的一场讲座。会议是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组织的,商人聚会不谈生意,讨论的题目是“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
秦晓被思想界称为近年来兴起的“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所谓“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界人士组成,在全球竞争中受过锻炼,有巨大的财富动员能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远非新老左派和自由派所及。其观点尤其重视秩序维护,认同制度变革应当渐进、平稳,不允许社会动乱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重视国家利益的维护,并致力上下互动,一起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之路。
秦晓在讲座中强调,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范性。其充满学术气息的话语,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已经拥有3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中国,要进入价值和制度变革的准备时期了,也就是要创建全球实践意义上而非理论揣摩上的中国模式。
2009年,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因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对于过去十年一直“以美为师”、“言必称华尔街”的中国学生来说,更无异于闷头一击。
2009年1月6日,在接受媒体“2008年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出乎你意料的地方?”提问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樊纲承认,“没有想到(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以激进的方式爆发”,“这种估计不足的根源是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认识,对美国那一套我们太相信了。”
对此,网友调侃说,“土鳖国的威力可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承受”,“甲午之后学习日本,结果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二战之后学前苏联,结果前苏联50年之后解体;80年代又学日本,结果把日本学习得90年代经济停滞;当年又学‘四小龙’,结果现在‘四小龙’成了‘四小虫’;要把企业都搞成韩国式的时候,来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群起拜师老美时,老师家来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举目四望,全球之大,竟到了无师可学的地步。”这种戏谑之词,其实也从反面指出了一个历史性命题: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不得不走自己的路了。
2009年6月18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乔万尼·阿里吉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平静地离开人世。对这位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突然离世,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扼腕不已。
姚洋介绍说,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在其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了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集中论述了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与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
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乔万尼·阿里吉对中国的前景也很担心:“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担忧他们的环境,然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许他们有计划有步骤,但我在汽车工业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对于环境灾害的警觉性。学习美国发展模式,这在欧洲已经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中国更甚。”
不过,他也注意到了,“在1990年代,中国毫无疑问是走在引导工人相互竞争以获取资本和利润的道路。现在却出现了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动力,阿里吉认为完全是中国式的。虽然进行的是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但中共“并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由此产生的后果是:
其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作用,每当党政系统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时,它不得不与这一传统进行对话才能推行;
其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过程。
这种独特的现实,阿里吉在亚当·斯密的“原著”中发现了与之共鸣的思想。
“斯密历来是被引用最多而阅读最少的作家。”阿里吉强调,“斯密并没有打算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提法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无形的手’是指国家应该在统治时把权力下放,减小官僚主义的介入。实质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为应是亲劳方的而非亲资方的,他曾明确提到的不主张劳工相互竞争以降低工资,而是引导资本家竞争,以降低利润至他们能接受的程度。”
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导者,社会理论家阿里吉想要告诉我们,亚当·斯密设想的这种基于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非常有可能因中国和东亚的创造性发展模式,在为新的世界秩序创造契机的同时而得以实现。
因此,在自己毕生的研究中,阿里吉认同“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中国遗产的复兴,正在与亚当·斯密思想的融合中,为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引出一条新路。
不过,这条理论上光芒万丈的道路,在现实中却显得丑陋、狭窄和艰险。张军扩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到:“13亿人口进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样的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出3亿多。这么多人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
“而我们既没有他们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环境,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张军扩指出,巨大的挑战还包括14.24亿人口之多的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场“竞赛”,气候变化附加的严酷约束条件,“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少和“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以及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明或暗的干扰、阻挠甚至破坏。
这些极端恶劣的条件筑造了一座令人胆寒的关隘,横亘在我们面前,但“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紧迫现实与政治承诺已经使我们没了退路。
采访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借用中国为记者吟诵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中国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
“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吗?”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靠!”
国贸桥下,面对轰然拔起的CCTV大楼,远道而来的朋友显然被震慑住了:230米高的建筑,顶部横结构悬在180多米的高空,向外横挑70米,组成的强烈不规则几何体,在CBD上空藐视一切,时刻提醒着你是多么渺小……一种对“超一流”的自圣与膜拜,被建筑语言空前凶猛地传达出来。
穿过工地围墙,近距离观察这座“21世纪新标志”,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与周围地理环境和文化心绪格格不入的失衡状态:暴露在外的菱形钢网捆绑着灰涩粗重的躯体,折叠向上之后再扭曲回来,插入自己的身躯……纵横交错的网格、斜长方形中空、非垂直切割线,在生理上激化出一种无法化解的紧张感。
“如果把这些超强对比的视觉压力,与那场气味诡异的央视大火事件混合起来,可以完美注解当代中国。”指着眼前那幢正在被修缮的焦黑副楼,这位在加拿大研究政治学的朋友感慨到,“从外面看,大国崛起的气势无所畏惧又无所不能;从里面看,危如累卵的空间又充满了不安、焦虑和冲突。”
他稍嫌主题先行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过去十年,这个主题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变化也只是体量上的变化,而且这种体量变化甚至更加加固了这个主题。”在他看来,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主题几乎被加速演绎到一个难以驾驭的新高度:“大国和平崛起”逼出了G2;“内部矛盾紧张”造就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网络潮词:“邓玉娇刺官”、“躲猫猫”、“绿坝”、“开胸验肺”、“欺实马”、“被增长”、“临时性强奸”……
对于前者,可能没有谁能比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体会更深。“总理先生,你准备好了和我见面吗?准备好了吗?”当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走到无果而终的最后一刻,奥巴马边走边喊,直接闯进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基础四国”立场协调会时,已经暗示了全球大国地位升降的新变化。日本《选择》月刊2010年1月号刊文解读到:“实际上,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在100多个参加国的注视下推动达成了协议案。只要是涉及政治行动,我们总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和美国一起成为国际舞台上两个闪耀主角”,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将无法解决世界问题”。
对于后者,2009年发生的三大社会突发事件给出了最惨烈的注解:乌鲁木齐打砸抢烧、通钢工人打死民企管理者和唐福珍反抗拆迁自焚。这些惨案直指当代中国最不稳定的社会情绪:民族关系紧张,社会阶层冲突和官民矛盾突出。而这三大矛盾的矛头又同时指向唯一的根源——强烈不公平下过于悬殊的社会发展差距。
“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打着服从大局的旗号,用推土机粉碎掉人们的基本生活,这是什么法律问题?”面对电视画面中唐福珍冷静地将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燃自己,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2009年11月27日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我要说,这跟什么狗屁法律都没关系,这只是个简单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你们是不是人……金牛区天回镇政府,你们没有任何存在这世上的必要,愿天下所有最恶毒的诅咒都在你们身上应验,愿你们入火狱而永不得拯救!”
十年来,在高速增长的经济推动下,成功的好像愈发“成功”,失败的又似更加“失败”,这种“双面神”般的中国主题一时间遮蔽了所有有关我们这个国家的弹赞。在“成功”纠结“失败”的自己与自己撕扯下,站在2010年的门口,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选择什么?我们会走向何方?
我们眼前是一道窄门。
天命中国
1月21日,在国新办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测算,全年GDP实现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中国GDP“超八”的消息瞬间传遍整个依旧忧云笼罩的世界,全球股市冲动一片。人们都在瞩目中国又一次惊艳增长时,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更加惊人的数据同时出现了。
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定下的目标,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也即2020年中国GDP要达到357616亿元。那么,在2009年335353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只要再增长22263亿元,也即GDP再增长6.6%,就能提前10年完成“十六大”提出的GDP战略目标。
面对过去十年的中国在东亚建立的经济伟业,1月6日,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佩特拉斯在西班牙《起义报》上撰文对比了“9·11”以来的一对输家和赢家:“美国在亚洲寻找地位无足轻重的军火买家,而中国则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重要经济伙伴大力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美国利用国民经济为海外战争融资,中国则开发矿产和能源资源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美国投资军事技术用来对付卫星国家的国内骚乱,中国则投资民用科技创造出口竞争力。”
他接着调侃道:“中国投资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美国则军事打击这些国家;中国出售阿富汗人民婚礼用的盘子碗碟,美国则轰炸阿富汗百姓的庆典活动;中国不资助种族战争,美国则组织‘颜色革命’;中国吸引全球消费者,美国则在国内外制造恐怖分子;中国自给资金发展经济贸易和运输系统,美国则因无休止战争、救市和发展非生产部门而让国库负债累累,同时让成千上万的人失业……”
2009年1月20日,小布什离开白宫的那一刻,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伊拉克冒险行动无意中产生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全球经济中心向东亚回归、东亚经济中心向中国回归的加速——中国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无论美国能否成功打垮基地组织和伊拉克的叛乱。
在这个圈子里还流行着一个笑话:“美国打冷战,日本获胜;美国打反恐战争,中国获胜。”
这个笑话的确抓住了过去60年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美国“对中国购买美元已上瘾”,实际上对中国提供廉价商品也已上瘾。如果要结束这种情况,首先必须接受痛苦的“戒毒”。然而,廉价的中国信贷和商品的涌入不仅使超级富豪获益,同时也使美国较低的社会阶层获益。于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形势越恶化,美国政府对这种依赖就越难于戒除。
美国资深记者Ted C. Fishman对此总结说:“入侵伊拉克不仅丝毫未能为第二个美国世纪奠定基础,反倒毁坏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声誉,进而破坏了美国及其货币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加强了中国在东亚乃至以外地区逐渐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趋势。”
中国“鹰派”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问题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把这归因于“天命”。在他看来,近代史以来,中国多次在生死考验面前化险为夷: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肢解中国之际一战爆发,中国得以喘息,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发展并接近统一中国;1940年代,日本已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傀儡‘国’,与此同时赳赳武夫东条英机上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两面作战,结果在中美夹击下日本完败,台湾回归中国……1999年,李登辉操弄‘两国论’妄图分裂台湾,结果台湾大地震,震得李登辉锐气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台全面遏制中国,结果‘9·11’爆发,美军挥师中东并深陷伊拉克;2008年4月,西方联合起来在西藏问题上刁难中国,在奥运期间又将中国股市砸到谷底,没想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闭,整个西方世界陷入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尤其重创美国经济。”
如果说中国的复兴崛起真是天命,那么,“天命”之后的现实“气运”又是什么?
1月16日,《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揭晓,“中国工人”当选。《时代》周刊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
当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四名女工拘谨而疲倦的神情展现在世界面前,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谁都知道她们所代表的“中国工人”群体,并没有公平地分享到“大国崛起”、“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带来的发展红利,超时工作,低廉工资,频频欠薪,是她们绝大多数生存状态的现实。
当过去的一年中国媒体将聚光灯照射在政经大人物及其制定的“宏伟大政”之上时,不能不承认,是美国的舆论旗手发现了“天命中国”的真相——亿万像蓝色工蚁一样默默承受、默默劳作的“中国工人”。“中国奇迹”的光芒,不仅来自中国工人们的汗水,还有他们委屈的泪水。
采访中,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大国政治的学者更愿意在这个层面理解“天命”二字:“‘天佑中华’不假,但鸦片战争170年来,中国不亡、传承不断,我还是相信在于中华民族拥有勤劳坚韧、自强不息的亿万底层。”
“图钉”社会
“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一颗大图钉。”这个“亿万底层”的具象概念,在民间学者王利的研究中有非常扎实的数据支撑,“中低收入者占就业总人口85%以上”。
这位精于统计研究的民间学者原本毫无机会获取被国家统计局“封锁”的数据真相,但200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给她“打开了大门”。
“由于全国总工会调查将‘职工’范畴扩大到了私有企业,由此获得了比较准确的‘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她发现,全总调查得出职工平均工资16395.48元,比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口径所统计的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要低44.4%,“全总的调查还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月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王利将全总的调查数据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结合起来核算,真相出来了:2007年,7.32万亿元的中国劳动者劳动收入,只占25.15万亿国民总收入的29%,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
与此同时,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了共有147个国家参加了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中,中国购买力水平评价因之下调。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这就是2亿赤贫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比重达15%。
在王利看来,“在中国这个‘大图钉’社会里,钉面就是底层,是‘尚能维持温饱、勉强维持温饱以及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大多数,钉杆是富起来的少部分人,顶尖是‘因得势而致富’(哈耶克语)的极少部分人”。
那么,为什么国家统计局会得出24932元的“职工平均工资”呢?秘密就在于,经过了1990年代末国企改革“大下岗”的折腾,进入统计的“职工”现在只占极少比重,但统计的产值总额和总收入却包括了1.5亿农民工的创造。也就是说,分母中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分子却包含他们的劳动,自然就出现了备受嘲讽的“被增长”和“职工工资两位数增长”。
“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工资——不是统计部门公布的那种平均工资——多年来不是在与国际接轨,而是在与农民收入接轨。”王利指出,正因为有了不怕工资低、只怕干不上活的农民工垫底,城里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大可以将农民工工资压低再压低,“向管理要效率”就永远停留在口号上。
比如,“中间投入”占产值之比越高,企业效率就越低。1980年代至今,中国企业一直高居73%左右,而英、德、俄、日等国只占60%多。但2007年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经营盈余占总产值之比为23.4%,竟然比英、德、俄、日等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据此,王利的结论是,“只能说,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造的‘效率’,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工劳动力收入的不断压榨。”
这位多年从事审计工作的民间学者感慨地说,在历年联合国工业统计资料中很难找到工资总额占总产值之比如此低的国家,她强调:“提高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普通劳动者报酬,这不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恩赐,更不是在克扣经营者的利润,而是要在良心上还普通劳动者一个公道。”
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了一份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在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所做的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内容是“山东省公众社会心态”,样本选取济南、青岛、临沂、潍坊、菏泽5个城市市民。调查结果同样令人震惊:在“认为社会公平”和“认为社会不公平”两个选项中,超过45%的公众选择了后者;在认为社会不公平的人群中,有77.6%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平现象达到严重水平。这一群体认为,当前社会突出的不公平现象主要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就业机会不公平,分别占64%和33.6%。
所有被调查者中,有84.8%的人认为目前整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近60%的公众认为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是党政干部,私企老板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及管理者位居其次,工人和农民被认为获益最少;权力被认为是导致社会不公平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前容易获得高收入最重要的因素。
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新世纪10年之际,形成当下这样一个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社会分层结构和公众社会心态,任其继续,“大国天命”无异于“大国赌命”。
“夺食”
1月23日,一则“柳州米粉厂集体涨价遭全体市民拒吃,致销量剧降五成”的消息传遍全国。在当地论坛里,网民公开详细数据,认为此次涨价并非厂家所说的“原材料上涨”,而是“有人幕后操纵企图垄断”。
这种“想尽办法”与民“夺食”的场景,几乎成了过去一年在应对金融危机旗号下国内各类分利集团竞相表演的节目。比如,2009年下半年,在不公开成本信息、价格听证不透明的情况下,垄断集团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唱着价格改革和节能减排的调子,迅速启动油、水、电、气、暖等最基本民生消费品的“涨价潮”。
最震撼人心的“大制作”还是来自于房地产。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6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100%。排名前2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8019亿元,同比增加160%。其中,杭州市以创纪录的1200亿元夺魁,同比增长393.22%;上海市1043亿元位居次席,增长180%;北京市928亿元稳获第三,增长83%。
这三大城市也将“土地财政”演绎到了癫狂状态:杭州市12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520.79亿元的2.3倍;北京市的这一比重达到45.9%,上海市也达41.1%。
在这些壮观景象的后面,就是2009年的“房价飙升”和“‘地王’横行”。
央行一位研究官员告诉记者,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依赖,土地买卖炒作、持有环节的税收制度的缺失,城市化与保障性住房稀缺矛盾,导致了商品房刚性需求,“房地产泡沫早在货币政策转为适度从宽之前就已存在并比较明显了”。
之所以在2009年激化成一场广大普通居民在房价、拆迁上,与地方政府、地产商集团之间“生死搏斗”式的对峙,关键在于金融危机“阻碍”了外部增量式的繁荣,因体制固化已经对利润高增长形成深度依赖的分利集团,毫不犹豫地转身于内部,通过驱动行政力量强行控制和分割存量,将一场外部经济危机推演向内部社会危机的方向。
比如,2009年各地方的拆迁热潮,引发了全社会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集体声讨。但现实是,几乎每一户遭强制拆迁的家庭都拿着《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和《物权法》这样的“私法之母法”,与拆迁方手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峙,结果都是“在死伤中纷纷败阵”。
《物权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为记者揭示了已不成秘密的秘密:“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就开始对有关拆迁和征地的条例进行修订。原来预定《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生效时,新条例就应该颁布出来。但压力太大,没有出来。”
孙宪忠直接指称这个压力就是“地方政府反对”。征地拆迁原本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协商,“现在的政府实际是在经营土地”。他举例说,上海一亩土地最高补偿30万元,政府转手交给企业可能就是几百万,其中巨大的差额作为“第二财政”收入政府囊中。
在这种巨额利益驱动下,地方利益勇于赤膊上阵,拒抗国家大法的决心超级强硬。也就是说,这场宪法和法规之争的实质是一场利益之争,面对靠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老百姓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物权法》,实际上是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
这种驱动力之强大甚至连政府官员自己都震惊不已。一位财政部官员私下向记者感叹:“年初,全国财政收入预算增长目标定为8%,我们内部很多人都不看好。没想到财政收入在5月份止跌回升,随后增速开始连续爆炸式增长。最后到12月,当月财收增速高达55%,实在难以置信。”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以专业眼光为记者继续解剖这种驱动力。2009年,企业所得税同比只下降0.3%,个人所得税增长了5.9% ,“如此深重危机,企业所得税基本未降,个人所得税持续增长而且比率不低,可见企业利润中很大部分交税了,居民交的所得税甚至逆势增长。这只能说明财政收入两位数的增速并非市场恢复所致,大部分源于征收力度极大增强了。”
在这里,他又提到了非税收入,2009年1-11月份,全国非税收入7705.84亿元,同比增长27%,“前三个季度,税收只增长了2.2%,而非税收入却增长了33.1%。非税收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快的呢?5月份,增长了130%。这说明,各级政府借着此次危机的‘东风’,预算外征收再次迎来一个高潮,新的收费又层出不穷地出现。”
“所有这些都是‘生掏’出来的,现在‘查税风暴’还在继续,‘生掏’就不会停止。” 李炜光说。
1月10日,财政部长谢旭人公开了2009年的财收数据: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增长11.7%,不但远超8%的年度目标,也远超8.7%的GDP增速。相比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5%。这暗示,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现有体制下,“老百姓永远跑不过国家”。
对这种危机下的“夺食”,官方喉舌《瞭望》周刊去年11月底刊文做了难得的揭露:
“在‘对上负责’、‘GDP挂帅’考核体制的逼迫和驱动下,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时刻不忘在经济发展中放手一搏,为了获得更漂亮的升迁政绩,为了抢夺更多的纳税财源,不顾捉襟见肘的财政基础,不顾生态脆弱的地理环境,不顾宝贵有限的土地资源,举债建设、卖地招商、引污办厂、‘土匪’施政、‘刮地’敛财……而历史证明,这些‘轰轰烈烈’的‘带病发展’,大部分都以巨额的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告终;‘焚林而猎’的‘短期行政’,无一不酿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因素。”
“吃人”的房子
“现在,房地产泡沫就是中国的真正隐患。”
一位央行官员告诉记者,目前,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已高达18倍,远远超过了国际上普遍公认的4-6倍的安全线,全国多数大城市甚至许多二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已成。房价、地价猛涨,最得益的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受伤最重的是尚未置业的老百姓和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家庭因陷入“房奴”不敢消费,生活压力大增;高房价抬高商业成本,企业因职工工资上升而逐步丧失竞争力,如果不增加工资,职工就买不起房子,企业就留不住人才;大中城市越来越不适合制造业的生存,产业资本大量从制造业转往房地产行业;银行贷款则有可能因将来房价回调四成以上而损失惨重、甚至有可能诱发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过去一二年,凡是出面为房价辩护的官员学者,几乎无一不受到民众的痛批,周久耕甚至因此而遭到了网上人肉搜索。”他认为,一部《蜗居》道出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受到老百姓的普遍好评,“这实际上已充分反映了民心所向。宣传部门应当将《蜗居》列为各级政府组织收看的电视剧,以便清醒各级干部的头脑。”
这位央行官员所痛心的房市逐利图,其实就是印证与民“夺食”的完美案例:国有企业和垄断势力凭借体制优势,将原本用于振兴实体经济的超量银行信贷转手放入土地市场,并推高房价,其实质就是危机下对社会财富锁定或卡位式的强行圈占。
目前,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均有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主营业务和房地产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多达80多家,分布在钢铁、冶金、医药、农业、化工等各个行业。有数据显示,央企中仅母公司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目前已高达1800亿元人民币。2009年总价和单价“地王”前十名中,国企各占8席。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汽车、房地产作为我国整个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点也不能动摇,不但不能动摇还要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们关联度高,“汽车关联100多个行业,拉动钢铁、电子、化工、橡胶工业,还可以玻璃工业、座椅拉动纺织业和制革工业;房地产上游可以拉动钢铁、建材水泥,还可以一直拉动到家用电器,家里新买一个房子,换一个电视,甚至纺织业也被它拉动了,窗帘也要换新的。”
“没有房地产业,他们无法存活。”姚景源的表述被独立财经评论人叶檀视为一个吸食“房地产鸦片”上瘾者的自白,“政府过于依赖房地产,在房地产尾大不掉之后倒过来强调房地产的重要性,被斥为养虎遗患。这些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在房地产市场的‘虎’正是地方政府、地方与央企。”
英国16世纪“羊吃人”的故事,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变成了“房吃人”:因天价房价被“吃”,因土地违规圈占被“吃”,或者因强行拆迁被“吃”……
2009年12月2日21时30分,央视《新闻1+1》播放了《拆迁之死》的新闻节目:“11月13日早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用身泼汽油自我燃烧的方式于楼顶天台做最后的抗争。可惜自身烧得面目全非,也未能阻止政府的强行拆迁。”
“虽然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但政府部门却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政府派人在医院严密控制,防止家属随便接近被抢救的唐福珍。最后不治身亡很长时间了,政府拒绝家属靠近。有人不断地质问,‘亲人死去了都不让见一面,你们还有人性吗?’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回答说,‘你们要冷静,我要请示一下领导……’”
这些画面永恒地烙在了2009年的中国记忆中。
那么,中国房产需求真的紧张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吗?
房地产界资深人士、北京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告诉记者:“实际上,不算开发商手里未售出的空置房,全国城乡就有30%、100多亿平方米的住房闲置,常年没人居住,却有将近一半城镇人口的居住条件恶劣。”
他介绍说,一方面,在城里,这些年新建的豪宅别墅、高级公寓、新住宅常年闲置;去农村,常年没人住的房子也大都是新房、好房,都是农民工挣了钱回家新盖的。这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新盖的新房、好房,越大量闲置。
另一方面,2.3亿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居住在简易工棚、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农民房、城里的地下室、群租房里;城镇居民中,也还有1540万户、约5000万人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中有1000多万户、3000多万人还住在棚户区、危房改造区中;2000-2009年我国毕业大学生人数共计3275万人,其中至少有1000多万人是漂在城市中租房打工的“蚁族”;在买了房的城市居民中,又有几千万人背负着4万亿元房贷,在当“房奴”;还有几千万人买了70多亿平方米、至少七八千万套小产权房,连合法产权都没有,财产难以得到保障。
历数我们住房的真实现状,这位原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认为,发展房地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解决全体人民的住房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GDP、增加政府政绩和财政收入,更不是为了增加官员的寻租机会和开发商的暴利。
“改革死了,‘王爷’当道”
“现在不是1978年,人心已经变了。不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比30年前更困难,不是我们连‘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魄力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而是欲望和私利已经无孔不入。”
“改革死了,改革在1998年,最晚在2000年已经‘结束’了……后面出现的都是心照不宣的扭曲权力,为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服务。不就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把事情定了么?甭管是土地红线,还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征地拆迁,不再是‘尝试-纠错-再尝试-推广’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对我有利,对我个人有利。”
“这个出发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这几个人来说,你不要约束我,我也就不揭发你。大哥别说二哥,都是那么回事。大家面子上还保持个老大、老二的关系,其实谁能真服谁啊?谁不知道谁都不干净吗?”
网民“小米”这段激烈的言辞喷发出来,几乎每个批评其情绪化的看客,都不得不承认“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改革死了”的断言,如果是从改革的公正、公平和公开角度去理解,如果是从2003年3月国家体改办撤销的事件来定义,也未尝不是真相。
作为承担中国改革设计的政府机构,已死了6年的体改办有着曲折跌宕的悲欢经历。
改革之初,被委任主持改革开放的赵紫阳,手中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完成此重任的执行机构。这位政治家在1980年5月设立了一个临时办事机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两年后,改革在全党终于达成共识后,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列入国务院部委序列。
1987年11月,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中国改革第一波也进入高潮。为了将改革推向更深入,次年 3月,国家体改委升格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主任,不列入国务院组成机构,体改委也因此走到了自己的权力巅峰状态。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年后就发生了政治风波,体改委内许多改革风头人物出走,体改委颓势显露无遗。
1991年初,朱镕基被调入北京负责新的经济改革。此时的国家体改委保守气氛浓厚,朱镕基很难对之倚重。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一年半后,一个临时办事机构——“经济贸易办公室”成立了,次年3月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这也意味着,新时代的改革重任交给了国家经贸委。1998年3月,就任总理的朱镕基拉开了机构改革大幕,体改委降级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多年不参与改革实际操作的体改委或体改办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政策咨询机构。 2003年3月,体改办被彻底撤销,人员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改革的任务交给了在原计委基础上成立的国家发改委,企图简化机构集中权力,以更加坚决地推进改革。
然而,这个既管发展、又管改革还管“计划”的超级部门,在职能上显然更偏重于权力更大的经济项目审批和发展规划,而需要统筹考虑的改革规划,则自然而然被分散到国务院所属各职能部门。2003年之后,不能说高层没有花大力气推动改革,但改革终于变成了由部门利益主导的“改革”。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邵秉仁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说,当初设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时,就规定国资委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履行出资人职能,当运营国有资产的“老板”,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的“婆婆”。但当国资委操作国资改革后,“目前国资委管理架构,还是把国有资产管理当成国有企业管理,延续了以往计划经济下对企业的管理办法。
过去十年,这样的故事频频出现:铁道部“关起大门”搞铁路改革;电信部门反复四次折腾电信改革;证监会改革资本市场,死死不放发行审批权;财政部的分税制改革,伴生的是基层政府负债累累,财政几近崩溃;国资委改革,垄断行业越改越强;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教改、医改,更是民怨四起……这种“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改”的部门改革之所以失败,直接原因早已被反复指出:部门利益成为势力最强大的“分利集团”。
相对表现为地方利益的“诸侯经济”,诸多研究者把这种日益坐大的部门利益称作“王爷经济”。辽宁省财政科研所所长王振宇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诸侯”经济实力,“诸侯经济”目前已经很难挑战中央政策,但近年来部门政府间的竞争形成的“王爷经济”,已经威胁到国家政策和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
“如果说‘诸侯经济’还具有某些生产和创利作用,那么‘王爷经济’则带有更多的垄断特征和分利性质。”王振宇从自己的实际研究发现,“王爷”权力肢解了政府财权的统一性,“收入上,大量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大量的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他估计此类收入规模约为财政预算内的30%-40%。
“财权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形成的利益取向,更是“诸侯经济”所难以企及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告诉记者,不仅仅改革,目前的立法也往往是“部门立法”,“各部门都想通过立法为自己授权,扩大本部门的管制权力”。
他警告说:“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这种为扩张部门权力而加强的政府管制,则是市场化的倒退。”
面对改革被部门利益架空的局面,邵秉仁毫不掩饰对当年国家体改委的怀念,他指出,体改委主持改革的时期,不仅要向国务院提出改革方案的整体构想,而且还会按年度制定当年改革规划以及跨年度改革计划,客观记录当年改革历程,科学分析改革形势,冷静分析改革当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理性提出改革建言。
“缺乏这样一个综合部门,国家就不能通盘考虑改革的全局。从改革的经验上总结,现在仍然需要一个改革的综合部门替党中央、国务院考虑长远改革发展的战略问题,能够制定跨部门的全局性改革规划。”他担忧地说,部门利益一旦形成并固化,对国家的科学决策会有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利益格局越来越固化”。
这位在操刀电力改革的电监会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改革派,向决策层表达了自己的忠告,改革最关键的是决心,“从历史上看,当改革遇到困难时,需要魄力强力推行,需要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看准了就干”。
巨轮转航
本届政府主政时间过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还有两年多的时间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业绩。回顾过去近8年的中国足迹,既有经济体量迅猛增长和“全球第二大经济国”的壮阔成就,也有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每年数万件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紧张……但如果足够敏锐,不难发现,当社会情绪仍然在自豪与愤怒中飘摇不定的时候,中国这艘巨轮已经悄然实现了180度的转身。
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召开,大会报告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时仍处在经济紧缩状态下的中国,最期待的仍然是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
次年3月,新一代领导集体遭遇“非典”的严峻考验。这次危机推动了执政党开始反思过去所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2003年7月28日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综合党内外的意见,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源起,也标志着胡锦涛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执政纲领。一位党内研究人士告诉记者:“其实,此前锦涛同志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通过一场危机让这些思想成型进而取得了党内同志的共鸣。”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
2007年10月中旬,十七大召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写进大会报告,胡锦涛将发展的重点指向了比GDP增长更深远的地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这位党内研究人士分析说,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要求,执政党要有高度的时代意识,抓住真正的社会发展趋势。他称赞到:“从这几年全球发展趋势和气候环境影响来看,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能早在7年前就抓住时代变化的趋势,在指导思想上迅速从追求GDP增长的依赖中退出,转向了以‘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为核心理念的新航向并坚决贯彻,其驾驭时代的能力的确令人敬佩。”
“不论我们对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出多少问题和缺陷,有多少利益分歧和冲突仍然在激烈对抗,尽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但你不能否认,包括各种利益阶层的全体中国人,已经在科学发展上达成了共识。”在这位多年梳理中共领导人执政理念流变的研究者看来,在中国多舛的现代化道路上,“能形成这个共识,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2009年平安夜,是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逝世一周年的日子。这位以《文明的冲突》一书预言了“9·11”的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1968年曾写过一本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认为亨氏一生中“最牛”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许多论断几乎是在40年前就“解读”了当代中国。
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有两种影响:
其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发达国家更不平均。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一部分,但现代化中的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社会动荡的因素。
其二,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原有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在近期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
这本书的分析也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张军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以及亚、非、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表明,现代化的成功从根本上讲有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但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却可能伴随着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滋长,带来社会政治的动荡。”
“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再分配,需要始终把握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中讲解现代化认识和实践的学者坦言,“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特殊性,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
这种背景下,第四代领导集体聚合社会共识,一定程度上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现代化挑战提供了思想凝聚力,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1月12日,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里氏7.0级地震。大地震12天后,官方收殓了约15万具遇难者尸体,估计还有20万人埋在废墟中,救援工作艰难而进展缓慢。这场地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震级更大的汶川大地震。1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比较了两起巨大的地质灾害,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有强大中央政府为人民提供支撑”。
实际上,这个结论就是中国社会新共识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的“门槛”
2009年7月1日,建党节,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宴会厅,200多人济济一堂,多数为商人,少数是学者,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聆听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的一场讲座。会议是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组织的,商人聚会不谈生意,讨论的题目是“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
秦晓被思想界称为近年来兴起的“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所谓“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界人士组成,在全球竞争中受过锻炼,有巨大的财富动员能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远非新老左派和自由派所及。其观点尤其重视秩序维护,认同制度变革应当渐进、平稳,不允许社会动乱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重视国家利益的维护,并致力上下互动,一起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之路。
秦晓在讲座中强调,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范性。其充满学术气息的话语,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已经拥有3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中国,要进入价值和制度变革的准备时期了,也就是要创建全球实践意义上而非理论揣摩上的中国模式。
2009年,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因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对于过去十年一直“以美为师”、“言必称华尔街”的中国学生来说,更无异于闷头一击。
2009年1月6日,在接受媒体“2008年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出乎你意料的地方?”提问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樊纲承认,“没有想到(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以激进的方式爆发”,“这种估计不足的根源是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认识,对美国那一套我们太相信了。”
对此,网友调侃说,“土鳖国的威力可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承受”,“甲午之后学习日本,结果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二战之后学前苏联,结果前苏联50年之后解体;80年代又学日本,结果把日本学习得90年代经济停滞;当年又学‘四小龙’,结果现在‘四小龙’成了‘四小虫’;要把企业都搞成韩国式的时候,来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群起拜师老美时,老师家来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举目四望,全球之大,竟到了无师可学的地步。”这种戏谑之词,其实也从反面指出了一个历史性命题: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不得不走自己的路了。
2009年6月18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乔万尼·阿里吉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平静地离开人世。对这位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突然离世,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扼腕不已。
姚洋介绍说,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在其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了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集中论述了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与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
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乔万尼·阿里吉对中国的前景也很担心:“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担忧他们的环境,然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许他们有计划有步骤,但我在汽车工业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对于环境灾害的警觉性。学习美国发展模式,这在欧洲已经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中国更甚。”
不过,他也注意到了,“在1990年代,中国毫无疑问是走在引导工人相互竞争以获取资本和利润的道路。现在却出现了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动力,阿里吉认为完全是中国式的。虽然进行的是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但中共“并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由此产生的后果是:
其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作用,每当党政系统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时,它不得不与这一传统进行对话才能推行;
其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过程。
这种独特的现实,阿里吉在亚当·斯密的“原著”中发现了与之共鸣的思想。
“斯密历来是被引用最多而阅读最少的作家。”阿里吉强调,“斯密并没有打算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提法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无形的手’是指国家应该在统治时把权力下放,减小官僚主义的介入。实质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为应是亲劳方的而非亲资方的,他曾明确提到的不主张劳工相互竞争以降低工资,而是引导资本家竞争,以降低利润至他们能接受的程度。”
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导者,社会理论家阿里吉想要告诉我们,亚当·斯密设想的这种基于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非常有可能因中国和东亚的创造性发展模式,在为新的世界秩序创造契机的同时而得以实现。
因此,在自己毕生的研究中,阿里吉认同“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中国遗产的复兴,正在与亚当·斯密思想的融合中,为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引出一条新路。
不过,这条理论上光芒万丈的道路,在现实中却显得丑陋、狭窄和艰险。张军扩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到:“13亿人口进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样的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出3亿多。这么多人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
“而我们既没有他们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环境,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张军扩指出,巨大的挑战还包括14.24亿人口之多的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场“竞赛”,气候变化附加的严酷约束条件,“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少和“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以及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明或暗的干扰、阻挠甚至破坏。
这些极端恶劣的条件筑造了一座令人胆寒的关隘,横亘在我们面前,但“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紧迫现实与政治承诺已经使我们没了退路。
采访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借用中国为记者吟诵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中国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
“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吗?”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