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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盟水斋存牍》是颜俊彦在广州任推官时根据其司法审判的案例所汇编，它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出版，其证据类型主要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勘丈、鉴定结论、当事人陈述等。不同民事案件中证据的证明力之间存在差异。
【关键词】盟水斋存牍；颜俊彦；证据；证明力
《盟水斋存牍》是颜俊彦在广州任推官时根据其司法审判的案例汇编，笔者将主要研究明末广州地区的民事案例中证据的证明力。在该书中，民事案例主要涉及债权、争产、田土、山林、房屋、继承、匿词、息词等，证据类型主要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勘丈、鉴定结论、当事人陈述等，而不同民事案件中证据的证明力也存在差异。
一、研究现状
法律史论著方面，主要有滨岛敦俊《明代的判牍》①、蒋铁初《明清民事证据制度研究》②、童光政《明代民事判牍研究》③。学术论文方面，主要有姚莹《<盟水斋存牍>研究》、孟黎《从<盟水斋存牍>看明代财产继承权诉讼及其司法实践》、许燕婵《情法两尽：晚明珠江三角洲地方官吏调解田土纠纷纪实——以<盟水斋存牍>争坦案为中心的考察》、罗燕《晚明民事调解探析——以<盟水斋存牍>为视角》、何君《晚明田宅争讼研究——以<盟水斋存牍>为对象》等。可以说，学界主要是对其主要进行整体研究，而专门研究证据已经很少，只研究证据的证明力更是寥寥无几，笔者谨以此文做抛砖引玉。
二、民事证据的种类
现代民事诉讼法学将证据种类划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等”④，采用这种方式来界定该书中的证据种类较易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通过阅读本书的民事案例，证据种类主要有：
（一）物证
在某些案例中，物证与书证是同一载体，比如讼债霍洪练杖案、讼债苏茂业等杖案件、讼债李茂登杖案件⑤，这些案件中的物证是与债有关的契、券、执等书面凭证，既是书证，同时又是物证。另外，物证还可以是不动产，如在争山吕龙阳杖案件中物证则为山林风水地⑥，在争屋钟继志继祖二杖案件中则为房屋⑦。
（二）书证在田宅、屋产、讼债等案中，书证体现为票、原票，契、印契，执，讫，状，券证，纸；而在匿词案中，书证则为载有检举事实的呈词⑧。
（三）证人证言，可分为：其一，众证，即多数人为证人，如在争产黄成龙等杖案中“众证明白，通族之所知也”⑨；其二，一般单个证人，如在争产苏伯玄等杖案中“审得苏一南用价卖故伯苏璨吾房产，税契明白，现有伊叔守吾作中可证⑩”；其三，特殊证人如中人，主要在田宅买卖案例中，如涎产蒲伯龄杖案件○11。
（四）勘丈，在山林之地、田产之地的勘丈案件中，如在争山刘光庭案中，“因委本府经历范无激，一诣其地踏勘”○12；在争田赵云龙案中“今据该县履亩丈勘，止老田新坦共贰顷陆亩，不足两家之数”○13。
（五）当事人陈述，贯穿民事案例的始终且是使用最多的证据。
（六）鉴定结论，在前述涎产蒲伯龄杖案中，在认定空头白券时，“纸墨新鲜，取士胜原契封验之，新旧判然，其谓抬写无疑也○14”，该案从纸墨是否新鲜上来判断原契新旧，类似现代的鉴定结论。
三、证明力差异
通过分析案例，笔者发现，不同类型的民事案件在使用证据种类时存在不同倾向，主要体现在：
首先，证据种类在田产、山林、房屋案中，主要体现为印契等书证、证人证言、勘丈、当事人陈述等。而证明力的大小则为：首先是书证，其次为证人，若有中人等作证或者有众证便更具说服力；再者为勘丈，譬如在前述争山刘光庭案、争田赵云龙案中，勘丈是认定案件的重要依据。
其次，在讼债案例中，证据种类主要有书证（票、契、执、讫、状、券、纸）、鉴定结论、当事人陈述等。在债权交易中，书证是认定案件的最重要依据，其次为当事人陈述。在一些案件中还涉及鉴定书证真伪，包括鉴定书证本身的真伪与鉴定内容的真伪。书证所表达的内容，应视为书证；而对书证本身真伪做出的鉴定，则应类似于现代意义的鉴定结论。
再者，在继承案例中，如果只涉及人身关系，证据种类往往当事人陈述居多，某些情况下也有证人等；但若既涉及人身关系，又涉及财产关系，其证据种类往往不仅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还将根据财产标的物的性质增加物证、书证等。例如，所争议的继产为田宅，其证据种类则往往还有印契等书证、证人、勘丈等。究其原因，一则因为纠纷本身之复杂，既存在人身关系又存在财产关系；二则因为纠纷所涉及案件标的物也需相应证据来证明，故而财产案件的证据形式会多于人身案件的证据形式。
最后，有关匿词与息词案件，在匿词案件中，往往要对所呈之词进行查证核实，如若情事属实则要经过当面审理再做最后定夺，体现为匿词周必成案件，在收到有关三水粮吏周必成的呈词后，将当事人周必成提到当面询问，查证后再做出审断○15；而在息词案件中，大多仅有当事人陈述并查明核实后则可作为结案依据，或依原来裁断发落，或直接注销。
四、结语
对于明末民事证据的证明力研究，本文仅以《盟水斋存牍》为例来探析明末广州地区民事案例中证据的证明力差异，研究切入点较为细化，所得结论也仅限于当时当地，如前文所论，在明末时期广州地区的民事案件中，不同证据的证明力着实存在差异，笔者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共同关注。
注释：
①滨岛敦俊.《明代的判牍》，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蒋铁初.《明清民事证据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③童光政.《明代民事判牍研究》，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1版.
④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75页.
⑤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70-171页.
⑥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81页.
⑦同上，第185页.
⑧同上，第225页.
⑨同上，第174页.
⑩同上，第175页.
○11同上，第200-201页.
○12同上，第183页.
○13同上，第190页.
○14同上，第201页.
○15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25页.
【关键词】盟水斋存牍；颜俊彦；证据；证明力
《盟水斋存牍》是颜俊彦在广州任推官时根据其司法审判的案例汇编，笔者将主要研究明末广州地区的民事案例中证据的证明力。在该书中，民事案例主要涉及债权、争产、田土、山林、房屋、继承、匿词、息词等，证据类型主要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勘丈、鉴定结论、当事人陈述等，而不同民事案件中证据的证明力也存在差异。
一、研究现状
法律史论著方面，主要有滨岛敦俊《明代的判牍》①、蒋铁初《明清民事证据制度研究》②、童光政《明代民事判牍研究》③。学术论文方面，主要有姚莹《<盟水斋存牍>研究》、孟黎《从<盟水斋存牍>看明代财产继承权诉讼及其司法实践》、许燕婵《情法两尽：晚明珠江三角洲地方官吏调解田土纠纷纪实——以<盟水斋存牍>争坦案为中心的考察》、罗燕《晚明民事调解探析——以<盟水斋存牍>为视角》、何君《晚明田宅争讼研究——以<盟水斋存牍>为对象》等。可以说，学界主要是对其主要进行整体研究，而专门研究证据已经很少，只研究证据的证明力更是寥寥无几，笔者谨以此文做抛砖引玉。
二、民事证据的种类
现代民事诉讼法学将证据种类划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等”④，采用这种方式来界定该书中的证据种类较易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通过阅读本书的民事案例，证据种类主要有：
（一）物证
在某些案例中，物证与书证是同一载体，比如讼债霍洪练杖案、讼债苏茂业等杖案件、讼债李茂登杖案件⑤，这些案件中的物证是与债有关的契、券、执等书面凭证，既是书证，同时又是物证。另外，物证还可以是不动产，如在争山吕龙阳杖案件中物证则为山林风水地⑥，在争屋钟继志继祖二杖案件中则为房屋⑦。
（二）书证在田宅、屋产、讼债等案中，书证体现为票、原票，契、印契，执，讫，状，券证，纸；而在匿词案中，书证则为载有检举事实的呈词⑧。
（三）证人证言，可分为：其一，众证，即多数人为证人，如在争产黄成龙等杖案中“众证明白，通族之所知也”⑨；其二，一般单个证人，如在争产苏伯玄等杖案中“审得苏一南用价卖故伯苏璨吾房产，税契明白，现有伊叔守吾作中可证⑩”；其三，特殊证人如中人，主要在田宅买卖案例中，如涎产蒲伯龄杖案件○11。
（四）勘丈，在山林之地、田产之地的勘丈案件中，如在争山刘光庭案中，“因委本府经历范无激，一诣其地踏勘”○12；在争田赵云龙案中“今据该县履亩丈勘，止老田新坦共贰顷陆亩，不足两家之数”○13。
（五）当事人陈述，贯穿民事案例的始终且是使用最多的证据。
（六）鉴定结论，在前述涎产蒲伯龄杖案中，在认定空头白券时，“纸墨新鲜，取士胜原契封验之，新旧判然，其谓抬写无疑也○14”，该案从纸墨是否新鲜上来判断原契新旧，类似现代的鉴定结论。
三、证明力差异
通过分析案例，笔者发现，不同类型的民事案件在使用证据种类时存在不同倾向，主要体现在：
首先，证据种类在田产、山林、房屋案中，主要体现为印契等书证、证人证言、勘丈、当事人陈述等。而证明力的大小则为：首先是书证，其次为证人，若有中人等作证或者有众证便更具说服力；再者为勘丈，譬如在前述争山刘光庭案、争田赵云龙案中，勘丈是认定案件的重要依据。
其次，在讼债案例中，证据种类主要有书证（票、契、执、讫、状、券、纸）、鉴定结论、当事人陈述等。在债权交易中，书证是认定案件的最重要依据，其次为当事人陈述。在一些案件中还涉及鉴定书证真伪，包括鉴定书证本身的真伪与鉴定内容的真伪。书证所表达的内容，应视为书证；而对书证本身真伪做出的鉴定，则应类似于现代意义的鉴定结论。
再者，在继承案例中，如果只涉及人身关系，证据种类往往当事人陈述居多，某些情况下也有证人等；但若既涉及人身关系，又涉及财产关系，其证据种类往往不仅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还将根据财产标的物的性质增加物证、书证等。例如，所争议的继产为田宅，其证据种类则往往还有印契等书证、证人、勘丈等。究其原因，一则因为纠纷本身之复杂，既存在人身关系又存在财产关系；二则因为纠纷所涉及案件标的物也需相应证据来证明，故而财产案件的证据形式会多于人身案件的证据形式。
最后，有关匿词与息词案件，在匿词案件中，往往要对所呈之词进行查证核实，如若情事属实则要经过当面审理再做最后定夺，体现为匿词周必成案件，在收到有关三水粮吏周必成的呈词后，将当事人周必成提到当面询问，查证后再做出审断○15；而在息词案件中，大多仅有当事人陈述并查明核实后则可作为结案依据，或依原来裁断发落，或直接注销。
四、结语
对于明末民事证据的证明力研究，本文仅以《盟水斋存牍》为例来探析明末广州地区民事案例中证据的证明力差异，研究切入点较为细化，所得结论也仅限于当时当地，如前文所论，在明末时期广州地区的民事案件中，不同证据的证明力着实存在差异，笔者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共同关注。
注释：
①滨岛敦俊.《明代的判牍》，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蒋铁初.《明清民事证据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③童光政.《明代民事判牍研究》，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1版.
④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75页.
⑤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70-171页.
⑥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81页.
⑦同上，第185页.
⑧同上，第225页.
⑨同上，第174页.
⑩同上，第175页.
○11同上，第200-201页.
○12同上，第183页.
○13同上，第190页.
○14同上，第201页.
○15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