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黑马富豪严介和由张扬而变低调？为什么古井贡酒、贵州茅台发生高层震荡，而张裕、水井坊等酒类公司的管理层却能幸运地完成MBO？为什么像宝钢、中铝这样的中央企业能大肆扩张，而很多民营企业却在萎缩？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汗牛充栋的企业成败类书籍中，都有不同的剖析与解答。但以公司治理这样的独特视角来解释的，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迄今为止仅有杨云高的新著《公司政治局:一部中国公司治理的微型断代史》。
　　该书作者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近30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是放权让利、厂长经理负责制，20世纪90年代是产权改革，其间伴有“三改一加强”，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公司治理不可避免地成为关键词。如果没有放权让利，就很难有后续的产权改革;如果没有产权改革产生了多元化股东，就很难有后来的公司治理。这就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进化逻辑。
　　该书提出了一种逻辑可能，即企业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远近。作者认为，国有、民营、外资的力量对比，成为解读中国短暂公司史的视角与工具，而大型国企离政治权力最近，因而在整个中国公司群体中，它们无疑是处于一个金字塔式的上部，离政治权力越近者，所获得的资源越多，且被外延式地赋予更强的整合能力。央企中铝、宝钢如此，民企太平洋建设集团及曾经的黑马富豪严介和亦如此。而同为家族企业的福耀，却做着处江湖之远的纯粹商业，最终远离了庙堂，却得到国外投行的青睐。作者将两个企业放在一个章节里进行对比，确有一番良苦用心。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生存于政治的真空里，跨国公司如此，中国的本土公司尤甚。但显然，这与古典经济学的愿望背道而驰。所以，一个企业如何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尺度的把握最能体现企业家的高超智慧和艺术。在这方面，万科的王石是很成功的，同时联想系、中联重科等院系公司也干得非常漂亮。首先，这些公司都是精英治企;其次，它们都能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最为关键的，它们都是国有控股的民营化机制，在政治与商业之间寻找一个动态的、最佳的结合点。
　　本质上说，所谓的国有民营机制，其实是中国这部分企业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折中选择，使得它们在体制内外得利、在市场左右逢源。但国有民营是好的机制吗？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自由民权运动背景下，日本废除官营和半官半民企业，从而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官商结合也是腐败的源头:美国司法部在调查朗讯贿赂中国官员和电信业高管案中发现，在华外国公司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是公共行业和私营行业界限模糊，这个经济体的大部分仍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国有民营机制可能是不好的，但在中国却是适用的，就像很多先进技术不敌适用技术一样。该书作者因此认为，一定程度上，国有民营的院系公司，其治理经验在中国具有普世价值。
　　公司治理的本质是设计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让公司管理层为股东创造最大化的利益回报，它实际上是公司体系中的“上层建筑”，某种程度上还可归入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的“机制设计”。更多地谈及公司的政治经济学，这可能正是作者将书名定为《公司政治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