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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上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托幼、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化服务支持不足，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以及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超过半数一孩家庭不想生二孩
“我照顾一个娃，已经够累了，全家每天都为了娃忙得团团转，还经常因教育理念不同发生争执，说什么也不会再生了。”北京市朝阳区全职妈妈陆女士是独生女，按政策几年前就可以生二孩，但是儿子今年都9岁了，她仍然不想要二孩。
陆女士的丈夫收入较高，父母住一个小区，身体也不错，按理说再养育一个孩子的条件都具备。陆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生了孩子就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给予好的教育，“这是对孩子的人生负责”。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她辞职回家，每天接送孩子，陪孩子写作业，带孩子上各种课外班，“我每天日程都是满的，带娃挺累的。”她说。
“累，不想生第二个”，并不是陆女士一人的想法。最近，全国妇联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对10省21个市上万名0-15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其中，北京地区和城市地区70%以上的父母认为，母亲的精力不足、孩子上幼儿园以前需专人照料，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这一比例比其他人群高出5-10个百分点。
参与本次调查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不想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家庭合计为79.5%。在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家庭中，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对较低。从地区看，东部省份不想生育二孩的家庭比例最高，北京已有二孩的家庭仅为24.8%，不想生二孩的比例达到62.3%；从家庭类型来看，城市家庭已有二孩的比例最低，为29.6%，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5.9%。
接受调查的父母普遍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是否有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二孩的影响作用更大。
多种因素影响生育二孩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城里人是最不想生二孩的人群。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分析，这与人口行为机制有关。从人口大势来看，生育势能的较大释放估计在政策落地后的1.5-2年内，形成人口出生高峰。从家庭来看，也不是政策放开就马上会生育，“生孩子是一个重大家庭决策，不像买白菜那么简单，需要家庭成员之间交流商量、意见磨合，最终形成共识。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也不一样。”二孩政策落实可能会受到生育家庭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个体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成本效用评估，生孩子、照料孩子、上学花费，家庭成员时间精力的付出，特别是女性作为母亲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等；社会观念的影响，二孩政策对象以80后和70后末端人群为主，这批人生于或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生育观念新，可能更多地追求自由生活、自我空间，不愿做所谓“孩奴”；身体状况影响，如今不孕不育、流产情况并不少见；生殖技术制约，符合政策的人群2/3都是高龄孕产妇，在现有生殖技术条件下，可能在临床上会面临较高生育风险。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的妇幼保健资源和能力供给对家庭的配套支持服务，以及生育妇女的勞动和就业权利保障，如产假够不够长、会不会面临就业歧视等；还有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国女性就业率较高，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照护，成为二孩家庭一个棘手问题。“谁来照顾两个孩子？让日益年迈的老人带大一个继续带老二，还是找价格越来越高的保姆，或者是自己放弃工作全职带孩子？生育家庭会面临很困难的选择。”杨成钢说。
专家认为，综合考量如上因素发现，城里养育孩子的成本确实不低。在北上广深地区，好的月嫂上万元，请个保姆每月在四五千元以上，有育儿证的育儿嫂价格更高，如果是两个孩子，那就要请两个保姆。很多家庭不放心保姆一人带孩子，还要让老人帮着，家里至少要住下6口人，房子够不够住也成问题。两个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不菲，公立幼儿园少，最便宜的私立幼儿园每月起码也要两三千元。再加上孩子的课外班，如钢琴、舞蹈、英语、跆拳道、围棋、奥数班等，有些课程一年费用高达2万元。如果女性做全职妈妈，家里靠丈夫一份收入能否养得起两个孩子，需要掂量。
然而，能支持家庭的社会化服务并不是很多。堆积的生育势能释放，引发妇幼保健建档难题。社会支持服务能不能跟上，也成为打算要二孩家庭考虑的因素。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结果表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矛盾较突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家长对2-3岁托儿托育的需求最强烈。幼儿园大多只接受3岁以上的幼儿，而女职工能享受的产假一般为半年左右，家庭承担着长达2年半左右的婴幼儿照料任务。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出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
实现“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期目标，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
调查显示，有近1/3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因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那又是3年，会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有的调查发现，该比例已达到35%。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在生育政策放宽之后，很可能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中的高质量劳动力。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建议，要实现“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期目标，仅仅调整生育政策远远不够，还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特别是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母婴服务、托幼服务、小学生接送等社会化服务，应该跟“全面两孩”政策配套，给二孩父母有力的支持。母婴硬件方面，民航、铁路等公共场所提供育婴室，单位、企业也可以提供一间房子，只需要简单的设备，如冰箱、沙发、桌子、一些玩具等，让职业女性进行母乳喂养，两头兼顾。小学阶段的儿童下午两三点就放学，父母要五六点才下班，如果社区提供接送、托管服务，能大大减轻父母的负担。
“家庭发展服务领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服务短板。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子女大多力不从心。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自身的生活负担更沉重，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迫切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绝不能缺位。”杨成钢说。
郑真真建议，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建立针对夫妇生育的津贴和带薪休假制度。尤其是不少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在超低水平后，纷纷指定不同部门或设立专门机构应对低生育陷阱的风险，出台各种形式的生育补贴政策，但由于应对过迟、缺乏针对性、政策落实不力或政策执行存在较大差别，往往收效甚微。中国的人口发展轨迹与韩国、日本相似，只不过滞后10-20年，我们应当研究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杨成钢建议，我国人口工作应该向家庭发展转型，涉及人口工作的部门要齐心协力，转换思路，为家庭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服务，为二孩父母提供配套公共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生育成本。计生行政工作体系可以化身为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宏观上与社会发展对接，微观上与家庭发展对接，为每位育龄妇女提供制度、权利保障，让每个家庭发展得到有力的社会支撑。
（据《人民日报》）
超过半数一孩家庭不想生二孩
“我照顾一个娃，已经够累了，全家每天都为了娃忙得团团转，还经常因教育理念不同发生争执，说什么也不会再生了。”北京市朝阳区全职妈妈陆女士是独生女，按政策几年前就可以生二孩，但是儿子今年都9岁了，她仍然不想要二孩。
陆女士的丈夫收入较高，父母住一个小区，身体也不错，按理说再养育一个孩子的条件都具备。陆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生了孩子就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给予好的教育，“这是对孩子的人生负责”。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她辞职回家，每天接送孩子，陪孩子写作业，带孩子上各种课外班，“我每天日程都是满的，带娃挺累的。”她说。
“累，不想生第二个”，并不是陆女士一人的想法。最近，全国妇联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对10省21个市上万名0-15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其中，北京地区和城市地区70%以上的父母认为，母亲的精力不足、孩子上幼儿园以前需专人照料，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这一比例比其他人群高出5-10个百分点。
参与本次调查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不想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家庭合计为79.5%。在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家庭中，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对较低。从地区看，东部省份不想生育二孩的家庭比例最高，北京已有二孩的家庭仅为24.8%，不想生二孩的比例达到62.3%；从家庭类型来看，城市家庭已有二孩的比例最低，为29.6%，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5.9%。
接受调查的父母普遍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是否有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二孩的影响作用更大。
多种因素影响生育二孩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城里人是最不想生二孩的人群。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分析，这与人口行为机制有关。从人口大势来看，生育势能的较大释放估计在政策落地后的1.5-2年内，形成人口出生高峰。从家庭来看，也不是政策放开就马上会生育，“生孩子是一个重大家庭决策，不像买白菜那么简单，需要家庭成员之间交流商量、意见磨合，最终形成共识。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也不一样。”二孩政策落实可能会受到生育家庭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个体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成本效用评估，生孩子、照料孩子、上学花费，家庭成员时间精力的付出，特别是女性作为母亲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等；社会观念的影响，二孩政策对象以80后和70后末端人群为主，这批人生于或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生育观念新，可能更多地追求自由生活、自我空间，不愿做所谓“孩奴”；身体状况影响，如今不孕不育、流产情况并不少见；生殖技术制约，符合政策的人群2/3都是高龄孕产妇，在现有生殖技术条件下，可能在临床上会面临较高生育风险。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的妇幼保健资源和能力供给对家庭的配套支持服务，以及生育妇女的勞动和就业权利保障，如产假够不够长、会不会面临就业歧视等；还有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国女性就业率较高，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照护，成为二孩家庭一个棘手问题。“谁来照顾两个孩子？让日益年迈的老人带大一个继续带老二，还是找价格越来越高的保姆，或者是自己放弃工作全职带孩子？生育家庭会面临很困难的选择。”杨成钢说。
专家认为，综合考量如上因素发现，城里养育孩子的成本确实不低。在北上广深地区，好的月嫂上万元，请个保姆每月在四五千元以上，有育儿证的育儿嫂价格更高，如果是两个孩子，那就要请两个保姆。很多家庭不放心保姆一人带孩子，还要让老人帮着，家里至少要住下6口人，房子够不够住也成问题。两个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不菲，公立幼儿园少，最便宜的私立幼儿园每月起码也要两三千元。再加上孩子的课外班，如钢琴、舞蹈、英语、跆拳道、围棋、奥数班等，有些课程一年费用高达2万元。如果女性做全职妈妈，家里靠丈夫一份收入能否养得起两个孩子，需要掂量。
然而，能支持家庭的社会化服务并不是很多。堆积的生育势能释放，引发妇幼保健建档难题。社会支持服务能不能跟上，也成为打算要二孩家庭考虑的因素。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结果表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矛盾较突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家长对2-3岁托儿托育的需求最强烈。幼儿园大多只接受3岁以上的幼儿，而女职工能享受的产假一般为半年左右，家庭承担着长达2年半左右的婴幼儿照料任务。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出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
实现“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期目标，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
调查显示，有近1/3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因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那又是3年，会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有的调查发现，该比例已达到35%。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在生育政策放宽之后，很可能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中的高质量劳动力。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建议，要实现“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期目标，仅仅调整生育政策远远不够，还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特别是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母婴服务、托幼服务、小学生接送等社会化服务，应该跟“全面两孩”政策配套，给二孩父母有力的支持。母婴硬件方面，民航、铁路等公共场所提供育婴室，单位、企业也可以提供一间房子，只需要简单的设备，如冰箱、沙发、桌子、一些玩具等，让职业女性进行母乳喂养，两头兼顾。小学阶段的儿童下午两三点就放学，父母要五六点才下班，如果社区提供接送、托管服务，能大大减轻父母的负担。
“家庭发展服务领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服务短板。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子女大多力不从心。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自身的生活负担更沉重，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迫切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绝不能缺位。”杨成钢说。
郑真真建议，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建立针对夫妇生育的津贴和带薪休假制度。尤其是不少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在超低水平后，纷纷指定不同部门或设立专门机构应对低生育陷阱的风险，出台各种形式的生育补贴政策，但由于应对过迟、缺乏针对性、政策落实不力或政策执行存在较大差别，往往收效甚微。中国的人口发展轨迹与韩国、日本相似，只不过滞后10-20年，我们应当研究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杨成钢建议，我国人口工作应该向家庭发展转型，涉及人口工作的部门要齐心协力，转换思路，为家庭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服务，为二孩父母提供配套公共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生育成本。计生行政工作体系可以化身为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宏观上与社会发展对接，微观上与家庭发展对接，为每位育龄妇女提供制度、权利保障，让每个家庭发展得到有力的社会支撑。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