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神话历史化是先秦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是和史官紧密相关的。先秦时期的宗教神学是史官进行神话历史化的重要条件，史官的职掌以及那个时代的学风都使神话历史化成为必然。
　　关键词：先秦；史官；神化历史化
　　神话历史化，是先秦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一般地可以理解为人们基于历史意识对神话进行的一种理解，即对从人类原始思维中创造出来的神话进行合乎理性的解释，或者直接将神话转化为历史。“在中国的史书中的通常做法就是把神话故事当作史实看待，把神话中的神灵看作人的祖先。”[1]众多学者对其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从先秦史官的角度来探讨却明显有所欠缺。笔者不揣浅陋，从先秦时期的宗教神学、史官职掌及先秦学术源流等方面来论述这一时期史官与神话历史化的关系。
　　一、先秦时期的宗教神学是史官进行神话历史化的必然
　　殷商时期人们笃信鬼神，整个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在社会生活中，祭祀是与战争一样重要的国家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殷人对宗教事物倾心关注，一次奉献所牺牲的牛羊可达上千头。[3]甲骨文所记，为了耳鸣这类小事，“殷王就可以用上一百五十八只羊来祭祀申明，乞求平安。”[4]殷人万事求鬼神，巫觋的地位很重要，分工也很细，甲骨卜辞中有“史”、“祝”、“卜”、“多尹”、“册”等各种不同的称谓，卜辞中留下名字的卜人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商代的祭祀活动也很频繁而且隆重，上帝、社神、河神、岳神、祖先及著名的巫史都在祭祀之列。最主要的祭典有五种：（1）伐鼓而祭，名之曰“乡”；（2）舞羽而祭，名之曰“翌”；（3）献酒而祭，名之曰“祭”；（4）献黍稷而祭，名之曰“尝”；（5）综合各种祭典，祭祀时献的物品极为丰盛，除牺牲、粮食、酒外还有大量的人牲。
　　商代政事的决定，既不是由商王个人专断，也不是贵族会议决定，更不是民主大会讨论决定。从发掘整理的殷墟卜辞来看，商代的一切活动，包括祭祀、战争、田猎、农事、天象、吉凶预测、官员任免等，都要向上帝卜问。这种占卜主要由巫史负责，一般由三个巫史来看吉凶之“兆”，“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5]，国君有时也征求贵族大臣的意见，但最关键的是巫史的看法。因为巫史是神意的体现者，具有最高的权威。
　　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对宗教鬼神的态度较殷人有了变化，《礼记·表记》载：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从中可以看出，周人对上帝也是信仰的。但两者的文化精神则大为迥异：如果说殷人的精神信仰完全维系在虚玄的天界；那么，周人的精神寄托却已牢固地延伸到人世间的土壤。①西周与殷商基本的文化精神的分野，还有其它文献可以印证。如《尚书·康诰》云：“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惟命不于常。”同书《君誓》谓：“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又，同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例如在武王伐纣前夕，公布的《牧誓》中，很少宗教的陈词说教和神话的渲染，谈的都是平易近人的人间事务，仅有一处提到“致天（而不是“帝”）之罚”，以鼓动（长久屈服于殷族政权，神权统治下的）附庸民族的战争勇气。与“帝”的观念相比，“天”的观念更朴素，更少人格意味、更接近自然。在周人看来，殷人举措必问的天、帝、神都是靠不住的。那么，他们所依托的又是什么呢？《尚书·文侯之命》云：“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父义和，当克绍乃显祖……追孝于前文人。”《追簋》云：“用享孝于前文人。”《兮伯钟》云：“用追孝于皇考已伯。”再如《仲父砉》亦谓：“用享用孝于皇祖文考。”《刑侯簋》云：“克奔走上帝无终，令于有周追考。”显而易见，在周人的心目中，可以依靠和依赖的，惟有自己的皇祖、文考，这样，人们也就用不着花心思到天、地、神那里去占卜了，只要能追孝、崇拜自己的先祖，生死便有所寄托，希望就可以实现，目的也能够达到。
　　由上，在鬼神崇拜与祭祀过程中，原始神话理应受到相当重视，但这个时期却没有一部神话典籍。在殷周时代浓郁的宗教氛围中，人们的精神世界是被有神论的宗教世界观统治着的，因此，人、神的辨别也是很困难的，当时的神话在人们的心目中还不是神话，而只是作为神的世界和人神不分的混沌状态的表象，是对于与人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