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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长期以来，北京市科委一直致力于重大科技项目的管理研究，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有力地推动了重大科技项目管理监控的科学化进程。2002年，北京市科委在充分调研和组织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病毒性肝炎临床诊断及治疗的一体化研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该项目实施以来，在组织管理、技术研发、成果推广等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尤其是在组织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重大项目解决方案。为了探索对重大科技项目管理的经验，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该项目的牵头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项目负责人段钟平教授。
重大项目的研究重在“资源共享”
记者：几年前，北京市科委确定了这个有关肝炎诊断与治疗的大项目。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但据了解，你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今天有机会与您在一起谈一下有关这个项目的情况，希望能取得一些有益的经验，为北京市今后的科技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段钟平：几年干下来，确实感触很多，我曾经想过，闲下来也写本书，好好总结一下，但从现在的工作看，还没时间干这事。等过几年，也许感触会更多。
先从抽血说起吧。大家都知道确诊肝炎需要验血，假如一个人怀疑自己患有肝病，来医院看医生，先做肝功化验，大夫对他研究一次，再做病毒化验，有时又得抽血一次。特殊情况下还要进行B超检查，甚至肝穿刺病理检查，又可能折腾一番。基本确诊后，患者想去其他专业更对口的医院治疗，一到医院，对不起，所有诊断再来一遍。患者抽的血都是分散的，要分别几次抽血，由于每次抽血时受多种原因影响，结果还是有很多差异的。我们的医院及研究单位一直都是较为封闭的，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够，其实都有资源，只是相互用不了。现在，如果患者来到佑安医院，抽一次血，参加项目的这么多单位就可以进行全面地研究治疗，这样病人也少抽血了，因为是在同一时刻采集的标本，有可比性。我们的相关资料都是开放的，病例不仅有北京的，还有全国各地的，“病毒性肝炎临床诊断及治疗的一体化研究”（以下简称“肝病研究”）的成果，全国都可以受益。围绕这个重大项目，我们还招了好多高级访问学者，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我认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们国内科研封闭的状况，初步达到了北京市科委主任马林一再强调的“资源共享”。
记者：听了您的话，我想起多年前做咨询课题时，听一个咨询公司老总讲了美国在糖尿病治疗上的一种方式。当时，据说是麦肯锡咨询公司与保险公司共同推动了一个方案，主要是一个管理方案，严格监控各个不同时期病人的情况，规范患者的饮食，定时服药、运动，以保证患者病情不再发展，并逐步缓解。如患者严格遵守规范，病情是不会发展的，保险费用也不会增加；假如不按治疗方案饮食服药，患者病情可能会加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患者交付的保险费用将大幅上扬。这个例子的启示就是技术难题未必一定靠技术突破来解决。我们这个课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例子有类似之处，因为在实行这个方案之前，必须先形成相对固定的治疗预案。
段钟平：这样的例子在国外确实很多。前几年，我参加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牵头的一个肝病科研项目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他们的项目与我们的“肝病研究”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该项目由31个中心组成，分属欧洲不同的国家。这31个单位都是以做肝移植为主的。这么多国家及地区的肝病研究中心接触的病人病因是各种各样的，有像我国的影视演员傅彪患的这种肝癌的，也有肝衰竭的，也有喝酒引起的重型肝炎肝衰竭的，等等。项目组首先把各种各样的肝病患者按照手术前的条件分成一、二、三、四、五几种情况，然后归类，再由大家分别做肝移植，做完手术以后，对各中心的考核就开始了。第一是在手术过程中，看各中心都用多长时间做完手术。同样的手术，可能A中心5个小时就做完了，而B中心可能用了7个甚至10个小时。第二是在手术过程中看各中心给病人输了多少血，输血多的肯定是比较差的。有些中心的外科大夫熟练到一定程度后，就和绣花一样，在血管还没有出血时，用小钳子一下子就把它夹住了，不等出血就制止住了。第三是把手术后病人放到ICU（重症监护室），看在ICU需要多长时间。病人既然能离开呼吸机、麻醉机，离开ICU，说明他恢复得快。第四是看患者花费了多少钱，主要是看患者的药费多少钱，输血费多少钱，消炎的抗生素多少钱。第五是再看其他小项目的情况，如手术后10天病人成活率多少，一个月多少，半年多少，一年多少，两年甚至五六年多少。这些指标通过相关性分析就可以看出水平了，并形成最优化的治疗方案。通过参加他们的重大科技项目，我感觉他们的科研管理更科学、更规范，解决问题更多的是靠管理。
我也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亚裔肝病中心的一位教授探讨过，他说中国缺的不是技术，主要是管理。他举例说，美国当初建设的器官资源分配网络（UNOS），就是一个大项目，这个网络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它并不要求每个分中心如何做手术，如何切肝脏，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资源整合好、用好。该网络根据病人的病情决定把肝提供给谁，有时候还会跨州提供肝脏。假如一位自愿捐献者因意外而脑死亡，器官共享网络会立即通知器官移植中心网络成员就近摘取器官，给等待供体的患者使用。而在中国，由于没有一个互联互通的渠道，而白白浪费了许多器官，与此同时，医院之间的无序竞争也影响到器官资源共享。这个项目仅是一个软件管理系统加一套机制，但是当时美国还是把这个项目当成了一个重大项目来做，专家讨论形成一个公正的准则，通过这个网络给病人给社会节约了许多资金，减少了肝脏的浪费。我看这个项目包含了社会科学及应用科学等多个方面。
我们这个项目在很多方面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形成了病例资源、专家资源、技术资源的共享，并利用专家联席会制度探讨难题，我们与以上例子不同的在于，充分利用承担单位在各自优势领域进行深度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用于临床，有很多是跨医院的临床治疗会诊。
重大项目的特征包括三种类型
记者：“肝病研究”是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我想请教您，通过几年的实践，您感觉什么样的项目算是大项目呢？
段钟平：“肝病研究”确实应该算是一个大项目，有多种多样的指标，有十几个单位，也做了几千个病例。我感觉北京市科委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好多专家认为多拿钱就是重大项目，这是很狭隘的。大项目应该有政府导向，准备立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是归到哪个层次上，今年从哪个方面去努力，下一步做什么。不然再过三五年，我们还是糊糊涂涂。我觉得应结合欧洲的情况，对重大项目从定义、概念、归类认真地去总结一下。欧洲各国、美国那些科研经费充足的国家，他们认为，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并非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就好，他要求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政府要从不同层次上出发，如医药公司投资的项目就是研发一个新药品种或者是做一个诊断识别什么的。
我也向国外的专家咨询过，他们也说不清楚什么是科研大项目。但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大项目应该包括三种类型：第一是规模大，包括参加的单位多，内容多，化验的指标多，接受治疗的病人多，但相应的费用也多。这类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规模很大，阵势很大，管理难度大。比如在短期内招5000个艾滋病人，包括妓女、吸毒、嫖娼的，调查整个地区高危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多少，这也是大项目。第二是跨专业跨学科多，有些课题不一定钱多，比如做尖端的航天科技，在卫星安装一个摄像技术，可以监测到地球上的种种变化，可以看到大气如何变化，海洋如何，甚至地下水位，石油天然气的储量如何变化。第三是层次高，主要是基础和临床的结合，这边有了非常尖端的科研成果，那边马上就卖到医院，医院马上就可以诊断到病人，不到几年乡卫生院，村卫生所都可以采用这项科研成果。比如哈佛大学做出来一个分子成果的项目，不到三五年，一般社区服务中心，一般的技术人员都在用这项成果。
记者：听了您的话，给我很深的启发。我这么总结一下您看合适不合适，大项目中第一种情况是面对重大问题、共性问题而开展的，技术含量未必高，但涉及面广，面大，参加人及单位多，调查面大，得出大量有用的数据、资料，并动态地变化，就像您讲的例子，这实际上是形成基础资料。这类项目是开放性的，有极强的扩展性，例如对类似症状患者血样的共性分析等，为研制新药提供基础依据。对您说的后面两个大项目类型，我想换个顺序，第二类为基础与应用的结合，是一个路径之间的关系，属于技术创新类。第三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或系统集成，可以包含市场营销、生产、原材料提供等多个方面，可以是各环节的某一个机构牵头，其他为辅。这三个大项目类型是有发展关系的，第一可以晋升为第二；第二可以晋升为第三，但没有第一或第二的基础，第三是很难干的。
段钟平：你的总结有道理。
重大项目的管理应加强科学规范
记者：按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规定，虽有总承担方，但合作单位或外协单位的研究经费却是早期确定好了，并且是直接拨给各单位，总承担方实际上对其他各机构没有硬性管理制约手段。您对“肝病研究”是如何管理的？
段钟平：当时，“肝病研究”的科研资金应该都拨给牵头单位——佑安医院，佑安医院根据各家做科研的情况下发资金，做得好的就发，做的不好就少发或不发。
我感觉做重大项目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是技术，二是管理，这两个方面是同步的。如果项目选好了，技术研究上容易实现，我们的专家都是知名的，一流的，研究水平没问题。管理就有些不容易，都是出类拔萃的专家，如何管理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项目的管理上，也是参考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模式，首先是成立一个层次很高的专家委员会，经常开开会，谈谈研究了哪些内容。
在“肝病研究”管理过程中，我们设定管理100分，技术100分，量化一些指标，按照双百分管理。科普宣传多少分，核心论文多少分，成果多少分，资源共享多少分，最后用量化的指标来验收课题，谁好谁坏一目了然。在发表的论文后面，我还要求一定要署上“北京市科委支持‘北京市病毒性肝炎临床诊断及治疗的一体化研究’重大项目资助，科技号XX”，不能随便找些论文来充数。这样不用管你是不是著名专家甚至院士，谁都有可能不及格。如果能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在立项和结题时就容易多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科学的、量化的指标，管理起来就困难了。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先征求分课题负责人都做哪些工作，包括你能建立什么分析系统，发表几篇论文，举办多少培训班，培训多少人。然后我们再给这个项目的分课题负责人分别签订目标责任书，当时有些分课题负责人就表示不理解。但既然签了就不用担心，这些研究人员一般都会按时保质完成的。我们管理起来也轻松些。
另外，日常管理方面我们做了一个账本，一家发一个，一个月内花了多少钱。这些钱里还有些细目，比如人员费、材料费、能源费，有时是总数花得合理，一些细目不合理。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账本，每个月去核对一下账目，也是为了各家医院好。此外，还在其他方面的管理如建立一些制度、一些标本管理共享方式等等。
总的说来，重大的项目的管理存在的问题还是一些体制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大家多少年来形成的习惯，这导致了好多资源的浪费。
另外，我感觉我国的重大项目的管理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壁垒。目前，北京市科委计划支持对艾滋病治疗的研究。论证会上，中医领域的专家认为中医是中国的瑰宝，一定要研究中医治疗艾滋病，不能忽视；而西医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意见非常尖锐、对立。佑安医院和牛津大学开展合作研究艾滋病，牛津大学的体会是，中医可以调节，结合中国人的基因特点，应该认真建立一个病人数据库，做点免疫学研究，看看病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最后形成一个科研与药物包括中医中药评价的平台。英国在项目论证上有一个回避制度。如果想立一个课题，要先听争议，我认为，北京市科委在立项之前，在管理上要有一套思路，可能会减少一些工作的难度。
重大项目的科普宣传应广泛开展
记者：听了您的话，我想起1997年北京市科委请军事医学科学院秦伯益院长来做报告，其中说了什么是大科学家，一是心胸，二是眼界，三是口才，四是文采，其后才讲科学研究。当时秦伯益讲了什么是优秀论文？一定是深入浅出的，只写几篇纸，就能让人明白，长篇大论绝不会是优秀论文。
段钟平：真正的、知识全面的大科学家，如钱学森、华罗庚、高士其等，能把非常抽象的东西写成科普的文章，让小孩子都能知道，例如华罗庚能把高等数学微积分非常抽象地写成“优选法”等，让那些没有上过小学的工人都能理解。我们参与重大项目的科学家还要有一个义务，就是如何动态地把自己的成果转化出去，要不然，也不能算是重大项目圆满完成了。
通过参与“肝病研究”的研究，能感受到中国肝炎研究预防和治疗技术上并不比国外差，他们有一个疫苗，我们也有一个疫苗，我们的疫苗也往国外出口；在仪器方面，协和医院B超室的机器比美国洛杉机医学中心的B超机还要先进，我们的操作人员的水平也不比国外操作人员的水平低。但我们的科学家与国外相比，在人文关怀、科普宣传、成果转化方面的理念还是存在差距。我们这次的“肝病研究”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变得较为规范，接下来就应该由科学家写一些科普文章，让大众了解、受益。不能只在专业学术圈子里知道这些研究成果，否则，政府给的经费就变成了几个研究人员发表的几篇论文，单纯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知名度了。我们这个“肝病研究”要求各课题组每人发表几篇科普文章，然后再结题；我们还规定，每个课题组负责人都要在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治疗及预防技术咨询中心（www.cchtp.cn）网站上值班接受患者与基层医生咨询。这个网站是隶属于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由北京市科委病毒性肝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组和科技部重型肝炎国家科技攻关引导项目组共同协办。
对“肝病研究”来讲，成果转化有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办一些培训班，让更多的基层医务人员受益，使诊断率提高，治疗效果提高，病患者支出减少。因为以前肝病治疗的不规范，宣传不到位，不打预防针，一个病人得了肝病后就致贫，有家庭成员得了肝病就会返贫。目前，一个肝癌患者在国内的治疗费用平均在3.5万元。香港的一家咨询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一本杂志上刊出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每年用在乙肝方面的直接花费在1114亿元。我国公布的国内艾滋病确诊患者有八九十万，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却达1.1亿，还有其他肝病患者，数字就更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北京市科委立这个项目确实太重要了。这个项目会把会诊的病例全部编辑成册，达到3000个病例时，我们要把前20个典型与共性的问题再印刷成册，发到各个卫生院，并到北京各区县举办培训班，让卫生系统的肝病大夫都训练一遍。我觉得到这个程度才算结题了。
另一方面是，要把科研成果写成科普文章，宣传出去，让老百姓掌握肝炎防治知识。我们已经利用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治疗及预防技术咨询中心网站，一边做科研一边推广，老百姓的受益是很明显的，因为老百姓对肝病治疗知识匮乏得很。乙肝疫苗研究出来20多年了，人一生打三针就不会再得上乙肝了。但通过我们的调查，北京的市民中有11%的人认为，打乙肝疫苗反而会感染上乙肝。另外，好多被调查者还认为，乙肝的传染途径是通过吃饭就可以传播，其实这是不对的。相反，有些传播途径老百姓并不清楚，肝炎的传染主要是通过血液，如理发时刮脸、不洁注射、母婴传播，还有洗牙、修牙等都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台湾和香港来大陆的人就很少去洗牙、修牙。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百姓对肝病传播知识的匮乏，造成了乙肝歧视，现在有就业歧视、上学歧视、家庭歧视、结婚歧视等，现在有的老夫妻，因发现一方有乙肝，两口子又是分床，又是分碗分筷子，只差离婚了，这种歧视现象最终会导致仇恨，仇恨最终将导致极端事件。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国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发展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国家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的认同。中国科协学术部朱文辉副处长打算拨些经费，用于“肝病研究”的宣传。还有一个肝炎科普大篷车计划，希望由北京市科委牵头，由中国科协、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和有关媒体，还有参与“肝病研究”研究的几十位专家参与，也希望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和美国肝炎基金会参与进来，共同来做这项工作。
重大项目的成功应做到三方满意
记者：重大项目做得是否成功，有没有一个标准？
段钟平：总结我们的体会（我还不敢说是经验），对重大项目的要求要明确，尤其是政府出资的带有导向性的项目，应该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政府满意，专家满意，百姓满意——也就是社会满意。我国做得比较好的重大项目如“神舟五号”，就满足了这三个要求。首先，政府是满意的，这是因为满足了政府从高科技战略方面的要求；其次是老百姓满意，提高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第三是专家的满意，他们的成果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他们当然是满意的。如果有一方不满意，政府是不会做的。
重大科技项目做得成功，还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比如我们开展的“肝病研究”，因为在管理上比较规范，层次分明，其效果明显，影响较大。葛兰素史克公司还有其他国际公司，给我们捐赠的药品、研究用品等物品的价值达到五六百万。“肝病研究”的子项目——“重型肝炎人工肝支持治疗适应证和临床应用指南研究”更典型，项目组正在和美国VTI（生命治疗公司）洽谈，美国VTI公司计划投资1000万美元，在亦庄开发区建设“VTI中国生物人工肝研发中心”。中国的肝病患者这么多，研究肝病的专家这么多，现在又组织起来这么多医院联合研究肝病，他们认为应该把他们的肝病研究中心搬到中国来。从这个角度看，重大项目的研发还带来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并且也可以达到提高我们技术水平的目的。
重大项目的延续应向纵深发展
记者：从您刚才谈的三个大项目类型上，我倒有个想法，如果相对成熟，可从大项目转为专项，专项也是大项目，只不过有一定的延续周期，可进入大项目的第二或第三类型。目前的病人血样、治疗方式用药及病情变化，假如跟踪下去可成为更优的资源，对资源要能够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利用。
段钟平：这实际上是更系统化的运行方式，但需要体制上、制度上的突破。比较可惜的是明年课题要结束了，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每一家的长处都了解了，大家诊断治疗的方法也趋于标准化了，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课题完成了就散了，更深入的研究活动也没有了。其实能做的工作还很多，比如有关部门可以把这里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患者可以利用科技宣传网络了解肝病防治知识。我现在就有开发一个北京肝病防治专家网络会诊软件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如再申请科研项目，也许需要二三年时间。我真的希望我们的项目能更加连续、更加深入，从技术与管理两个方面更上一层楼。
（责任编辑 陈治光）
重大项目的研究重在“资源共享”
记者：几年前，北京市科委确定了这个有关肝炎诊断与治疗的大项目。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但据了解，你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今天有机会与您在一起谈一下有关这个项目的情况，希望能取得一些有益的经验，为北京市今后的科技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段钟平：几年干下来，确实感触很多，我曾经想过，闲下来也写本书，好好总结一下，但从现在的工作看，还没时间干这事。等过几年，也许感触会更多。
先从抽血说起吧。大家都知道确诊肝炎需要验血，假如一个人怀疑自己患有肝病，来医院看医生，先做肝功化验，大夫对他研究一次，再做病毒化验，有时又得抽血一次。特殊情况下还要进行B超检查，甚至肝穿刺病理检查，又可能折腾一番。基本确诊后，患者想去其他专业更对口的医院治疗，一到医院，对不起，所有诊断再来一遍。患者抽的血都是分散的，要分别几次抽血，由于每次抽血时受多种原因影响，结果还是有很多差异的。我们的医院及研究单位一直都是较为封闭的，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够，其实都有资源，只是相互用不了。现在，如果患者来到佑安医院，抽一次血，参加项目的这么多单位就可以进行全面地研究治疗，这样病人也少抽血了，因为是在同一时刻采集的标本，有可比性。我们的相关资料都是开放的，病例不仅有北京的，还有全国各地的，“病毒性肝炎临床诊断及治疗的一体化研究”（以下简称“肝病研究”）的成果，全国都可以受益。围绕这个重大项目，我们还招了好多高级访问学者，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我认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们国内科研封闭的状况，初步达到了北京市科委主任马林一再强调的“资源共享”。
记者：听了您的话，我想起多年前做咨询课题时，听一个咨询公司老总讲了美国在糖尿病治疗上的一种方式。当时，据说是麦肯锡咨询公司与保险公司共同推动了一个方案，主要是一个管理方案，严格监控各个不同时期病人的情况，规范患者的饮食，定时服药、运动，以保证患者病情不再发展，并逐步缓解。如患者严格遵守规范，病情是不会发展的，保险费用也不会增加；假如不按治疗方案饮食服药，患者病情可能会加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患者交付的保险费用将大幅上扬。这个例子的启示就是技术难题未必一定靠技术突破来解决。我们这个课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例子有类似之处，因为在实行这个方案之前，必须先形成相对固定的治疗预案。
段钟平：这样的例子在国外确实很多。前几年，我参加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牵头的一个肝病科研项目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他们的项目与我们的“肝病研究”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该项目由31个中心组成，分属欧洲不同的国家。这31个单位都是以做肝移植为主的。这么多国家及地区的肝病研究中心接触的病人病因是各种各样的，有像我国的影视演员傅彪患的这种肝癌的，也有肝衰竭的，也有喝酒引起的重型肝炎肝衰竭的，等等。项目组首先把各种各样的肝病患者按照手术前的条件分成一、二、三、四、五几种情况，然后归类，再由大家分别做肝移植，做完手术以后，对各中心的考核就开始了。第一是在手术过程中，看各中心都用多长时间做完手术。同样的手术，可能A中心5个小时就做完了，而B中心可能用了7个甚至10个小时。第二是在手术过程中看各中心给病人输了多少血，输血多的肯定是比较差的。有些中心的外科大夫熟练到一定程度后，就和绣花一样，在血管还没有出血时，用小钳子一下子就把它夹住了，不等出血就制止住了。第三是把手术后病人放到ICU（重症监护室），看在ICU需要多长时间。病人既然能离开呼吸机、麻醉机，离开ICU，说明他恢复得快。第四是看患者花费了多少钱，主要是看患者的药费多少钱，输血费多少钱，消炎的抗生素多少钱。第五是再看其他小项目的情况，如手术后10天病人成活率多少，一个月多少，半年多少，一年多少，两年甚至五六年多少。这些指标通过相关性分析就可以看出水平了，并形成最优化的治疗方案。通过参加他们的重大科技项目，我感觉他们的科研管理更科学、更规范，解决问题更多的是靠管理。
我也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亚裔肝病中心的一位教授探讨过，他说中国缺的不是技术，主要是管理。他举例说，美国当初建设的器官资源分配网络（UNOS），就是一个大项目，这个网络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它并不要求每个分中心如何做手术，如何切肝脏，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资源整合好、用好。该网络根据病人的病情决定把肝提供给谁，有时候还会跨州提供肝脏。假如一位自愿捐献者因意外而脑死亡，器官共享网络会立即通知器官移植中心网络成员就近摘取器官，给等待供体的患者使用。而在中国，由于没有一个互联互通的渠道，而白白浪费了许多器官，与此同时，医院之间的无序竞争也影响到器官资源共享。这个项目仅是一个软件管理系统加一套机制，但是当时美国还是把这个项目当成了一个重大项目来做，专家讨论形成一个公正的准则，通过这个网络给病人给社会节约了许多资金，减少了肝脏的浪费。我看这个项目包含了社会科学及应用科学等多个方面。
我们这个项目在很多方面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形成了病例资源、专家资源、技术资源的共享，并利用专家联席会制度探讨难题，我们与以上例子不同的在于，充分利用承担单位在各自优势领域进行深度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用于临床，有很多是跨医院的临床治疗会诊。
重大项目的特征包括三种类型
记者：“肝病研究”是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我想请教您，通过几年的实践，您感觉什么样的项目算是大项目呢？
段钟平：“肝病研究”确实应该算是一个大项目，有多种多样的指标，有十几个单位，也做了几千个病例。我感觉北京市科委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好多专家认为多拿钱就是重大项目，这是很狭隘的。大项目应该有政府导向，准备立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是归到哪个层次上，今年从哪个方面去努力，下一步做什么。不然再过三五年，我们还是糊糊涂涂。我觉得应结合欧洲的情况，对重大项目从定义、概念、归类认真地去总结一下。欧洲各国、美国那些科研经费充足的国家，他们认为，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并非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就好，他要求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政府要从不同层次上出发，如医药公司投资的项目就是研发一个新药品种或者是做一个诊断识别什么的。
我也向国外的专家咨询过，他们也说不清楚什么是科研大项目。但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大项目应该包括三种类型：第一是规模大，包括参加的单位多，内容多，化验的指标多，接受治疗的病人多，但相应的费用也多。这类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规模很大，阵势很大，管理难度大。比如在短期内招5000个艾滋病人，包括妓女、吸毒、嫖娼的，调查整个地区高危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多少，这也是大项目。第二是跨专业跨学科多，有些课题不一定钱多，比如做尖端的航天科技，在卫星安装一个摄像技术，可以监测到地球上的种种变化，可以看到大气如何变化，海洋如何，甚至地下水位，石油天然气的储量如何变化。第三是层次高，主要是基础和临床的结合，这边有了非常尖端的科研成果，那边马上就卖到医院，医院马上就可以诊断到病人，不到几年乡卫生院，村卫生所都可以采用这项科研成果。比如哈佛大学做出来一个分子成果的项目，不到三五年，一般社区服务中心，一般的技术人员都在用这项成果。
记者：听了您的话，给我很深的启发。我这么总结一下您看合适不合适，大项目中第一种情况是面对重大问题、共性问题而开展的，技术含量未必高，但涉及面广，面大，参加人及单位多，调查面大，得出大量有用的数据、资料，并动态地变化，就像您讲的例子，这实际上是形成基础资料。这类项目是开放性的，有极强的扩展性，例如对类似症状患者血样的共性分析等，为研制新药提供基础依据。对您说的后面两个大项目类型，我想换个顺序，第二类为基础与应用的结合，是一个路径之间的关系，属于技术创新类。第三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或系统集成，可以包含市场营销、生产、原材料提供等多个方面，可以是各环节的某一个机构牵头，其他为辅。这三个大项目类型是有发展关系的，第一可以晋升为第二；第二可以晋升为第三，但没有第一或第二的基础，第三是很难干的。
段钟平：你的总结有道理。
重大项目的管理应加强科学规范
记者：按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规定，虽有总承担方，但合作单位或外协单位的研究经费却是早期确定好了，并且是直接拨给各单位，总承担方实际上对其他各机构没有硬性管理制约手段。您对“肝病研究”是如何管理的？
段钟平：当时，“肝病研究”的科研资金应该都拨给牵头单位——佑安医院，佑安医院根据各家做科研的情况下发资金，做得好的就发，做的不好就少发或不发。
我感觉做重大项目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是技术，二是管理，这两个方面是同步的。如果项目选好了，技术研究上容易实现，我们的专家都是知名的，一流的，研究水平没问题。管理就有些不容易，都是出类拔萃的专家，如何管理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项目的管理上，也是参考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模式，首先是成立一个层次很高的专家委员会，经常开开会，谈谈研究了哪些内容。
在“肝病研究”管理过程中，我们设定管理100分，技术100分，量化一些指标，按照双百分管理。科普宣传多少分，核心论文多少分，成果多少分，资源共享多少分，最后用量化的指标来验收课题，谁好谁坏一目了然。在发表的论文后面，我还要求一定要署上“北京市科委支持‘北京市病毒性肝炎临床诊断及治疗的一体化研究’重大项目资助，科技号XX”，不能随便找些论文来充数。这样不用管你是不是著名专家甚至院士，谁都有可能不及格。如果能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在立项和结题时就容易多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科学的、量化的指标，管理起来就困难了。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先征求分课题负责人都做哪些工作，包括你能建立什么分析系统，发表几篇论文，举办多少培训班，培训多少人。然后我们再给这个项目的分课题负责人分别签订目标责任书，当时有些分课题负责人就表示不理解。但既然签了就不用担心，这些研究人员一般都会按时保质完成的。我们管理起来也轻松些。
另外，日常管理方面我们做了一个账本，一家发一个，一个月内花了多少钱。这些钱里还有些细目，比如人员费、材料费、能源费，有时是总数花得合理，一些细目不合理。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账本，每个月去核对一下账目，也是为了各家医院好。此外，还在其他方面的管理如建立一些制度、一些标本管理共享方式等等。
总的说来，重大的项目的管理存在的问题还是一些体制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大家多少年来形成的习惯，这导致了好多资源的浪费。
另外，我感觉我国的重大项目的管理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壁垒。目前，北京市科委计划支持对艾滋病治疗的研究。论证会上，中医领域的专家认为中医是中国的瑰宝，一定要研究中医治疗艾滋病，不能忽视；而西医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意见非常尖锐、对立。佑安医院和牛津大学开展合作研究艾滋病，牛津大学的体会是，中医可以调节，结合中国人的基因特点，应该认真建立一个病人数据库，做点免疫学研究，看看病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最后形成一个科研与药物包括中医中药评价的平台。英国在项目论证上有一个回避制度。如果想立一个课题，要先听争议，我认为，北京市科委在立项之前，在管理上要有一套思路，可能会减少一些工作的难度。
重大项目的科普宣传应广泛开展
记者：听了您的话，我想起1997年北京市科委请军事医学科学院秦伯益院长来做报告，其中说了什么是大科学家，一是心胸，二是眼界，三是口才，四是文采，其后才讲科学研究。当时秦伯益讲了什么是优秀论文？一定是深入浅出的，只写几篇纸，就能让人明白，长篇大论绝不会是优秀论文。
段钟平：真正的、知识全面的大科学家，如钱学森、华罗庚、高士其等，能把非常抽象的东西写成科普的文章，让小孩子都能知道，例如华罗庚能把高等数学微积分非常抽象地写成“优选法”等，让那些没有上过小学的工人都能理解。我们参与重大项目的科学家还要有一个义务，就是如何动态地把自己的成果转化出去，要不然，也不能算是重大项目圆满完成了。
通过参与“肝病研究”的研究，能感受到中国肝炎研究预防和治疗技术上并不比国外差，他们有一个疫苗，我们也有一个疫苗，我们的疫苗也往国外出口；在仪器方面，协和医院B超室的机器比美国洛杉机医学中心的B超机还要先进，我们的操作人员的水平也不比国外操作人员的水平低。但我们的科学家与国外相比，在人文关怀、科普宣传、成果转化方面的理念还是存在差距。我们这次的“肝病研究”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变得较为规范，接下来就应该由科学家写一些科普文章，让大众了解、受益。不能只在专业学术圈子里知道这些研究成果，否则，政府给的经费就变成了几个研究人员发表的几篇论文，单纯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知名度了。我们这个“肝病研究”要求各课题组每人发表几篇科普文章，然后再结题；我们还规定，每个课题组负责人都要在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治疗及预防技术咨询中心（www.cchtp.cn）网站上值班接受患者与基层医生咨询。这个网站是隶属于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由北京市科委病毒性肝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组和科技部重型肝炎国家科技攻关引导项目组共同协办。
对“肝病研究”来讲，成果转化有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办一些培训班，让更多的基层医务人员受益，使诊断率提高，治疗效果提高，病患者支出减少。因为以前肝病治疗的不规范，宣传不到位，不打预防针，一个病人得了肝病后就致贫，有家庭成员得了肝病就会返贫。目前，一个肝癌患者在国内的治疗费用平均在3.5万元。香港的一家咨询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一本杂志上刊出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每年用在乙肝方面的直接花费在1114亿元。我国公布的国内艾滋病确诊患者有八九十万，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却达1.1亿，还有其他肝病患者，数字就更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北京市科委立这个项目确实太重要了。这个项目会把会诊的病例全部编辑成册，达到3000个病例时，我们要把前20个典型与共性的问题再印刷成册，发到各个卫生院，并到北京各区县举办培训班，让卫生系统的肝病大夫都训练一遍。我觉得到这个程度才算结题了。
另一方面是，要把科研成果写成科普文章，宣传出去，让老百姓掌握肝炎防治知识。我们已经利用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治疗及预防技术咨询中心网站，一边做科研一边推广，老百姓的受益是很明显的，因为老百姓对肝病治疗知识匮乏得很。乙肝疫苗研究出来20多年了，人一生打三针就不会再得上乙肝了。但通过我们的调查，北京的市民中有11%的人认为，打乙肝疫苗反而会感染上乙肝。另外，好多被调查者还认为，乙肝的传染途径是通过吃饭就可以传播，其实这是不对的。相反，有些传播途径老百姓并不清楚，肝炎的传染主要是通过血液，如理发时刮脸、不洁注射、母婴传播，还有洗牙、修牙等都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台湾和香港来大陆的人就很少去洗牙、修牙。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百姓对肝病传播知识的匮乏，造成了乙肝歧视，现在有就业歧视、上学歧视、家庭歧视、结婚歧视等，现在有的老夫妻，因发现一方有乙肝，两口子又是分床，又是分碗分筷子，只差离婚了，这种歧视现象最终会导致仇恨，仇恨最终将导致极端事件。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国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发展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国家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的认同。中国科协学术部朱文辉副处长打算拨些经费，用于“肝病研究”的宣传。还有一个肝炎科普大篷车计划，希望由北京市科委牵头，由中国科协、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和有关媒体，还有参与“肝病研究”研究的几十位专家参与，也希望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和美国肝炎基金会参与进来，共同来做这项工作。
重大项目的成功应做到三方满意
记者：重大项目做得是否成功，有没有一个标准？
段钟平：总结我们的体会（我还不敢说是经验），对重大项目的要求要明确，尤其是政府出资的带有导向性的项目，应该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政府满意，专家满意，百姓满意——也就是社会满意。我国做得比较好的重大项目如“神舟五号”，就满足了这三个要求。首先，政府是满意的，这是因为满足了政府从高科技战略方面的要求；其次是老百姓满意，提高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第三是专家的满意，他们的成果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他们当然是满意的。如果有一方不满意，政府是不会做的。
重大科技项目做得成功，还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比如我们开展的“肝病研究”，因为在管理上比较规范，层次分明，其效果明显，影响较大。葛兰素史克公司还有其他国际公司，给我们捐赠的药品、研究用品等物品的价值达到五六百万。“肝病研究”的子项目——“重型肝炎人工肝支持治疗适应证和临床应用指南研究”更典型，项目组正在和美国VTI（生命治疗公司）洽谈，美国VTI公司计划投资1000万美元，在亦庄开发区建设“VTI中国生物人工肝研发中心”。中国的肝病患者这么多，研究肝病的专家这么多，现在又组织起来这么多医院联合研究肝病，他们认为应该把他们的肝病研究中心搬到中国来。从这个角度看，重大项目的研发还带来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并且也可以达到提高我们技术水平的目的。
重大项目的延续应向纵深发展
记者：从您刚才谈的三个大项目类型上，我倒有个想法，如果相对成熟，可从大项目转为专项，专项也是大项目，只不过有一定的延续周期，可进入大项目的第二或第三类型。目前的病人血样、治疗方式用药及病情变化，假如跟踪下去可成为更优的资源，对资源要能够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利用。
段钟平：这实际上是更系统化的运行方式，但需要体制上、制度上的突破。比较可惜的是明年课题要结束了，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每一家的长处都了解了，大家诊断治疗的方法也趋于标准化了，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课题完成了就散了，更深入的研究活动也没有了。其实能做的工作还很多，比如有关部门可以把这里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患者可以利用科技宣传网络了解肝病防治知识。我现在就有开发一个北京肝病防治专家网络会诊软件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如再申请科研项目，也许需要二三年时间。我真的希望我们的项目能更加连续、更加深入，从技术与管理两个方面更上一层楼。
（责任编辑 陈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