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大防治腐败工作力度，深圳市监察局局长张伟雄日前表示，深圳市将探索建立廉政公积金制度。廉政公积金由政府统一组织，从平时公务的福利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建立。如果公务员在任职期内未出现任何违规违纪行为，退休时将根据级别不同有望拿到100万～200万元的廉政公积金。如果任职内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将酌情扣发廉政公积金，直至全部扣完。
　　 “廉政金”并非深圳的“创举”，其实江苏、湖南、浙江等地政府都正在尝试推行，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这样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经济学反腐”的新思路，即：公务员沦为腐败分子不是为了经济利益吗？那么就从经济角度来算一笔账，只要你在从政时保持廉洁，在位时可以养尊处优，退休后也能体面地安享晚年；而贪图“蝇头小利”的代价则可能是后半生的“身败名裂”，一文不名。
　　 已经有论者指出，这样的“反腐新思路”是治标不治本的；而在我看来，“廉政金”的设立也并非在加大什么“腐败成本”，而实在是潜在腐败者们凭借手中的腐败机会向公众“要挟”的一笔“额外收入”。
　　 公务员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共管理的执行者，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手中有或大或小的公权力，从而使他们有了腐败的可能。尽管作为人民公仆，廉洁奉公是他们基本的职业道德，但公众为了要求公务员洁身自好，给他们提供了比一般职业更为优厚而稳定的待遇，如果他们一旦腐败，不仅意味着将受到法律制裁，还将失去职业带来的相关收益，这就是“腐败成本”。
　　 廉政金是否成为“腐败成本”，关键看这笔廉政金是否是从公务员本来应得收入中所扣。如果是，才能对他们形成一定的约束力，也才能算“腐败成本”。从深圳的廉政公积金来说，从“平时公务的福利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如果不出问题，退休时就有望拿到100万到200万。这样大额的廉政金不可能来源于公务员平时应得收入，而是动用财政对公务员的一种变相奖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深圳公务员的职业待遇已经相当优厚，基本的工资收入加上到手的福利足可成为“腐败成本”，而没必要再增加一个“廉政金”。
　　 巨额“廉政金”的产生，只能表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包括公务员本身职业收益在内的“腐败成本”已经不能有效制约腐败行为的产生，潜在腐败者处于了更为有利的“要挟”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赎买”条件。而要有效治腐，绝不能为满足这样的“要挟”条件而一味损害纳税人的利益。
　　 要加大“腐败成本”，在公务员职业收益已经明显高昂的情况下，只能加大监督机制和打击力度，让腐败分子被发现和受惩罚的几率增加，成本增大。另外，腐败行为不仅受制于监督机制，还在于潜在腐败者以权谋私的机会。从根本上来说，要想减少市场经济中公务员们的腐败现象，釜底抽薪的途径还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减少其花公家财产、“玩”纳税人钱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因为从逻辑上说，以私权谋私利的事儿越多，以公权谋私利的事儿就会越少，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也越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