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一个内部论坛,偶遇来自台湾的一位新党人士,谈及两岸比较,多有趣味。其间,这位戴姓朋友讲起了台北:他说,大台北(台北市包括周围市县)全部取消了垃圾桶。因为台北市规定人们只能用高价塑料袋(特制的)来分装处理垃圾,如果有垃圾桶,那大家就会把垃圾扔到这些个免费的公共设施中,于是,干脆全部取消。结果是,天下没有脏乱,台北仍旧是台北,甚至比之前更整洁。
　　此事在我听来,近乎天方夜谭。因为就拿北京来说,垃圾桶粗粗估计至少有上百万个,按照每个100元来算,光此花费就过亿。况且,日久年新,折旧之后要更换,在我的印象中,长安街上的垃圾桶10年中至少更新过两次,所以其占用的市政成本不在少数。另一方面,我们还在大力宣传垃圾不要随地乱丢,要扔到垃圾桶,海峡那边却取消了。
　　换个角度说,丢垃圾问题同随地吐痰一样,属于公德范畴,但这真是一个道德问题么?以下场景我们是如此亲切——坐公交,到了站,根本下不去,因为车下的人往上涌。台北来的朋友说,这个场景同10多年前台湾一模一样,如今已完全改观——人们在餐馆懂得小声说话,在乘扶梯时知道要站在右边。作为同文同种文化和社会血脉相同的台湾,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完成了这种嬗变,仅仅是因为岛上的人们突然具备了“道德勇气”么?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之前没有;如果不是,那又是何种原因?要知道,关于随地吐痰这件事,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大陆“五讲四美”类似运动搞了不仅10年,特别是在奥运会和世博会因素作用下,简直上升到国家形象高度,但治理效果目前看来却也不过限于一时一隅。
　　这位新党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台湾社会具有更多有“道德勇气”的精英。而精英的这种道德勇气会透过他们的影响力传达给民众,使得在刚性管治的政府权力之外,存在一种引导社会良性发展的“软治理”。但我以为,如果说社会精英有一定作用,但其影响力并不具备扭转乾坤的力量。关键在于分析社会治理中,政府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到底是追求作“大”还是作“小”。众所周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社会治理方面和政治文化方面都曾经历过(着)一段大政府治理的时期,这种“保姆型政府”暂不论利弊,其结果总是政府包揽社会生活,从摇篮到坟墓,从道德到法纪,从经济到政治。“看得见的手”伸触到社会生活每条毛细血管中。
　　但遗憾的是,如同再强大的计划经济也无法计算清楚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和每种产品的供给一样,再强势的政府权力也不可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拿北京公厕的小便池来说,有幸光临过的人都知道,在便池前总会有先来者留下的点点滴滴。而且这种点点滴滴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多,会把你的落脚点和便池之间的距离越拉越长。
　　政府权力在小便池前肯定是失效的,因为政府无法在每个厕所安排一个“协尿员”,甚至无法架设监视头。这只是一个例子,相似的例子很多,比如随意插队、高空抛物、开车爱走紧急车道等等,大多時候我们把这些归结为公民素质问题,哀叹公民素质提高为何如此艰难。乐观者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但现在中国GDP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却难见改善迹象;信奉威权者则沿袭全民皆兵的战术,让戴红袖标者上街干预,试图强化公权力,让大政府长得更大。
　　但,事实是,这种情况旷日持久之后,会更加挤压本该由社会自身统辖的领域,并且会使得本应担负这种社会自我治理责任的精英阶层,进而更加自我阉割其责任意识和道德勇气,其结果必然会加剧整个社会陷入两极化状态:一方面在公权力笼罩下的地方,起作用的是威权法则;另一方面,在上述政府力量难以企及的地方,起作用的是丛林法则。有观察者曾怪异于中国人既守纪律又不守纪律的社会性格,而从上述论证来看,无非是权杖之下,顺从如羔羊;权杖之外,纷乱如蜂拥。而本应在权力和民众之间起到引导、缓冲、协调、自治理的社会精英力量,截然分化,要不成为威权的同盟者,要不干脆转身投入丛林之中,按照弱肉强食的规则行事,而枉顾自身本应担当的社会道德的倡导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精神代言者的角色。
　　写到此处,我不禁想起近来引起喧闹的唐骏事件,哀叹精英堕落者有之,认为胜者为王,英雄不问出处者有之。其实,如果一个社会不给自己的精英们担负道德的机会,甚至使得那些本来有冲动承担此任的精英们被边缘化,那么这个社会无论权力多么强势,经济发展如何迅猛,也难免失范,难免在各个领域出现各式唐骏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唐骏,不也是一个受害者么?★
　　(作者为本刊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