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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建议海南建一座闯海墙,永远别忘记那些“闯海人”
那个美好的12月的夜晚,永远定格在了代国夫心中。他从冰天雪地中来,一下飞机就被椰树吸引了,晚上十点钟,月光下的海口特别安静,特别美。
秦建国上岛的那天是个好天气,蓝天白云,阳光灿烂。这是他背着几十包方便面和一本毕业证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后才踏上的热土。严严实实的冬装,终于在秦建国辗转于火车、大巴、轮渡之际,被一层接一层地褪去——甚至可以视其为一种仪式——告别过去,奔向未来。而除了换下的冬装,他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只好临时在地摊上买了两件短袖衬衣。他一直记得那首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要走自己的路,只因种子要发芽。”
1988年前后,“十万人才下海南”,不同于海南岛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大迁移,对于这些旧体制的叛逆者、过去生活的抛弃者、新理想的追求者而言,海南省比“特区更特”的设想,曾代表着自由、梦想与希望。
向南,一直向南,直到海南。
私奔
1988年1月31日,海南的清晨,本色、自然,绝无迎合之意。北京青年秦建国看见陆地一点儿、一点儿地从海水里冒出来。然后,他把自己结结实实地摔在了海南这片土地上,并再也不愿离开。秦建国固执地认为,这是命运赐予他的礼物,就像有人专门为他准备了惊喜一样——他称自己对海南“一见钟情”。以至于在后来数十年的时空变换里,敏感的秦建国总是能够很“巧合”地发现:每年的1月31日总有好天气,就像他上岛那天一样。
椰树婆娑的城市,还是那么破旧,连红绿灯都没有。这有什么关系呢?秦建国眼见的全是生机和希望,那是一种明显不同于过往生活环境的氛围。
秦建国到达海口的两个月之后,海南省建立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而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消息,在1987年8月29日,已经被新华社发布了。
此前,深圳特区释放的活力已经成就了许多人的梦想。一个更大面积的“特区省”,瞬间引燃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来积蓄的激情和能量,秦建国也在获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被震撼了。正迷茫于“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大学生秦建国,彼时已经在四川工作了一年。不过,偏居于川北的一个小县城,秦建国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1987年的年底了。
在静静流淌的涪江边思考了几天之后,秦建国暗暗决定奔赴海南,然后他一个人悄悄地走了。秦建国出于本能的出走方式,无意间居然成了一种典型——彼时全国各地正有成千上万个“秦建国”激情澎湃地、却又是隐秘地谋划“私奔”,“私奔”的对象便是海南。
自1987年8月至1989年4月,来信来函及亲自来海南求职的人才达到了18余万人次。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0%,35岁以下的占85%,具有高级、中级职称的有近7000人。
海南已经沸腾了。彼时广州有一个公园,对面就是往海南发车的地方,基本上是几分钟一班车,每班车上三四个司机轮换开,一路不停,到了海南以后又马上调头。而通往海南沿途的店铺则通宵不停地做生意,到处是不夜城、不夜县。
立足
“实际上,我是先回了一趟家。”21年之后,秦建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那段经历时,还有一点难为情的样子:“听说海南很遥远,怕很难再回家了,想先看看母亲。”
从北京到广东,然后再坐大巴车,“船票也买不到。”秦建国吃惊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人和他一样向往海南——他们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闯海人”,“当时的海口,大街小巷到处是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年轻人”。
在旁人的指点下,秦建国住到了当时最热闹的地方,位于海府路的组织部招待所。招待所二楼就是人才交流中心,每天都挤满了来登记求职的人。“蹲在地上登记完,人家说你们自己去找吧,然后我们就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找工作。”秦建国说,“那里介绍工作的成功率非常低。”当时海口的人才交流中心内,堆满了登记信和求职表,共计有10万份之多,这就是著名的“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由来。
秦建国所住的招待所,每天的房租是两元钱,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一到晚上,热闹非凡,有交流工作经验的,有唉声叹气、准备打道回府的,也有在外面卖东西、很晚才把锅碗瓢盆收回来的。
一个月后,为了更节省一些,秦建国住到了海府路的海南旅社,每天房租一元八角。上下铺,一张草席,一个发黑的枕头和一顶发灰的蚊帐,楼内没有水房和厕所。
“床位要每天上午十点前交租金,还不能长期预订,你看海南那时候有多落后。”秦建国至今还是感慨万千。有一次他忘记及时交钱,等中午回来时床位已经被卖出去,而且没有多余的床位了。
住在招待所内的已是幸运儿,更多“闯海人”选择了在街头露宿。
那时的海南,还是传统农业占据半壁江山,落后的经济基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人们期待的大特区现代化建设,还只是一张虚拟的蓝图,没法瞬间创造出容纳近20万求职者施展才华的空间。到1989年,全省总共吸纳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也只有3000余人。
秦建国,这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也是在滞留了两个月之后才勉强找到工作单位,“需要试用半年。”秦建国说,“那个时候通过找接收单位留下的人很少,很多留下的都是冲破了当时的体制。”所谓的冲破体制主要是指摆地摊、卖报纸、送盒饭之类。
“当地人都很奇怪,他们说,我们这里这么落后你们过来干吗?很不理解。” 为什么要来海南?秦建国给自己的解释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真正有所作为的地方,“原来那种压抑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并不适合我。”“关键是那个时候人都很有信心。”秦建国如此解释当年的不辞劳苦。
“其实是奔着人的自我释放。”当时任职于重庆建工学院的邢增仪,在新华社消息发布的第二天,她就带着学校的骨干力量到海南考察项目,“我们要帮海南做规划设计。”多年后,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禁锢得太久了,需要有一种新鲜的自由的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海南建省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不过,梦想归梦想,一看到琼海的领导,邢增仪还是吓了一大跳,“五套班子说好了五点钟在县委办公室等我们的方案,我们领导一去,全部的领导,县长、书记全都是光着脚,盘着腿坐在那里,这是海南的习惯,全都那样,我们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呢?”
梦醒
建省以前,海南岛基本上还处于原生态的农业社会。经济热还方兴未艾,紧接着全国经济在1989年以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冷却,大批失落的人才纷纷离去。此后的海南岛,又经历了大起大落。1992年起,被房地产炒热的海南经济不久便持续衰退,海口变成了一座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却不再能够承载更多的“闯海人”的梦。
“现在觉得很失望,和深圳相比差太远。”11月中旬,刚刚从深圳出差归来的秦建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海南本来应该发展得更好。
“前五年,海南的外观变化很大,有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也有了红绿灯。”秦建国如此描述他眼中的海南,“后来海南就沉寂了,然后感觉是2003年之后才又开始发展起来。”
许多人满怀遗憾地离开了海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是断了后路到海南的,但又不得不回去——彼时失去工作单位就意味着脱离了组织,失去了一切,“人生简直就是糟糕透了”。
当时有一句话,留下的是坚强的,回去的是无奈的。
然而,也有人选择了更为极端的方式。一位长发飘飘的流浪歌手,抱着绝不回头的想法辞职到了海南,却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他用所有的积蓄开了一个小餐馆却又赔得血本无归。在一个有着绚丽晚霞的黄昏,他悄悄地走进了大海,再也没有回头。
这期间,秦建国先后换了九个工作。“一直是自己不满足,想换环境。有时候又是机遇来了。”他说。
在海南的这些年,秦建国先后就职于信息、设计、房地产、金融、稽查等部门,也曾经在企业做过,现在则是公务员。“跳来跳去,总是觉得需要有一个组织,挣不脱。” 秦建国,这个渴望有所作为的北方汉子,他的个人选择多少也打上了海南发展的烙印。“虽然相比企业,现在的收入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见识和其它方面收获很大,我觉得挺好。”在采访过程中,秦建国多次提及文化和人的素质,工作之余他也会一如既往地组织校友会活动、商会活动:“希望把大家联系起来为海南将来发展做一些贡献。”
圆梦
“闯海人走完我也不能走。来海南不后悔。”邢增仪说。如今,包括秦建国、邢增仪、代国夫在内,留下来的“闯海人”已经遍布海南的各行各业,有政府公务员、企业老总、作家、媒体工作者。“闯海人”在海南扎下了根。在海南的这些年,秦建国终于学会了游泳,“每周至少游泳一次。”此前,则由于怎么都学不会而被哥哥取笑,他认为这是环境使然。大浪淘沙后,每个“闯海人”都在寻找新的奋斗方位。
眼下,“秦建国”们发现,当年吸引了自己的那些美景,将要成为支撑海南八百多万人生活的重要资源了,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将在“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这个历史机遇里占据新的发展空间。比如秦建国正在筹划来年的博鳌国际旅游论坛,自己经营公司的邢增仪在做好房地产主业时还时常琢磨怎样提高海南的文化影响力,而代国夫则以自身经营猴岛的经历在各种场合提醒:“不要浮躁,不要急功近利,没有自信的心态你是做不出精品的。”
“海南岛在中国是有优势的,但是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的,你是后发,可以站在别人肩膀上去创新。”南湾猴岛董事长代国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早在2000年就开始接手猴岛景区,依托三亚大旅游圈,创造了“人猴共存”“人猴同乐”的猴岛生态旅游模式,建设了“猕猴仪仗队” 和“五星级猕猴游泳池”,被选为复旦大学旅游MBA案例。
无论成功与否、辉煌与否,每个“闯海人”都难忘初到海南的日子。邢增仪曾提议建一座“闯海墙”,以纪念那些“闯海人”,她为一代人的热血岁月无限感慨:“有的人带着千万家产而来,两手空空离去;有的人黑着头发、白着面孔而来,白着头发、黑着面孔离开;有的人健全着来,残疾或破碎着离开。海南每一幢高楼里都有一个悲壮的故事,每一根桩基下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灵魂。”★
那个美好的12月的夜晚,永远定格在了代国夫心中。他从冰天雪地中来,一下飞机就被椰树吸引了,晚上十点钟,月光下的海口特别安静,特别美。
秦建国上岛的那天是个好天气,蓝天白云,阳光灿烂。这是他背着几十包方便面和一本毕业证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后才踏上的热土。严严实实的冬装,终于在秦建国辗转于火车、大巴、轮渡之际,被一层接一层地褪去——甚至可以视其为一种仪式——告别过去,奔向未来。而除了换下的冬装,他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只好临时在地摊上买了两件短袖衬衣。他一直记得那首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要走自己的路,只因种子要发芽。”
1988年前后,“十万人才下海南”,不同于海南岛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大迁移,对于这些旧体制的叛逆者、过去生活的抛弃者、新理想的追求者而言,海南省比“特区更特”的设想,曾代表着自由、梦想与希望。
向南,一直向南,直到海南。
私奔
1988年1月31日,海南的清晨,本色、自然,绝无迎合之意。北京青年秦建国看见陆地一点儿、一点儿地从海水里冒出来。然后,他把自己结结实实地摔在了海南这片土地上,并再也不愿离开。秦建国固执地认为,这是命运赐予他的礼物,就像有人专门为他准备了惊喜一样——他称自己对海南“一见钟情”。以至于在后来数十年的时空变换里,敏感的秦建国总是能够很“巧合”地发现:每年的1月31日总有好天气,就像他上岛那天一样。
椰树婆娑的城市,还是那么破旧,连红绿灯都没有。这有什么关系呢?秦建国眼见的全是生机和希望,那是一种明显不同于过往生活环境的氛围。
秦建国到达海口的两个月之后,海南省建立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而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消息,在1987年8月29日,已经被新华社发布了。
此前,深圳特区释放的活力已经成就了许多人的梦想。一个更大面积的“特区省”,瞬间引燃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来积蓄的激情和能量,秦建国也在获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被震撼了。正迷茫于“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大学生秦建国,彼时已经在四川工作了一年。不过,偏居于川北的一个小县城,秦建国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1987年的年底了。
在静静流淌的涪江边思考了几天之后,秦建国暗暗决定奔赴海南,然后他一个人悄悄地走了。秦建国出于本能的出走方式,无意间居然成了一种典型——彼时全国各地正有成千上万个“秦建国”激情澎湃地、却又是隐秘地谋划“私奔”,“私奔”的对象便是海南。
自1987年8月至1989年4月,来信来函及亲自来海南求职的人才达到了18余万人次。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0%,35岁以下的占85%,具有高级、中级职称的有近7000人。
海南已经沸腾了。彼时广州有一个公园,对面就是往海南发车的地方,基本上是几分钟一班车,每班车上三四个司机轮换开,一路不停,到了海南以后又马上调头。而通往海南沿途的店铺则通宵不停地做生意,到处是不夜城、不夜县。
立足
“实际上,我是先回了一趟家。”21年之后,秦建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那段经历时,还有一点难为情的样子:“听说海南很遥远,怕很难再回家了,想先看看母亲。”
从北京到广东,然后再坐大巴车,“船票也买不到。”秦建国吃惊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人和他一样向往海南——他们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闯海人”,“当时的海口,大街小巷到处是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年轻人”。
在旁人的指点下,秦建国住到了当时最热闹的地方,位于海府路的组织部招待所。招待所二楼就是人才交流中心,每天都挤满了来登记求职的人。“蹲在地上登记完,人家说你们自己去找吧,然后我们就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找工作。”秦建国说,“那里介绍工作的成功率非常低。”当时海口的人才交流中心内,堆满了登记信和求职表,共计有10万份之多,这就是著名的“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由来。
秦建国所住的招待所,每天的房租是两元钱,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一到晚上,热闹非凡,有交流工作经验的,有唉声叹气、准备打道回府的,也有在外面卖东西、很晚才把锅碗瓢盆收回来的。
一个月后,为了更节省一些,秦建国住到了海府路的海南旅社,每天房租一元八角。上下铺,一张草席,一个发黑的枕头和一顶发灰的蚊帐,楼内没有水房和厕所。
“床位要每天上午十点前交租金,还不能长期预订,你看海南那时候有多落后。”秦建国至今还是感慨万千。有一次他忘记及时交钱,等中午回来时床位已经被卖出去,而且没有多余的床位了。
住在招待所内的已是幸运儿,更多“闯海人”选择了在街头露宿。
那时的海南,还是传统农业占据半壁江山,落后的经济基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人们期待的大特区现代化建设,还只是一张虚拟的蓝图,没法瞬间创造出容纳近20万求职者施展才华的空间。到1989年,全省总共吸纳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也只有3000余人。
秦建国,这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也是在滞留了两个月之后才勉强找到工作单位,“需要试用半年。”秦建国说,“那个时候通过找接收单位留下的人很少,很多留下的都是冲破了当时的体制。”所谓的冲破体制主要是指摆地摊、卖报纸、送盒饭之类。
“当地人都很奇怪,他们说,我们这里这么落后你们过来干吗?很不理解。” 为什么要来海南?秦建国给自己的解释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真正有所作为的地方,“原来那种压抑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并不适合我。”“关键是那个时候人都很有信心。”秦建国如此解释当年的不辞劳苦。
“其实是奔着人的自我释放。”当时任职于重庆建工学院的邢增仪,在新华社消息发布的第二天,她就带着学校的骨干力量到海南考察项目,“我们要帮海南做规划设计。”多年后,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禁锢得太久了,需要有一种新鲜的自由的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海南建省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不过,梦想归梦想,一看到琼海的领导,邢增仪还是吓了一大跳,“五套班子说好了五点钟在县委办公室等我们的方案,我们领导一去,全部的领导,县长、书记全都是光着脚,盘着腿坐在那里,这是海南的习惯,全都那样,我们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呢?”
梦醒
建省以前,海南岛基本上还处于原生态的农业社会。经济热还方兴未艾,紧接着全国经济在1989年以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冷却,大批失落的人才纷纷离去。此后的海南岛,又经历了大起大落。1992年起,被房地产炒热的海南经济不久便持续衰退,海口变成了一座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却不再能够承载更多的“闯海人”的梦。
“现在觉得很失望,和深圳相比差太远。”11月中旬,刚刚从深圳出差归来的秦建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海南本来应该发展得更好。
“前五年,海南的外观变化很大,有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也有了红绿灯。”秦建国如此描述他眼中的海南,“后来海南就沉寂了,然后感觉是2003年之后才又开始发展起来。”
许多人满怀遗憾地离开了海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是断了后路到海南的,但又不得不回去——彼时失去工作单位就意味着脱离了组织,失去了一切,“人生简直就是糟糕透了”。
当时有一句话,留下的是坚强的,回去的是无奈的。
然而,也有人选择了更为极端的方式。一位长发飘飘的流浪歌手,抱着绝不回头的想法辞职到了海南,却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他用所有的积蓄开了一个小餐馆却又赔得血本无归。在一个有着绚丽晚霞的黄昏,他悄悄地走进了大海,再也没有回头。
这期间,秦建国先后换了九个工作。“一直是自己不满足,想换环境。有时候又是机遇来了。”他说。
在海南的这些年,秦建国先后就职于信息、设计、房地产、金融、稽查等部门,也曾经在企业做过,现在则是公务员。“跳来跳去,总是觉得需要有一个组织,挣不脱。” 秦建国,这个渴望有所作为的北方汉子,他的个人选择多少也打上了海南发展的烙印。“虽然相比企业,现在的收入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见识和其它方面收获很大,我觉得挺好。”在采访过程中,秦建国多次提及文化和人的素质,工作之余他也会一如既往地组织校友会活动、商会活动:“希望把大家联系起来为海南将来发展做一些贡献。”
圆梦
“闯海人走完我也不能走。来海南不后悔。”邢增仪说。如今,包括秦建国、邢增仪、代国夫在内,留下来的“闯海人”已经遍布海南的各行各业,有政府公务员、企业老总、作家、媒体工作者。“闯海人”在海南扎下了根。在海南的这些年,秦建国终于学会了游泳,“每周至少游泳一次。”此前,则由于怎么都学不会而被哥哥取笑,他认为这是环境使然。大浪淘沙后,每个“闯海人”都在寻找新的奋斗方位。
眼下,“秦建国”们发现,当年吸引了自己的那些美景,将要成为支撑海南八百多万人生活的重要资源了,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将在“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这个历史机遇里占据新的发展空间。比如秦建国正在筹划来年的博鳌国际旅游论坛,自己经营公司的邢增仪在做好房地产主业时还时常琢磨怎样提高海南的文化影响力,而代国夫则以自身经营猴岛的经历在各种场合提醒:“不要浮躁,不要急功近利,没有自信的心态你是做不出精品的。”
“海南岛在中国是有优势的,但是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的,你是后发,可以站在别人肩膀上去创新。”南湾猴岛董事长代国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早在2000年就开始接手猴岛景区,依托三亚大旅游圈,创造了“人猴共存”“人猴同乐”的猴岛生态旅游模式,建设了“猕猴仪仗队” 和“五星级猕猴游泳池”,被选为复旦大学旅游MBA案例。
无论成功与否、辉煌与否,每个“闯海人”都难忘初到海南的日子。邢增仪曾提议建一座“闯海墙”,以纪念那些“闯海人”,她为一代人的热血岁月无限感慨:“有的人带着千万家产而来,两手空空离去;有的人黑着头发、白着面孔而来,白着头发、黑着面孔离开;有的人健全着来,残疾或破碎着离开。海南每一幢高楼里都有一个悲壮的故事,每一根桩基下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