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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市场化,还是趋向行政化?“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近期国资委换帅,再度引发外界关于中国央企改革方向的猜想。
央企人事改革提速
8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接替李荣融,出任国资委主任。
这一职务无疑是世界上企业管理权力最大的岗位之一。国资委代表中国政府对包括中石油、中移动在内的123家大型央企行使控股股东权利。国资委主任则被视为央企董事长的董事长。
出任国资委主任的第三天,8月27日,王勇出席了全国党建研究会国有企业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会上,王勇讲话时引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阐述国企党建工作的重要性,称“党建工作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位参会的国资委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王勇的讲话比较高屋建瓴,宏观大气。
现年55岁的王勇,曾在2000年11月到2003年4月,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企业干部办公室主任、干部五局局长。此后,他又在主管人事的国资委副主任岗位上任职三年。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王勇调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废除了实施7年的食品免检制度。
换帅后,外界密切关注国资委及国企改革的新动向。
前述国资委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王勇熟悉干部人事制度,国资委未来可能会加大人事改革的工作力度。
8月底,王勇上任一周后,中组部、国资委即对外宣布,今年中央企业将公开招聘20位高管,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其中包括东风汽车、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中纺集团公司的正职职位。
2005年,国资委成立之初就与中组部一起尝试市场化选人用人新机制,连续6年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了111名央企高管。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王勇,也曾参与国资委首次组织25户央企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经营管理者。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认为,国企改革深化的关键,在于职业经理人的培养。
截至目前,国资委下辖的123家央企中,仍有50多家的“一把手”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不仅独资企业和独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完全由党组织提名、考核任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重要人事任免也实际完全由党组织人事任免制度执行。
曾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管维立表示,一些国企现在事关企业的重大决策,要先经党委讨论,再交给董事会讨论。管维立表示,未来国企改革在这方面应有所突破。
国资委再定位
李荣融主政国资委7年,交出了一个漂亮的答卷。
李荣融主政国资委期间,正值国有资产布局重大调整的时期。如果说始于1998年国企“三年脱困”的重点是“放小”,那么2003年后的重点则是“抓大”。
从政府的角度看,李荣融的答卷绝对称得上漂亮——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增长了近三倍,至21万亿元,实现利润翻了两番,至8151亿元。
更为重要的、但同时也饱受争议的是,经过近十年的布局调整后,国有经济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等行业保持了绝对控制;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钢铁、有色金属等九大行业保持了较强控制力。
国资委一位高管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现有的这批央企,事关中国经济命脉,如果让国外公司控制,可能危及中国经济安全;但如果出售给民企,现阶段民企还处于家族企业阶段,还没有能力管理好这些大企业。这位高管表示,央企未来的方向是,整体上市,国家控股,转型为公众公司。
李荣融执掌国资委的这七年,有关“国进民退”争议却从未平息:央企被指责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借助与政府、银行的关系,占据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利润主要在企业内部循环,没有实现全民共享。不过,今年以来,包括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否认中国存在国进民退。
在国资委和央企圈里,李荣融被称为“李老板”。在国资委主任任上,李荣融力主国企市场化改革,推动传统国企接轨现代企业制度。他不仅大量压缩央企数量,突出经营主业,推动海外上市,借此改善公司治理,还着力推动建立董事会制度。
上述国资委人士称,在国资委内部,李荣融也尝试营造一种公司化管理的氛围。曾担任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委前身)企业司司长、现任百慧勤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管维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资委是他见过的官场氛围最为淡薄的部委之一。
然而,李荣融离任后亦留下诸多未尽之事。比如,对于央企数量,他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压缩到30～40家,后调高到70～80家。目前,国资委下辖的央企数量达123家;董事会制度目前仅在32家央企谨慎试点。
不过,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李荣融一手推动、并即将成立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在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其职能与现在的国资委有无冲突,至今尚未有定论。
根据2008年颁布的《国有资产法》,国资委监管职能将被剥离,回归“出资人”地位。国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将被改变。但李荣融此前立主成立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同样定位于国有资产“出资人”。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曾在一次会议上向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发问,如果国新公司代表国资委作为央企的出资人,那么国资委的角色是什么?
参与《国有资产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国有资产法》的精神是要减少层级,由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然后一级企业管二级企业。新架设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资本运营中心,层级变多了,似有悖现行的《国有资产法》。
央企改革方向迷失?
“国企改革到今天,没看到任何新的出路,新的理念,事实上进入了困惑期、停滞期。”
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北京香山卧佛山庄召开的“国有企业再定位”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作如此感慨。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也有同感:“现在大家觉得国企挺不错了,改不改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这场原本是讨论“再定位”问题,最后开成了国企“批判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秘书长王建最先发难,“在竞争领域保持一个较大的国有比重,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不相容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一些国企正有意识地系统地利用公权力,搞‘院内活动’,获得立法和政策方面的好处,排除竞争对手,甚至是直接侵夺竞争对手的产权,这样做最终损害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
唯有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肯定“国企改革缩小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过,话刚落音,便四座哗然,甚至有人直接步出会场,表示“听不下去了”。
坐在会议桌另一头的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无奈地发现自己成了为国企辩护的为数不多的正方。
“国企改革已经取得的成绩要肯定,不然大家一点共识都没有,接下来还怎么改?” 熊志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二十多年前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国企能够改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国有经济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1999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其布局的规定任务,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骨干企业”。
那么,未来央企的改革动力何在?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央企改革的游戏规则是由国家来制订,国资委只是规则的执行者。周放生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国有经济进一步向民营经济开放股权。
不过更多学者认为制约央企进一步改革的更主要因素来自体制障碍。
“国企改革,需要很多配套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认为,恰恰是政府改革不到位,才影响到国企改革滞后。★
央企人事改革提速
8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接替李荣融,出任国资委主任。
这一职务无疑是世界上企业管理权力最大的岗位之一。国资委代表中国政府对包括中石油、中移动在内的123家大型央企行使控股股东权利。国资委主任则被视为央企董事长的董事长。
出任国资委主任的第三天,8月27日,王勇出席了全国党建研究会国有企业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会上,王勇讲话时引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阐述国企党建工作的重要性,称“党建工作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位参会的国资委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王勇的讲话比较高屋建瓴,宏观大气。
现年55岁的王勇,曾在2000年11月到2003年4月,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企业干部办公室主任、干部五局局长。此后,他又在主管人事的国资委副主任岗位上任职三年。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王勇调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废除了实施7年的食品免检制度。
换帅后,外界密切关注国资委及国企改革的新动向。
前述国资委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王勇熟悉干部人事制度,国资委未来可能会加大人事改革的工作力度。
8月底,王勇上任一周后,中组部、国资委即对外宣布,今年中央企业将公开招聘20位高管,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其中包括东风汽车、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中纺集团公司的正职职位。
2005年,国资委成立之初就与中组部一起尝试市场化选人用人新机制,连续6年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了111名央企高管。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王勇,也曾参与国资委首次组织25户央企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经营管理者。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认为,国企改革深化的关键,在于职业经理人的培养。
截至目前,国资委下辖的123家央企中,仍有50多家的“一把手”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不仅独资企业和独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完全由党组织提名、考核任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重要人事任免也实际完全由党组织人事任免制度执行。
曾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管维立表示,一些国企现在事关企业的重大决策,要先经党委讨论,再交给董事会讨论。管维立表示,未来国企改革在这方面应有所突破。
国资委再定位
李荣融主政国资委7年,交出了一个漂亮的答卷。
李荣融主政国资委期间,正值国有资产布局重大调整的时期。如果说始于1998年国企“三年脱困”的重点是“放小”,那么2003年后的重点则是“抓大”。
从政府的角度看,李荣融的答卷绝对称得上漂亮——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增长了近三倍,至21万亿元,实现利润翻了两番,至8151亿元。
更为重要的、但同时也饱受争议的是,经过近十年的布局调整后,国有经济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等行业保持了绝对控制;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钢铁、有色金属等九大行业保持了较强控制力。
国资委一位高管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现有的这批央企,事关中国经济命脉,如果让国外公司控制,可能危及中国经济安全;但如果出售给民企,现阶段民企还处于家族企业阶段,还没有能力管理好这些大企业。这位高管表示,央企未来的方向是,整体上市,国家控股,转型为公众公司。
李荣融执掌国资委的这七年,有关“国进民退”争议却从未平息:央企被指责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借助与政府、银行的关系,占据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利润主要在企业内部循环,没有实现全民共享。不过,今年以来,包括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否认中国存在国进民退。
在国资委和央企圈里,李荣融被称为“李老板”。在国资委主任任上,李荣融力主国企市场化改革,推动传统国企接轨现代企业制度。他不仅大量压缩央企数量,突出经营主业,推动海外上市,借此改善公司治理,还着力推动建立董事会制度。
上述国资委人士称,在国资委内部,李荣融也尝试营造一种公司化管理的氛围。曾担任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委前身)企业司司长、现任百慧勤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管维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资委是他见过的官场氛围最为淡薄的部委之一。
然而,李荣融离任后亦留下诸多未尽之事。比如,对于央企数量,他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压缩到30～40家,后调高到70～80家。目前,国资委下辖的央企数量达123家;董事会制度目前仅在32家央企谨慎试点。
不过,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李荣融一手推动、并即将成立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在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其职能与现在的国资委有无冲突,至今尚未有定论。
根据2008年颁布的《国有资产法》,国资委监管职能将被剥离,回归“出资人”地位。国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将被改变。但李荣融此前立主成立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同样定位于国有资产“出资人”。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曾在一次会议上向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发问,如果国新公司代表国资委作为央企的出资人,那么国资委的角色是什么?
参与《国有资产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国有资产法》的精神是要减少层级,由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然后一级企业管二级企业。新架设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资本运营中心,层级变多了,似有悖现行的《国有资产法》。
央企改革方向迷失?
“国企改革到今天,没看到任何新的出路,新的理念,事实上进入了困惑期、停滞期。”
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北京香山卧佛山庄召开的“国有企业再定位”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作如此感慨。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也有同感:“现在大家觉得国企挺不错了,改不改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这场原本是讨论“再定位”问题,最后开成了国企“批判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秘书长王建最先发难,“在竞争领域保持一个较大的国有比重,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不相容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一些国企正有意识地系统地利用公权力,搞‘院内活动’,获得立法和政策方面的好处,排除竞争对手,甚至是直接侵夺竞争对手的产权,这样做最终损害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
唯有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肯定“国企改革缩小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过,话刚落音,便四座哗然,甚至有人直接步出会场,表示“听不下去了”。
坐在会议桌另一头的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无奈地发现自己成了为国企辩护的为数不多的正方。
“国企改革已经取得的成绩要肯定,不然大家一点共识都没有,接下来还怎么改?” 熊志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二十多年前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国企能够改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国有经济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1999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其布局的规定任务,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骨干企业”。
那么,未来央企的改革动力何在?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央企改革的游戏规则是由国家来制订,国资委只是规则的执行者。周放生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国有经济进一步向民营经济开放股权。
不过更多学者认为制约央企进一步改革的更主要因素来自体制障碍。
“国企改革,需要很多配套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认为,恰恰是政府改革不到位,才影响到国企改革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