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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云南路的交集
在上海，以吃闻名且堪称历史悠久的马路，既非名传遐迩的乍浦路，也不是曾经风生水起的黄河路，而是云南路（今云南南路）。称今天的云南南路为美食街，应该说有其渊源。还在清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849年4月6日），在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运作下，当时的上海道台麟桂发布告示，宣布双方勘定如下地块作为法商居留区：南至北门外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关帝庙褚家桥（近今西藏南路），东至广东潮州会馆（今永安路以西、四川南路以东）。这块地方方圆约0.62平方公里，今天云南南路南端即至人民路口，可见云南路亦划归其中。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至南京东路段为云南中路。
云南路筑路自然是后来的事。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无论是上海城区还是租界，人口均激增，住房紧张。外商瞅准时机，开始建房筑路，石库门里弄房就此纷纷建起，诸多马路因此辟筑，云南路的出现，应该缘于这样的时势背景。
19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各行各业日渐聚集成市，马路形成特色，如福建南路的毛蓝布业、福建中路的估衣业、宁海东路的鸡鸭蛋行、棋盘街的呢绒业、永寿路的旧衣摊，以及云南路的露天小吃等。不过我今天讲述云南路的故事，更多的还是缘于这里曾经有我的家：我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因举家搬迁离开这里。
我们家最初是在云南南路紧邻“菜市街”一条叫“友益里”的深弄内，住房不临街。后来因我弟妹相继出生，原先深弄内仅十平方米的住房实在挤不下，在地区房管所的照顾分配下，我们家于1962年搬迁到同一弄堂一间临街的二楼前楼老宅。这于我们全家而言自然是“新家”。新家有一个朝东临街阳台。那年我刚上小学。我至今记得，搬出蜗在深弄里的那个逼仄局促的老家，置身新家，感觉尽是新鲜。尤其是第一次站上新家阳台，一眼望去，云南南路人来车往的景象尽收眼底。那种新鲜、那股兴奋，使我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想到从今往后可以随心所欲站在自家阳台上看云南路风景，我那颗少年的心激动得真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
这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阳台上望风景。多年以后我常常在想，偌大的上海，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条马路比云南路更富有“民生”况味了。因为大凡与人们的生计有关的商家店铺，这条路上应有尽有：粮店、酱油店、煤球店、杂货店、旅馆、浴室、老虎灶、烟纸店、酱菜店、点心店、食品店、饭店、大饼豆浆摊、小绍兴鸡粥店，还有锡箔店、棺材铺等等。对当年还是小小少年的我来说，云南路店家、摊点虽多，但由于我们家那时经济拮据，除了吃口饭（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多数是喝粥和吃山芋薄饼），最为幸福的是可以享受到一道免费精神大餐，那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免费看大世界游乐场露天电影。
众所周知，云南南路紧挨着著名的大世界游乐场。大世界游乐场顶楼就是露天电影院，其银幕正对着我们弄堂里的屋顶。那时夜幕一降临，我们就提着小板凳，一溜噔噔噔冲上晒台，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坐下，然后激动地瞪眼望着正對着我们的大世界露天电影院，等候电影放映。只要不下雨，大世界露天电影就会和我们每晚有约，而且雷打不动地一星期换一部新片。可以说，这道免费精神大餐几乎成了留在我少年时代记忆中最奢侈、最兴奋、最幸福、也是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而更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当年我们没有那么多回家作业，父母亲也没有整天逼着我们练琴练书画，也不会瞪着眼睛，像祥林嫂念叨被狼叼走的儿子阿毛那样，天天念叨着希望我们将来成为这个“家”那个“家”，或者盼着我们进这个重点高中，上那所重点大学……想起来，那年代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
那时别说我们，即使行人站在云南南路上，只要选好角度，同样可以免费看大世界露天电影。这个角度就是云南南路与宁海东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它的正前方稍偏右就是露天电影院银幕，只是站在那里看电影要抬着头，而且银幕右下角被建筑物遮挡住一小块，和我们坐在屋顶晒台上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尽管这样，每当电影开映，站在云南南路宁海东路口免费看露天电影的人还是不少，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边看电影边带乘凉。
对在那段幸福时光里观看过的一些影片，我至今记忆犹新，粗粗数来有：《红日》《小兵张嘎》《秘密图纸》《夺印》《雷锋》《董存瑞》《英雄小八路》《英雄儿女》《刘三姐》，包括后来翻来覆去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在这些影片中，我百看不厌的不是大多数少年都喜欢看的打仗片子，而是《刘三姐》。我喜欢看这部电影，主要是喜欢看刘三姐，当刘三姐在风光旖旎的桂林山水的映照下，唱响她婉转动人歌声的时候，我感觉整个蓝天大地都被她美妙的歌声渲染得光彩夺目，美丽无比;此时此刻，我想刘三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上海，在正对着大世界露天电影场对面一幢老式楼房的屋顶晒台上，一个十岁不到的小男孩居然暗恋上了她！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为自己暗恋刘三姐感到无比羞惭，并为此深深自责。但是羞惭归羞惭，自责归自责，一旦刘三姐美丽的身影和动人的歌声在大世界露天电影院银幕上出现和响起，我依然会像被勾了魂似的情不自禁地提着小板凳一溜噔噔噔冲上晒台。
云南路上的各色人生
云南路尽管商店星罗棋布，但我与之特别有故事的也就那么几家，我家阳台下面临街烟纸店即是其中之一。
站在云南路上，透过烟纸店玻璃柜，可以一眼看清陈列在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商品：针线纽扣顶针箍，铅笔橡皮卷笔刀，牙膏牙刷香肥皂，毛巾草纸避孕套……总之寻常百姓居家生活所需的点点滴滴小物件，烟纸店里大多具备。玻璃柜上面通常摆放着三五只大肚子糖果瓶，里面装满了用花花绿绿的纸包装的什锦糖果，这样的大肚子糖果瓶有时也装比绿豆颗粒还小颜色黑乎乎现在叫“华华丹”那时叫“盐金枣”的零食。这种零食形状看起来有点像老鼠屎显得很不雅，但吃起来甜津津咸丝丝的，放一粒含在嘴里，可以回味好一阵，而且它便宜，一两分钱可以买到几十粒。 烟纸店也叫烟杂店。烟纸店里的香烟还可以拆零卖。上世纪六十年代凡有烟纸店的街道马路，往往是三轮车光顾最频繁的地方，一些三轮车工人将乘客从医院车站码头踏到目的地，接过三五角车资后，也感到累了，于是就在一旁的烟纸店里，花几分钱买两支“勇士牌”或“劳动牌”顶多“飞马牌”烟抽抽，算是犒劳一下自己。三轮车工人大多有一把年龄，挣点钱要养活一大家子，所以生意做不足，他们一般是不舍得买整包好烟抽的。云南路上三轮车工人零买香烟的镜头，我在自家阳台上经常看到。
生活在云南路上，成人们经常和煤球店、粮油店打交道，孩提时代的我们则和这条路上的烟纸店打交道最多，我们童年、少年时的嬉戏与娱乐，和这样的烟纸店简直有点如影随形。对于发生于其中的故事，再怎样时过境迁，仍然深深地镌刻在我记忆中。
我清楚地记得，就像今天的孩子流行玩变形金刚、遥控汽车、机器狗、玩具猫一样，我八岁那阵则流行玩“飙水枪”。真正的“飙水枪”是彩色塑料做的，两元一把，烟纸店里就有卖。但像我们这些多子女少收入家庭买不起，家长也舍不得买的。于是我们就发明了用橡皮泡泡做的“飙水枪”。橡皮泡泡又叫洋泡泡，这现成有卖，三分钱一只，也是彩色的，将它扎在废圆珠笔尾端，灌满水，圆珠笔就成了枪膛，圆珠笔头就成了枪口，灌满水鼓胀胀的洋泡泡就成了弹匣。只要将按住圆珠笔头的手指一放开就会飙水，玩起来和真正的“飙水枪”一样有趣，饶有兴味。
那是一个假日，我和弄堂里一个叫家福的小伙伴玩“飙水枪”时，突然发现“弹匣”——洋泡泡不知怎的出现了一个小洞，以至水一灌进去就渗漏。洋泡泡一坏，“飙水枪”怎么玩？更要命的是，当时我和家福掏遍口袋只凑足两分钱，买一只洋泡泡都不够。就在我俩感到无比扫兴的时候，我无意中在身后的烟纸店玻璃橱窗里看到了一样东西，当时我们尽管看到了它，但却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我们两个一年级的学生连蒙带猜，还是没能识别并读出那个“孕”字，结果我们就读半边音，将那东西读作“避朵套”。引起我俩注意的，主要还是粗糙地印在那包装袋上用同样粗糙的黑线条勾勒出的一幅画。那画着的就是一只极像洋泡泡的小橡皮套。更让我们激动的，还在于它的标价：两分。这就是说，我们不用洋泡泡，也可以把这只极像洋泡泡的东西扎在废圆珠笔上，然后灌上水，过把“飙水枪”瘾。
我得承认，掏钱买这个被我和小伙伴家福叫作“避朵套”的东西时，我俩居然都胆怯起来，我们隐约说到了这套子应该套在什么地方，尽管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说错，但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透，男人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套“避朵套”？后来我们都被彼此问得烦了，就不再问，一起走进了身后的烟纸店。在我们用手指点下，烟纸店老女人用异样的目光注视了一下我俩，才从玻璃橱窗里取出那包被我俩叫作“避朵套”的东西。东西是我接下的。东西一到手，扔下两分钱，我和家福就像偷了东西似的，沿着云南路撒腿奔进一条弄堂。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更有趣了，我们将“避朵套”套进水笼头往里灌水时，没想到水笼头一拧开，一股飞泄而下的水流瞬间将“避朵套”灌得坠拉得老长，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这一吓，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被我们叫作“避朵套”的东西，肯定不能玩“飙水枪”，我们只得赶快将这包花两分钱买来的“避朵套”扔进垃圾筒。这件事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成为我和家福没事偷着乐的笑料。那样的笑料同样也属于烟纸店那个将“避朵套”卖给我们的面目慈祥、脾气温和的老女人。当然，那时候我们和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老女人已经很熟悉了。
我少年时有过在烟纸店“做生意”的体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时候我在烟纸店门口正玩着，恰逢老女人有事要走开一下，她就会让我帮她照看一下烟纸店。老女人走开的时间往往也就是三五分种，这时候如果有人来买什么，我一般都请他们等一会，只有来了小顾客，我才有机会体验“做生意”的感觉。尽管只是一分钱两分钱买几粒糖几把盐金枣说起来简直不足挂齿的区区小生意，但站在柜台里接过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顾客递过来的钱，再数出几粒糖或一些盐金枣交到他们手上时的感觉，就是有点美滋滋的，这样的感觉从当时成全我体验这种感觉的小顾客们羡慕我的眼神中我也能看出。以至几十年以后，已进入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有一阵频频播出一个广告片，一个坐在气派的老板椅里的小孩用大人腔说“我长大了也要当经理”时，我常常揣测他们的父母亲童年时代说不定就在云南路的烟纸店里，用几分钱从我手中买过几粒糖和一把盐金枣。
当然，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逆料的，就像昔日嘈杂的毫不起眼的云南路会变成今天繁华气派的著名美食街一样，给百姓们的居家生活带来许多方便的那家云南路上的烟纸店曾几何时居然也会遭到“灰飞烟灭”的境遇，这是任谁也难以想到的。烟纸店遭此厄运，是因了店主“小业主”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在当时无论怎么解释，都注定归属不到庞大的劳动人民队伍中。我的街坊和邻居，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就因为“小业主”的身份，不知怎的被划为“四类分子”，屡遭批斗。从那时起，她就像关紧烟纸店排门板一样，关紧了自己的嘴巴。后来老女人回了浙江老家。当曾经属于她家的烟纸店再度以烟纸店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时，老女人早已在家乡死去多年了。
云南路上的别样风景
除了烟纸店，我还与之发生交集的，就是那个小书摊。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站在阳台上望云南路风景的时候，蓦地发现街上出现了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小书摊。我们那时把连环画叫小人书，所以对出租连环画的书摊也相沿成俗叫小书摊。它通常就是兩大板块组合成的简易书架，易合易分。合起来就是一个一人多高轻薄型的大板箱，搁在自行车脚踏板上就可以轻松推走;分开来在云南路街头一放，就是两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里面有一档档空格，放几百上千本连环画不成问题，两条同样简陋的木板长凳往那儿一搁，一个像模像样的小书摊就呈现在面前了。有时大人们走路走累了，也会在这样的小书摊上坐坐，花一两分钱，既可以租小人书看，又可以歇歇脚。
这样的小书摊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来说，它的吸引力一如今天迷恋上网的青少年对网吧的钟情。小书摊上午出摊，晚上收摊。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这块向他人提供精神食粮的圣地，同样也为小书摊主提供着必需的物质食粮——用出租小人书赚来的钱去养家糊口。至少，他要靠出租小人书赚钱养活自己。 小人书是那时我们这些青少年最普通也是最普遍的读物。有个小书摊摆在云南路上，离我家又这么近，这意味着今后我要看小人书太方便了。回想起来，我对文学和历史产生兴趣，应该说正是在云南路这家小书摊上“培养”出来的。今天我有时和一些同辈或前辈作家朋友聊起来，才知道他们中不少人最初也是在街头弄口的小书摊上开始受到文学启蒙的。
记得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第一次走近了云南路上的小书摊。我花二分钱租了三本小人书。小书摊主大约二十七八岁，瘦削，长脸，肤黑，头发像乱稻草。他一条腿有残疾，走路要撑一根拐杖;但他会骑自行车。那天我坐在那里低着头看小人书，眼角余光不时发现一根拐杖移过来移过去，挺忙碌的。那正是他生意好的现象。生意清淡的话，他坐着老半天不用起身，一边抽烟，一边望野眼。不过多数情况下，小书摊生意一直是好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舍得买新书。只要新华书店有刚上架的新出小人书，第二天新出版的小人书保证会在他的小书摊上出现。
炎热的夏天来临了，那时电风扇离老百姓生活还很远，空调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夏天洗澡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每到黄昏，云南路就又多出一道风景，那就是到处坐满躺满洗好澡到马路上来乘凉的人们。那时候老百姓的家实在太小了，家庭人口又实在太多了，只能一个一个轮着洗澡，轮上谁，其他人就得出门回避。云南路就成了全弄堂人回避栖身和纳凉避暑的胜地。对我们来说，回避的时候，小书摊就成了最理想的歇脚地方。在我的印象中，在那样的大暑天，痛痛快快洗一把澡，然后坐在小书摊上租几本精彩的小人书看，绝对比吃棒冰雪糕有味道。棒冰雪糕一眨眼就吃光了，租一本小人书可以捧在手里从太阳落山看到天暗下来小书摊收摊。
不幸的是，小书摊在“文革”开始后也遭了殃，那遭遇对小书摊主来说肯定是致命的。那年我恰巧在阳台上目睹了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我亲眼目睹了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毫不留情地砸烂了小书摊主的小书摊。红卫兵不仅推倒了书架，还将一只只脚踏上去，将它们踩得粉身碎骨。后来他们就狠狠撕起了小人书，一边撕一边大声责问小书摊主：“谁让你用毒草小人书毒害青少年的？”“你买黄色小人书毒害青少年用心何在？”“你必须低头认罪！”
那一本本曾经带给我无限幸福和快乐，并使我得到最初的文学启蒙的小人书，在这样的斥责声中，被撕成碎片随风飘荡、漫天飞舞……
小书摊主一动不动地撑着拐杖靠在墙上，如果没有身后的墙壁，他肯定站立不住。他表情凄惨，目光痛苦而充满哀怜，看去就像在为他的遭到不测厄运的小书摊肃立默哀。这一幕就发生在阳光下的云南路上。那年我十二三岁。那时候我还压根儿不会去想，没有了小书摊，摊主今后怎么生活。
小书摊从此在云南路上消失了。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小书摊主，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只知道小书摊主懂小人书、爱小人书。如果他当年那满书架的小人书保存到今天，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连环画收藏大王。
“文革”不仅拒绝小人书，还拒绝一切与玩乐相关的场所，比如大世界游乐场。游玩大世界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于是大世界的大招牌就被摘了下来。一忽儿换成“东方红游乐场”，一忽儿换成“上海青年宫”，虽然还是脱离不了一个玩，但却不再姓“资”而是姓“无”。
“小绍兴”重奏前朝曲
写云南路，当然不能不写小绍兴鸡粥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云南南路成为名传遐迩的美食街，其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小绍兴鸡粥店带起来的。那时候云南南路也不叫云南路，而叫八里桥路。
1937年，浙江绍兴马鞍镇章庄一个名叫章元定的人离开家乡，到嘉兴平望万盛染坊找到一份生计。不料染坊不久被日商吞并，章元定无奈之下到上海谋生。他先在一家锯木厂当临时工，后做起小买卖，从东方饭店（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远东饭店（后为部队招待所，今已拆）的厨房批些鸡头鸡脚等杂碎，到附近大街小巷叫卖，据说生意还不错。
1940年，他妻子带着16岁的儿子章润牛也来到了上海，帮他一起卖鸡头鸡脚做小生意。相熟的人们自此称章氏父子为“老绍兴”和“小绍兴”。1943年，章家在八里桥路（今云南南路）菜市街（今宁海东路）大东新旅社门口搁下三块铺板，出摊供应鸡头鸡脚，生意很不错。这里顺带提一笔，宁海东路菜场也是很有名的一家菜场，从它从前被叫作菜市街来看，其形成菜市应该也属历史悠久。前文曾提到，宁海东路很早就形成了鸡鸭蛋行一条街，到我生活在那里时，宁海东路除了鸡鸭蛋行，已经成为一家著名的马路菜场。虽然它的规模没有邻近的八仙桥菜场、四马路（福州路）菜场那么大，但它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它们。每天天不亮，宁海东路菜场就传来早起的人们前往排队买菜的一片闹嚷嚷的声音。那时候货物少，七点钟开称卖菜，五点钟就得去排队，就这么点青菜罗卜茄子莴笋番茄……去晚了就轮不到了。排队买菜也是我们那时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抗战胜利后，上海呈现出繁荣表象，八里桥路（今云南南路）小吃街已呈摊棚林立之势，章家将小摊又转移到这条路上的如意茶楼门口，还摆下小桌小凳，顾客可以买好坐下来慢慢吃，除了鸡头鸡脚，还有白斩鸡和鸡粥，很有点像今天夜排档的架势。不久后，章元定女儿章如花也从家乡来到上海，章润牛妻子吴阿嫒也来做帮手，生意日见红火。之后他们又向人取经，将白斩鸡烧煮得皮脆肉嫩，大受食客青睐，培养了大批回头客。
小绍兴白斩鸡终于名声在外，且越来越响。形成云南路特色小吃中的“品牌”。那时候人们叫“小绍兴”已不是在叫章润牛，而是叫章氏在云南路上的家族企业了。
“文革”中，云南路的小吃特色自然也属扫除之例。虽有吃，但不敢再张扬，据说数量也减少了许多。下午开卖后须排队购买，外卖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堂吃数量也有限。那时别说云南路不景气，整个上海恐怕也如是。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曲奏响，“小绍兴”才又重奏前朝曲。
小绍兴白斩鸡终于重现云南南路。那时章润牛每天凌晨亲自率众徒弟到宁海东路菜场、福州路菜场精选肉鸡。除此之外，他还奔波在南汇、川沙、青浦等郊县之间，并和其中的一些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请他们为小绍兴鸡粥店提供优质三黄鸡。
1984年，在上级公司的关怀下，“小绍兴”进行了装修，营业面积有了大扩展。1985年，云南南路更是刮起一股“三黄鸡”旋风，使云南南路作为“美食街”的特色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到了1986年，“小绍兴”再次扩大装修，并设立分店，引领了云南南路美食街的美食时尚。
云南路上的历史印迹
说了云南路有关民生的内容，还得提及留在这条路上的另一历史印迹，那就是中共曾经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那还是1928年初，在属于公共租界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二楼，中共建立了中央政治局機关。这是一幢坐西朝东的沿街楼房，与福州路上的天蟾舞台相通，楼下是生黎医院。机关以“福兴”商号的招牌作掩护，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以湖南土布商人身份在此居住、工作。从1928年至1931年，这儿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项英等中央领导经常到这里办公、研究工作。曾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亦曾出入这里。这个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中存在了三年之久，始终没有被外人发觉，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1946年，周恩来因忙于工作，无暇分身，便派司机开车送随行的熊瑾玎和朱端绶前往云南中路看视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并请他们拍几张照片送他作纪念。1952年，邓小平和李维汉路过上海，也特意到云南中路来看过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80年8月该旧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民居。但不管怎么样，云南路曾经留下过这些人的身影，应该说也是属于这条马路的一个历史印迹。
在上海，以吃闻名且堪称历史悠久的马路，既非名传遐迩的乍浦路，也不是曾经风生水起的黄河路，而是云南路（今云南南路）。称今天的云南南路为美食街，应该说有其渊源。还在清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849年4月6日），在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运作下，当时的上海道台麟桂发布告示，宣布双方勘定如下地块作为法商居留区：南至北门外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关帝庙褚家桥（近今西藏南路），东至广东潮州会馆（今永安路以西、四川南路以东）。这块地方方圆约0.62平方公里，今天云南南路南端即至人民路口，可见云南路亦划归其中。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至南京东路段为云南中路。
云南路筑路自然是后来的事。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无论是上海城区还是租界，人口均激增，住房紧张。外商瞅准时机，开始建房筑路，石库门里弄房就此纷纷建起，诸多马路因此辟筑，云南路的出现，应该缘于这样的时势背景。
19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各行各业日渐聚集成市，马路形成特色，如福建南路的毛蓝布业、福建中路的估衣业、宁海东路的鸡鸭蛋行、棋盘街的呢绒业、永寿路的旧衣摊，以及云南路的露天小吃等。不过我今天讲述云南路的故事，更多的还是缘于这里曾经有我的家：我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因举家搬迁离开这里。
我们家最初是在云南南路紧邻“菜市街”一条叫“友益里”的深弄内，住房不临街。后来因我弟妹相继出生，原先深弄内仅十平方米的住房实在挤不下，在地区房管所的照顾分配下，我们家于1962年搬迁到同一弄堂一间临街的二楼前楼老宅。这于我们全家而言自然是“新家”。新家有一个朝东临街阳台。那年我刚上小学。我至今记得，搬出蜗在深弄里的那个逼仄局促的老家，置身新家，感觉尽是新鲜。尤其是第一次站上新家阳台，一眼望去，云南南路人来车往的景象尽收眼底。那种新鲜、那股兴奋，使我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想到从今往后可以随心所欲站在自家阳台上看云南路风景，我那颗少年的心激动得真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
这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阳台上望风景。多年以后我常常在想，偌大的上海，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条马路比云南路更富有“民生”况味了。因为大凡与人们的生计有关的商家店铺，这条路上应有尽有：粮店、酱油店、煤球店、杂货店、旅馆、浴室、老虎灶、烟纸店、酱菜店、点心店、食品店、饭店、大饼豆浆摊、小绍兴鸡粥店，还有锡箔店、棺材铺等等。对当年还是小小少年的我来说，云南路店家、摊点虽多，但由于我们家那时经济拮据，除了吃口饭（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多数是喝粥和吃山芋薄饼），最为幸福的是可以享受到一道免费精神大餐，那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免费看大世界游乐场露天电影。
众所周知，云南南路紧挨着著名的大世界游乐场。大世界游乐场顶楼就是露天电影院，其银幕正对着我们弄堂里的屋顶。那时夜幕一降临，我们就提着小板凳，一溜噔噔噔冲上晒台，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坐下，然后激动地瞪眼望着正對着我们的大世界露天电影院，等候电影放映。只要不下雨，大世界露天电影就会和我们每晚有约，而且雷打不动地一星期换一部新片。可以说，这道免费精神大餐几乎成了留在我少年时代记忆中最奢侈、最兴奋、最幸福、也是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而更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当年我们没有那么多回家作业，父母亲也没有整天逼着我们练琴练书画，也不会瞪着眼睛，像祥林嫂念叨被狼叼走的儿子阿毛那样，天天念叨着希望我们将来成为这个“家”那个“家”，或者盼着我们进这个重点高中，上那所重点大学……想起来，那年代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
那时别说我们，即使行人站在云南南路上，只要选好角度，同样可以免费看大世界露天电影。这个角度就是云南南路与宁海东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它的正前方稍偏右就是露天电影院银幕，只是站在那里看电影要抬着头，而且银幕右下角被建筑物遮挡住一小块，和我们坐在屋顶晒台上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尽管这样，每当电影开映，站在云南南路宁海东路口免费看露天电影的人还是不少，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边看电影边带乘凉。
对在那段幸福时光里观看过的一些影片，我至今记忆犹新，粗粗数来有：《红日》《小兵张嘎》《秘密图纸》《夺印》《雷锋》《董存瑞》《英雄小八路》《英雄儿女》《刘三姐》，包括后来翻来覆去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在这些影片中，我百看不厌的不是大多数少年都喜欢看的打仗片子，而是《刘三姐》。我喜欢看这部电影，主要是喜欢看刘三姐，当刘三姐在风光旖旎的桂林山水的映照下，唱响她婉转动人歌声的时候，我感觉整个蓝天大地都被她美妙的歌声渲染得光彩夺目，美丽无比;此时此刻，我想刘三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上海，在正对着大世界露天电影场对面一幢老式楼房的屋顶晒台上，一个十岁不到的小男孩居然暗恋上了她！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为自己暗恋刘三姐感到无比羞惭，并为此深深自责。但是羞惭归羞惭，自责归自责，一旦刘三姐美丽的身影和动人的歌声在大世界露天电影院银幕上出现和响起，我依然会像被勾了魂似的情不自禁地提着小板凳一溜噔噔噔冲上晒台。
云南路上的各色人生
云南路尽管商店星罗棋布，但我与之特别有故事的也就那么几家，我家阳台下面临街烟纸店即是其中之一。
站在云南路上，透过烟纸店玻璃柜，可以一眼看清陈列在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商品：针线纽扣顶针箍，铅笔橡皮卷笔刀，牙膏牙刷香肥皂，毛巾草纸避孕套……总之寻常百姓居家生活所需的点点滴滴小物件，烟纸店里大多具备。玻璃柜上面通常摆放着三五只大肚子糖果瓶，里面装满了用花花绿绿的纸包装的什锦糖果，这样的大肚子糖果瓶有时也装比绿豆颗粒还小颜色黑乎乎现在叫“华华丹”那时叫“盐金枣”的零食。这种零食形状看起来有点像老鼠屎显得很不雅，但吃起来甜津津咸丝丝的，放一粒含在嘴里，可以回味好一阵，而且它便宜，一两分钱可以买到几十粒。 烟纸店也叫烟杂店。烟纸店里的香烟还可以拆零卖。上世纪六十年代凡有烟纸店的街道马路，往往是三轮车光顾最频繁的地方，一些三轮车工人将乘客从医院车站码头踏到目的地，接过三五角车资后，也感到累了，于是就在一旁的烟纸店里，花几分钱买两支“勇士牌”或“劳动牌”顶多“飞马牌”烟抽抽，算是犒劳一下自己。三轮车工人大多有一把年龄，挣点钱要养活一大家子，所以生意做不足，他们一般是不舍得买整包好烟抽的。云南路上三轮车工人零买香烟的镜头，我在自家阳台上经常看到。
生活在云南路上，成人们经常和煤球店、粮油店打交道，孩提时代的我们则和这条路上的烟纸店打交道最多，我们童年、少年时的嬉戏与娱乐，和这样的烟纸店简直有点如影随形。对于发生于其中的故事，再怎样时过境迁，仍然深深地镌刻在我记忆中。
我清楚地记得，就像今天的孩子流行玩变形金刚、遥控汽车、机器狗、玩具猫一样，我八岁那阵则流行玩“飙水枪”。真正的“飙水枪”是彩色塑料做的，两元一把，烟纸店里就有卖。但像我们这些多子女少收入家庭买不起，家长也舍不得买的。于是我们就发明了用橡皮泡泡做的“飙水枪”。橡皮泡泡又叫洋泡泡，这现成有卖，三分钱一只，也是彩色的，将它扎在废圆珠笔尾端，灌满水，圆珠笔就成了枪膛，圆珠笔头就成了枪口，灌满水鼓胀胀的洋泡泡就成了弹匣。只要将按住圆珠笔头的手指一放开就会飙水，玩起来和真正的“飙水枪”一样有趣，饶有兴味。
那是一个假日，我和弄堂里一个叫家福的小伙伴玩“飙水枪”时，突然发现“弹匣”——洋泡泡不知怎的出现了一个小洞，以至水一灌进去就渗漏。洋泡泡一坏，“飙水枪”怎么玩？更要命的是，当时我和家福掏遍口袋只凑足两分钱，买一只洋泡泡都不够。就在我俩感到无比扫兴的时候，我无意中在身后的烟纸店玻璃橱窗里看到了一样东西，当时我们尽管看到了它，但却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我们两个一年级的学生连蒙带猜，还是没能识别并读出那个“孕”字，结果我们就读半边音，将那东西读作“避朵套”。引起我俩注意的，主要还是粗糙地印在那包装袋上用同样粗糙的黑线条勾勒出的一幅画。那画着的就是一只极像洋泡泡的小橡皮套。更让我们激动的，还在于它的标价：两分。这就是说，我们不用洋泡泡，也可以把这只极像洋泡泡的东西扎在废圆珠笔上，然后灌上水，过把“飙水枪”瘾。
我得承认，掏钱买这个被我和小伙伴家福叫作“避朵套”的东西时，我俩居然都胆怯起来，我们隐约说到了这套子应该套在什么地方，尽管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说错，但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透，男人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套“避朵套”？后来我们都被彼此问得烦了，就不再问，一起走进了身后的烟纸店。在我们用手指点下，烟纸店老女人用异样的目光注视了一下我俩，才从玻璃橱窗里取出那包被我俩叫作“避朵套”的东西。东西是我接下的。东西一到手，扔下两分钱，我和家福就像偷了东西似的，沿着云南路撒腿奔进一条弄堂。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更有趣了，我们将“避朵套”套进水笼头往里灌水时，没想到水笼头一拧开，一股飞泄而下的水流瞬间将“避朵套”灌得坠拉得老长，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这一吓，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被我们叫作“避朵套”的东西，肯定不能玩“飙水枪”，我们只得赶快将这包花两分钱买来的“避朵套”扔进垃圾筒。这件事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成为我和家福没事偷着乐的笑料。那样的笑料同样也属于烟纸店那个将“避朵套”卖给我们的面目慈祥、脾气温和的老女人。当然，那时候我们和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老女人已经很熟悉了。
我少年时有过在烟纸店“做生意”的体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时候我在烟纸店门口正玩着，恰逢老女人有事要走开一下，她就会让我帮她照看一下烟纸店。老女人走开的时间往往也就是三五分种，这时候如果有人来买什么，我一般都请他们等一会，只有来了小顾客，我才有机会体验“做生意”的感觉。尽管只是一分钱两分钱买几粒糖几把盐金枣说起来简直不足挂齿的区区小生意，但站在柜台里接过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顾客递过来的钱，再数出几粒糖或一些盐金枣交到他们手上时的感觉，就是有点美滋滋的，这样的感觉从当时成全我体验这种感觉的小顾客们羡慕我的眼神中我也能看出。以至几十年以后，已进入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有一阵频频播出一个广告片，一个坐在气派的老板椅里的小孩用大人腔说“我长大了也要当经理”时，我常常揣测他们的父母亲童年时代说不定就在云南路的烟纸店里，用几分钱从我手中买过几粒糖和一把盐金枣。
当然，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逆料的，就像昔日嘈杂的毫不起眼的云南路会变成今天繁华气派的著名美食街一样，给百姓们的居家生活带来许多方便的那家云南路上的烟纸店曾几何时居然也会遭到“灰飞烟灭”的境遇，这是任谁也难以想到的。烟纸店遭此厄运，是因了店主“小业主”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在当时无论怎么解释，都注定归属不到庞大的劳动人民队伍中。我的街坊和邻居，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就因为“小业主”的身份，不知怎的被划为“四类分子”，屡遭批斗。从那时起，她就像关紧烟纸店排门板一样，关紧了自己的嘴巴。后来老女人回了浙江老家。当曾经属于她家的烟纸店再度以烟纸店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时，老女人早已在家乡死去多年了。
云南路上的别样风景
除了烟纸店，我还与之发生交集的，就是那个小书摊。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站在阳台上望云南路风景的时候，蓦地发现街上出现了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小书摊。我们那时把连环画叫小人书，所以对出租连环画的书摊也相沿成俗叫小书摊。它通常就是兩大板块组合成的简易书架，易合易分。合起来就是一个一人多高轻薄型的大板箱，搁在自行车脚踏板上就可以轻松推走;分开来在云南路街头一放，就是两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里面有一档档空格，放几百上千本连环画不成问题，两条同样简陋的木板长凳往那儿一搁，一个像模像样的小书摊就呈现在面前了。有时大人们走路走累了，也会在这样的小书摊上坐坐，花一两分钱，既可以租小人书看，又可以歇歇脚。
这样的小书摊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来说，它的吸引力一如今天迷恋上网的青少年对网吧的钟情。小书摊上午出摊，晚上收摊。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这块向他人提供精神食粮的圣地，同样也为小书摊主提供着必需的物质食粮——用出租小人书赚来的钱去养家糊口。至少，他要靠出租小人书赚钱养活自己。 小人书是那时我们这些青少年最普通也是最普遍的读物。有个小书摊摆在云南路上，离我家又这么近，这意味着今后我要看小人书太方便了。回想起来，我对文学和历史产生兴趣，应该说正是在云南路这家小书摊上“培养”出来的。今天我有时和一些同辈或前辈作家朋友聊起来，才知道他们中不少人最初也是在街头弄口的小书摊上开始受到文学启蒙的。
记得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第一次走近了云南路上的小书摊。我花二分钱租了三本小人书。小书摊主大约二十七八岁，瘦削，长脸，肤黑，头发像乱稻草。他一条腿有残疾，走路要撑一根拐杖;但他会骑自行车。那天我坐在那里低着头看小人书，眼角余光不时发现一根拐杖移过来移过去，挺忙碌的。那正是他生意好的现象。生意清淡的话，他坐着老半天不用起身，一边抽烟，一边望野眼。不过多数情况下，小书摊生意一直是好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舍得买新书。只要新华书店有刚上架的新出小人书，第二天新出版的小人书保证会在他的小书摊上出现。
炎热的夏天来临了，那时电风扇离老百姓生活还很远，空调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夏天洗澡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每到黄昏，云南路就又多出一道风景，那就是到处坐满躺满洗好澡到马路上来乘凉的人们。那时候老百姓的家实在太小了，家庭人口又实在太多了，只能一个一个轮着洗澡，轮上谁，其他人就得出门回避。云南路就成了全弄堂人回避栖身和纳凉避暑的胜地。对我们来说，回避的时候，小书摊就成了最理想的歇脚地方。在我的印象中，在那样的大暑天，痛痛快快洗一把澡，然后坐在小书摊上租几本精彩的小人书看，绝对比吃棒冰雪糕有味道。棒冰雪糕一眨眼就吃光了，租一本小人书可以捧在手里从太阳落山看到天暗下来小书摊收摊。
不幸的是，小书摊在“文革”开始后也遭了殃，那遭遇对小书摊主来说肯定是致命的。那年我恰巧在阳台上目睹了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我亲眼目睹了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毫不留情地砸烂了小书摊主的小书摊。红卫兵不仅推倒了书架，还将一只只脚踏上去，将它们踩得粉身碎骨。后来他们就狠狠撕起了小人书，一边撕一边大声责问小书摊主：“谁让你用毒草小人书毒害青少年的？”“你买黄色小人书毒害青少年用心何在？”“你必须低头认罪！”
那一本本曾经带给我无限幸福和快乐，并使我得到最初的文学启蒙的小人书，在这样的斥责声中，被撕成碎片随风飘荡、漫天飞舞……
小书摊主一动不动地撑着拐杖靠在墙上，如果没有身后的墙壁，他肯定站立不住。他表情凄惨，目光痛苦而充满哀怜，看去就像在为他的遭到不测厄运的小书摊肃立默哀。这一幕就发生在阳光下的云南路上。那年我十二三岁。那时候我还压根儿不会去想，没有了小书摊，摊主今后怎么生活。
小书摊从此在云南路上消失了。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小书摊主，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只知道小书摊主懂小人书、爱小人书。如果他当年那满书架的小人书保存到今天，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连环画收藏大王。
“文革”不仅拒绝小人书，还拒绝一切与玩乐相关的场所，比如大世界游乐场。游玩大世界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于是大世界的大招牌就被摘了下来。一忽儿换成“东方红游乐场”，一忽儿换成“上海青年宫”，虽然还是脱离不了一个玩，但却不再姓“资”而是姓“无”。
“小绍兴”重奏前朝曲
写云南路，当然不能不写小绍兴鸡粥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云南南路成为名传遐迩的美食街，其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小绍兴鸡粥店带起来的。那时候云南南路也不叫云南路，而叫八里桥路。
1937年，浙江绍兴马鞍镇章庄一个名叫章元定的人离开家乡，到嘉兴平望万盛染坊找到一份生计。不料染坊不久被日商吞并，章元定无奈之下到上海谋生。他先在一家锯木厂当临时工，后做起小买卖，从东方饭店（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远东饭店（后为部队招待所，今已拆）的厨房批些鸡头鸡脚等杂碎，到附近大街小巷叫卖，据说生意还不错。
1940年，他妻子带着16岁的儿子章润牛也来到了上海，帮他一起卖鸡头鸡脚做小生意。相熟的人们自此称章氏父子为“老绍兴”和“小绍兴”。1943年，章家在八里桥路（今云南南路）菜市街（今宁海东路）大东新旅社门口搁下三块铺板，出摊供应鸡头鸡脚，生意很不错。这里顺带提一笔，宁海东路菜场也是很有名的一家菜场，从它从前被叫作菜市街来看，其形成菜市应该也属历史悠久。前文曾提到，宁海东路很早就形成了鸡鸭蛋行一条街，到我生活在那里时，宁海东路除了鸡鸭蛋行，已经成为一家著名的马路菜场。虽然它的规模没有邻近的八仙桥菜场、四马路（福州路）菜场那么大，但它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它们。每天天不亮，宁海东路菜场就传来早起的人们前往排队买菜的一片闹嚷嚷的声音。那时候货物少，七点钟开称卖菜，五点钟就得去排队，就这么点青菜罗卜茄子莴笋番茄……去晚了就轮不到了。排队买菜也是我们那时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抗战胜利后，上海呈现出繁荣表象，八里桥路（今云南南路）小吃街已呈摊棚林立之势，章家将小摊又转移到这条路上的如意茶楼门口，还摆下小桌小凳，顾客可以买好坐下来慢慢吃，除了鸡头鸡脚，还有白斩鸡和鸡粥，很有点像今天夜排档的架势。不久后，章元定女儿章如花也从家乡来到上海，章润牛妻子吴阿嫒也来做帮手，生意日见红火。之后他们又向人取经，将白斩鸡烧煮得皮脆肉嫩，大受食客青睐，培养了大批回头客。
小绍兴白斩鸡终于名声在外，且越来越响。形成云南路特色小吃中的“品牌”。那时候人们叫“小绍兴”已不是在叫章润牛，而是叫章氏在云南路上的家族企业了。
“文革”中，云南路的小吃特色自然也属扫除之例。虽有吃，但不敢再张扬，据说数量也减少了许多。下午开卖后须排队购买，外卖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堂吃数量也有限。那时别说云南路不景气，整个上海恐怕也如是。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曲奏响，“小绍兴”才又重奏前朝曲。
小绍兴白斩鸡终于重现云南南路。那时章润牛每天凌晨亲自率众徒弟到宁海东路菜场、福州路菜场精选肉鸡。除此之外，他还奔波在南汇、川沙、青浦等郊县之间，并和其中的一些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请他们为小绍兴鸡粥店提供优质三黄鸡。
1984年，在上级公司的关怀下，“小绍兴”进行了装修，营业面积有了大扩展。1985年，云南南路更是刮起一股“三黄鸡”旋风，使云南南路作为“美食街”的特色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到了1986年，“小绍兴”再次扩大装修，并设立分店，引领了云南南路美食街的美食时尚。
云南路上的历史印迹
说了云南路有关民生的内容，还得提及留在这条路上的另一历史印迹，那就是中共曾经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那还是1928年初，在属于公共租界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二楼，中共建立了中央政治局機关。这是一幢坐西朝东的沿街楼房，与福州路上的天蟾舞台相通，楼下是生黎医院。机关以“福兴”商号的招牌作掩护，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以湖南土布商人身份在此居住、工作。从1928年至1931年，这儿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项英等中央领导经常到这里办公、研究工作。曾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亦曾出入这里。这个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中存在了三年之久，始终没有被外人发觉，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1946年，周恩来因忙于工作，无暇分身，便派司机开车送随行的熊瑾玎和朱端绶前往云南中路看视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并请他们拍几张照片送他作纪念。1952年，邓小平和李维汉路过上海，也特意到云南中路来看过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80年8月该旧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民居。但不管怎么样，云南路曾经留下过这些人的身影，应该说也是属于这条马路的一个历史印迹。